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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嫁接论”归纳起来说，也就是两点。第一，“嫁接”是有必要的，不“嫁接”就会后退。“嫁接”并不是坏东西，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嫁接”是一种进步。第二，“嫁接”是个过程。经过持续努力，有希望将“嫁接”的东西变为我们自己本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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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实际上我们都是在说一件事情，即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没有自己的近代史。前边我们已经一再提到，近代有两个标志——从农业转向工业、从专制转向共和或者民主，若无这两个转变，就不构成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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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优势在于它的发展是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个世纪推动另一个世纪，水到渠成地到达另一个阶段，这不同于中国的循环式发展。这其中并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因此，中国要发展、要打破它所处的停滞状态，就必然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必要的，也是会得到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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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近代史（也或者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的历史）有这么几个阶段：①15世纪以航海为主；②16世纪，以传教为主，也有通商，但零星、规模小；③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冲破封闭的中国历史，中国历史自此与世界分不开，不谈西洋、欧美不行。黑格尔认为印度、中国不在世界范围之内，这反映了黑格尔的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甚至日耳曼中心的思想；但同时也从根本上反映了当时以印度、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隔绝。此时与世界混在一起，实际上顺应了世界潮流；④五四运动之后通过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趋势很明显。五四运动把中国的宗法社会、专制社会剥了一层皮（虽未深入骨子里），有划时代的意义，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剥了一层皮以后的后续工作却是很不顺利，甚至是很艰难的。张东荪认为当时中国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西方文明，关键不在于你接不接受，而在于接受了什么和应该接受什么。“五四”之后，是个百花齐放的时期。当时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仍然在争论（现在，中国打开了大门，与西方文化交流很自由，相比之下，二三十年代的动机是相当单纯的，只是在想如何挽救中国的命运、创造新的文化）。五四时期有许多人，比如任鸿隽（20世纪初搞科普的科学家）、陈衡哲（著有《西洋史》）夫妇，他们默默无闻，被人遗忘了近半个世纪。他们所处的时期比较像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各种思想、思潮，古今中外，大汇集。但欧洲启蒙时期接下来进入了近代的大发展，而中国启蒙时期接下来却进入了长期的战争时期，先是抗日战争，接下来又是好几年的国内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不在这里说了。总之，是到了“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才又开始重新接触西方文明，耽误了几十年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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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再想讲几句我个人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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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现在高等教育有不少问题，问题就在于缺乏精神层面上的东西。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被连根拔掉。而精神层面的东西就要靠文科的根基。像杨振宁、丁肇中他们就有很好的人文素质。现在有种气氛很不好，过分的功利主义，更多的追求实用，而较少考虑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要出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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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的报纸上说要将教育“产业化”。我对这个提法是比较反感的。教育应该是一片清净的土地，大学是打好基础的阶段，不应搞什么“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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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教育缺乏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根深蒂固。以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上海大学的校长钱伟长先生，就一贯提倡liberal education，他认为大学应打掉科系间的几堵墙。高等教育不应培养机器，而应培养人才。Liberal education最早由蔡元培先生提出，也被京师大学堂和清华大学堂所采用，但却被我们破坏了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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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深化改革的重任，在你们学生这一辈的肩上。现在30岁以上的人，笼统地说，都只能做现在的事。民族的前途还是得靠年轻的一代。你们现在好比在白纸上画画，拥有先天的有利条件。作为“结束语”，就讲这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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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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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您刚才提到中国由不发展到发展，必定要付出一定代价，您认为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么？这是否会陷入“代价论”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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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代价是肯定要付出的，但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不过这个主观能动性也受到历史环境条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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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您怎样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孔子的学说。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您怎样看待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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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孔子学说也是（只是《论语》中有些话不通，可能因为是后人记录的吧）。博大精深是说它包括形而上学、历史学、美学、可抽象继承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但由于是历史的产物，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产物，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不管它多博大精深，都不可能直接通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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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孔家店”，是当时青年提出的比较偏激的口号；中国当时矛盾如此之深，积重难返，所以一些过激的情绪化的口号，也有其提出的合理性。五四运动是个综合的运动，最初是针对凡尔赛和约，但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它把封建社会揭了一层皮，意义很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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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就要来临，先祝陈老师圣诞节快乐。您研究欧洲也喜欢欧洲，您认为圣诞节在欧洲传统文化中占有什么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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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圣诞节是西方普遍的、凝聚老百姓的、具有民俗意义的节日。它最初虽是宗教节日，但现在越来越像我们的春节——成为全民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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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陈先生，您刚才说明清来华的传教士不只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连里子也是宗教的，我觉得很精辟。但来华传教士实际的作为，我觉得换一种说法也是可以的：传教士来华是披着科学的外衣，打着宗教的里子，例如徐光启之所以入教主要原因似乎不在于洋教对他的吸引力，您同意这个说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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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说他们披着科学的外衣、打着宗教的里子，也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他们除里子是宗教的以外，确实连外衣也是宗教的。不过，利玛窦等人在传教过程中也渐渐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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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入教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被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所吸引；二是他也同意利玛窦的用基督教教义代替佛教的主张，即“补儒易佛”。他认为天主教的教义符合儒家思想，而且天主教在西方得到了民众的普遍相信、净化了社会，因此，他认为应该也在中国宣传天主教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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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您觉得中国现代化“嫁接”的前景会怎样？在许多优秀传统失传的情况下，会在中国建立西方的价值理念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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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当然是希望“嫁接”成功，将西方文明精髓的东西经过消化变为自己的。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从长远看，应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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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是否会失传，我有些担忧。若将传统文化全部抛掉，我们就变成了无根之人。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不是在“消化”西方文明，而是直接“吞食”，试图用西方的文化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不忘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很难，因为人的观念中存在实用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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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您是否认为中国社会曾经存在过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如果存在，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外部冲击的结果？您赞成“冲击—反应”模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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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不赞成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既然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怎么会有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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