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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21 辛亥革命以后，在政治上进一步学习西方了。孙中山有句话，后来也是“新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叫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但是他脑子里实际想到的是学习美国的总统制。孙中山的革命也是有头无尾，很不顺。到了“五四”时期，中国进一步向西方开门，而且总结出两条来，大家都知道的，请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就是“科学”，science；“德先生”就是“民主”，“democracy”，这是抓住了要害。西方文明多少世纪，从中世纪到近代，一直到现代，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科学和民主。而中国所缺的也正是科学和民主。我要是讲新文化啊，“五四”时期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打倒孔家店”，是一个极端的口号，你不提出这个“极端”的口号，我们这个很顽固的传统制度没有办法推倒。孔子里头也有好东西，可以留下来，但是先打破了再说，先把“孔家店”打倒之后，他里面有什么可以用的再拿来用，就是把这个“体”变一变。五四时期把赛先生、德先生请进来，从此开始，大家看一看中国的近代文明史，就会发现开始了另外一个春秋战国以后几千年以来第二次真正的“百家争鸣”，就是五四以后，一直到40年代的二三十年这个时期。我认为，要了解中国的近代文化史，就要给这个时期以充分的关注。周谷城先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去了，一百多岁了）说这二三十年是古今中外文化在中国大交汇的时期。周先生曾主持把这个时期中国所有的翻译书和文学、历史、哲学、理工各个学科的著作，编了一套《民国丛书》，在前几年影印出版。该套书总共三千种，编了三辑，按照理工、文学、哲学、历史这样的分类，周先生任总主编，作了一个“序”。在这个“序”里面，他讲这个时期是中国近代中外古今各种思潮各个学派大汇合的时期，是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次真正的“百家争鸣”。我是非常赞成他这个观点的。这个时期的文化名人很多很多，现在我们又在重印那时他们写的书，真是各种意见交汇，相同的，相反的，相互批评的，相互认同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交汇，很生动，很精彩。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么一种局面呢？第一是由于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在精神上和大文化上把我们这个旧传统冲破了一个大口子。新文化运动，包括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用白话作文，这也是一支，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是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力量，去批判和打破我们的旧的传统。第二，当时中国是军阀割据，没有一统的意识形态，因而可能出现一种自由辩论的气氛。在自由发挥的这么一个氛围里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么一种生动的文化局面。这个局面在我看起来，很有点像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时间上，承接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把中世纪冲破了一个口子。“宗教革命”不是一个单纯宗教问题，当时欧洲的宗教渗透到了千家万户，因此宗教革命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想的、精神的、文化的一种大突破。接下来便是“启蒙”。“启蒙运动”从法国开始，但是很快普及到欧洲的各个国家，而且也影响了美国。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里，我们的文化发展有些像启蒙运动，思想非常活跃，对未来的向往非常强烈，人文气息非常浓厚。但是可惜的是我们这个生动的局面夭折了，断档了。西方的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一起迎来的是19世纪的大发展；而我们那个所谓“启蒙运动”为什么夭折了呢？碰上了抗日战争，全民抗战，那些精英分子，知识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到大西南去了，北校南迁，南方的一些学校也都往那边去了。西南这一块地方，昆明这一块地方，保存下了一些我所说的中国启蒙的种子，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以后呢，紧接着是解放战争，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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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23 1949年以后，我们在文化教育上有许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政治运动太多了，每一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都是被批评的对象，精神文化因而持续地受到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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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25 我给你们讲点老故事。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时，那时候正在“抗美援朝”，我们学生都参加了宣传工作。有些老知识分子，老教员啊，老教授们，许多都是留过洋的，或者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干过什么差事的。那么就被说都有“恐美、畏美、敬美”这么一些情绪。“恐美”就是怕美国人啊，我们怕美国人，抗美援朝，是要打美国啊，这是要不得的。“崇美”，崇拜美国那怎么行，那不是卖国吗？“敬美”，那更不能要了。所以就开展一种运动，清除这些思想。凡是在蒋介石政权下或者是在日本政权下做过事情的人，都要跟大家讲一讲，坦白坦白，说说清楚。你们看没看过一本小说，杨绛先生写的《洗澡》。她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她的那本《洗澡》写的就是我现在要说的这件事情。在我们清华大学内部，当时叫做“知识分子忠诚老实”运动，后来不用这个词了，叫做“思想改造运动”。就是让这些老师们，从校长开始，按照校一级，院一级，系一级向大家作“自我检查”，叫做“洗澡”，洗干净了之后你做事情，洗不干净再洗。这本小说大家看一看，挺有意思的。可能你们看不懂，因为你们不大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学生都要听老师们做检讨，听完后提意见，上纲上线。现在看来，就是后来“文革”的一种“预演”。我也提意见，提的意见都幼稚得很。我记得冯友兰先生做检查，冯友兰先生在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时候，做过蒋介石的“顾问”；“顾问”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那不得了，那就算是“失节”了。这事情追究起来没完没了啊。外文系的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在我们系里做检讨，检讨自己的出身，广东的什么小市民，小商贩，到了国外去留洋，因而变成了“买办”，怎样怎样的。我当时听了，就站起来说了一句：“吴先生检讨得差不多了”，意思是可以“过关”了。不料这句话引起大家的注意，都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后来有一位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同学来找我谈话，说你这人啊，“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啊，你以为这样是“帮助”吴先生吗，实际上你是“害”了吴先生，你这个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上。那时候我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说我受封建士大夫家庭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话我一直记着，就此给自己定了性，以后写“自我批评”或“自传”时都少不了这些话。这次运动是解放以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有三本书是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状况不能不读的。一本书是钱钟书先生写的小说《围城》，大家都知道的，这是反映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的。第二本是杨绛先生的小说《洗澡》，反映50年代初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运动。第三本书也是杨绛写的，叫《干校六记》，是写“文化大革命”时的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历史，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是不行的。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不了解自己的社会，是不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后没有多久，就来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主要对象又是知识分子。费孝通先生因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棒子被打成右派。毛主席不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那些知识分子便傻乎乎地说，真的“鸣放”了，结果都很惨，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受到更惨重的摧残。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更不要讲了。“文革”时我是个小人物，一个普通干部。但是我也有毛病，这毛病叫“白专”道路，“专”那好啊，但你不要“白专”啊，“白”是跟“红”反着的。那么后来就下乡，到“干校”去，卷了铺盖，什么都不想，再也不要回城了，再也不要当知识分子了，当“知识分子”没什么出路。还是那句话，个人遭遇不去说它，但是对中国文化来讲，“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啊，是对人的精神的戕害。这段历史，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因为你们相当多的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现在也很少人再去讲它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听见“文革”这几个字，还是毛骨悚然，因为那是文化的大摧残，是对民族精神的大摧残。现在居然还有人有意让人“忘掉”它，甚至说不能全盘否定它！现在那几个“样板戏”又在唱，不但唱，而且叫它“红色经典”！王元化先生说，他一听到“样板戏”，马上就想起那时候对我们的迫害、镇压，血淋淋的事，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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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27 “文化大革命”总算是过去了，但是我们中国睁开眼一看，世界又是大变。但愿我们中国以后不会再重复过去的命运了。这一百多年来中国面对世界，总有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赶”。因为我们刚开始同西方文化相遇的时候，中国就发现落后了。刚才我说了，中国是古代啊，人家是近代了，所以非“赶”不可。“赶”就要把西方的东西学过来，拿过来它又不是自己的，不是在自己的土壤里生长的，因此是“稼接”的，稼接，老是稼接不准。所以就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现象，各种困难，老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不永远是一个“赶”的姿势吗？也幸亏我们有一个“赶”的姿势，如果没有这个姿势，我们这个民族就真没有前途了。我们现在还在“赶”，为什么加入WTO啊，为什么要跟国际“接轨”啊？这无非说明了我们同世界潮流有一个差距。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大认识的世界，发现又一次落后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文化怎么能“自主”得起来呢？我刚刚讲了一个“变”，现在又说了一个“赶”，我觉得这个“赶”字非常重要，是非“赶”不可的。同学们在这儿读书，也是“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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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29 我们的新文化应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成“形”，还没有“自主”的东西。传统文化进一步式微了，在座的谁读过《论语》、《孟子》，谁读过《春秋》、《左传》，谁读过《史记》？恐怕连近代史都很少知道的。“文化传统”是要不得的，但是“传统文化”你还得有选择地保留下来。甚至于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化品位，文化水平，文化素养，很大程度上看你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吸收了多少。你们别看我是学外文的，但我从小就是受“老古董”教育的。我们引进来的西洋文化不少，应该说这一百多年来引进不少。张东荪说，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是一个事实，不是个理论问题。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一直吸收西方文化，在张先生所在的那个时期，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文化里已经有很多西方文化的成分了。他打了个比方，就好比拿盐水兑在淡水里面，盐水越多，这个水越咸，但他这是讲吸收西方文化。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的时候，缺乏正常的、健康的精神准备；特别是现在，有点像“赌博”一样，陈寅恪先生过去讲的“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摸着什么牌就是什么牌，不系统。我这里特别指的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理工好一点。但是理工也有一个问题，我说些外行话，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区别“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模糊地称为“科技”。而且有的时候把“技术”看做是高于“科学”的，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合适的。技术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是技术的基础。现在，中国科学院也在提倡要搞基础理论了。但我们最缺最缺的还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缺的原因是什么呢？仍是我刚才说的，断了二三十年的档。到了1949年以后，这就连上了我底下要谈的问题：教育问题。我念的这几个大学，好多学科都被取消了，现在才重新恢复。什么东西取消了呢？社会学取消了，政治学取消了，心理学取消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里面的法律也取消了。都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代替了。心理学被分成了两半，属于自然科学那一半保留下来，放在理科；属于社会科学部分的心理学干脆取消了。这都是对社会科学的一种大摧毁。“文革”以后，这几年慢慢恢复，但是元气大伤啊，社会学刚刚恢复；还是在费孝通先生手里面，在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各个大学也成立了社会学系。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也恢复了，这都是“文革”以后慢慢恢复的。所以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很幸运，可以比较系统地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谓精华还是那两个：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说来说去就这两条。过去贺麟教授呼吁：应该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同时“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还有一位老先生，讲了一句警句，我认为是一句“警句”，他说，如果不读中国的历史，你就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伟大”；你如果不读世界历史，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么落后。非常辩证的两句话。那么我们的“新文化”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我个人想不出来它该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把西方文明里的精华的东西，而不是糟粕的东西，吸收进来，让它在我们的土壤里生根、成长，这样出来的“新文化”，不是“稼接”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我想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文化，应该既有科学，又有民主，同时保存了传统文化中的好的东西。有哪些好的东西呢？我提三条，一条是中国的哲学，第二条是中国的美学，第三条是中国的伦理中可以“抽象继承”的那部分。我想，我们的文化应是这样的一种“融合”，而不只是一种“拼凑”。达到那种“融合”，恐怕需要若干个世纪。这是第二个问题，“精神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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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31 第三，讲讲教育的问题，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吸取的教训相当多，我们的教育现在还是很滞后的，同时代比是滞后的，同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相比，也是大大滞后的。刚才我说了官方的统计数字，我们的文盲是八千万，当然你说我们十三亿人口有八千万文盲算得了什么？那八千万拿到国外去是几个国家啊。只说上海、南京、北京，这些大城市，你举目四望真正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究竟有多少？文化，别小看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脊梁，设想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它是个什么民族？它就是个“劣等民族”。文化问题我觉得很大的任务应该落在教育上。而我们现在的教育的发展是相当畸形的。小学、中学搞什么“重点学校”，就非常不正常。质量好的教员、学生都在几个“重点学校”，大量学校保持在低质量、低水平上。我刚才讲到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教育的一个检验。50年代初我是在清华大学念书，你们现在条件好，踏踏实实地念书，我们那个时候大半时间去搞运动了。我一上大学就把我调去搞“三反”“五反”去了，反贪污反浪费，斗资本家，斗来斗去，大部分斗错了。“三反”“五反”以后不久，调去搞抗美援朝宣传，没怎么好好读书。到1952年，毕业的头一年，又把我调出去了，调到团中央去开会，去工作。等我回来以后，说你不在清华大学了，为什么呢？说是“院系调整”了。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不再要文科了，把文科赶到北大去了。清华大学有很多很有名的老教授，文科的。都分到北大去了。清华大学因此就变成了一个“瘸腿”的大学，叫做理工综合大学，这真是滑稽！“大学”是什么意思？现在什么都叫“大学”，“钢铁”大学、“外国语”大学、“医科”大学，这怎么能叫“大学”呢？那只是college吧。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不叫大学，不叫university。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个“发明”，把那些专科学院都升级为“大学”，真是奇怪的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专业学校变成了“大学”（university）！一百年前中国开始有近代高教时，开局那是不错的。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清华叫清华学堂，北京大学早一点叫京师大学堂。办的大学教育，叫“通识教育”。什么叫“通识教育”？来源也是西方的。就是欧洲早期提倡的各种学科的教育，包括几何学、逻辑学、音乐、文法等七种学科。欧洲13世纪以后由神学院转为大学的时候，基础就是这七个学科，综合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既有文科也有理工科，这叫做“通识教育”。而我们的教育是分科太细太专，没有“通识教育”了。把知识强行割裂了；而且歧视社会科学和文科到“文革”时达到极点。“文革”晚期，毛主席说这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他说理工大学还是要办的，文科是向社会学习。“通识教育”彻底不要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两块，一个是理工，一个是文科。文科这一块不要了，长期以来造成的后果，损失太大了，这个损失是无形的，是很难弥补的。最近钱伟长先生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他就说要重提“通识教育”，就是把文科当作综合大学的基础，理工科也要学些文科。理工科的学生应该有些社会科学的知识，有些人文的关怀。钱先生说他在清华大学任副校长时就是搞“通识教育”；他现在在上海大学当校长，也提倡搞“通识教育”。他说要拆倒“四堵墙”，我记不得这“四堵墙”是什么了，反正有一堵墙就是文科与理科之间的“墙”，推倒四堵墙，提倡“通识教育”，这是钱先生去年年底的时候提出的。我觉得恐怕大学教育啊，就应该走这条路，应该提倡“通识教育”。不能够再出现那种大学生写不出一封家信的状况。现在讲写一篇文章啊，不客气地讲，过去在初中的时候就应该解决了。我知道北京的有些名牌工科的学生写不出文章，因为他只知道那些“专门术语”，连不成句子。这是从技术上来讲，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人文的精神，文化的学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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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33 大学教育固然非常重要，中小学同样重要，中小学是基础啊。我觉得应该百花齐放地办各种学校。我们的学校数字，单从数字来讲太少了。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我们全国的大学算起来一共有一千多所，美国有一万多所，而我们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5倍。就这几个数字你听听，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更何况还有大批上不了学的人怎么办？所以应该提倡办各种各样的“职业学校”，各种各样的技术学校。我有一个同学，是我在清华大学时候的老同学，50年代被打成右派，发到了北大荒，一去就是一二十年，回来的时候工作也没有了，就回上海的老家了。回到上海去，开始找工作找不到，甚至吃饭都成了问题。后来，他凭自己的努力，办起了职业学校，这个过程就不去详细说它了。这个学校以教英文为主，也教一些历史知识、公民教育什么的，生源是什么呢？是考不上大学的人。考不上大学的人有几种：一种是高考分数没有上线，这算是比较好的学生，他们有出路，他们可以上别的学校，就业也不算太困难。但是还有大量的失学青年，谈不上什么“分数线”，素质也比较差，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变成了社会的渣子，就成了对社会不利的因素。我这位同学招的学生很多是这一类的青年，在开始办学的时候，很苦，很难，他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到街上去拣人家丢掉的桌椅板凳，办起了这座很小的“中西进修学校”，他自己当校长。他居然办成了，而且家长都欢迎。后来也有人捐款，他自己也收点学费，逐渐逐渐地，这个学校就越办越好了，现在已经在上海的七个区办起了他的学校，在浦东新区干脆办起了叫“中西进修学院”，跟美国的一家什么高科技公司合作。结果他这个民办学校就办成了，一方面是“职业”学校，同时又是一个“社区”学校，这功德无量啊！他每一次到北京来都来看我，他总是说一生中有十几年送给了北大荒，晚年要办一些对社会有利的事情，把社会不利因素化为有利因素，发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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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35 办学校从根本说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国民素质低，低在什么地方？低在文化水平上，关键是在这儿，愚昧是可怕的，愚昧是可以葬送一个民族的，我觉得这是个危机啊！我有一个朋友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担心我们民族正在变成一个“劣等民族”。这话听得我心里一震！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个人人有责的大问题。现在动不动就讲足球要从娃娃抓起，音乐要从娃娃抓起，什么都要从娃娃抓起。但是我要大声疾呼：人的素质更要从娃娃抓起；同时要问一句：谁去抓那个“抓娃娃”的人的素质呢？“抓娃娃”的人脏话连篇，道德水平低下，他能抓出来什么“娃娃”？这的确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怎么办呢？只有大家努力，把各级学校办好。现在对教育的投入太低。我有个想法，可能是无稽之谈！我觉得应该收“教育税”，让那些董事长，大公司啊，交教育税，不要去给明星送房子，要向他们征收强制性的教育税，鼓励私人办学，私人办非盈利的学校。在西方，私人学校比公立学校办得好，有特性。还应该多办成人学校、老年学校。我在加拿大讲学的时候，曾去给他们的成人教育班讲课，讲中国历史。坐在那儿的学生都是些退休的老人，非常认真，记笔记，提问题，跟我讨论。我觉得这里头有一种精神在，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学习看成是毕生的事，不是把学习看成是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正像我们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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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37 这个教育问题，我说了半天的空话，无非两句话，一句话叫，只争朝夕，要从现在起，从人人做起全民办教育，全社会办教育。第二不能性急，这是几个世纪的事情。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从13世纪的神学院开始的，变成现在的大学。哈佛大学是16世纪开始的，美国独立以前就有，几个世纪下来了。教育本身成了传统，无论发生了什么，教育都是第一位的大事。办教育，不要再搞形式主义，办教育需要的是“宁静致远”，不是搞热热闹闹、花花哨哨，应该恢复到蔡元培那时候的“通识教育”上去。这样持之以恒，有一段时间呢，就会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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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39 最后，我看你们这么年轻，我觉得非常高兴，非常兴奋，我送同学们几句话，就是趁着你的大好时光，记忆力强，体力也好的时候，要不知疲倦地学习，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老师教给你的，这是一回事，你能不能吸收，你吸收多少这是你的事情。庄子有一句话，“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不管你是多大的学者，哪怕你是科学院院士，你不知道的东西总比你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没有这个胸怀是不行的。中国的民族振兴应寄希望于文化的复兴。经济我们现在正在搞，但是文化教育问题，比造两颗原子弹更难，比办一两个大企业集团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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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41 课堂提问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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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43 1．问：您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教育现状，有什么办法吗？您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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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45 答：首先我觉得刚才我讲的是我们中国教育应该吸取的教训，我很少讲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应该说我们的教育还正在改进之中，还是在改进。但是这个改进用“行政命令”是不行的，性急也是不行的，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磨合”。我跟你打个比方，你们的情况我不熟悉，比如说清华大学，1952年把文科搞掉了，现在它恢复文科，很艰难的，非常艰难。但是下了这个决心，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恢复文科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给它叫好。恢复文科之后，这几年，应该说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所以我觉得呢，搞“通识教育”啊，主要的一个问题，说得简单一点的话，是如何对待文科的态度问题。一个是文科本身的人，本身的教授和学生要看得起文科，要给文科争气。再一个方面，理工科的教员、学生们也要关注人文的问题。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做，你具体地让我来说该怎么样，我说不出来；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一个“观念”的问题。到底怎样地对待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功的问题。重要的在于，我觉得重要的在于领导上的观念的问题，怎么样转变。当然也有我们大众，包括学生怎么样跟上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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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47 2．问：您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类似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如果有，应是哪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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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49 答：我的回答是没有。这个不能怪谁，不是谁的责任问题，是我们的历史发展决定了我们没有这段历史。有的人把唐宋八大家，唐朝的韩愈算作是一次“文艺复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有的人把五四时期算作是一次“文艺复兴”，我觉得有点儿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复兴古希腊文化，就是把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恢复过来，用它来扬弃中世纪的神学主义，神本主义，而且“复兴”更意味着“创新”，不是单纯的“复制”。中国没有这段历史，但你也可以说有点像。像刚才我讲的，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点像欧洲的启蒙运动，但是也不是它所构成的那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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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51 3．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认为中国的文化有没有丧失它的“自主性”？第二，您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应该从上而下，还是由中间，或者由下而上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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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53 答：第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几乎丧失了“自主”的力量。但是我不认为这个丧失了“自主”是件坏事。我们在19世纪中叶以前倒是有“自主性”，那个“自主性”是些什么东西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儒道释下来的文化传统；它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这种丧失并不完全是件坏事情。而且丧失了“自主性”是不由自主地丧失了，不是你想建立一个什么文化就可以建立一个文化的。中国文化在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例如通俗文化就是一种。现在那些哼哼唧唧的流行歌曲，有人可能很喜欢，但是它对于精英文化有多大的冲击啊！所以中国现在的文化形不成格局是有各方面原因的。但是我们将来总有一天会有我们的“自主”文化的，这需要时间的“磨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教育改革同政治改革我觉得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上面的决策相当重要，上面的决策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要不决策的话，你就办不成事。我们期待着什么呢？期待着政治改革能够逐步地进行，同时人们的观念，包括领导的观念能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个教育上的危机。现在说把上面抛开来，是不行的啊，没办法的。刚才我讲我的那个同学在上海办学校，虽说是“民办”，但是上面不点头，你还是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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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55 4．问：现在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初中就到国外去念，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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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57 答：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首先我认为留学不是一件坏事情，是件好事。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要留学的话，不要在太小的年纪就去。我不赞成现在的家长把小孩从小学就送到国外去，从长远来看，这对小孩的成长不利。当然这是个人行为，是家长的个人行为。另外我们的中学和小学虽然少，远远不够，但是我们够条件的小学，水平不比美国低，甚至高一档次。因此为我们的民族着想，把我们的中学生送到国外去是不妥的。这个我们跟美国人也是这样说的：你们的好多高材生，不客气地讲是我们这培养出去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大势所趋，就是确实我们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外，因此留学潮这个刺激是永远存在的，不仅仅是今天存在，将来还要存在。至于把学生送出去，作为一个个人行为来讲，我不赞成把小孩子就送出去。除非你决心让他做外国人，那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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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59 5．问：您刚才提到中国哲学，您能举一些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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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61 答：那多了，很多方面啦。中国的哲学包括历史学在内，应该是博大精深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出来的。我过去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学历史有什么用？我就干脆跟他们讲，没有“用”，什么叫做“用”？你把木头做成一张桌子这叫有用，这是实用之用。哲学、历史都有它的基本的成分，培养你的文化学养、素养。你有这点素养和没这点素养，大不相同。所以哲学问题，不光是中国哲学，包括学习外国哲学，都是有一个培养人的素养问题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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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63 6．问：请问对于目前的这种人文精神的沦丧，我们有什么办法吗？中国人似乎缺乏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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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45965 答：人文精神并没有沦丧，精神本身没有沦丧，“沦丧”的是那些轻视人文精神的人！如果你重视人文精神的话，你就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强这方面的修养。所以我劝你们呢，就是多读书啊，趁着你们还年轻，像海绵一样，多吸收知识，多吸收精神上的营养，只有这个办法，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信仰是你个人的事情了，你说我想信基督教，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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