1706545877 第二，自由与法律。人同时是社会的个人，因此任何个人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行使自由的权利；亦因此，法律不仅仅是对违法者的惩罚，尤其是对人的权利的保护。

1706545878

1706545879 “自由”需要法律来保护。康德有两段话说得最好。我忍不住再做一次“文抄公”。康德说：

1706545880

1706545881 “法律限制我们的自由，只是为了使我们的自由可以和他人的自由以及全体的公共利益相一致。

1706545882

1706545883 “这种自由附带着这种权利，那就是把我们自由还不能处理的各种思想和疑惑公开付诸讨论，而且这样做时，不会被人污蔑为捣乱的有危害性的公民，这是人类理性原有的权利之一，而人类理性，除了人人在其中都有发言权的那种普遍人类理性之外，并不承认其他裁判者。而且，既然我们的状态所能有的改善，要得自这种来源，所以这样的权利是神圣的而且必不可剥夺的。”

1706545884

1706545885 康德实在可以称为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把自由、道德、幸福串在了一起，视为纯粹理性的“最高目标”。我觉得这两段话是最精炼最浓缩的。后来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实是对康德的发挥。

1706545886

1706545887 第三，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终其极是一致的。根据洛克的话，人生来是自由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这个思想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中表述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中表述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因此，公民的荣誉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并且提出：“法律对全体公民应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思想到上个世纪已经写进《联合国人权公约》里。

1706545888

1706545889 第四，自由与民主。“自由”是一种精神和理念，“民主”还兼有制度上的意义。没有自由精神的“民主”，只是构建了一些机构。当年的普鲁士设有议会和内阁，但最终是俾斯麦和国王说了算；俾斯麦恨透了那些“议会主义”者。所以如果没有自由的精神，“民主”便是个空壳。结合起来，就是以自由为精神，以民主为制度。

1706545890

1706545891 在东方的中国，庞大的帝国，尽管密封得严严实实，“欧风美雨”还是不可阻挡地冲进来了，这段历史是人人都知道的。

1706545892

1706545893 所以，我认为，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民主变革的精神已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散开了。试看今日之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社会处于何种阶段，国家关系何等对立，种族、宗教教派冲突何等毫无理性、激烈而又狂热，自由和民主作为人类神圣的、理性的精神，有谁能公开加以拒绝呢？

1706545894

1706545895 最后仍回到黑格尔的命题上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大功劳之一，就在于揭开历史经验的表层（尽管这“表层”非常丰富多彩或惊心动魄），让“精神的历史”浮出了水面，这的确是哲学家的睿智和深邃之处。

1706545896

1706545897 今天讲的，可以作为我对欧洲文明史的一种理论性的概括。有许多观点在前几讲中零零碎碎地讲过一些，今天把它集中起来。本来还想把方法论、认识论的问题专门作为一讲，下面只有两讲了，我原来的设想只好改一改。其实今天讲的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总之一句话，如何认识欧洲文明的基本点和这些基本点是怎样形成的，还是要走进历史，认识并熟悉历史。

1706545898

1706545899 下面一讲将谈谈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关系。时间不够了，有问题下次一起提吧。

1706545900

1706545901 〔1〕此处我使用了“自由主义”一词，而没有用“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因“资本”而生发出的“主义”；而“自由主义”则重在人的精神。一般讲“自由主义”指“英美传统”，而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涵义有参差。我使用这个概念取其广义而未拘细节。

1706545902

1706545903

1706545904

1706545905

1706545906 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88]

1706545907 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十四讲 欧洲文明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1706545908

1706545909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从欧洲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来看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问题。我们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意思就是：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

1706545910

1706545911 我不晓得在座的年轻朋友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迷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文化，就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呢，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互接触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即在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相接触的时候，中国的文明代表的是“古代”，而西方的文明代表的是“近代”，这就有了文化冲突，促使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使得中国的旧文化失去了“自主性”。那么中国的近代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一般的说法从19世纪中叶，从1840鸦片战争开始算起，这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在这以前呢，中国是停滞在古代状态的：春秋战国，先秦时代可以叫它“远古”，汉魏六朝你可以叫它“中古”，唐宋以后，特别是宋朝以后，可以叫它“近古”，一直到1840年。总之是“古”。1940年西洋文明进来了，古代的中国人忽然发现中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林则徐、魏源等等这一批人发现西洋的洋枪大炮很厉害，发现了另外一个“文明”，因此林则徐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睁眼看世界”，看看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又提出“以夷制夷”，用外国人的办法来对付外国人，就是要向西方学习的意思。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才有了近代史。所以中国的近代史是有了国际的参与才产生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大帝国的状况，文化失掉了自己本来的“自主性”，并不是件坏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天下要变，世界要变，民族要变，社会要变，人要变，停滞封闭的中国不能不变，变是件好事。这就让黑格尔说中了，黑格尔说中国的帝国，一直是处在“世界历史”之外的。当然黑格尔这句话完全是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看成是“世界”，所以说中国处在世界之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对了，就是中国是个停滞的状况，处于世界变化之外；所以我就说“变”是好事情，不变才是糟糕的事情。我记得去年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官员，很有些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走过来了，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他这话说对了一半。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是说对了，但还要这样走下去，错的；还沿着这五千年的历史走下去，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不变是不行的。为什么中国有今天的状况？为什么大家能坐在这个课堂里学习？为什么还有的同学毕业以后去留学？这都是“变”的结果！我们古人说，“穷则变，变则通”。所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核心一个字就是“变”。我们中国的历史同西方的历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不变，西方总是在变。西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在变，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循环。中国的文化经常用四个字来形容：“博大精深”，不错的，确实是博大精深。我们中国的哲学、历史学、美学，带着普世性的伦理学，除去愚忠愚孝等等一类糟粕，有很多普世性的伦理学都是很精粹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认为问题出在政治文化上。而政治文化是决定一个社会的形态的。下面我就讲三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政治文化问题，第二是中国的精神文化问题，第三讲一讲我对当前中国教育的看法。

1706545912

1706545913 这里有两个概念先要把它弄清楚，一个叫做“传统文化”，再一个叫“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是相关的，但是又有区别的。提出这么两个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先是庞朴教授提出来的，后来李慎之先生又做了发挥。我赞同他们的意见，是要把它们区别开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传统文化”比较具体，比如我们的古代文物、文学、绘画等等都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则是在这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的，或者是道德性的“道统”，这就是“政治文化”。那么这种“文化传统”有什么特点呢？简而言之，就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到上的“臣民主义”。从秦皇汉武以来一直是这样的，一直是这两个主义，无论是哪朝哪代，都是这样，没有例外。有人说历史上有“农民起义”，秦末的陈胜、吴广，唐朝的黄巢，明朝有李自成，清朝有太平天国洪秀全，他们又怎么样呢？他们即使是推翻了那个王朝，甚至于还成功地做了“皇帝”，他还是做“皇帝”嘛，他还是搞农民军领袖的“专制主义”。原来跟他的铁哥们都变成丞相了，当了大官。结果生产关系没变，社会没变，农民军的领袖不可能想出一个办法来说咱们搞选举吧，像华盛顿那样搞选举。有句话叫“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那么这个传统破得怎么样了呢？应该说从形式上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以皇族为统治中心的专制主义从现象上消失了。但是封建思想，它的精神并没有消灭掉，很顽强。存在了几千年的东西，沉淀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国际歌”里有句话：“要靠我们自己，不靠神仙和皇帝。”只有到了这个境界，社会才是真正自由的、平等的、自立的、自主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在普通民众里面，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国家干部，总之有知识的人，直到今天，脑子深处恐怕还有这些东西在晃动。你看电视剧里面的很多暴君，不是在被歌颂吗？不是作为歌颂的对象来演吗？炒得沸沸扬扬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不是拿暴君当作正面形象来歌颂的吗？那个《康熙王朝》歌词里面有一句话我听了就不寒而栗，叫做“我还要再活五百年”！大家想想你们受得了吗？“歌颂”了半天，惟独不指出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他们制造的“文字狱”。龚自珍的两句诗大家可能熟悉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这些在电影里不见了，变成了一片歌颂的声音。就连我们一般的电视剧里头，济贫的啊，抓坏人的啊，哪一部片子不是第一把手说了才能抓住。这里面都有一些旧的东西在晃动，我不是批评和谴责这些编剧，就是说这种东西，这种政治文化不要小看了它的影响。你看那些电视片里头，公司的董事长，什么集团的老总，哪个不是非常霸道的啊，哪有一点讲民主的气息啊。一百多年了，这些东西破除得还很不够，所以才要讲民主和法治。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个内容，一个叫“自由的精神”，一个叫“民主的制度”。马克思在《神圣家庭》里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以后写的，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批判唯心主义）有一句话叫，“人要把人当作人来认识”。这句话非常深刻。既然如此，就要尊重人的权利，这是自由的精神、民主的制度的基础。

1706545914

1706545915 下面讲“精神文化”。精神文化要复杂得多，文化是需要不断培养和滋补的。我所说的中国的传统的精神文化也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旧文化，其实这是一个大体上的划分，历来说的是从汉朝到宋朝完成儒道释三合一。春秋战国不算，因为春秋战国确实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时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大家想说什么说什么。你们都是大学生，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读一点《论语》、《孟子》。《汉书》是说可以分成九家，或者是十家，那时候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所以它是“百家争鸣”。到秦始皇以后，特别是到了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在儒这个骨子里面又糅进了一些比如说纵横家、道家，甚至于老子的一些东西。同时外来的印度佛教的一些思想也糅进去了，这样到了宋朝就慢慢糅合起来，以儒为主，形成儒道释三合一这么个精神状况，变成了一个一统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虚伪性很大。真正的要对人实行统治的时候，它就不完全是“儒道释”了。口头上仁义道德，实行的是严刑峻法。

1706545916

1706545917 这样一种精神文化，一遇到先进的西方文明，当然就显示出它的历史弱点来了。“五四”的时候，李大钊说过这么一句话，“农业文明碰上了工业文明，败下阵来了”。李大钊、陈独秀都说过这样一些非常尖锐的话。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就不可能不吸收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刚才讲了，林则徐、魏源这些人，是在经验当中碰到了西方文明，感觉到需要向西方学习一些东西，学习他们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办海军。这是一个阶段，后来的“洋务派”也是沿着这个思路下去的。同时也有一些更敏锐的人，比如说严复，他觉得不仅要学习人家的枪和炮，更要学习他们的制度，学习他们的政治制度，学习他们的经济制度，等等。他翻译了八本书，主要是英国的，只有一本是法国的，孟德斯鸠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这八本书里面差不多概括得相当好。严复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用西方的文明来“开启民智”。他说，“民智”不开，你什么制度也没有办法。所谓“开启民智”，就是使民众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今天我们还有八千万文盲，八千万这是官方的统计，实际上恐怕不止这个数。可怕的一个数字！没有文化就愚昧，愚昧就使这个民族站不起来。后来的“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要学习西方的工业，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中体西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的文化本体不动，还是“专制主义”，还是“圣明主义”，这叫“中体”。“西用”是把西方的物质文明拿过来为我所用，只当作技术和工具。当时的严复看到这个问题，说中学有中学之“体”，中学有中学之“用”；西学有西学之“体”，西学有西学之“用”。体和用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后来严复也变成保守派了，这是一个人的发展的局限性吧。

1706545918

1706545919 “戊戌政变”大家都知道，康有为主要搞“君主立宪”，结果失败了。后来清政府也想搞宪政，派出了五大臣到国外去考察，到欧洲，到日本，到美国去考察宪政、政治。不管清政府只是做个姿态也好，或者真要立宪也好，反正五大臣真的带领一帮人浩浩荡荡到了这些国家，到了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美国，他们写回了条陈，这些条陈都印成了书了。他们是怎么写的呢？他们说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受到很高的礼遇。这些国家向他们讲怎么样立宪，怎么样实现议会制度，等等。大臣们非常兴奋，写回来的条陈一方面是表示拥护大清皇帝；第二呢，是怎么样地实行宪政。最后还写了一份“总结报告”，核心就是实行“君主立宪”：皇帝万万不可没有，但是宪政必须实行。但是不管清政府是真是假，反正“君主立宪”是来不及了，为什么来不及了？孙中山已经发动革命了。

1706545920

1706545921 辛亥革命以后，在政治上进一步学习西方了。孙中山有句话，后来也是“新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叫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但是他脑子里实际想到的是学习美国的总统制。孙中山的革命也是有头无尾，很不顺。到了“五四”时期，中国进一步向西方开门，而且总结出两条来，大家都知道的，请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就是“科学”，science；“德先生”就是“民主”，“democracy”，这是抓住了要害。西方文明多少世纪，从中世纪到近代，一直到现代，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科学和民主。而中国所缺的也正是科学和民主。我要是讲新文化啊，“五四”时期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打倒孔家店”，是一个极端的口号，你不提出这个“极端”的口号，我们这个很顽固的传统制度没有办法推倒。孔子里头也有好东西，可以留下来，但是先打破了再说，先把“孔家店”打倒之后，他里面有什么可以用的再拿来用，就是把这个“体”变一变。五四时期把赛先生、德先生请进来，从此开始，大家看一看中国的近代文明史，就会发现开始了另外一个春秋战国以后几千年以来第二次真正的“百家争鸣”，就是五四以后，一直到40年代的二三十年这个时期。我认为，要了解中国的近代文化史，就要给这个时期以充分的关注。周谷城先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去了，一百多岁了）说这二三十年是古今中外文化在中国大交汇的时期。周先生曾主持把这个时期中国所有的翻译书和文学、历史、哲学、理工各个学科的著作，编了一套《民国丛书》，在前几年影印出版。该套书总共三千种，编了三辑，按照理工、文学、哲学、历史这样的分类，周先生任总主编，作了一个“序”。在这个“序”里面，他讲这个时期是中国近代中外古今各种思潮各个学派大汇合的时期，是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次真正的“百家争鸣”。我是非常赞成他这个观点的。这个时期的文化名人很多很多，现在我们又在重印那时他们写的书，真是各种意见交汇，相同的，相反的，相互批评的，相互认同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交汇，很生动，很精彩。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么一种局面呢？第一是由于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在精神上和大文化上把我们这个旧传统冲破了一个大口子。新文化运动，包括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用白话作文，这也是一支，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是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力量，去批判和打破我们的旧的传统。第二，当时中国是军阀割据，没有一统的意识形态，因而可能出现一种自由辩论的气氛。在自由发挥的这么一个氛围里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么一种生动的文化局面。这个局面在我看起来，很有点像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时间上，承接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把中世纪冲破了一个口子。“宗教革命”不是一个单纯宗教问题，当时欧洲的宗教渗透到了千家万户，因此宗教革命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想的、精神的、文化的一种大突破。接下来便是“启蒙”。“启蒙运动”从法国开始，但是很快普及到欧洲的各个国家，而且也影响了美国。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里，我们的文化发展有些像启蒙运动，思想非常活跃，对未来的向往非常强烈，人文气息非常浓厚。但是可惜的是我们这个生动的局面夭折了，断档了。西方的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一起迎来的是19世纪的大发展；而我们那个所谓“启蒙运动”为什么夭折了呢？碰上了抗日战争，全民抗战，那些精英分子，知识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到大西南去了，北校南迁，南方的一些学校也都往那边去了。西南这一块地方，昆明这一块地方，保存下了一些我所说的中国启蒙的种子，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以后呢，紧接着是解放战争，国共内战。

1706545922

1706545923 1949年以后，我们在文化教育上有许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政治运动太多了，每一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都是被批评的对象，精神文化因而持续地受到摧残。

1706545924

1706545925 我给你们讲点老故事。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时，那时候正在“抗美援朝”，我们学生都参加了宣传工作。有些老知识分子，老教员啊，老教授们，许多都是留过洋的，或者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干过什么差事的。那么就被说都有“恐美、畏美、敬美”这么一些情绪。“恐美”就是怕美国人啊，我们怕美国人，抗美援朝，是要打美国啊，这是要不得的。“崇美”，崇拜美国那怎么行，那不是卖国吗？“敬美”，那更不能要了。所以就开展一种运动，清除这些思想。凡是在蒋介石政权下或者是在日本政权下做过事情的人，都要跟大家讲一讲，坦白坦白，说说清楚。你们看没看过一本小说，杨绛先生写的《洗澡》。她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她的那本《洗澡》写的就是我现在要说的这件事情。在我们清华大学内部，当时叫做“知识分子忠诚老实”运动，后来不用这个词了，叫做“思想改造运动”。就是让这些老师们，从校长开始，按照校一级，院一级，系一级向大家作“自我检查”，叫做“洗澡”，洗干净了之后你做事情，洗不干净再洗。这本小说大家看一看，挺有意思的。可能你们看不懂，因为你们不大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学生都要听老师们做检讨，听完后提意见，上纲上线。现在看来，就是后来“文革”的一种“预演”。我也提意见，提的意见都幼稚得很。我记得冯友兰先生做检查，冯友兰先生在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时候，做过蒋介石的“顾问”；“顾问”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那不得了，那就算是“失节”了。这事情追究起来没完没了啊。外文系的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在我们系里做检讨，检讨自己的出身，广东的什么小市民，小商贩，到了国外去留洋，因而变成了“买办”，怎样怎样的。我当时听了，就站起来说了一句：“吴先生检讨得差不多了”，意思是可以“过关”了。不料这句话引起大家的注意，都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后来有一位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同学来找我谈话，说你这人啊，“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啊，你以为这样是“帮助”吴先生吗，实际上你是“害”了吴先生，你这个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上。那时候我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说我受封建士大夫家庭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话我一直记着，就此给自己定了性，以后写“自我批评”或“自传”时都少不了这些话。这次运动是解放以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有三本书是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状况不能不读的。一本书是钱钟书先生写的小说《围城》，大家都知道的，这是反映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的。第二本是杨绛先生的小说《洗澡》，反映50年代初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运动。第三本书也是杨绛写的，叫《干校六记》，是写“文化大革命”时的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历史，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是不行的。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不了解自己的社会，是不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后没有多久，就来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主要对象又是知识分子。费孝通先生因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棒子被打成右派。毛主席不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那些知识分子便傻乎乎地说，真的“鸣放”了，结果都很惨，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受到更惨重的摧残。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更不要讲了。“文革”时我是个小人物，一个普通干部。但是我也有毛病，这毛病叫“白专”道路，“专”那好啊，但你不要“白专”啊，“白”是跟“红”反着的。那么后来就下乡，到“干校”去，卷了铺盖，什么都不想，再也不要回城了，再也不要当知识分子了，当“知识分子”没什么出路。还是那句话，个人遭遇不去说它，但是对中国文化来讲，“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啊，是对人的精神的戕害。这段历史，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因为你们相当多的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现在也很少人再去讲它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听见“文革”这几个字，还是毛骨悚然，因为那是文化的大摧残，是对民族精神的大摧残。现在居然还有人有意让人“忘掉”它，甚至说不能全盘否定它！现在那几个“样板戏”又在唱，不但唱，而且叫它“红色经典”！王元化先生说，他一听到“样板戏”，马上就想起那时候对我们的迫害、镇压，血淋淋的事，数不胜数。

1706545926

[ 上一页 ]  [ :1.7065458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