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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有害原则是教会僭取的强制权，这种权利背离了宗教社会的本质，背离了教会的本源和它的初始准则，曾经被许多最杰出的神父包括圣安布罗斯、圣希拉里、圣马丁等质疑过，但依然盛行并成为一种普遍事实。宣称有权强迫信仰——如果这两个词能并列的话，或通过体罚来改变信仰、迫害异端、藐视人类思想的合法自由，这是一种早在5世纪之前就已经传入了教会的错误，并使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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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从它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教会的话，我们能看出，与那些主导教会权力形成的原则相比，它在这方面的原则就没那么合法、那么有益了。然而，万万不可认为一个有害原则就会彻底败坏一个制度，或认为它是教会内部所有弊病的原因。没有什么比逻辑更能歪曲历史了：如果人的头脑执着于一个观点，它就会从中推导出所有可能的推论，使它产生它能够产生的所有结果，然后将它连同整个结果都投影到历史中。但是事情不是按照这种方式发展的，事态发展不会像人的大脑推导那样迅速。一切事物中都有善恶的交错混杂，这种混杂如此完全、如此不可战胜，以至于无论你深入至何处，无论是社会还是灵魂的最隐蔽要素，你都会发现这两类客观事实的规则在并行发展、相互斗争，但谁也消灭不了谁。无论是恶还是善，人的本性从不会走极端，它不停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看起来似乎就要倒下时它又站了起来；看起来走得最坚定时它却畏缩了。我们在这里将发现不一致性、多样性和冲突等特性，我曾将其评论为欧洲文明的根本特征。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普遍事实是教会政府特有的，有必要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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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想到政府这个概念时，不管是什么，我们知道，除了人的外部活动——人们之间的民事关系——以外，再没有其他进行统治的理由了。政府承认自己的管辖范围到此为止。至于人的思想、良心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至于个人意见和私人生活方式，它们并不干预；这些都属于自由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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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会所做的或希望做的恰恰与此相反；它试图统治自由、私人生活方式和个人意见。我们的法律仅仅定义那些在既在道德上该受谴责又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仅仅根据这两个性质来施加相应惩罚。教会则不然，它编了一个目录，列出所有在道德上该受谴责的行为，然后以罪恶之名统统加以惩罚，试图压制所有此类行为。简而言之，教会政府不像现代政府那样关心外在的人，关心人和人之间的纯民事关系；它关心内在的人，关心思想和良心，也就是说，关心人所有最为私密、最自由，并且最叛逆、最不愿受到束缚的一切。因此，由于它的事业的本质，以及它建立政府所依据的原则的本质，教会面临着成为暴政、使用非法武力的危险。但就在这个时候，这股力量遇到了一股它无法征服的阻力。不管留给它们的活动空间有多狭隘，人的思想和自由都在充满活力地反抗一切征服企图，时刻逼迫它们所忍受的暴政下台。这种事就在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你们看到异端被放逐、探索权受到谴责、个人理性受到藐视，以及必须遵循权威来传教的原则。然而，你们能找出哪个社会，其中个人理性的发展比在教会中更大胆？如果不是个人意见的结果，宗派和异端又是什么？宗派和异端、教会中的所有反对派，都是充斥其中的精神生命和活力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这是一种激烈而又痛苦的生活，满布了危险、谬误和罪恶，但是高贵而强大，带来了思想和理智的最好发展。撇开反对派，深入考察教会政府自身，你将发现它组织和行事的方式与它的一些原则所表明的东西极其不同。它否定探索权，希望剥夺个人理性的自由，但它不断求助的却恰恰是理性，并且自由是它的统治性事实。它的制度和行动手段是什么？是省级议会、全国议会、全体议会，是持续不断的通信、持续不断地发表书信、各种训诫和著作。从来没有哪个政府能把讨论和共同商议推行到这种程度。我们简直以为自己置身于希腊哲学各流派中了。并且，待解决的不仅仅是讨论或寻找真理，它还涉及权威、采取措施、发布法令等问题，总之，一个政府的各种问题。然而，就在这个政府内部，精神生活的能量如此强大，以至它成为了主要的、普遍的事实，其他一切都为之让步；普照四方的是理性和自由的运用所发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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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是在暗示我所列举的那些坏原则，那些我认为存在于教会制度中的坏原则，停留于教会中却没有产生影响。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里，它们已经结出了太苦的后果，并且注定在将来结出更苦的后果，但它们没有干尽它们能干的所有坏事，没有将同一块土地上的所有好作物全都芟除。这就是从自身、内部结构和本性视角来观察教会所得出的结论。接下来，我要探讨它与君主——世俗权力的主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答应用来考察它的第二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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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覆灭时，教会发现自己诞生于其中、兴起于其中，并与其拥有共同习俗和悠久联系的古罗马制度和政府不见了，自己面临的是这些在大陆上游荡或定居于城堡中的蛮族国王和首领，没有任何传统、信条或情感能够联接他们和它，它面临巨大危险，同样巨大的还有它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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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想法在教会中流行起来：那就是控制新来者，使他们转变信仰。教会与蛮族的早期来往除此以外几乎别无目的。要想影响蛮族，就必须求助于他们的感官和想象力。因此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礼拜仪式的数量、隆重程度和多样化程度都出现了巨大增长。历史文献证明这是教会影响蛮族的主要手段，它通过辉煌壮丽的景象使他们转变信仰。当他们定居下来并转变信仰后，当他们和教会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后，它依然不停为他们冒险。蛮族的残忍和鲁莽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用来启发他们的新教义和情感几乎对他们没产生什么影响。暴力很快重占上风，和社会其他部分一样，教会成了它的受害者。为了自保，它宣布了一条制订于帝国统治时期的原则，不过更加模糊，这就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以及相互独立。正是借助于这一原则，教会在与蛮族的来往中得以自由发展。它坚持说，武力不能作用于信条、希望和宗教承诺等体系；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你立刻就能看出这一原则带来的好处。除了给教会带来现实利益外，它还带来了以下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权利的基础上，权力得到了分离和分别控制。并且，在维护整个精神世界彻底独立的同时，教会还为个人精神世界的独立即思想的独立铺平了道路。教会宣称，宗教信念体系不能受制于武力，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运用教会的语言。这种自由探索的原则、个人思想自由的原则和整个宗教权威独立于世俗权力的原则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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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自由的渴望很容易变成对统治权的觊觎。这种事就在教会内部发生了。由于野心和人类自负的自然发展，教会不仅企图确立精神权力的独立性，还企图确立它对世俗权力的统治权。但是，万不可认为这种意图除了人性弱点外就没有其他原因了；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值得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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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由支配精神世界，当思想和人类良心不受制于一个争夺它们的辩论和决定权或使用武力镇压它们的权力，当不存在任何有形的、组建完备的、宣称拥有并行使发号施令权利的宗教政府，那么，宗教世界统治世俗世界的想法就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的状况便差不多如此。然而，如果存在，就像10世纪的确存在那样，一个宗教界的政府，当思想和良心受制于法律、制度和权力，被其僭取了支配和约束它们的权利时，总之，当宗教权力完成组建，凭借权利和权力实际控制了人类理性和良心时，很自然地，它将试图霸占世俗世界的统治权。它将说：“现在，我对人身上最高贵、最独立的那一部分，对他的思想、内心意志和良心都拥有权利和影响力，难道我对他的外在的、物质的和当前的利益还没有权利吗？我是正义和真理的解释者，难道我还不能根据正义和真理来管理世俗事务吗？”凭借这个理由，宗教界确实试图篡夺世俗世界的权力。当时宗教界囊括了人类思想的所有进展，从这一事实来看这一点更加确定无疑。当时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神学；只有一个宗教界，那就是神学界；其他所有科学、修辞学、数学，甚至音乐，统统包含在神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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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宗教权力发现自己处于人类一切思想活动的领先位置时，就很自然地僭取了世界的统治权。还有第二个原因同样有力地造成了这个结局——世俗世界的可怕状况、世俗社会政府中盛行的暴力和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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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世纪以来，我们轻松地谈论世俗权力的各种权利，但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世俗权力仅仅是武力，是无法无天的强盗行为。而不管如何不够完美，教会的观念依然与道德及正义有关，远远优越于这样一种世俗政府。人民的呼声不断敦促它取而代之。当教皇或主教宣布没收一位君主的权利、解除其臣民的效忠誓言约束时，这种干预毫无疑问会受到各种辱骂，但在具体情况下，往往是合法的、有益的。一般而言，当自由让人类失望时，有责任取而代之的是宗教。在10世纪，人民无法保卫自己，没有可用的权利来对抗世俗暴力。宗教以上帝的名义进行了干预。这是帮助神权政治原则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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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很少有人提到过：教会首脑地位的复杂性、社会角色的多样性。一方面，他们是高级教士、宗教界的成员以及宗教权力的一部分，并凭此头衔保持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封臣，因此受世俗封建制度约束。这还不是全部，除封臣外他们还是臣民，罗马皇帝与主教、教士之间的古老关系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教士和蛮族君主之间的关系。由于一系列过于冗长乏味而无法细说的原因，主教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蛮族君主看作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将自己的所有特权归功于他们。因此，教士阶层的首脑拥有三重身份：神职人员身份，因此是一个独立的人；封建身份，受到特定职责约束，必须提供某些服务；最后是单纯的臣民身份，因此必须服从一位专制君主。现在注意结果。世俗君主们和主教们一样贪婪、野心勃勃，利用他们作为领主或君主的权利不断蚕食宗教独立性，抢夺圣职授予权、主教任命权等。另一方面，主教们常常固守自己的宗教独立性，逃避他们作为封臣和臣民的义务。因此，在任一方面都存在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趋势，迫使君主们去摧毁宗教独立性，迫使教会首脑们将宗教独立性当成一种一统天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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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已经在众所周知的各种事实中显露出来：在关于圣职授予权的争吵中、在教会和君权的斗争中。教会首脑们的各种不同地位以及调和它们的困难，是这些权利主张的不确定性和斗争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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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教会和君主还有第三种关系，这种关系对它最不利，对所有人都最不幸。它要求采取强制行动，要求拥有强制和惩罚异端的权利，但它没有做这些事的手段，它没有可供调遣的武力。当它给异端分子定罪后，它没有对其执行判罚的手段。它能做什么？它恳求所谓“世俗之手”的帮助；它借用世俗力量作为强制手段。因此，对于世俗力量，它将自己置于了仰人鼻息的位置。这是它由于采取了强制和迫害这一有害原则而使自己必然陷入的可悲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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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使你们了解教会和人民的关系，这里面盛行什么原则，对整个文明带来了什么结果。随后，我将通过历史、事实以及教会命运在5—12世纪期间的沧桑变化，来验证我们在这里通过教会制度和原则的性质得出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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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英译者使用了caste一词，常被翻译为“种姓”，特指印度世袭的社会阶级，泛指具有排他性和限制性的社会或职业等级、特权阶级，类似中国历史上的“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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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六讲 基督教教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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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教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离——世俗人士对教士群体的间接影响——教士来自社会各色人等——教会对公共秩序和立法的影响——悔罪制度——人类心智的发展完全是神学的发展——教会常常跻身于权力一方——无需惊奇，宗教的目的就是监管人类自由——5到12世纪期间教会的不同状态——首先，帝国教会——第二，蛮族教会；两种权力分离原则的发展；修道会——第三，封建教会；组织建设尝试；改革的必要性；格里高利七世——神权教会——探索精神的复兴；阿贝拉尔——城市自治运动——这两个事实之间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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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上一讲中，我们没能完成对5—12世纪期间教会状况的研究。我们已经决定应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研究它，首先，仅仅研究它自身，研究它的内部组织，研究它作为一个独特、独立的社会的性质；其次，研究它与君主及世俗权力的关系；最后，研究它与人民的关系。我们只完成了这个任务的前两项，现在留给我的是让你们了解教会与人民的关系。随后，我将努力从这三重研究中总结出一个关于5—12世纪期间教会对欧洲文明的影响的总体观点。最后，我们将通过考察事实、考察那个时期教会本身的历史，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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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将不难理解，在谈到教会与人民的关系时，我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笼统的词语。我无法详细描述教会的各种做法或教士与信徒的日常关系。教会对待基督教民众的理论及其行为的主要原则和重大结果，这才是我必须向你们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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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会与人民的关系，有一个典型的事实，同时也是根本的缺点（必须这样称呼）：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离；被统治者在政府中毫无影响力；基督教教士阶层独立于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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