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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在12世纪以及随后时期中，市民和整个国家、政府以及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不对一个事实感到印象深刻。我说的是市民非同寻常的怯懦、谦卑、在要求国家统治权时的过度谦逊，以及他们易于满足的程度。在他们中间见不到那种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政治抱负，见不到思想大胆、志向宏伟的任何证据，见不到所谓的明智、正直和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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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伟大志向或坚定思想只能来自两个源泉。要么是自命不凡，自认为有叱咤风云的强大力量；要么是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完全的个人独立，对个人自由充满信心，坚信命运不以他人意志为转移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似乎只有这两个条件之一才能产生坚定的思想、伟大的志向，才能产生大展宏图、建功立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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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市民的状态中，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具备。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只对自己才是重要的；他们在自己的城镇以外或对于国家大事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他们对于个人独立也没有多大的感情。他们赢得了胜利，赢得了特许状，却无济于事。与那些住在附近、刚被他们征服的低级领主相比，城镇里的市民所感到的极度自卑感并不更少一些。他没有那种曾经鼓舞封地领主、由于独立而产生的自豪感；他所拥有的那一份自由不是凭他一己之力获得的，而是来自他与他人的联合，是一种艰难的、不牢靠的救援。因此，这种拘谨、懦弱、隐忍谦卑、言语谦逊的性格，和行事坚决的性格一道在市民的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不仅仅是在12世纪中，甚至还在他们后代的生活中。他们不喜欢轰轰烈烈的冒险事业，即使被命运所迫不得不冒险他们也会惴惴不安。责任令他们感到心烦意乱。他们觉得自己超出了活动范围，希望回归本份。因此，他们为人处世讲究中庸之道。人们在欧洲历史尤其是法国历史中，常常发现资产阶级被人尊敬、重视、奉承甚至是尊重，但很少被人畏惧。它很少令对手感到它是一股强大、高傲的力量，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没什么可惊奇的，它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起源，在于它取得自治时的情形、我刚刚向你们介绍过的情形。不受社会地位所限的雄心壮志、政治思想的宽广和坚定、参与国家大事的愿望、对人之为人的伟大以及人可能施展的力量的充分意识，这些完全是现代欧洲的情感和气质、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是现代文明特有的光辉伟大的普遍性所产生的成果，这种普遍性必然能确保公众在国家统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这正是我们的先辈市民通常及必然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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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们在狭隘舞台上捍卫地方利益的斗争中获得并展现出来的干劲、专注、毅力和耐性从未被人超越过。这一事业的难度是如此之大，面临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必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当前，人们对12和13世纪的市民生活抱有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在沃尔特·司各脱所著的一部小说《昆汀·杜沃德》中，你们看到了他对列日市的一位市长的描述。作者把他刻画成了喜剧中的一名普通市民，肥胖、懒惰，既无经验也无胆量，只知道安逸度日。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市民们总是身披盔甲、手执长矛。他们的生活和与他们交战的领主一样紧张、一样危险、一样艰辛。正是在这些层出不穷的危险中，在与实际生活各种困难的斗争中，他们获得了这种男子汉气概和倔强劲头，这种气概和劲头在现代的斯文生活中几乎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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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自治运动所取得的这些社会或精神成就在12世纪期间都没有得到发展。只有在后续的世纪中它们才清晰显露，才能轻松辨别。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种子已经撒在自治城市的最初处境中，撒在它们追求自治的方式中，以及市民当时获得的社会地位中。因此，我向你们单独介绍它们是正确的做法。现在，让我们研究12世纪自治城市的内部情况，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治理的、在市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和事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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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该记得，在谈到罗马帝国遗留给现代世界的自治城市制度时，我告诉你们，罗马帝国是一个由众多自治城市组成的伟大联盟，这些城市都曾经是和罗马一样的主权城市。每一座城镇最初都拥有和罗马一样的存在方式，都曾经是小型、独立的共和国，能够自主媾和或宣战，按照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治理自己。随着它们与罗马帝国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那些构成了主权的权利如媾和或宣战权、立法权、征税权等，脱离了各个城市，集中到了罗马。最后只剩下一个主权城市即罗马，统治着大量现在只有普通百姓生活的城市。自治城市制度改变了性质，它不再是一种政治统治、一种主权制度，变成了一种行政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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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完成的重大革命。自治城市制度变成了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沦为了城市的地方事务和民事权益的管理。这就是罗马帝国覆灭时城镇及其机构所处的状况。在混乱和野蛮状态中所有思想和事实都陷入了彻底混乱，主权和行政管理的所有归属都混淆了。再没人关心它们之间的区别。一切事务都只能随需应变。每个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要么有个君主，要么有个行政长官。当城镇揭竿而起以恢复一些安全保障时，它们夺取了主权。它们夺取了征集民兵的权利、为战争征税的权利、自行任命首领和官吏的权利，总之，治理自己的权利，绝不是为了贯彻某种政治理论，也不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而是为了拥有抵抗它们所反叛的领主的手段。城镇的内部政府是防御和安保的手段。就这样，因为罗马征服而被废除的主权回归了自治城市制度，自治城市再次拥有了主权。这就是城市自治运动的政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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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权不一定是完整的。它常常还留有一些外部主权的痕迹：有时候领主保留了向城市派遣地方官的权利，城市的市政官员成了地方官的顾问；有时候他拥有征收某些税收的权利；在其他地方他可以获得贡品。有时候，城市的外部主权掌握在国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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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经进入封建制度框架的自治市拥有封臣，变成了封建主。凭借这一头衔它们部分拥有了最高领主与生俱来的主权。这使得它们通过封建地位获得的权利和通过起义获得的权利之间出现了一些混淆。它们就是通过这两种名义获得主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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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极其贫乏的文史材料，我们尽可能地推断出在自治市内部，至少在早期，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全体居民构成了市民大会；所有曾经宣誓效忠城市的人（所有生活于城墙以内的人都必须这样做）被钟声召集至大会场。他们在这里任命市政官员。市政官员的数量和组织形式变化很大。一旦任命了市政官员后，大会就解散了，几乎完全由市政官员独自来统治，多少有点独断专行。除了负责新的选举或发动民众暴乱外他们没有别的职责，暴乱是那时候的主要职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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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看到，自治市的内部组织归结为两个简单要素：全体市民大会以及一个拥有几乎专制权力的政府，其职责是起义和暴乱。主要由于生活方式所处状态所限，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保障长治久安的正规政府是不可能的。自治城市大部分人口都处于野蛮无知、逞凶斗狠的状态，极难管理。短时期过后，自治城市内部就和以前领主统治时期一样缺乏安全保障。然而，一个上层资产阶级极其迅速地形成了。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当时的思想和社会关系所处状态导致了大批工业行业和依法成立的企业的兴起。特许权制度被引入了城市内部，带来了极大的不平等。很快，到处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富有且重要的市民，以及或多或少的庞大劳动人口，他们尽管地位低下，但对城市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于是，城市分化成了一个地位较高的资产阶级和大量容易沾染各种市井恶习的人口。上层资产阶级发现自己两面受到挤压，一方面是管理下层人口所带来的巨大困难，一方面是城市旧主人寻求重建权力的不断企图。这就是它当时的处境，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一直延续到16世纪。这就是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尤其是在法国阻止城市自治机构掌握它们原本能够掌握的所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障碍。在它们中间两大原则争斗不休。在下层人口中是一种盲目、无所顾忌、凶猛的民主精神；以及因此造成的上层人士在达成协议时的怯懦、极易妥协的倾向，无论是对待国王、旧领主，或是在城市内部恢复和平、秩序时莫不如此。这些原则中每一个都必然会阻碍城市自治机构对国家发挥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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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结果在12世纪都还没有显露出来，然而，人们还是能够在平民造反的性质中，在它们的发起方式中，以及在城市人口不同成分的状态中预见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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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些就是城市自治运动和城市内部治理的主要特征和总体结果。我要预先警告你们，这些事实并不像我概括的那样统一和普遍。欧洲各自治市的历史千差万别。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罗马自治城市制度占统治地位；不像北方存在那么多的多样性和不平等性，并且由于罗马传统的缘故，或是因为人口素质更高，城市自治组织也强很多。在北方，封建制度统治了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服务于对抗领主的斗争。南部的自治市更加关注内部组织、改善和进步；它们一心想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北部的自治市尤其是法国的自治市，它们的命运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不完全性，其发展程度注定要稍逊一筹。看一眼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的自治市，我们能发现其他差异。我对此不再详细展开。在研究文明史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对其中一些加以评论。一切事物在开始时都以相同外表混杂在一起，只有在连续发展过程中才能显示出其中的差别。然后就开始了新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朝着自由和高度统一的方向发展，朝着人类所有努力和希望的辉煌目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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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资产阶级（bourgeoisie，音译为“布尔乔亚”），是一些西方经济学思想学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阶级划分当中的富有阶级之一，指有产者、中产阶级。英语“bourgeoisie”来自法语，源于意大利语的“borghesia”，指在村庄中心拥有房子的自由人。中古时期的资产阶级原型就是磨坊拥有者，在接下来的世纪里，资产阶级这个名词较适合用来指最初的银行家，以及那些从事新兴活动如贸易和金融的人。19世纪之前，这个词大部分情况下指的就是低于贵族、高于农奴和无产阶级的广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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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八讲 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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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欧洲文明史总体一览——它的独特且根本的性质——该性质开始显露的时代——12到16世纪时欧洲的状态——十字军东征的性质——它的精神和社会原因——在13世纪末，这些原因不复存在——十字军东征对文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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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我还没向你们解释我的整个课程计划。在开头我指出了它的目标；随后我简单回顾了欧洲文明，既没有把它看成一个整体，也没有同时向你们指明出发点、路线和停靠港口，即开始、经过和终点。然而我们现在到达了这样一个时代，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局观察，素描出我们所勘测地区的总体景象。我们之前研究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我解释，或通过直接、明显的结果加以解释。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时代却难以理解，甚至无法激发强烈兴趣，除非是把它们与最间接、最遥远的结果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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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广泛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发现自己面前一团漆黑，再也不愿继续前行。我们希望不仅知道自己从那里来、现在身处何方，还希望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感受。我们正在靠近的这个时代并不容易理解，不通过它与现代的联系就无法评估它的重要性。它的真正意义只有到了后来才变得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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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拥有了欧洲文明的几乎所有要素。我说“几乎”是因为我还没有向你们提到君主制。君主制发展历史中的决定性关键事件直到12世纪甚至13世纪才发生。直到那时这一制度才真正形成，开始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一个确定位置。因此我在前面没有提到它，它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除此以外，我重复一遍，我们已经拥有了欧洲文明的所有重大要素。你们已经目睹了封建贵族政治的诞生、教会和自治城市的诞生。你们已经见到了与这些事实对应的制度，而且不止是制度，还包括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激发的各种原则和思想。因此在研究封建制度时，你们被置身于现代家庭的摇篮边、家庭生活的壁炉前；你们已经淋漓尽致地体会到了个人独立的情感，以及它在我们文明中占据的位置。关于教会，你们已经看到了纯宗教社会的兴起、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神权政治的原则、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宗教迫害的开端以及信仰自由的第一声呼喊。正在兴起的自治城市使你们隐约看到一个基于封建制度和教会以外的其他原则建立起来的社团、社会阶级差异及其斗争，看到了现代市民生活方式中的第一个及意义深远的特征——胆小怕事和发奋进取的精神兼备、煽动蛊惑和遵纪守法的精神并存。总而言之，一切曾经帮助欧洲社会形成的要素、它已经成为的一切，甚至可以说它蕴含的一切可能，都已经呈现在你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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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前往现代欧洲的心脏。我说的不是这个经历了我们所目睹的惊人变化的当今欧洲，而是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问你，你们能认出我们刚在12世纪见过的那个社会吗？多么神奇的变化！我已经详细说明了自治城市在这方面的变化。接下来我要努力使你们意识到18世纪的第三等级与12世纪的第三等级之间的相似性是多么的少。如果对封建制度和教会进行同样比较，我们将震惊于同样的巨变。路易十五的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之间，或德·贝尼斯红衣主教的教会和苏格院长的教会之间，其相似之处并不多于18世纪的第三等级和12世纪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时代之间，虽然社会已经具备了所有要素，但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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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明确这一巨变的总体及基本的性质。从5世纪到12世纪，社会包含了我所描述的一切。它拥有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劳工、宗教和世俗权力——总而言之，形成国家和政府的所有必要事物的萌芽，然而，那时候既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家。就民族和政府这两个词语的当今含义而言，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任何类似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或名符其实的政府的事物。我们见到过大量特殊权力、大量特殊事实以及地方性制度，但没见到任何一般或公共的事物，没见到严格意义上的政策，也没见到真正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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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让我们看看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们将到处看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两大主角：政府和人民。一个广泛权力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国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的影响，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历史。两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它们的联合或斗争，这就是历史所发现并叙述的内容。贵族、教士和市民，这些特殊阶级和势力现在都退居第二位，几乎淹没在人民和政府这两大实体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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