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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合法宗教之前,古罗马信奉多神教,最早的古罗马诸神是天神朱庇特、战神马尔斯、以及基林努斯等。对神祗的祭拜仪式由祭司团体规定。祭司团体中最高位者称为“大祭司”或“最高祭司”,是古罗马宗教中最为重要的职位。最后一位担任“大祭司”的皇帝是格拉提安,但是他后来决定从自己的头衔中略去“大祭司”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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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译者注:都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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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阿里乌斯教派(Arianism)是由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牧师所阿里乌斯(Arius,250—336)提出。与后来获胜的正统基督教的争论焦点是圣三一理论。正统基督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但阿里乌斯派认为耶稣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神,而是三一中较低的一位。圣父和圣子并不会一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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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译者注:379年,狄奥多西被皇帝格拉提安任命为共治皇帝,统治罗马帝国东部地区。393年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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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译者注:克洛维(Clovis,455或456—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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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译者注:约在4世纪初,基督教的修道运动(Monastic Movement)同时起源于埃及和叙利亚。它有两种形式:一为索居的隐士,一为寺院的僧侣,这是受了东方宗教生活形态的影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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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译者注:西拜德(Thebaid)在埃及尼罗河下流,在古代的底比斯(Thebes)附近,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隐修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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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译者注:即西多会,基督教隐修会之一,1098年由法国人罗贝尔始建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该会主张全守本笃会严规,推行静默、祈祷、垦荒等隐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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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译者注:克吕尼改革是中世纪修道运动中的一系列改革,关注于恢复传统的修道的生活,鼓励艺术,照顾穷人。该运动是因位于勃艮第的克吕尼隐修院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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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译者注:圣·贝纳德(Saint Bernard,1089—1153)法国12世纪著名神学家,中世纪神秘学之父,著名的布道家,灵修神学代表人物,支持教会革新运动,但反对阿贝拉尔的理性权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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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译者注:皮埃尔·阿贝拉尔(Pierre Abélard)出生于1079年,法国中世纪著名知识分子,神学家,哲学家,洛塞林的学生。他的哲学贡献主要是首先将逻辑学运用神学理论,可以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他曾在巴黎讲学,后与学生、当时的才女艾洛伊斯坠入爱河。由于他的教士身份,这段恋情曲折凄苦,最后被迫双双遁入斯修道院。两人之间浪漫凄凉的爱情故事长期流传。英国18世纪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以两人之间的书信为素材创作了一首300多行的长诗《艾洛伊斯致阿贝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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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译者注:亚伯拉德在圣得尼斯修道院修道期间写了一篇论文,专论“关于神之单一与三位一体”问题。这篇论文受到当时的神学权威圣·贝纳德的强烈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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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译者注:1121年,因阿贝拉尔的著作论及“三位一体”,背离正统教义,在苏瓦桑议会上受到谴责,著作遭焚毁。1141年在桑斯议会上,他再次受谴责,被幽困于克律尼修道院,翌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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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七讲 自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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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12世纪和18世纪的自治城市状态比较——两个问题——第一个,城市自治运动——5—10世纪期间城镇的状态——它们的衰败和复兴——城市起义——自治特许状——城市自治运动的社会影响和精神影响——第二,自治城市的内部管理——市民大会——市政官员——高度和低度的公民权——欧洲不同国家自治城市状态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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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我们已经将封建制度和教会这两大文明要素的历史引导到了12世纪。现在,我们必须把第三个基本要素,即自治城市,同样追溯到12世纪,同时将我们限制到研究其他两个要素时所局限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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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发现,与教会及封建制度相比,在自治城市问题上我们处于不同处境中。虽然封建制度和教会在稍晚阶段还经历了新的发展,但在5—12世纪期间,它们已经几乎完全成型,处于确定状态。我们看到了它们的诞生、发展和成熟。自治城市的情况则不同。直到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的末期,在11和12世纪,它们才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说在那之前它们就没有值得研究的历史,也不是说在那之前它们存在的历史不够长,而是说只有到了11世纪,它们才在世界大舞台上崭露头角,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亮相。在封建制度和教会中,从5—12世纪,我们看到了由此诞生并发展的各种结果。无论何时,当我们通过归纳和推测方法推导出某些原则和结果时,我们总能够通过探究事实本身来检验它们。但对于自治城市这一便利性不再适用了。我们现在仅仅处在它们的诞生阶段。现在我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原因和来源上。关于自治城市的存在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它们对欧洲文明历程的影响,我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一种预言。我无法援引同时代的已知事实加以证明。只有在稍后时期,从12—15世纪,我们才能看到自治城市开始发展,这一制度结出果实,看到历史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我之所以对这种处境的差别大费口舌,是为了先发制人,以免你们抗议我即将向你们提供的图景的不完整性和不成熟性。我要假设,在1789年,在法国开始艰辛的重生之际,一名12世纪的市民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有人给他一本小册子读——假设他知道如何阅读,这是一本震撼人心的书,譬如说是M.西耶斯所著的《谁是第三等级?》。他的目光落到下面这句话,这也是这本小册子的基本观点:“第三等级是除贵族和教士以外的法国人民。”我问你,这样一句话将对这个人的头脑产生什么效果?你觉得他会理解它吗?不,他无法理解“法国人民”这几个词,因为它们无法给他提供他所熟悉的事实、他所在年代的事实。如果他理解了这句话,如果他清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主权属于第三等级,他一定会认为这是胡言乱语、亵渎神灵,与他所有的见识、观念和情感都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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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这位震惊不已的市民跟着你走,带他去这一时期的某个法国自治城市,去兰斯、博韦、拉昂或努瓦永。他将陷入另一种震惊中:他进入一座城镇,即看不到塔楼或壁垒,也看不到民兵。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一切都是敞开的,暴露在第一个来者、第一个占领者面前。这位市民将怀疑这座城市的安全,觉得它脆弱而且缺乏保障。他深入至内部,询问路人它是如何管理的、居民是什么人。他们告诉他,在城墙以外有一个政权,可以无须他们同意即可随意对他们征税,无须倾听他们的意见就召集他们的民兵并送到战场去。他跟他们谈起市政官员、市长和市参议员,得知他们不是由市民们任命的。他了解到城市事务不是由城市来决定,相反,一名国王的人——城市行政长官,独自一人远程管理他们。此外他们还告诉他,居民们无权集会并一块商议与他们相关的事;他们从来不会被教堂的钟声召集至公共场所。这位来自12世纪的市民将困惑不解。开始时,他对市民、第三等级自诩的伟大性和重要性感到目瞪口呆、惊愕不已;现在他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家园中处于奴役、软弱和无足轻重的状态,比他所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还要糟糕得多。他从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从市民拥有主权的场景转到市民完全没有权力的场景。你如何才能让他理解这一切、调和这一切,以免他的头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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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这些19世纪的市民们穿越至12世纪,置身于一个完全对应的双重场景中。无论何时,当我们考察国家大事、国家的状态和统治、整个社会时,我们将看不到、听不到、谈论不到任何一个市民。他们不参与任何事,极其无足轻重。不仅他们在国家中无足轻重,而且,如果我们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如何谈论它,以及他们内心当中对自己与法国政府的关系持有什么基本立场,我们将从他们的言语中发现非同寻常的怯懦和谦卑。他们以前的主人,那些被他们强行夺走自治权的领主们,对待他们时至少在言语上流露出的傲慢使我们困惑不已,但他们对此既不惊讶也不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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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进入城市内部,看看那里的情况。场景截然不同了。我们置身于一种筑有防御工事、由武装市民保卫的地方:这些市民自行征税、选举市政官员、执行审判和刑罚,并为了商议城市事务而召开大会。所有人都参加这种大会。他们为了自己而向领主开战。他们还拥有一支民兵队伍。简而言之,他们自己统治自己,是最高统治者。这正是18世纪的法国使12世纪的市民深感震惊的那种反差,只是角色改变了。在18世纪,公民国家是一切,自治城市无关紧要;在12世纪,公民权无关紧要,自治城市才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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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从12世纪到18世纪,必然发生了许多事——许多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了许多次革命,导致一个社会阶级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有这些变化,不容置疑的是,从政治角度看,1789年的第三等级是12世纪城市自治组织的后裔和继承人。这个如此高傲自大、野心勃勃,如此大声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此大声地宣告自己的主权,不仅要求革新和统治法国,还要求革新和统治全世界的法国民族,毫无疑问是或至少主要是12世纪那些仅仅为了偏安一隅,逃避领主不引人注目的暴政,悄无声息地然而英勇无畏地进行了反抗的市民们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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