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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班牙，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试图复兴文明的是神权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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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同样的尝试由另一股力量开展，它来自伟人，最重要的来自查理曼大帝。研究一下他在各方面的统治，你们将看到他的根本思想是想方设法教化他的子民。首先让我们考察他的战争。他常年南征北战，从埃布罗河打到易北河、威悉河。你能相信这些都仅仅是任性的征伐、完全由征服欲引发的吗？绝非如此！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所做的这一切都能得到圆满解释，或在他的计划中有很多外交或战略技巧，但是他按照一个重要需要来行动——遏制野蛮的强烈愿望。他在整个统治期间忙于遏制两大入侵——南方的穆斯林入侵和北方的日耳曼人及斯拉夫人入侵。这就是查理曼大帝统治的军事性质，他针对撒克逊人的远征没有其他别的原因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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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他的战争转移到他的内部统治上，你们将发现同样性质的事实——在他统治的所有国家的行政管理中尝试引入秩序和统一。我不希望使用“王国”或“邦国”这两个词，因为它们表达了过于正规的概念，暗示了一些与查理曼大帝当时所统治的社会很不协调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片广袤疆土的主人，看到所有事物都是一团混乱、粗野不堪，他肯定会觉得愤慨，渴望改变这种可怕状况。他最初采取了钦差大臣的方式，派遣钦差大臣到国家的不同地方去，以便他们能观察情况并加以改造，或向他报告情况。后来他采取了全体大会的方法，与前任们相比，他更有规律地召开这种大会。他要求国家中所有重要人物都参加这种大会。它们并非自由大会，跟我们熟悉的那种协商大会一点也不像，它仅仅是查理曼大帝用来了解事实、在他的混乱人口中引入秩序和统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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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什么视角来研究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你们总能在其中找到同样的性质，也就是对抗野蛮状态的斗争、文明的精神。这还表现在他热心地建立学校、青睐有学之士、偏爱神学影响力，还表现在所有他觉得应当去做的事，无论考虑的是整个社会还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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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英国，阿尔弗雷德大帝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同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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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请大家注意的、旨在终止野蛮状态的不同原因，在5—9世纪期间，都在欧洲的某个地区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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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一个取得成功。查理曼大帝无法建立他的伟大帝国，以及他渴望在帝国中确立的政治制度。在西班牙，在确立神权政治原则方面教会也没能取得更多成功。在意大利和高卢南部，虽然罗马文明常常试图东山再起，但直到后来，在10世纪快结束时，它才真正恢复了一点活力。在那之前所有试图终结野蛮的尝试都证明是失败的。它们高估了人类的先进程度。虽然形式不同，但它们所渴望的都是一种更加广泛或更加正规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与当时的权力分布和人类思想发展状况相兼容的社会。然而它们也绝非毫无用处。到9世纪开始时，再无人谈论伟大的查理曼帝国或光荣的托莱多议会，但野蛮状态也同样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出现了两个重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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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北方和南方的入侵运动得到遏制：查理曼帝国解体后，在莱茵河右岸建立的各个国家为那些持续向西奋力前进的部落们设置了强大的障碍。诺曼人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时期之前，如果我们忽略涌向英国的那些部落，海上入侵活动还不是非常明显。直到9世纪期间它才变得经常和普遍。这是因为陆路入侵已经变得极其困难，社会在这方面已经获得稳固和确定的边界。那些无法回头的漫游人口被迫改变方向，在海上继续他们的漫游生活。无论诺曼人的远征在西边干了什么坏事，它们远没有陆路入侵那么致命，对新生社会的干扰远没有那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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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出现了同样的事。阿拉伯人盘踞在西班牙，他们和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已经不再导致人口迁移了。撒拉森(4)匪帮依然不时骚扰地中海沿岸，但伊斯兰教的伟大进军显然已经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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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在整个欧洲内部漫游生活自然而然地停止了。人口安顿下来了，财产固定下来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听从暴力或命运的摆布而变化不定了。人的内心和精神状况开始变化。和生活一样，人的思想和情感获得了固定性。人们把注意力聚焦到他所居住的地方、他在此发展的关系，聚焦到开始有望遗留给孩子的土地、有朝一日可以称为城堡的住所，聚焦到外地人和奴隶的简陋聚集地——有朝一日将变成一个村庄。可以说，按照人的思想和智慧的发展程度，各种小社会、小国家四处建立起来了。在这些社会之间，一种社会契约逐渐建立起来了。这种社会契约萌芽于野蛮时代的习俗，是一种并不消灭个人独立性的联邦契约。一方面，每个有分量的人扎根于自己的领土中，只和家人及仆人们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这些分布在大陆中的好战业主们中间，一种服务和权利的层级结构逐渐建立起来了。这是什么？是从野蛮状态内部明确兴起的封建制度。在我们文明的不同要素中，日耳曼要素首先获胜，这是很自然的。它拥有力量，它征服了欧洲。欧洲从它那里将获得最早的社会形式和组织。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封建制度、它的特征以及它在欧洲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将是我下一讲的内容。并且，在这个获胜的封建制度内部，我们将不时遇到我们文明的其他组成要素——君主、教会、城市自治机构。我们将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它们命中注定不会沉没在封建形式之下；它们将被其吸收，一边对抗着它，一边等待着胜利依序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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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杜博斯（Dubois）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天主教神甫和艺术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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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里（Gabriel Bonnot de Mably），有时候也被称为马布里长老，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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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译者注：克洛塔尔是法兰克墨德温王朝的国王，558—561年在位。达戈贝尔是他的后人，629—639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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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撒拉森人是西方人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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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四讲 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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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事实和学说的必要结合——乡村对城镇的优势——小型封建社会的组织——封建制度对领地所有者、对家庭精神的影响——人民对封建制度的痛恨——牧师为农奴做不了什么——正规组织封建制度的不可能性：1．没有强大的权威；2．没有公共权力；3．联邦制度的困难——封建制度固有的抵抗权观念——封建制度对个人发展的积极影响，对社会秩序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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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我们已经研究了欧洲在罗马帝国覆灭后的状况、它的现代史的第一阶段，即野蛮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时代结束时、在10世纪初，出现并统治欧洲社会的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制度是封建制度。我们已经看到，封建制度是野蛮状态的第一胎。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研究的正是这个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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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没必要再次提醒你们，我们要研究的严格说来不是事件的历史。向你们复述封建制度的命运不是我的任务。我们要研究的是文明史，是我们在所有包围它的外部事实之下寻求的一般的、隐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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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社会经历过的各种事件、社会危机和不同状态，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们与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探究的仅仅是它们在哪些方面阻碍了它、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它；它们带给了它什么、拒绝了它什么。我们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研究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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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开始时，我们定义了文明的本质。我们试图调查它的组成要素。我们看到，一方面，它包括人自身的发展，个体的或整个人类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包括人的外部状况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每当我们面对一个事件、制度或世界的一种普遍状况，我们都要询问它这两个问题：它做了什么来促进或妨碍人的发展？做了什么来促进或妨碍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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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该预先理解，在我们的探究过程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精神哲学方面的最重要问题。当我们希望知道一次事件或一项制度在哪些方面有助于人和社会的发展时，我们绝对有必要了解社会和人的真正发展的本质，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发展是虚假的、不合理的、使人堕落而不是改善、导致倒退而不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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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想方设法逃避这一必须要做的事。不仅这样做将贬低我们的思想和事实，使其变得残缺不全，而且世界的实际状况将迫使我们接受这种必要性，自愿接受哲学和历史的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合。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也许是其本质特征。我们被迫考虑科学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公理和事实，使它们共同发展。在这之前，这两股力量一直是分离存在的。世界已经习惯于看到科学和实践沿着不同道路前进，谁也不承认谁，或至少没有交会过。当学说和一般思想希望改进事件并影响世界时，它们仅仅以盲信的形式、借助于盲信的力量取得了成功。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的统治、对其事务的指导，一直由两大势力分担：一方面是信仰者、拥有一般思想和原则的人、盲信者；另一方面是不在乎任何理性原则的人，他们只会相机行事，是实干家、自由思考者，正如17世纪对他们的称呼。这种状态现在终止了，无论是盲信者还是自由思考者都不再拥有统治权。要想治理、统治人类，必须了解一般思想和具体情况，必须知道如何评价原则和事实、如何尊重美德和必要性、如何使自己在远离盲信者的骄傲的同时远离自由思考者的盲目鄙视。人类思想和社会状态的发展已经引导我们到达这样一个位置：一方面，人类思想已经得到提升和自由，能更好地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知道如何全面看待问题、如何综合使用所有东西；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如此完善，以至于可与真理相媲美，可以将事实与原则相提并论，并且，尽管还很不完美，这一比较不会引发不可抗拒的挫败感或厌恶感。因此，我将顺应我们时代的自然趋势、便利和必要性，不断地从对具体情况的研究转移到对思想的研究、从对事实的揭示转移到对学说的质疑。也许，在人类思想的实际倾向中甚至存在另一个支持这一方法的理由。有段时间以来，在我们当中出现了一种对事实、实用视角和人类事务的确切表现的强烈爱好或者可以说是偏爱。我们曾经如此彻底地沦为一般思想和理论的专制的俘虏，在某些方面它们使我们付出了如此昂贵的代价，以至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再也不肯相信它们。我们更喜欢回归到事实、具体情况和应用上。我们无须为此感到遗憾，这是一种新的进步，是在知识领域朝着真理王国所迈出的一大步。但我们永远不可因为这种倾向而产生偏见，被其误导。我们不可忘记，只有真理才有权统治这个世界；只有当事实倾向于解释真理并使自己越来越像真理时，它们才有价值；所有真正的伟大都是思想的伟大；所有的丰收都属于思想。我们国家的文明具有这样一个特性，它从来不缺乏心智上的伟大性，它一直富有思想。在法国社会中，人类思想的力量一直是伟大的，也许比其他国家的更加伟大。我们万不可丧失这一殊荣，万不可沦落至其他社会才有的次要、世俗的状态。在今日的法国，知识和学说必须至少占据它们以前一直占据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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