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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代君主制的真实起源。这可以说是它至关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发展，并且，我毫不犹豫地说，带来了它的成功。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看到君主制不同性质反复出现，看到我所描述的各种君主制轮番试图东山再起。教士们总是在宣扬宗教君主制，法学家们努力复兴帝国君主制，贵族们有时候希望恢复选举式君主制，即封建君主制。不仅教士、法学家和贵族们努力想使这种或那种性质在君主制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君主自身也想使它们服务于君主权力的扩张。国王们根据形势需要和趋势，有时候以上帝的代理人自居，有时候以皇帝的继承人自居。他们非法利用这些不同头衔，但这些头衔都不是现代君主必不可少的头衔，或它的支配性影响力的源泉。我重复一遍，只有作为公共秩序、普遍正义和共同利益的受托人和保护人，只有以伟大行政官的面目出现，以社会的中心和联结纽带的形象出现，它才能赢得人民的瞩目、得到人民的拥护、获得人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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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研究的推进，你们将看到，这种开始于12世纪胖子路易统治期间的现代欧洲君主制的特征不断强化和发展，可以说变成了它的政治面貌。正是通过它，君主制促成了一个重要结果，这就是当今欧洲社会的特征，即所有社会要素归结为两个：政府和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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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十字军东征结束时，欧洲踏上了通往现今状态的道路，君主制在这一伟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恰当的作用。在下一讲中我们将研究12—16世纪期间，在政治组织方面进行的不同尝试，这些尝试的目的是通过监管来维护当时几乎完全崩溃的秩序。我们将研究封建制度、教会甚至自治市按照自己的古老原则、在其原始形式下组织社会从而抵御即将到来的巨变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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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克洛维（Clovis，455或456—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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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272年—337年），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兴建新都君士坦丁堡，以与元老院的罗马对抗：推进政府和军事改革，加固帝国的边防。晚年归顺了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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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译者注：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约455—526年，东哥特国王。489年在拜占庭皇帝芝诺鼓动下，率10万东哥特人西征意大利的奥多亚克王国，经三年围攻于493年占拉文纳，杀奥多亚克，建立名义上臣属于拜占庭帝国的东哥特王国，辖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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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5世纪时，罗马军队撤出不列颠后，日耳曼民族中的撒克逊、盎格鲁等部落乘虚入侵不列颠，建立了7个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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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译者注：虔诚者路易即路易一世，查理曼大帝的儿子，帝国唯一继承人。在将帝国分封给三个儿子后，幼子查理出生。路易也想给幼子分封一块土地，招到三个儿子的拒绝。833年，三个儿子在教皇格里高利四世的支持下，囚禁了路易和查理。直至835年，路易才得以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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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译者注：胖子路易，即路易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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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十讲 政治组织初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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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调和现代欧洲不同社会要素，使它们在同一个社会中、在同一中央权力下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尝试——第一，神权政治组织尝试——它为什么失败了——四个主要障碍——格里高利七世的错误——对教会统治的反抗——来自人民的——来自君主的——第二，共和组织的尝试——意大利诸共和国——它们的缺陷——法国南部城镇——镇压阿尔比教派的十字军战争——瑞士联邦——佛兰德斯和莱茵河畔的自治市——汉萨联盟——封建贵族和自治市之间的斗争——第三，混合政治组织尝试——法国的三级会议——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议会——英国议会——德国的独特状况——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原因何在——欧洲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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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我希望在一开始就明确本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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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记得，在古代欧洲社会诸要素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影响的第一个事实是它们的多样性、分离性和独立性。封建贵族、教士和自治市拥有完全不同的处境、法律和生活习俗。它们形成了如此多的社会，各自管理自己，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规则和权力。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接触，但没有真正的统一；严格说来，它们没有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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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社会融合为一个社会的进程现在已经完成。正如你们看到的，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显著事实和根本性质。众多原有社会要素被归结为两个：政府和人民。也就是说，多样性已经结束，相似性带来了统一。但在这一结局大功告成之间，甚至为了阻止它，曾经有过很多次尝试，试图使所有这些特殊社会共同生活和行动，而又不破坏它们的多样性或独立性。这些尝试绝不是为了打击、损害它们的地位、特权或特性，而是想把它们团结在同一个国家中，形成同一个民族，使它们团结在同一个政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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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我刚才提到的结局，现代社会的统一，证明了它们的失败。即使在那些留有一些社会要素原有多样性痕迹的欧洲国家中，例如在德国，依然存在真正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英国，国家教会依然掌握特别税收和特定司法权，很明显，这一所谓的独特存在仅仅是一个表象、一个错觉。这些特殊社会在政治上融合在一个大社会中，吸收在国家中，由公共权力统治，服从同一种制度，被同一思想和同一生活方式的潮流裹挟而去。我重复一遍，即使原有社会要素的形式依然存在，它们的独立性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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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旨在使它们彼此协调而无须改造、使它们依附于全国性统一而又不破坏其多样性的尝试，在欧洲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部分构成了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个时代，这一时代是原始欧洲和现代欧洲的分水岭，是欧洲社会完成巨变的时期。它不仅占据了重要地位，还深刻影响了后续事态的发展，影响了所有社会要素归结至政府和人民两大要素的实现方式。因此，恰当评估、深入理解12世纪到16世纪期间那些旨在创造国家和政府而又不破坏这些并立的次级社会的多样性的政治组织尝试，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本讲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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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任务。这些政治组织尝试并不是全都由善良动机所构思和指导的，其中许多都仅仅出自一己私利和严酷暴政的目的。然而，还是有不少是纯洁的、利益无关的，还是有不少是为了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福利的。社会当时所处的支离破碎、暴力和不公震惊了许多伟大的头脑和高尚的灵魂，他们不断追求摆脱这种状态的途径。然而，即使是这些高尚尝试中最优秀的也失败了，多少勇气和美德、多少牺牲和努力都付之东流，这种场景岂不令人心碎？甚至还有一件事更加痛苦，是更加辛酸的悲伤之源：不仅这些社会改造尝试全都失败了，其中还掺杂了大量谬误和罪恶。虽然动机善良，但大部分是荒谬的，反映了对理性、正义、人权以及社会状态基础的严重无知。因此不仅成功难以企及，失败也是理所当然。因此，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人类的艰辛命运，还看到了它的脆弱。我们从中能看到，即使是最睿智的头脑，也会被真理的最小一片树叶障目，完全看不见其余部分，对超出自己思想范围的其他事物视若无睹；被正义的最小一片树叶障目，看不见其中涉及和允许的不公。在我看来，人性恶习和缺陷的这种爆发比人的悲惨状况更令人痛心，他的错误比他的痛苦更令我心情沉重。我将要描述的各种尝试将展现这些情景中的每一个。我们必须全面看待这些尝试，公正对待这些人、这些时代。他们虽然常常误入歧途、悲惨失败，毕竟显示了如此高贵的品德，付出了如此高贵的努力，配得上如此多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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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世纪期间形成的这些政治组织尝试包括两种类型：一种的目标是实现某个社会要素的统治，无论是教士、封建贵族还是自治市，使其他所有要素臣服，并在此前提下实现统一。另一种主张调和所有特殊社会，使它们共同行动，而又保留各自的自由，保障各自的影响力。第一种尝试比第二种更容易产生自私自利和暴政的嫌疑。它们也确实更经常沾染这些恶习。事实上，由于其本性使然，它们的行动手段必然是专横的。然而，其中有一些尝试可能是——事实上确实是出自人类进步和福祉的纯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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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第一种尝试是神权政治组织尝试——也就是说，使各种社会臣服于宗教社会的原则和统治的企图。你们回忆一下我所说过的关于教会历史的话。我曾经努力说明在它里面发展出了哪些原则，各自有多少合法性，它们如何诞生于事态的自然进程，它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又带来了什么弊端。我曾经描述了教会在8—12世纪期间所经历过的不同状态的特征。我说明了帝国教会、蛮族教会、封建教会和最后神权教会的状态。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这些。现在，我将努力说明教士们做了什么来统治欧洲，以及他们为什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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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罗马教廷的行动中，还是在整个教士阶层的行动中，神权政治组织的尝试很早就出现了。它是教会的政治和社会优越性的自然结果，但我们发现从一开始它就遭遇了障碍，即使在活力最旺盛的时候，它也无法成功排除这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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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障碍就是基督教的本质。在这方面，基督教与其他众多宗教信仰完全不同，它仅仅通过信念、通过精神手段得以建立。从诞生之时起，它就从未用暴力武装自己。在早期，它仅仅通过言语来征服世界，仅仅征服人的灵魂。因此，即使在教会大获全胜后，拥有巨大财富和威望时，我们发现它从未拥有对社会的直接统治权。它的纯精神的、纯粹依靠信念的起源已经铭刻在它的生存状况中。它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它没有权力。它渗透至城市管理中，对皇帝及其臣仆施加了强大的影响，但它对公众事务没有明确的行政权，即严格意义上的统治权。一套统治体系——神权政治的或其他的——无法仅仅通过影响力的间接方式来建立，它必须去行政、指挥、征税、处置收入、统治，一句话，真正地掌控社会。通过信念来影响国家和政府，可以产生很多效果，行使很大的支配权，但无法建立政府，无法建立一套体系，无法保障它的未来。这就是教会从诞生之时就处于的处境。它总是置身于统治社会的政府身旁，但从未取而代之，这是神权政治组织尝试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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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早的时候，教会还遇到了第二个障碍。罗马帝国覆灭、蛮族国家成立后，教会发现自己成了被征服者。摆脱这一困境成了当务之急。为此，它着手开始转变征服者的信仰，从而使自己跻身于他们的行列。当这一任务完后，教会开始觊觎社会的统治权，它遭遇了封建贵族的高傲和抵抗。这是封建世俗贵族为欧洲建立的丰功伟绩：在11世纪，各个国家几乎完全臣服于教会——君主们很少能够捍卫自己，只有封建贵族们拒绝接受教会的禁锢，从不对他们卑躬屈膝。只要想一想中世纪的一般景象，人们就会震惊于世俗领主和牧师之间关系中所存在的高傲和谦卑、盲目轻信和思想自由的奇妙混合，我们在此看到了他们的原始状况的一些残余。你们还记得，我曾经努力向你们解释封建制度的起源、它的初始要素，以及基本封建社会是如何围绕封地领主的住所形成的。我谈到在那个社会中牧师的地位是如何低于领主的。因此，在封建贵族的心中总是保留有这种场景的回忆和感觉。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不仅独立于教会，而且优越于教会，只有自己天生就该掌握并真正统治国家。他们往往愿意与教士们和睦相处，但仅仅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让步于教士们的利益。在很多世纪中，是世俗贵族们维护了社会对教会的独立，在国王和民众都屈服时高傲地捍卫这种独立。与其他势力相比，他们第一个反抗组建神权政治社会的企图，并对这一企图的失败做出了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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