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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在12世纪市民的状态中找到这种蜕变的解释：这种蜕变的结果和原因存在于未来12—18世纪的各种事件中，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看到它的发展历程。尽管如此，这个第三等级的源头依然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那里，虽然我们无法找到它的命运的秘密，但至少能找到它的萌芽：因为它最初的形态再次出现在它的演变结果中，其程度甚至超过我们基于表象所能假设的。一幅关于12世纪市民状态的图景，即使并不全面，我也觉得将使你们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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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更好地理解这种状态，有必要从两个基本视角来考察自治城市。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解答。第一，城市自治运动的问题——这一革命是如何开展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给市民们的地位带来了什么变化，它对整个社会，对其他阶层和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二个问题仅仅涉及自治城市的治理、自治城市的内部状况、市民之间的关系、城市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则、形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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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城市对现代文明的影响来自两个来源，一方面来自市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另一方面来自他们的内部治理和公共状况。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事实无不可以归入以上原因中的一种。因此，当我们对它们加以归纳总结，当我们一方面深入理解了自治城市的自治运动，另一方面又深入理解了自治城市的内部治理，我们就可说是掌握了它们历史的两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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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欧洲各自治城市的不同状态，我还要多说一句。我即将介绍给你们的事实并不能一成不变地应用于12世纪的所有自治城市，应用于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或法国的城市。确实有一些事实是全体适用的，但差别也是巨大、重大的。我将顺便指出它们。在文明史的稍后阶段我们还会再次遇到它们，到时候我们将详细探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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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城市自治运动，有必要在你们的头脑中回忆一下5—11世纪期间——从罗马帝国覆灭到城市革命开始——城镇所处的状态。在这里我重申，差别是巨大的，在欧洲不同国家中，各城镇的状态有惊人的差别。但是还是存在一些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城镇的普遍事实，我将尽力将自己限制于此。当我跳出这一限制时，我所特别提到的将适用于法国的自治城市，尤其是罗讷河和卢瓦尔河以外的法国北部城市。这些城市将是我试图描述的图景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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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覆灭后，5—10世纪，城镇的状态既不是奴役状态也不是自由状态。前几天我谈到在描绘人物和事件时可能面临的风险，人们在遣词用字方面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当一个社会、一种语言长久存在时，词语就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确定的以及精确的含义，一定程度上是法律上的正式的含义。时间把大量概念引入至一个词语的含义中，人们一说到这个词语时就会在大脑中浮现这些概念，它们不属于同一时期，不能一律适用于所有时代。例如，“奴役”和“自由”这两个词语，今天在我们头脑中唤起的概念肯定要比8、9或10世纪的对应事实更加精确、更加完整。如果我们说在8世纪城镇处于自由状态，我们言过其实了；我们今天给“自由”一词添加了新的、不能表示8世纪事实的含义。如果我们说城镇当时处于奴役状态，我们又重蹈覆辙了，因为这个词现在暗含了与那个时期的城市状况完全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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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遍，在那个时期，城镇既不是处于奴役状态，也不是处于自由状态。它们承受着荏弱带来的所有不幸；它们是暴力和强者不断掠夺的牺牲品。但是，尽管有这些可怕的混乱，尽管遭受贫穷、人口流失，城镇依然存活下来了，并保存了一定的重要性：在大部分城镇中都有一名教士、一名主教，他们通过巧妙行使权力以及对人们的影响力，成为了人们和征服者之间的联结纽带，从而维持了城镇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将其置于宗教的庇护之下。此外城镇中还保留有罗马制度的大量残骸。在这一时期，人们能看到元老院和库里莱频繁开会，公众大会和市政官员大会经常被提到（M.德·萨维尼和霍尔曼、德·莱札迪耶女士等人收集了许多此类事实）。世俗世界的各种事务，如遗嘱、遗赠以及大量民事法令，都在库里莱中由它的市政官员进行立法，就像罗马市政当局当年做的那样。城市活力和自由的残余逐渐消失了，这是事实。野蛮、混乱和持续不断的灾祸加剧了人口减少。土地业主在乡村定居下来，以及农业生活日益重要，这些是城镇衰败的新原因。在投入封建制度的怀抱后，主教们也不再那么重视城市生活了。最后，当封建制度取得彻底胜利时，城镇虽然还没有沦落至农奴那样的奴役状态，却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掌握在领主手中，被圈进了封地当中，被剥夺了即使在最野蛮的时代、在蛮族入侵最初阶段他们依然保留的最后一点独立。因此，从5世纪直到封建制度完全形成，城镇的状况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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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封建制度彻底确立，当所有人都安居乐业、漫游生活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城镇再次开始获得一些重要性，开始重现生机。你们知道，人的活力就跟地球的繁殖力一样，一旦动荡停止，它就再次出现，使一切事物萌芽并兴旺起来。刚瞥见一丁点秩序和和平，人们就产生了希望，有了希望便发奋努力。城镇也是如此。封建制度刚一确立，封地领主们就有了新的需要，对发展和改善的一些期待。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在他们领地的城镇中再次出现了些许商业和工业。财富和人口回来了，虽然很缓慢但毕竟是回来了。在促成这一情况的各种原因中，我认为，有一个原因很少被人考虑到，那就是教堂的庇护权。在自治城市建立之前，在它们的力量和壁垒能够使它们向国家中遭难的人口提供庇护之前，除了教堂外它们无法提供其他安全保障，这就足以将大量不幸的逃亡者吸引到城镇来了。他们躲藏于教堂中或教堂周围。并且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下层阶级，如寻求安全保障的农奴和农民，还经常有重要人物、富有的亡命之徒。当时的历史记录中充满了此类例子。人们常常看到，一些原本强大的人物被更强大的邻居甚至被国王本人追杀，不得不舍弃自己的领地，带上所有能带走的，躲藏在一座城镇中，置身于教堂的庇护下，变成了市民。我认为，这种逃亡者不可能不对城镇的发展产生影响。他们为城镇带来了财富，以及比城镇居民更优越的人口所具有的各种要素。另外，谁不知道，一个社团刚刚具备雏形，人们就趋之若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能找到更多安全，而且还因为人们亘古常有的社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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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当封建政府多少走上正轨后，城镇再次获得了一些力量。然而，他们的安全保障却没有得到同等比例的恢复。没错，漫游生活已经结束了，但对于征服者来说，对于新的土地业主来说，漫游生活已经成为满足其欲望的主要手段。当他们希望去掠夺时，他们便去远征，去远处寻找新的财富、新的领地。当几乎每个人都安顿下来，必须舍弃这种四处漫游、征服生活时，他们的贪欲、暴戾和尚武之心却没有停止。于是，他们的重心落到了周边的居民身上，落到了城镇上。他们不再去远处掠夺，而是在家门口掠夺。从10世纪初开始，贵族对市民的敲诈勒索翻了两番。每当城镇所在封地的领主贪心发作，他就对市民们大肆施暴。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市民由于缺乏商业安全保障而怨声载道的时代。商人们行商归来，无法平安返回自己的城镇；大路小径上到处都是领主及其手下布下的关卡。人们刚重新开始勤勉工作就赶上了最缺乏安全保障的时刻。一个人的工作就这样被骚扰，在工作中有望获得的成果就这样被掠夺，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恼火了。如果是在刻板单调的生活中被骚扰，如果被夺走的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没在他心中激发出憧憬的快乐，他不会感到如此的烦恼和愤怒。与其他任何情形相比，个人或一群人在走向幸福的过程中遭遇不公和暴力，会激发出更加强烈的反抗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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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就是10世纪时城镇所处的地位。它们拥有更多的力量、重要性和财富，需要捍卫的利益也更多。同时捍卫它们的必要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因为这些力量、利益和财富都成了领主们垂涎的对象。危险和灾祸增大了，抵抗它们的手段也随之增加了。并且封建制度给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持续抵抗的榜样。它从未向人的大脑展现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它光凭一次干预就可以统治一切、平息一切。相反，它提供了个人意志拒绝臣服的连绵场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就是封地领主面对上级、小领主面对大领主时采取的立场。因此，当城镇遭受折磨和压迫时，当它们有了新的、最重要的利益需要保卫时，在这个时刻它们眼前浮现的是一个个造反的榜样。封建制度为人类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不断向人们展示个人意志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榜样影响巨大：尽管势单力薄，尽管与领主实力相差悬殊，四面八方的城镇还是纷纷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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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这一事件指定一个确切日期非常困难。人们一般认为，平民自治运动开始于11世纪。但是，在所有重大事件中，在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前，已经出现过不知多少次不幸和不为人知的尝试！在所有事情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上天肆意挥霍勇气、美德和牺牲，总之，挥霍了人自身。只有经过不知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后，在许多高贵心灵已经被气馁压垮，确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之时，胜利才姗姗来迟。对于平民来说，事情显然就是这样发生的。无疑，在8、9和10世纪中，有许多次反抗努力以及争取自治的运动，它们不仅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在人类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荣耀或成就。然而，千真万确，这些努力影响了后来发生的事。它们激活并维持了自由精神，并为11世纪的伟大起义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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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意使用了“起义”一词。11世纪的平民自治运动是名副其实的起义的结果，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是城镇人民向其领主宣布的战争的结果。我们在这种历史中看到的第一个场景经常是市民们挺身而出，随手操起手边的家伙什儿当作武器，驱逐领主派来横征暴敛的手下，或者是冒险攻打城堡。这些从来就是战争的特征。如果起义失败，征服者们会做什么？他会下令拆除市民们修建的防御工事，不仅是围绕城镇的，还包括围绕每座房屋的。我们常常看到，市民们在结盟时，在承诺共同行动、发誓相互帮助之后，市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修筑防御工事。有些自治城市，它们的名字今天已经完全模糊，例如，位于尼维诺伊斯的小城镇韦兹莱，与领主展开了持久的、激烈的斗争。韦兹莱修道院院长最后取得了胜利。他立刻下令拆除市民房屋中的防御工事。不少被摧毁的设防房屋的主人的名字被保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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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进入先辈们的居所内部，研究一下他们的建筑模式和所暗示的生活方式。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战争，所有一切都具有战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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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尽可能深入的考察结果来看，12世纪的市民房屋的构造是这样子的：通常有三层，每一层都有一个房间。底层的房间是公共的，全家人在此进餐。出于安全考虑，第一层非常高，这是房屋构造最显著的特征。市民和妻子所住的房间就位于这一层。房屋一角通常建有一座塔楼来保护其侧翼，它通常是方形的。这是战争的另一个标志，是一种防御手段。在第二层有一个房间，其用途尚无定论，但通常是留给子女以及家中其他人的。通常在这之上是一个小平台，显然是用于瞭望的。房屋的整个构造都暗示了战争。这就是这场导致平民获得自治权的运动的显著性质和真正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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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争持续一定时间后，无论交战双方是谁，它必然会走向和平。平民和敌手之间的和平条约就是特许状。自治城市的特许状其实就是市民们和领主之间的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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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是普遍的。当我说“普遍”时，我并不是说一个国家中所有市民之间存在联盟或联合，绝非如此。平民的情况几乎处处一样。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同一危险的牺牲品，遭受了同样的灾祸。获得了几乎一样的抵抗和防御手段后，他们几乎同时使用了这些手段。榜样可能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两个自治城市的成功可能会蔓延。有时候，特许状看起来像是出自同一模式。例如，努瓦永的特许状就被博韦、圣昆汀等城市用作了特许状的模板。然而，我怀疑榜样的影响力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当时的通信困难而稀少，传闻模糊而短暂。更有可能的是，起义是相同处境带来的结果，是一种普遍、自发的运动。我说的普遍，意思是它几乎在所有地方发生。因为，我重复一遍，这场运动不是一致的、商量好的，一切都是特殊的、地方性的。每个自治城市都是为了自己而反抗领主，一切都发生在地方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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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经历了很多的波折起伏。不仅双方互有胜负，甚至当和平似乎已经确立、双方都宣誓遵守特许状后，它还会遭到各种方式的破坏和逃避。国王们在这场斗争的交替起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讨论王权时详细阐述。我觉得他们对城市自治运动的影响有时候被过度高估了，有时候又被过度低估了，甚至有时候被完全否定。我现在只说国王们常常加以干预，有时候是应自治城市之邀，有时候是应领主之邀；他们常常扮演相反的角色；他们有时候按照一个原则行事，有时候按照另一个原则行事；他们不断改变自己的目的、意向和行为；但是整体上看，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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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波折起伏，尽管特许状持续受到破坏，城市自治运动在12世纪终于大功告成。整个欧洲尤其是广泛起义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法国，处处都赢得了或多或少有利的特许状。城市自治机构享受到的安全保障有多有少，但毕竟是享受到了。这一事实已成定局，自治权已经被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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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努力寻找这一伟大事实的直接结果，看看它给市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带来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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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市民与国家整体统治机构——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府——的关系上，它没有带来任何变化，至少在刚开始时没有任何变化。市民对政府的干预并不比以前多，所有一切依然是地方性的，局限在领地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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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情况将改变这一断言。现在，在市民和国王之间一种关联开始建立了。时不时地，市民们请求国王的帮助，来对抗他们的领主，或者当特许状得到承诺或宣誓遵守后，请求他的担保。还有一些时候，领主们请求国王在他们和市民之间充当裁判。无论是应任何一方的请求，出于各种不同原因，王权都干预了争执。从此在市民和国王之间出现了一种频繁联系，有时候甚至是亲密的联系。正是通过这种联系，市民们接近了国家政权的中心，开始与国家的整体治理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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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一切依然是地方性的，自治运动创造了一个崭新、普遍的阶级。市民之间并不存在联合，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没有共同、公共的实体。但是国家里充满了处境相同的人，他们拥有相同的利益、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关联和团结，因此产生了“资产阶级”(1)。资产阶级这个伟大的社会阶级的形成，是市民们的地方自治运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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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不可把当时的这个阶级设想成它后来演变的那个样子。不仅后来它的地位变了，并且它的组成成分也完全不同了：在12世纪，组成它的几乎全是商人——经营小本生意的商贩，以及小业主——拥有地产或房产，居住在城镇里。三个世纪以后，资产阶级还包括了律师、医生、各种学者以及所有当地官员。资产阶级是逐渐形成的，由极不相同的成分构成。还没有人给出它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中的连续演变或多样性的解释。不管在哪，一说起资产阶级来，人们似乎总认为在所有年代它都是由相同成分组成的。这是一个荒谬的臆测。也许，我们正应该从它不同历史时期成分的多样性中探索它的命运的秘密。在它尚未包括官员和文人、还没变成16世纪的模样之前，它在国家中既没有相同的重要性，也没有相同的性质。要想理解它的命运和力量的起伏变化，必须观察它内部不断兴起的新职业、新的道德立场和新的心智状态。在12世纪，我重复，组成它的仅仅有小商人——他们做完买卖后隐退在城镇中，以及房产和小型地产的业主——他们定居在城镇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欧洲市民阶级的最初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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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自治运动的第三个重大结果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自身形成了事实，并充斥在现代历史中。现代欧洲诞生于不同社会阶级的斗争中。在其他地方，就像我已经提到过的，这种斗争造成了非常不同的结果：例如在亚洲，一个阶级大获全胜，种姓统治代替了阶级统治，社会陷入了停滞。感谢上帝，这些事情没有在欧洲发生。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征服或压制其他阶级。斗争没有成为停滞的原因，反而成为了进步的源泉。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斗争和让步交替进行的必要性、利益和欲望的多样性、有心征服却无力实现，从所有这一切中产生了欧洲文明发展历程中也许是最活跃、最多产的源泉。各个阶级不断斗争、彼此憎恨，它们地位、利益和生活方式的截然不同造成了它们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但它们还是逐渐靠近、相互理解、相互同化了。每一个欧洲国家都见证了一种统一精神、一种利益、思想和情感的统一体在国家内部的诞生和发展过程，这种统一性最终战胜了分歧和斗争。例如，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各阶级在社会和精神上的隔阂还很深，然而正处于不断融合中。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存在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兰西民族，而不是一个排外的阶级，这个民族包含了所有阶级，并且所有阶级在其中受到一种共同情感的激励，拥有共同的社会存在，总之，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就这样，从差异、敌意和斗争中诞生了现代欧洲的民族统一性，这种民族统一性在今天是如此的显著，而且还在日复一日地发展和提升，散发出更加辉煌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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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当前研究的这一革命所带来的外部的、明显的重大社会影响。下面让我们研究它的精神影响，它对市民的心灵造成了什么变化，他们的精神在新形势下必然会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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