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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从意大利中部输入迦太基的商品亦是优质的考古材料。[20]类似于希腊风格的陶器实际上是迦太基人的作品，这表明要么有一个埃维亚裔制陶工社区活跃于迦太基城，要么腓尼基移民很早就已开始仿制这种样式的陶器。[21]由此看来，迦太基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贸易中心，吸引着来自不同种族聚居区的人们前来定居（当时迦太基人依旧在制度上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的“泰尔式”传统）。此外，尽管与黎凡特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是整个迦太基历史中经济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座城市一点也不依赖于黎凡特-伊比利亚的金属航线，因为它的大部分商业活动都嵌进了繁荣兴旺的第勒尼安海贸易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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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6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的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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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植物学研究已确定了早期移民的饮食由大麦、几种不同类型的小麦、燕麦、谷物、小扁豆、豆类、橄榄、水果和葡萄酒构成。[23]然而，在早期的移民点完全未发现鸡之类家禽的踪影，野鹅和野鸭成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家畜主要有牛、绵羊和山羊，牛科动物被当作肉类的来源。对这些动物骨头的分析显示它们在口齿尚幼的时候就被宰杀了。[24]迦太基存在之初的农业产地的位置已是近年来考古学研究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按照艾丽莎传说的描述，在迦太基城存在的头两个世纪中，它的腹地面积显然极为有限。对双耳细颈椭圆形土罐内所盛粮食的分析清楚表明，早期这一定居点的大部分粮食均不得不从众多地区，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西西里、希腊、爱琴海和黎凡特进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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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考古学家尚未找到任何一座建于早期的重要公共建筑或海港，然而目前的证据显示，沿海平原开始布满密密麻麻的网格状住宅群，与这些用晒干的砖块盖成的住宅一起分布在街道上的还有水井、花园和广场，所有这些建筑都规划得整齐有序，与海岸线相互平行。至公元前7世纪，这个定居点为一排引人注目的带有3米宽的堞跺的城墙所环绕。[26]这座城市在它存在的头一百年时间里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它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拆除和重建的痕迹，包括小心翼翼地将一座早期公墓移走，以便为一个金属加工作坊让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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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环绕着这座新城的更加巨大的公墓表明，在迦太基建立后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它是约3万人的家园。[28]根据生前的经济条件，死者一般会被精心、细致地安葬在地下陵墓或石棺墓——石板墓穴，通常为一大块厚厚的石板所覆盖——之中。[29]从死者的遗物——剃刀刀片、香料和香水瓶、化妆品、小碗、灯具、小雕像和祭坛——中，我们或许可以再现某些为了让他们自由地转世而举行的宗教仪式。死者的身体首先被清洗，并涂上油膏，而后在脸上涂上化妆品。尸体随后被收殓，之后将作为供奉的食物和饮料摆在一个特别的祭坛之上，随后是组织一场酒宴和一支由哀悼者所组成的送葬队伍。[30]最后，死者与那些被认为将会在来生派上用场的物品——工具、兵器和封印、药草以及进口的陶器——一起被埋葬。护身符和其他带有驱邪作用的可保护死者免受恶魔侵害的物品亦在陪葬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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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供奉物品具有日用品的特点，明显表明迦太基人希望来生的生活与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时的生活一模一样。墓志铭支持这一观点，它提到灵魂的饮食，并警告生者不要打开墓穴，惊扰死者。[31]迦太基人似乎相信，当一个人死去后，灵魂会一分为二。“内菲什”（néphesh）[32]，灵魂的物质部分仍待在坟墓之中，有着与活人一样的需求；与之相反的是，死者的精神化身“卢拉”（rouah），将离开人间，前往阴间居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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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陪葬品中经常有一些奢侈品，它们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迦太基人作为这些商品的消费者以及——越来越多的——生产者的信息。尽管最初奢侈品是从黎凡特、埃及和近东其他地区进口的，但到了公元前7世纪中期，由于迦太基人在城墙之外建立了一个拥有制陶能力的窑炉，以及用于生产紫色染料和金属加工的手工作坊的手工业区，他们成了主要的奢侈品制造者。[34]这座城市如今成了赤陶雕像、面具、珠宝和精雕象牙的重要产地，这些奢侈品后来出口到所有腓尼基西部殖民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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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迦太基的地区重要性的提高是无法通过它的出口产业来单独衡量的。这个城市如今是一个粮食和原材料的主要消费地：它的腹地面积有限，这意味着粮食和原材料都无法自给。这一情况反过来可能会对地中海中部的其他腓尼基殖民地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公元前7世纪时期，腓尼基殖民者在萨丁尼亚建立了一片新殖民地，其中一些——如奥萨卡（Othoca，位于萨罗斯附近）、比西亚（Bithia）、库库里杜斯（Cuccurredus）、蒙特希莱（Monte Sirai）和帕尼罗利加（Pani Loriga，由苏尔其斯人所建）——显然设有要塞。这些新建立的殖民地与旧殖民地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没有宗教建筑和公共建筑，以及为数众多的居民。它们的既定目标是护卫通往肥沃平原，及岛内拥有丰富金属矿石资源的山脉的入口。定居点数量的增长，与努拉吉生产的用于运送金属矿石和粮食的双耳细颈椭圆形土罐在迦太基的考古学记录中的消失是一致的。这表明这些殖民地是腓尼基人深思熟虑后建立的，是控制该岛的生产资料以供应日渐增长的迦太基市场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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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7 萨丁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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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早期的迦太基坟墓那错综复杂的结构和贵重的陪葬品——包括金质圆形浮雕，吊坠项链，经过精心雕刻的象牙质镜子把手和梳子，大量涂有瓷釉或彩陶质的护身符，以及通常绘有埃及神灵和法老的用于抵挡恶魔侵袭的圣甲虫宝石——证明这座城市所提供的机会吸引着腓尼基商业阶层成员的到来，并且也证明了这些公民中的上层阶级迅速积累了更多的财富。[37]迦太基因此看起来是一个拥有核心腓尼基商业精英团队的合适的殖民地基石，这群精英将在迦太基存在的大部分时光内控制着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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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希腊人所提出的公元前6世纪之前的迦太基一直是一个由“国王”统治的君主政体的说法，似乎是对它的寡头政治体制的误读。[38]从一开始，这座城市就是由一个被称为“布鲁姆”（b’lm）——领主或亲王之意——的秘密贵族团体所统治，这个团体控制着国家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司法、政府、宗教和军事机关。[39]位于这个统治阶层顶端的，是一个其财富和权力在这一特殊时期均凌驾于该精英集团成员之上的家族。希腊作家们之所以会称他们为“国王”，他们似乎也掌握着支配其他公民的某种行政权力，应该是特指他们控制着迦太基军队。从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到公元前4世纪的头几十年间，这一至高无上的家族是马戈尼德家族（the Magonids）。但是，迦太基的“国王”人选显然并非限定于某个特定的家族，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国王”们掌握着帝王般的权力，却并不是世袭的，他们的权力通过一个由元老组成的协商议会来分配。[40]艾丽莎传说或许成了一件令未必像她一样出身高贵的迦太基精英的特权地位得以合法化的强有力工具。第一任女王无嗣而终的创意不仅为这个寡头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做了巧妙辩护，也否决了任何独裁势力的世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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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精英对他们的泰尔传统那显而易见的自豪之情，不应被误解为对母邦经济及政治议程的盲目遵从。迦太基很快就显示出它将利用地中海强权政治那跌宕起伏的局面，通过与埃及保持商业往来——此时腓尼基众城邦正被它们的亚述“盟友”禁止从事这一活动——来规划自身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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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170654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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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童祭与托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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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独立自主风格在该城的宗教生活中亦可看到。宗教仪式在迦太基人正在形成的民族认同感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为上层集团实现政治上的控制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与近东一样，神庙是迦太基最伟大、最具财力的公共机构，为由精英阶层成员担任的大祭司们所控制。大型神庙雇有大批专职工作人员。抄写员、圣歌歌手、乐师、圣火侍役、理发师和宰牲者是为了确保因神灵栖身于此而举行的宗教仪式能够正常进行所必需的。这就是公开的价目表里所罗列的特定献祭仪式的开销等级，同时它也将相关收费划分为不同的价位。这份公文不仅保障着为数众多的迦太基祭司和神庙工作人员的生计，也为恳请者提供了某些消费者权益保护，因为他们被告知那些胡乱收费的祭司将会被课以罚金。[41]不光是精英阶层的成员在监督着这些肆意扩张的组织及其雄厚的财力，神庙亦被当作共餐俱乐部的活动场所，这也是它的仪式性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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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勒卡特在泰尔和其他重要的腓尼基西部殖民地（如加迪斯和里克苏斯）的万神殿中可谓是至高无上，不过他在迦太基却从未享有如此主导性的地位，尽管他在迦太基仍是高级天神的一员，他的神庙和主持艾格塞斯宗教仪式的祭司在城市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42]在迦太基，两位最引人注目的天神是巴尔·哈蒙和他的妻子塔尼特（Tanit）。后者虽然在迦太基人的铭文中被称为“巴尔的脸”，但她的地位似乎并不在其夫之下。塔尼特的独特标志——一座伸展风格的雕像——被发现于许多迦太基石碑之上，她经常以这座城市的女性保护者和监护人的形象出现，这对一位先前处于次级地位的女神来说可谓是巨大提升。[4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常以一弯新月的形态出现的巴尔·哈蒙是黎凡特的一位主神。“巴尔”是意为“领主”或“主人”的一个头衔或前缀，被用于许多不同的神灵身上。“哈蒙”的定义则不太清楚。它可能源于腓尼基词根“哈姆”（hmm），意为“炎热”或“正在燃烧的东西”，这表明哈蒙可能是“熔炉之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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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独立发展不仅体现在与泰尔的天国秩序截然不同的新秩序的建立上，也体现在这一秩序的执行模式上。从公元前3000年起，近东的文献就间接提到“莫尔克”（molk/mlk）——其大意为“礼物”或“供奉”——这一行为。这个词通常被用于形容当众人正面临格外严重的灾难性境地之时，将自己的长子作为祭品献给神灵，以平息他们怒火的做法。《旧约全书》提供了一些“莫尔克”的例子。在《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得到这样的命令：“尔须将尔的头胎儿子献于我。”两个犹太国王将自己儿子作为祭品的事亦被提及，因而犹太人激烈地反对这一（据称为）外族的做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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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一些颇为可疑的希腊文献宣称，腓尼基人在陷入严重危机时，也会诉诸献祭仪式：他们将王子的儿子斩首，通过这种对天神埃尔的献祭，来向这位神灵表达敬意。这位神灵本身也献出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尤德（Ieud），以保证自己的土地免遭劫难。[46]然而，就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而言，迄今为止在黎凡特地区只发现了一份关于托菲特（tophet）——现代学者给理应是献祭仪式举行地的宗教围场所起的名字——的证明，并且只有一座石碑间接提到过“莫尔克”献祭仪式。[47]在《创世记》中，亚伯拉罕在接受了上帝的考验后，获准用一头羊作为祭品，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学者们因而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兽崽可以作为人类儿童的替代品，被用于献祭。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莫尔克”献祭活动似乎在腓尼基完全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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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一些论及迦太基人童祭行为的古希腊文献仍然存在。[48]在这方面，最完整、最绘声绘色的描述出自西西里籍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在他们的城市中有一座克罗诺斯（地位相当于巴尔·阿蒙的希腊天神）的青铜像，他的手向外延伸着，掌心向上，朝地面倾斜，以至于每个被置于其上的孩子都会滚落下来，掉进一种开裂着的。里面满是火焰的凹坑里。”[49]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和传记作家克来塔卡斯（Cleitarchus），亦再现了这样一幕可怕的场景：当孩子们被火焰吞噬时，他们的肢体蜷缩着，他们那张开的嘴巴看起来仿佛在笑。[50]按照公元1世纪时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论迷信》（On Superstition）的记载，双亲们为了让他们的婴儿免于被献祭而用买来的流浪儿作为替代品，但如果流浪儿的父母为死去的子女而哭泣或感到悲痛的话，那流浪儿的母亲就将失去已到手的钱财。在献祭地区，还应高声奏乐，用以掩盖被牺牲者的尖叫。[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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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法国殖民地的两名低级官员，弗朗索瓦·伊卡德（Frangois Icard）和保罗·吉利（Paul Gielly）于20世纪20年代毅然决定调查一番的话，这些指控可能仅仅被视为希腊人的诽谤。伊卡德和吉利对一位贩卖突尼斯石碑的人日益生疑：他来的时候总是带着精美的迦太基石碑。其中一块石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上面雕刻着一个身穿宽大外衣、头戴祭司头饰的男人，男人的右手举起做祷告状，左手轻轻抱着一个用布包裹着的婴儿。铭文中凿有几个字母“MLK”。难道这个石碑商人无意中发现了迦太基人将他们腓尼基祖先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传统继续下去的仪式之地吗？一天晚上，根据密报，两个法国人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怀疑对象正在离伟大的矩形海港不远的旷野中挖掘石碑。在迫使土地主人将这一小片地卖给他们后，两人开始了工作。他们的发现更加激起了他们的疑心：出土了一批奉献用的祭品，每份祭品中都有一块刻着致巴尔·阿蒙和塔尼特的献词的石碑，通常还附有一只用赤陶制成的瓮，其中盛有已钙化的骨头，有时还装着珠宝和护身符。在对瓮里装的东西进行分析之后，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瓮里都盛着幼童的骨灰。托菲特被发现了。法国人在日后的发掘证实了这里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最古老的迦太基地区之一。[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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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迦太基的托菲特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起就投入使用了。同样明显的是，西部的腓尼基人在“莫尔克”献祭行为从他们的黎凡特同胞之中绝迹了很久以后，仍在继续进行这种仪式。在该地区，这种活动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于约公元前730年始，至公元前600年结束，以越来越精雕细刻的献祭用纪念碑为标志，这些纪念碑最终包括简陋的方尖石碑和L形的被称为“斯派”（cippi）的王座纪念碑。对已发现的瓮中所装的东西和日后发现的其他事物的分析显示，它们里面装有年轻的人类和动物的灰烬。[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