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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一个人“保证”“政治保证”意味着什么，他会不由自主地觉得，它的基本性质是在社会中持续存在一种意志和权力，它有可能且有条件把一项法律强加至个别意志和权力，使它们遵守共同规则、尊重普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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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种政治保证制度是可能的：要么是必须有一个高于所有其他意志和权力的个别意志和权力，它如此之高，以至没有谁能够反抗它，一旦它加以干预，所有人被迫立刻屈服于它；要么是存在一个公共意志和权力，它是协议的结果，是多个个别意志发展的结果，并且一旦形成，它就能够将自己强加于所有人，使自己得到所有人同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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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两种可能的政治保证制度：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专制，或自由政府。如果我们回顾各种制度，我们发现它们统统属于这两种中的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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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封建制度下，这两种制度中任何一种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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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领主们并非全都旗鼓相当。有许多领主势力更大，足以压迫弱者。但是，从第一个封建主即国王开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强加法律至所有其他人，使所有人服从他。我们能观察到，所有支持权力和行动的常设力量都不存在：没有常设军队，没有常设税收，没有常设法庭。每当有需要时，这些社会力量和机构不得从头开始，东拼西凑地重新创建。每次诉讼都需要组建一个法庭，每次打仗都需要组建一支军队，每当缺钱时都需要征收一项税收。一切都是临时、偶然和特殊的。没有任何集中、常设和独立的行政手段。显然，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人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或使公共权利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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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抵抗很容易，恰如镇压很困难。领主们封锁在自己的城堡中，只需要应付少量敌人，在条件类似的封臣中很容易地找到联合方法以及抵御手段，因此能够十分轻松地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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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第一种保证制度，即置于最强者的干预的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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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制度，自由政府和公共权力的制度，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它从来无法在封建制度内部兴起。理由非常简单。当我们在今天说起公共权力，说起所谓的主权，即颁布法律、征税和惩罚的权力时，我们都会想到这些权力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人都无权因为自己的原因惩罚他人、向他人强加罪名或法律。这些权力仅仅属于整个社会，只能以它的名义行使；社会并非自身拥有这些权力，而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获得的。因此，当个人面对这些权力时，不知不觉中就会被一种情感征服，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公共、合法的权力，这股权力拥有支配他的使命，而他早已发自内心地屈服。但在封建制度下，情况完全相反。领主在自己领地上对居住在此的人拥有所有主权；他们是领地固有的，是他的私人财产的一部分。今天属于公共权力的东西，那时属于私人权力。当这位领主以自己的名义，作为业主对他周围所有人行使主权后，前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个在他的封建主面前召开的议会。参加议会的人员数量不多，通常是和他平等或差不多的人。他既不会带来、也不会带回关于公共权力的思想。这种思想与他的所有生活方式都是矛盾的，与他在自己领地内惯常做的一切都是矛盾的。他在那里看到的只有那些拥有一样权力的人、那些处于相同地位的人、和他一样以个人意愿的名义行事的人。在这个政府最高部门中，在我们所谓的公共机构中，没有任何事物向他传递或强迫他承认我们头脑中固有的公共权力的优越性和普遍性。如果他不满意决议，他会拒绝同意，或诉诸武力加以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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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制度下，武力是权力的真实、惯用的保证——如果我们可以将武力称为一种保证的话。一切权力永远都可以求助于武力来使自己得到承认和服从。没有任何制度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并且，人们如此普遍地感受到这一点，以至几乎没有人去求助于制度。如果领主法庭和封臣议会能够发挥影响，我们应当在历史中更频繁地见到它们，发现它们发挥更大活力。它们的罕见证明了它们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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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千万不要感到惊讶，除了我前面描述过的理由外，它还有另一个理由，更加明确、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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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行政和政治保证制度中，联邦制度肯定是最难建立和推广的。因为这项制度在于将所有可以留下的政府成分都留在各个地方和各个特殊社会，仅仅从中拿走维持大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分，带到大社会的中心组成一个中央政府。联邦制度在逻辑上最简单，事实上最复杂。要想调和它允许保留的本地独立和自由的程度和它所要求的、在特定场合下所设想的普遍秩序及服从的程度，显然必需一种极度发达的文明。和其他制度相比，建立和维持这个制度必然需要个人意志和个人自由的更多协同，因为它的强制手段远远少于其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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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联邦制度在社会中的应用显然需要社会的理性、道德和文明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而封建制度想要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大封建制度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联邦制思想。它所依赖的原则正是我们当前的诸如美国联邦的建立所依赖的基础。它的目的是将所有可以留下的政府和主权成分都留在每个领主手中，仅仅将尽可能少的部分权力，仅仅在绝对必须的情况下，带至封建主或由贵族们组成的全体大会。你能看出，在愚昧无知和野蛮激情之中，总之，在像封建制度这样一种如此不完美的正常状态下，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是不可能的。这种政体的本质与它试图适用的人的思想及生活方式是相互矛盾的。看到这些组织社会的努力遭受的挫败，谁会觉得诧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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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研究了封建社会，首先是它最简单和基本的组成要素，其次是它的整体。我们已经通过以下两个视角：它必然做了什么、它自然会带来什么，考察了它对文明历程的影响。我觉得我们已经得到了以下两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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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封建制度对个人的内部发展产生了重大、总体上有利的影响。它在人的头脑中激发了各种思想、热烈的情感、精神需求，以及性格和欲望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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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社会视角来看，它无法建立法律秩序或政治保证。这对于欧洲社会的复兴是必不可少的。欧洲社会已经被野蛮完全瓦解，无法承担一种更正规、更广泛的形式。但是本身糟糕透顶的封建形式既无法调节自己，也无法扩展自己。由于封建制度而在欧洲社会得以彰显的唯一政治权利是抵抗的权利——我说的不是合法抵抗，这在一个发展程度如此低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社会的进步恰恰在于，一方面，用公共权力代替个人意志；另一方面，用合法抵抗代替个人抵抗。这就是社会秩序的伟大目标、根本改善之所在。个人自由的活动空间非常大，因此，如果个人自由出轨，必须要求它对自己做出解释时，只能诉诸公共理性，来确定创立什么程序来对抗个人自由。这就是法律秩序制度和合法抵抗制度。你们不难看出在封建制度下这一类事物都不存在。封建制度维持并实践的抵抗权是个人抵抗权——一种可怕的、反社会的权利，因为它诉诸武力和战争，而这会摧毁社会本身。然而。这种权利永远不应该从人的内心当中废除，因为废除它就等于接受奴役。对抵抗权的情感已经在罗马社会的耻辱中消失，无法从它的残骸中重生。在我看来，它也不可能更自然地来自基督教社会的原则。我们应该感谢封建制度将它再次引入欧洲生活方式。使它永无用武之地是文明引以为荣的事，不断彰显它、捍卫它则是封建制度引以为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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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我们先不考虑历史发展，仅仅考虑封建社会自身，考虑它的一般组成要素，这样考察封建社会所获得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事实上，转移到历史上，我们将发现我们所期待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封建制度已经完成了它适合做的事，它的命运符合它的本质。我可以引用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从这一制度的本质中推导出来的各种猜测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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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眼从10世纪到13世纪期间封建制度的总体历史，我们不可能弄错它对各种情感、性质和思想所产生的重大、有益的影响。察看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可能不遇到显然诞生于封建生活习俗的大量高贵情操、伟大行动和卓越人性。固然，骑士精神与封建制度并不相同——然而，它是后者的女儿：这种高尚、慷慨、忠诚的情感恰恰来自封建制度。它对自己的出身赞誉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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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目光投向另一方面：欧洲想象力的第一次爆发、诗歌和文学的第一次尝试、欧洲在摆脱野蛮状态后尝到的第一次智力享受，所有这些都诞生于封建制度的庇护下、羽翼下，诞生于封建城堡内部。人类的这种发展需要灵魂和生活的运动和闲暇，以及普通民众在其劳累、阴郁、粗糙、艰辛的生活中不可能遇到的上千种条件。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欧洲的第一次文学回忆、第一次智力享受都与封建时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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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我们向历史请教封建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它的回答永远与我们的猜测一致。它将回答说封建制度像阻碍普遍自由的扩张一样阻碍了普遍秩序的确立。不管从什么视角考虑社会进步，你都将发现封建制度发挥着阻碍作用。因此，从封建制度的最早阶段开始，发展秩序和自由的两个重大动力——一方面是君主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民众的力量，即王权和人民——就不断地攻击它、反抗它。在不同时期，人们曾经尝试过控制它，从中建立一个多少有点合法和普遍的国家：在英国，做出这种尝试的是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儿子们；在法国是圣·路易；在德国是众多皇帝。所有的尝试、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封建社会的本质与秩序及法制是矛盾的。在现代，一些知识分子曾经试图将封建制度重新确立为一种社会制度。他们渴望从中找到一个法治、井井有条、不断进步的国家。他们把它说成是黄金时代。但要他们指出这个黄金时代的具体位置或时间，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它是一个没有日期的乌托邦，是一出在历史中既找不到舞台也找不到演员的戏剧。这种错误的原因很容易发现，它同样解释了那些一提起封建制度的名字就忍不住咒骂的人的错误。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没有费心去思考封建制度所具有的两个方面，去区分一方面，它对人的个体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对社会状态的影响。一派无法说服自己，一个从中找到如此多美丽情感、如此多美德的社会制度，一个目睹了所有文学的诞生的社会制度，一个生活方式高尚高贵的社会，怎能像人们宣称的那样邪恶和致命。另一派只看到了封建制度对民众所干的坏事、它为秩序和自由的确立带来的阻碍，无法相信那些优良的个性、伟大的品德和任何进步能够源自于它。这两派都弄错了文明的双重要素。他们不理解文明包括两种发展，其中的一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独立于另一种产生，然而经过若干世纪后，凭借一系列机缘，它们必然会相互唤起、相互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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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句，理论上封建制度是什么样子，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什么样子；理论上指出它可能带来什么，它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什么。个人生命中的个性和能量是罗马世界的征服者们的主要特点。个性的发展必然首先来源于由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而创建的社会制度。个人在进入一个社会制度时，他自己带给这个社会的，即他的内在精神品质，对他所在环境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而环境又反作用于这些品质，加强并发展了它们。个体在日耳曼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作为日耳曼社会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发挥其影响力时，为的正是个体的更好发展。我们将在文明的不同组成要素中再次发现同样的事实；它们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它们沿着自己最初的方向向前发展，并鞭策世界向前发展。在我们的下一讲中，5世纪到12世纪的教会历史及其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将为我们提供这一事实的另一个显著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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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亚伯拉罕相传是希伯来人的始祖，见《圣经·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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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塔西陀是古罗马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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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译者注：此处英文为people，含有“人们、人民、民族”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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