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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回答是没有。这个不能怪谁，不是谁的责任问题，是我们的历史发展决定了我们没有这段历史。有的人把唐宋八大家，唐朝的韩愈算作是一次“文艺复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有的人把五四时期算作是一次“文艺复兴”，我觉得有点儿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复兴古希腊文化，就是把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恢复过来，用它来扬弃中世纪的神学主义，神本主义，而且“复兴”更意味着“创新”，不是单纯的“复制”。中国没有这段历史，但你也可以说有点像。像刚才我讲的，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点像欧洲的启蒙运动，但是也不是它所构成的那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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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认为中国的文化有没有丧失它的“自主性”？第二，您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应该从上而下，还是由中间，或者由下而上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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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几乎丧失了“自主”的力量。但是我不认为这个丧失了“自主”是件坏事。我们在19世纪中叶以前倒是有“自主性”，那个“自主性”是些什么东西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儒道释下来的文化传统；它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这种丧失并不完全是件坏事情。而且丧失了“自主性”是不由自主地丧失了，不是你想建立一个什么文化就可以建立一个文化的。中国文化在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例如通俗文化就是一种。现在那些哼哼唧唧的流行歌曲，有人可能很喜欢，但是它对于精英文化有多大的冲击啊！所以中国现在的文化形不成格局是有各方面原因的。但是我们将来总有一天会有我们的“自主”文化的，这需要时间的“磨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教育改革同政治改革我觉得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上面的决策相当重要，上面的决策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要不决策的话，你就办不成事。我们期待着什么呢？期待着政治改革能够逐步地进行，同时人们的观念，包括领导的观念能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个教育上的危机。现在说把上面抛开来，是不行的啊，没办法的。刚才我讲我的那个同学在上海办学校，虽说是“民办”，但是上面不点头，你还是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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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现在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初中就到国外去念，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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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首先我认为留学不是一件坏事情，是件好事。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要留学的话，不要在太小的年纪就去。我不赞成现在的家长把小孩从小学就送到国外去，从长远来看，这对小孩的成长不利。当然这是个人行为，是家长的个人行为。另外我们的中学和小学虽然少，远远不够，但是我们够条件的小学，水平不比美国低，甚至高一档次。因此为我们的民族着想，把我们的中学生送到国外去是不妥的。这个我们跟美国人也是这样说的：你们的好多高材生，不客气地讲是我们这培养出去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大势所趋，就是确实我们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外，因此留学潮这个刺激是永远存在的，不仅仅是今天存在，将来还要存在。至于把学生送出去，作为一个个人行为来讲，我不赞成把小孩子就送出去。除非你决心让他做外国人，那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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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您刚才提到中国哲学，您能举一些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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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多了，很多方面啦。中国的哲学包括历史学在内，应该是博大精深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出来的。我过去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学历史有什么用？我就干脆跟他们讲，没有“用”，什么叫做“用”？你把木头做成一张桌子这叫有用，这是实用之用。哲学、历史都有它的基本的成分，培养你的文化学养、素养。你有这点素养和没这点素养，大不相同。所以哲学问题，不光是中国哲学，包括学习外国哲学，都是有一个培养人的素养问题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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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请问对于目前的这种人文精神的沦丧，我们有什么办法吗？中国人似乎缺乏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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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人文精神并没有沦丧，精神本身没有沦丧，“沦丧”的是那些轻视人文精神的人！如果你重视人文精神的话，你就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强这方面的修养。所以我劝你们呢，就是多读书啊，趁着你们还年轻，像海绵一样，多吸收知识，多吸收精神上的营养，只有这个办法，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信仰是你个人的事情了，你说我想信基督教，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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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十五讲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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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这门课——《欧洲文明史论》的最后一讲了。我少讲一点，听听你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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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内容有点儿跳跃，留下的空白，需要同学们自己下去读大量的书补充。或许有人说读书没用，读书以后就全忘掉了。但在我看来，那实际上不是全忘掉了，而是变成了营养。你不要怕忘掉了什么，关键是看你能消化多少。多读书总是没坏处的，大家就应该趁着年轻多读一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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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一大特点就是：必须是个“通才”。在保证学分完成、分数及格的基础上，多读一点“非国际关系”的东西，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你们千万不要把学问囿于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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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讲东西文化的对照就是为了了解中国与欧洲不同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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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前的中国——在我看来——发展上没有大的突破，我给它取名为“朝代相因的自我循环”，当然这种说法许多人也并不同意。对于“即使没有外国1840年的入侵，中国自身也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说法，我是不相信的。有人说南宋、明朝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我认为那实际上只是生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际上都没有突破。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的许多博物馆，都没有证明中国自身产生过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如果让中国封闭发展而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是不是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我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这主要取决于中国会不会产生“工业革命”、生产力和人文思想上有没有历史的突破。但是，中国还来不及去证明，就发生了1840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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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近代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二是从独裁转变到不独裁（即共和、民主）。而古代中国就像一个密封的很大的“易拉罐”，若不从外部打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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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个英国人宣称，他已经搜集到了大量资料证明郑和比哥伦布先发现“新大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涉及到了全球化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有理性的判断。商品经济、工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往来会取代过去的相互封闭，从理性上说，全球化是个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航海打破了过去传统的时空观念，以各洋相互连通打破了过去相互分离的观念。至于郑和七下西洋，基本上还是一种政府行为、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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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前的中国还是个封闭的国家，我主要是说心态封闭。体现在两个例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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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16世纪发生的两起与对外关系有关的事情。一是葡萄牙到达印度洋，并在中国南部海域活动（《明史》中，称葡萄牙人为“佛朗基人”，后来进一步发挥，把来自西方的人通称为“佛朗基人”。《明史》中有《佛朗基传》）。当时葡萄牙人主要是经商（还未开始传教活动），并强占了澳门作为一个据点。可以说，葡萄牙在西方与中国的交往中起到了打开大门的作用。二是当时的中国只与马来亚、日本等周边国家通商，允许它们派“贡使”，坚持不与西方人做买卖。这两件事充分说明了当时中西方心态的不同：西方人（以葡萄牙人为代表）正在进入近代，在工业革命、航海业的发展的推动下，千方百计正在向外扩展；而中国，却在千方百计自我封闭。马克思也说过：在十四五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已经稀稀拉拉地出现了零星的资本主义萌芽；美洲的发现，绕过了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发展领域……也就是说，欧洲封建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突破这种封建关系的因素正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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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16世纪以后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你们可以看一下《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华书局：中国对外关系丛书）这本书。我个人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主要有这么几样东西：a.教义，天主教义；b.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水利、农田等等；c.实物，如圣母像、十字架等；d.测绘技术，如世界地图（中国向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利玛窦带来的地图本来是中国在东边，为使中国人能够接受，他做了些手脚，将中国放在了中间）；e.一些思想，如地球是圆的等等。而利玛窦为了传教，也在中国文化上下了很大功夫。最开始是穿和尚服，又读四书五经、先秦文学，换上了儒服。他的这些行动影响了一些中国的士大夫，并发展了一些士大夫成为天主教弟子，典型的例子是：徐光启、杨廷筠和李之藻。这三人当时都是明朝中层以上的干部，在朝廷做官。天主教在开始时在中国发展还算顺利，但不久以后就引起很多问题：首先，天主教传教士良莠不齐，在地方也有买房产、称霸一方、欺压百姓的事情，所以晚明一些地方陆陆续续发生过许多起“教案”——普通农民与当地传教士发生冲突。其次，也引起了朝廷内部一些反传教势力的反对，认为传教士传的东西有违中国传统道统，破坏中国固有文明，主张将其驱逐。这里有两个例子：一是，万历晚年礼部尚书沈漼排除传教士的活动，其动机来源于中国封闭的传统文明，而且还有朝廷的支持。他认为皈依天主教的教民有违传统，由此发动了由上至下的“南京教案”，“后台”是魏忠贤。这次“教案”使南京传教士损失惨重，纷纷南下。直至崇祯末年，魏忠贤、沈漼倒台，传教才再度慢慢兴起。这次“教案”说明，传教士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是相抵触的，而且，反传教的势力还有朝廷的高官作后台，传教困难重重。第二个例子是康熙初年四位辅政大臣在鳌拜支持下的反传教活动，主持者是杨光先（钦天监管气象的大臣），主要是反对传教士的气象理论和“地球是圆的”这种说法。可以参见杨光先写的《不得已辩》中的一篇：“辩邪篇”。这次反传教活动使得天主教徒有的下狱、有的被判重刑。直到康熙十四年，鳌拜倒台，杨光先也下台，天主教士与杨光先以前的助手在康熙面前辩论，看谁对天象问题测算得正确，结果后者败北（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康熙思想开明，让传教士南怀仁主持了钦天监，这博得了西方的好感，但也引起了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争”——利玛窦一派主张与中国“求同”，容忍中国的“三祭”，即祭天、祭祖、祭孔；但是天主教认为这违背了天主教教义认为中国的泛神论实际上是无神论，是“迷信”，故不断加以干涉。“礼仪之争”也在一些方面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康熙末年，天主教教廷频频派人到中国干涉，最终使得康熙大怒，康熙下令进行禁教，一直持续一百年，史称“百年禁教”。这反映了中国早期与西方接触时的那种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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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中西之间也有文化的交流。晚明起利玛窦等人向中国引入了一些科学知识，同时也将中国一些优秀的文化传入了西方。有人认为西方“启蒙运动”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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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点就是中国在封闭状态时与西方进行的两次较大的文明的接触。到1840年以后，中西交流不再限于传教，鸦片战争把中国封闭的历史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开始进入近代。所以，我认为，中国没有土生土长的近代史，中国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部分地、一点点地吸收了西方的文明的状况下才有了近代史。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对于进入近代缺少物质、精神的准备。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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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带给中国的文明因素使得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制度、文化，但这个接受过程是非常非常之曲折而艰难的。康有为主张搞“立宪”，光绪帝也赞成搞“立宪”。在中国“全盘西化”不可能。但是中国从此吸收西方文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由于条件、土壤不够，吸收时总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中国对西方事物的纳入，长期以来都避免不了一种“嫁接”的状态。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嫁接”是非“嫁接”不可的，即便是现在的市场经济也是从西方“嫁接”过来的。只有当外来的东西成为我们本土的东西之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才会成熟起来。当然对这个“嫁接论”还是有许多人不同意的，不过我觉得它很有道理。“嫁接”不是屈服，它是个历史的趋势，这点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在有的人抱怨市场经济不规范，这是当然的，因为市场经济毕竟还是“嫁接”的东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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