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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童祭与托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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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独立自主风格在该城的宗教生活中亦可看到。宗教仪式在迦太基人正在形成的民族认同感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为上层集团实现政治上的控制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与近东一样，神庙是迦太基最伟大、最具财力的公共机构，为由精英阶层成员担任的大祭司们所控制。大型神庙雇有大批专职工作人员。抄写员、圣歌歌手、乐师、圣火侍役、理发师和宰牲者是为了确保因神灵栖身于此而举行的宗教仪式能够正常进行所必需的。这就是公开的价目表里所罗列的特定献祭仪式的开销等级，同时它也将相关收费划分为不同的价位。这份公文不仅保障着为数众多的迦太基祭司和神庙工作人员的生计，也为恳请者提供了某些消费者权益保护，因为他们被告知那些胡乱收费的祭司将会被课以罚金。[41]不光是精英阶层的成员在监督着这些肆意扩张的组织及其雄厚的财力，神庙亦被当作共餐俱乐部的活动场所，这也是它的仪式性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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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勒卡特在泰尔和其他重要的腓尼基西部殖民地（如加迪斯和里克苏斯）的万神殿中可谓是至高无上，不过他在迦太基却从未享有如此主导性的地位，尽管他在迦太基仍是高级天神的一员，他的神庙和主持艾格塞斯宗教仪式的祭司在城市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42]在迦太基，两位最引人注目的天神是巴尔·哈蒙和他的妻子塔尼特（Tanit）。后者虽然在迦太基人的铭文中被称为“巴尔的脸”，但她的地位似乎并不在其夫之下。塔尼特的独特标志——一座伸展风格的雕像——被发现于许多迦太基石碑之上，她经常以这座城市的女性保护者和监护人的形象出现，这对一位先前处于次级地位的女神来说可谓是巨大提升。[4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常以一弯新月的形态出现的巴尔·哈蒙是黎凡特的一位主神。“巴尔”是意为“领主”或“主人”的一个头衔或前缀，被用于许多不同的神灵身上。“哈蒙”的定义则不太清楚。它可能源于腓尼基词根“哈姆”（hmm），意为“炎热”或“正在燃烧的东西”，这表明哈蒙可能是“熔炉之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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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独立发展不仅体现在与泰尔的天国秩序截然不同的新秩序的建立上，也体现在这一秩序的执行模式上。从公元前3000年起，近东的文献就间接提到“莫尔克”（molk/mlk）——其大意为“礼物”或“供奉”——这一行为。这个词通常被用于形容当众人正面临格外严重的灾难性境地之时，将自己的长子作为祭品献给神灵，以平息他们怒火的做法。《旧约全书》提供了一些“莫尔克”的例子。在《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得到这样的命令：“尔须将尔的头胎儿子献于我。”两个犹太国王将自己儿子作为祭品的事亦被提及，因而犹太人激烈地反对这一（据称为）外族的做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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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一些颇为可疑的希腊文献宣称，腓尼基人在陷入严重危机时，也会诉诸献祭仪式：他们将王子的儿子斩首，通过这种对天神埃尔的献祭，来向这位神灵表达敬意。这位神灵本身也献出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尤德（Ieud），以保证自己的土地免遭劫难。[46]然而，就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而言，迄今为止在黎凡特地区只发现了一份关于托菲特（tophet）——现代学者给理应是献祭仪式举行地的宗教围场所起的名字——的证明，并且只有一座石碑间接提到过“莫尔克”献祭仪式。[47]在《创世记》中，亚伯拉罕在接受了上帝的考验后，获准用一头羊作为祭品，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学者们因而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兽崽可以作为人类儿童的替代品，被用于献祭。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莫尔克”献祭活动似乎在腓尼基完全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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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一些论及迦太基人童祭行为的古希腊文献仍然存在。[48]在这方面，最完整、最绘声绘色的描述出自西西里籍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在他们的城市中有一座克罗诺斯（地位相当于巴尔·阿蒙的希腊天神）的青铜像，他的手向外延伸着，掌心向上，朝地面倾斜，以至于每个被置于其上的孩子都会滚落下来，掉进一种开裂着的。里面满是火焰的凹坑里。”[49]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和传记作家克来塔卡斯（Cleitarchus），亦再现了这样一幕可怕的场景：当孩子们被火焰吞噬时，他们的肢体蜷缩着，他们那张开的嘴巴看起来仿佛在笑。[50]按照公元1世纪时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论迷信》（On Superstition）的记载，双亲们为了让他们的婴儿免于被献祭而用买来的流浪儿作为替代品，但如果流浪儿的父母为死去的子女而哭泣或感到悲痛的话，那流浪儿的母亲就将失去已到手的钱财。在献祭地区，还应高声奏乐，用以掩盖被牺牲者的尖叫。[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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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法国殖民地的两名低级官员，弗朗索瓦·伊卡德（Frangois Icard）和保罗·吉利（Paul Gielly）于20世纪20年代毅然决定调查一番的话，这些指控可能仅仅被视为希腊人的诽谤。伊卡德和吉利对一位贩卖突尼斯石碑的人日益生疑：他来的时候总是带着精美的迦太基石碑。其中一块石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上面雕刻着一个身穿宽大外衣、头戴祭司头饰的男人，男人的右手举起做祷告状，左手轻轻抱着一个用布包裹着的婴儿。铭文中凿有几个字母“MLK”。难道这个石碑商人无意中发现了迦太基人将他们腓尼基祖先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传统继续下去的仪式之地吗？一天晚上，根据密报，两个法国人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怀疑对象正在离伟大的矩形海港不远的旷野中挖掘石碑。在迫使土地主人将这一小片地卖给他们后，两人开始了工作。他们的发现更加激起了他们的疑心：出土了一批奉献用的祭品，每份祭品中都有一块刻着致巴尔·阿蒙和塔尼特的献词的石碑，通常还附有一只用赤陶制成的瓮，其中盛有已钙化的骨头，有时还装着珠宝和护身符。在对瓮里装的东西进行分析之后，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瓮里都盛着幼童的骨灰。托菲特被发现了。法国人在日后的发掘证实了这里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最古老的迦太基地区之一。[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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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迦太基的托菲特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起就投入使用了。同样明显的是，西部的腓尼基人在“莫尔克”献祭行为从他们的黎凡特同胞之中绝迹了很久以后，仍在继续进行这种仪式。在该地区，这种活动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于约公元前730年始，至公元前600年结束，以越来越精雕细刻的献祭用纪念碑为标志，这些纪念碑最终包括简陋的方尖石碑和L形的被称为“斯派”（cippi）的王座纪念碑。对已发现的瓮中所装的东西和日后发现的其他事物的分析显示，它们里面装有年轻的人类和动物的灰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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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托菲特被一代代在此工作的考古学者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几乎不可能重建该地的自然环境。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其他托菲特的保存程度要好得多。例如，位于萨丁尼亚海岸苏尔其斯一块露出地面的岩层之上的托菲特，是由一堵用当地大块火山岩垒成的巨型长方形围墙围成的。由于拥有厚实的墙体和蓄水池，这处托菲特似乎还被当作苏尔其斯居民在动乱时期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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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迦太基的人类骨殖和灰烬的分析显示，它们大多属于死婴和新生儿的，这明显带有自然死亡的味道。这一发现得到了位于萨丁尼亚的萨罗斯托菲特的支持，在那里发现的幼童只有2%的人年龄在几个月以上。[54]对此，有人解释为“莫尔克”献祭仪式本身与人祭并无瓜葛，而是用死人来代替活着的牺牲品，当没有死人可用的时候，就用一只鸟或一头牲畜代为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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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迦太基人和地中海西部其他腓尼基人用婴儿献祭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指出，这一时期在墓地中发现的儿童坟墓的数量很少，这很奇怪（迄今为止发现了超过2000座坟墓，只有约100座里埋着婴儿的尸骨）——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的婴儿死亡率（据估计高达30%～40%）的话。这些异议引发了这样一个理论：托菲特实际上是未成年人的埋骨之地。托菲特通常位于城市的边缘之地也表明，这些受害者被认为是社会的边缘人物。因而，“莫尔克”仪式的目的在于将这些死婴引见给天神或女神，而非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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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类结论与早期在迦太基托菲特举行的仪式的用品相吻合，但它们对于较晚期的证据则解释力大大下降。当对年代为公元前4～前3世纪的瓮中所盛的东西进行分析时，结果显示这些瓮里装有孩童骨灰的比例要高得多。此外，与源自公元前7～前6世纪的人类灰烬往往来自早产儿和新生儿这一事实相反的是，后期单独埋葬的多为较年长的儿童（年龄为1～3岁）。某些源自这一时期的瓮中装着2～3个孩子的骨殖——通常为一个2～4岁的孩子，与1～2个新生儿或早产儿。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达2岁）表明他们可能是兄弟姐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无论是死婴，还是动物替代品，如今均被认为不足以抚平巴尔或塔尼特的情绪，当某个按照许诺要被献给天神的婴儿夭折的时候，一个更为年长的孩子就必须作为献祭的替代品。在刻于石碑上的铭文中，迦太基的父亲们通常用反身代名词的所有格形式“BNT”或“BT”来强调如下事实：他们用于献祭的孩童并非只是一些替代品，而是他们的亲骨肉。发生在迦太基托菲特的众多实例中的一个就阐明了这种献祭仪式的性质：“汉诺之子，米尔基亚索恩之孙波米尔卡在此起誓，献于巴尔的面孔——塔尼特女士与巴尔·阿蒙——的是他的亲生儿子。愿您赐福于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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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菲特是某种类型的儿童墓地的观点，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削弱：将在迦太基墓地里发现的儿童坟墓所占的比例，与在古代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证据相比，两者是高度契合的。事实上，相关记录的缺乏仍很有可能仅仅是考古学家没有将体积小并且保存状况通常很差的儿童骨骸记录在案的结果。同一时期的希腊作家认为迦太基人用孩童献祭，而考古学的证据意味着，他们的说法不能仅仅被当作反迦太基的毁谤性言论而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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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源于，在重大的危机时期，迦太基人和西部的其他腓尼基人为了他们的家人和社群的利益，的确会牺牲他们的亲生骨肉来献祭。考古证据亦清晰地表明，托菲特并非一个黑暗的秘密，而是西部腓尼基人的名望象征。拥有一处托菲特是巨大的荣耀，这种荣耀只有最大、最富有的移民点才能够获得，被贡献出来作为祭品的孩子几乎都是上流人士的后代。[56]然而，在托菲特举行的仪式也被认为是让“整个”社群的福祉延续下去的重中之重，并得到公共权威的正式认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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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菲特在迦太基和其他西部腓尼基定居点中的持久意义，彰显了黎凡特文化传承在它的公民群体中长期存在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新老社群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差异也越来越大。事实上，数百年后在黎凡特地区荡然无存的托菲特，是作为一个宗教机构在西部定居点成功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并不仅仅是移民社群那天生的保守主义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正在开始从将其团团包围的黎凡特同胞的阴影中浮现的，地中海西部腓尼基世界之活跃性和一致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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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一个超级商业强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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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73年，经过十三年的围困之后，泰尔被迫与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签订了屈辱的和平协议。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观点认为，泰尔作为独立商业政权的地位就此终结，这使得它那些遥远的西部殖民地大约在同一时期陷入了经济危机。[58]事实上，这两件事反映了同一个经济难题——银价的暴跌。由于对近东地区的白银供应过剩，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西班牙与黎凡特地区间的跨地中海贸易运输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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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泰尔再也不能作为贵重金属市场上的统治者而得到之前所享受的保护，西班牙南部海岸的众多小型腓尼基贸易点如今也死到临头了。很多这类移民点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依靠经由加迪斯航线的小型货船所推动的小规模贸易，一旦这些船只离去，这些社区很快会被废弃了。相反，地中海中部的腓尼基殖民地似乎相对毫发无损地从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这可能是因为它们的首要经营重点位于伊特鲁里亚的南北轴线上，且该轴线连接着爱琴海。[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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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迦太基而言，泰尔人在这一地区的海运事业的终结看起来成了它自己进一步扩张贸易网络的一次重大机遇，这对来自地中海东部、埃及和黎凡特的商品和原材料的供应线而言，尤为如此。[60]黎凡特-西班牙贸易航线的崩溃在迦太基前期的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今将成为被一名德国学者称为“Der Aufstieg zur Grossmacht”（超级强权的崛起）的历史事件的催化剂。[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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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新的超级强权的本质是什么争议极大。许多观点受到古代与现代世界大帝国影响的历史学家，情愿将迦太基视为一个通过军事和经济压力，寻求迅速统治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帝国主义政权。[62]站在敌对立场上的古希腊史学著作，以及为数更多的现代人的偏见联合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迦太基人是一群好斗、恶毒的东方入侵者，他们的明确目标是蹂躏早已浸润了西方文明的古代世界。尤其是在西班牙，那里的迦太基人经常被指责应对古塔尔特苏斯王国的灭亡负责。出于对宣扬塔尔特苏斯王国是一个伟大的西方文明——无疑是西方的特洛伊——这一观点的热衷，一些学者主张，古代安达卢西亚地区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遭受了迦太基人的野蛮入侵。[63]这些观点得到了日后许多罗马文献的证实，它们记载道，枯鱼涸辙的加迪斯市民曾请求迦太基人帮助抵御敌对的西班牙势力，结果迦太基人背信弃义地攻占了加迪斯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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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是这一时期仅有的针对迦太基人帝国主义行径的指控。根据公元3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查士丁（Justin）的记载［他所借鉴的是庞培·特罗古斯已散佚的《反腓力史》（Philippic Histories）中的说法］，马尔库斯（Malchus），一位迦太基将军或“国王”，在蹂躏了西西里岛的众多地区后，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萨丁尼亚被打得一败涂地。无法接受这种耻辱的迦太基元老院将这位将军及其余部处以流放之刑。然而，马尔库斯和他的士兵们对这一严厉的判决感到愤怒——特别是他们在过去的平叛中曾取得辉煌战功——并发动了叛乱。在包围迦太基后，马尔库斯攻占了这座城市，但他最终在被指控密谋自立为王后遭处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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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还记载道，公元前6世纪晚期，另一个名叫马戈（Mago）的迦太基将军，据说派了一支由他的两个儿子哈斯德鲁巴和哈米尔卡指挥的军队前往萨丁尼亚。当哈斯德鲁巴死于战伤的时候，这次远征行动差点以惨败告终，但迦太基人最终成功在该岛南半部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并迫使几个土著部落撤退至内陆山区。[66]这对考古学界而言，无疑是公元前6世纪中期该岛处于动荡不安局面的有力证据。位于蒙特希莱和库库里杜斯的腓尼基移民要塞都被废弃了——后者是在被烧毁后废弃的——努拉吉人位于苏努拉可希（Su Nuraxi）的主要定居点则被狂暴地摧毁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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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公元前6世纪时迦太基人暴虐、贪婪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必然招致众多质疑之声，特别是这些故事诞生于一个已过去很多年的时代，况且当时（布匿战争之后）对迦太基人极度负面的刻板印象，已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化想象力中根深蒂固。在萨丁尼亚，并无迦太基人在这一时期长期占领该地的迹象。在考古学记录中显而易见的关于暴虐、动荡局面的记载，或许彰显了存在于腓尼基人与土著人之间的骚乱，甚至是与努拉吉人之间的两败俱伤的冲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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