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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从第二个视角来考察君主制，也就是说，考察它的灵活性、它所扮演角色以及它产生影响的多样性。我们有必要为这些特征找出理由、明确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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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优势：我们能够立刻进入历史，查看我们自己的历史。机缘巧合，在现代欧洲，君主制恰好具有它在世界历史中呈现过的所有性质。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数学表达式，欧洲君主制就是君主制的所有可能种类的总和。我将快速回顾一下它从5世纪到12世纪的历史。你们将看到它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多么的千差万别，整个欧洲文明所具有的这种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是多么广泛地到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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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在日耳曼民族大入侵的时代，出现了两种君主制：蛮族君主制和帝国君主制，即克洛维(1)式君主制和君士坦丁(2)式君主制。二者在原则和影响上都有根本性差别。蛮族君主本质上是选举的，日耳曼国王们是选举出来的，虽然他们的选举形式与我们现在习惯上赋予这一概念的形式不同。他们是军事首领，其权力必须得到大部分部属的自愿接受。人们服从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所有人中最勇敢、最能干的一个。选举是蛮族君主的真正来源，是它原始的、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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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这一特征在5世纪一点也没改变，或没有任何不同要素进入君主制。不同部落拥有首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些家族脱颖而出，赢得了比其他家族更多的信任、声望和财富。因此出现了世袭现象，首领现在主要从这些家族中选举产生。这是占统治地位的选举原则所结合的第一个不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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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思想、另一个要素，也渗入了蛮族君主制，这就是宗教要素。在一些蛮族民族如哥特人，我们发现他们的国王家族是他们崇拜的神祗家族的后裔，或他们封为神的英雄如奥丁的后裔。这就是荷马史诗中的国王们的地位，他们是神祗或半神的后代。尽管他们权力有限，但凭此头衔成为某种宗教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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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时蛮族君主制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初始原则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但已经有所变化和波动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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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罗马的帝国君主制，这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它是国家的化身，是罗马人民的主权和最高权威的继承人。考虑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王权，皇帝是元老院、平民议会和整个共和国的代表。他继承了它们，而它们集成于他个人身上。从第一批皇帝的谦逊言语中，至少从那些通情达理、有自知之明的皇帝的言语中，谁还看不出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面对是原本拥有主权但好意让渡给他们的人民；他们作为人民的代表和仆人服务于人民。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人民的所有权力，且程度之强烈令人敬畏。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权力转变，我们曾亲眼目睹过。我们曾经看到主权从人民转移到个人那里，那就是拿破仑的经历。他还是主权人民的化身。他不断向人民重复：“有谁像我一样是1800万人民选举出来的？有谁像我一样是法兰西共和国人民的代表？”我们看到他发行的铸币上一面印着“法兰西共和国”，另一面印着“拿破仑皇帝”，这意味着什么？不正是我刚才描述过的事实——人民变成国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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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帝国君主制的根本性质，罗马帝国在前三个世纪都保持着这一性质，直到戴克里先统治期间才获得了最终的、完整的形式。然而，在那个时候，一场巨变即将开始，一种新的君主制即将问世。基督教努力了三个世纪，在社会中引入宗教要素。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期间它终于取得了成功，虽然还没成为支配性事实，但已经举足轻重。此时君主制呈现出新的面貌，它的源头不再是尘世。君主不再是公共主权的代表，他是上帝的形象，是祂的代表和代理人。他的权力来自上天，而帝国君主的权力来自凡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自由权和政治保证很难与宗教君主制的原则结合起来，但这种原则本身是崇高的、合乎道德的、有益的。让我们看看7世纪时宗教君主制度中的君主概念，我引用托莱多议会的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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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之所以被称为‘国王’（rex），是因为他施政公正（recte）。若他公正（recte）行事，则合法地拥有‘国王’头衔；如果他行事不公，则可悲地丧失此头衔。因此，我们的父辈有至理名言：‘国君公正则立，不公则废。’君主的两大美德是公正和明理（精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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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一样，王权必须尊重法律……对上天旨意的服从给予了我们以及我们的臣民们明智的法律，和王国中所有人一样，我们贵族以及我们的后继者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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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在安排人的身体构造时，将头提升至高处，使各处的神经从此处发出。祂在头上安放了如炬的双眼，以便在此可看到所有可能有害之物。祂确立了智力的权力，赋予它统治所有组成部分、明智管理其运作的职责……因此，必须首先管理好与君主有关的事务，照顾好他们的安全，保护他们的生命，然后再整顿与人民有关的事务。这样恰当地保障国王的安全后，他们能够反过来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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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宗教君主制中，另一个相当不同于君主的要素几乎总是会显露出来。一股新势力出现在它身旁，与君主相比，它距离作为王权来源的上帝更近，这就是教士，一股介于上帝和国王、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宗教势力。因此，作为神的化身的君主，很有可能沦为上帝意志在凡间的解释者的工具。这是这一制度在命运和影响上的多样性的一个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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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了5世纪时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出现的各种不同君主制：蛮族君主制、帝国君主制和正在兴起的宗教君主制。它们和命运和它们的原则一样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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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刚开始时蛮族君主制占据了优势。教士们好几次试图引入帝国或宗教的性质，但掺杂了一些世袭和宗教思想的王族选举制度仍然保持统治地位。在意大利，在东哥特人中，帝国君主制取代了蛮族习俗。狄奥多里克(3)宣布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者。只要读一读卡西奥多罗斯的著作，就能看出他的统治所具有的这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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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君主制的宗教性质比其他地方更加明显。由于托莱多议会的强大影响力——我且不说是主宰地位，宗教性质占据了支配地位，即使不是在西哥特国王们的严格意义上的统治中，至少是在教士激发他们所制订的法律中，在教士要求他们所说的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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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在撒克逊人中，蛮族风尚几乎原封不动。七个王国(4)仅仅是不同帮派的地盘，各有各的首领。在这里军事选举制比其他地方更加明显。盎格鲁-撒克逊君主制是蛮族君主制最完美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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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总体上看，5—12世纪期间同时出现三种君主制。在欧洲各个国家中，根据情况的不同，其中的某一种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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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是如此混乱，以至任何普遍或持久的事物都无法建立。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盛衰变迁，我们来到了8世纪，君主制依然没能在任何地方获得确切性质。直到8世纪中期，随着法兰克国王们第二波次进攻的胜利，事情才变得普及和明朗。由于它们在更大规模上得到实现，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结果。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不同君主制明显的交替和相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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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时，能看到蛮族君主的回归，选举制度再次出现了。丕平使自己在苏瓦松当选。当第一批加洛林国王把王国分封给儿子们时，他们想方设法证得国家中各方首脑的同意。在划分领土时他们希望得到全国大会的批准。简而言之，选举原则以公众同意的形式恢复了一些存在。要记住，这一王朝更替就像是日耳曼人在西欧的一次新入侵，带回了自己一些古老制度和习俗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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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看到，宗教原则更明显地渗入了君主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丕平获得了教皇的认可和加冕。他需要宗教认可，教会已经成为一股强大势力，所以他讨好奉承它。查理曼大帝也采取了同样的预防措施，宗教君主制处于蓬勃发展中。但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期间这一性质并未占据统治地位，显然帝国君主制才是他试图复兴的。虽然他紧密联合教士并利用他们，但他并不是他们的工具。一个伟大的国家、政治的伟大统一、罗马帝国的复兴，这些才是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所偏爱的想法和梦想。他去世后，虔诚者路易(5)即位。所有人都知道王权马上变成了什么样。国王被教士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责难他、罢黜他、让他复位、操纵他。之前处于次要地位的宗教君主制眼看就要得到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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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从8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在一些重大、紧密联系、明显的事件中，三种君主制的多样性得以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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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者路易去世后，欧洲开始分崩离析，在这个过程中这三种君主制几乎同时消失了，一切都陷入了混乱当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当封建制度盛行时，第四种君主制出现了，它不同于我们之间见过的任何一种，这就是封建君主制。它有点混乱，很难下定义。有人说封建制度中的国王是君中之君、王中之王，他通过阶级之间的牢固纽带掌控整个社会；他通过号令封臣，继而号令封臣的封臣，从而号令全国，显示为真正的国王。我不否认这是封建君主制的理论，但它只是理论，并非现实。国王通过层级结构即连接君主和整个封建社会的纽带所获得的普遍影响力仅仅是政治学家的梦想。事实上，当时的大部分封建领主完全独立于君主；很多人几乎不知道国王的名字，与他很少有甚至毫无关系。所有的主权都是地方性的、独立的，加于一位封建领主身上的国王头衔，如其说是表达了一个事实，还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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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0—11世纪期间君主制的状况。在12世纪，在胖子路易(6)的统治下，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国王更频繁地被人提及；他的影响力深入到以前从未到达的地方；他的社会角色更加活跃。如果研究这一切所凭借的名义，我们将无法找到君主过去惯用的任何一种名义。他扩张王权、笼络人心，靠得不是皇帝继承人或帝国君主的名义，也不是通过选举或受命于上帝。选举制的一切痕迹都已消散殆尽，世袭即位原则已经牢固确立；虽然国王即位还需要教会的认可，但人民对胖子路易王权中的宗教性质丝毫未加注意。一种新要素、一种以前未知的性质在君主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君主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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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重复，这一时期的社会处于极度混乱中，听凭暴力的无止蹂躏。社会自身对于这种悲惨状况、对于恢复秩序和统一束手无策。现代人常常将封建制度描述为一种系统化的、有组织的政体，但它所依赖的各种封建机构如贵族议会、领主法庭等所有这些形式都没有现实性、没有权力。它们没有任何力量能重建秩序或正义。因此，在这种社会荒芜中，谁也不知道遭受巨大不公时应该求助谁来获得赔偿，找谁来纠正极大的罪恶，找谁来通过任何方式建立类似国家的机构。国王的名义还在，挂在某个领主身上，少数一些人还重视它。君主以前打出的各种头衔，虽然并没有发挥多大的控制作用，依然出现在许多人头脑中，在一些场合中得到认可。有时候，他们请求国王制止某些可耻暴力，或在他的府邸附近多少恢复一些秩序，或终止一件旷日持久的争执。有时候，人们请求他来干预严格来说并不属于他管辖范围内的事务。他作为公共秩序的保护者、不公之事的公断者和纠正者加以干预。他的头衔所固有的精神权威逐渐为他赢得了这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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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胖子路易统治期间和苏格执政期间君主制开始具有的性质。在这段时期，虽然还很不完整、含糊而虚弱，但我们第一次看到人们头脑中有了公共权力的概念。这种权力与当时掌握社会的任何权力都不同，它用来为那些通过常规手段无法获得正义的人提供正义，它能够建立或至少要求遵守秩序。这是一个伟大行政官的概念，他的根本性质是维持或重建和平、保护弱者、裁决其他人无法决定的分歧。这是一种全新的性质，从12世纪开始，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君主制就呈现出这一性质。它行使统治权时既不是作为蛮族君主，也不是作为宗教君主或帝国君主。它拥有的仅仅是一种有限的、不完整的和附属性的权力，一种可以说是维护全国和平的大法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确切的表达）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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