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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9 汉诺的西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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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航海记》的作者叙述道，在从迦太基起航十二天后，迦太基人在紧挨着一连串为芬芳艳丽树林所覆盖的大型山脉——很可能是位于几内亚比绍的富塔-贾隆高原（Fouta-Djalon massif）——下了锚。[101]数日后，他们在被称为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的地方扎营，每当黑漆漆的夜幕为营火点亮，寂静为四周黑压压的丛林中响起的音乐声、击鼓声以及尖锐的呼啸声打破时，这些人就会变得异常恐惧。[102]在亲眼看见巨大的火焰洪流径直流入海洋（被认为是熔岩从一座活火山淌出）的奇妙景观后，这支探险队最终前往一座拔地倚天的，被称为“天神的双轮战车”（Chariot of the Gods，被认为是喀麦隆山）的山峰，在那里，他们再一次目睹了火山活动：火焰飞腾而起，仿佛直蹿入星空一般。而后，在可能位于加蓬（Gabon）的森林中，他们遇见了大量被描述为“全身长毛的原始人”（实际上可能是黑猩猩）的生物。[103]迦太基人未能捕获到任何一头雄性生物的样本，因为它们拥有爬树和凶猛自卫的能力。然而，他们还是设法捉到了三头雌性生物，由于它们的激烈反抗，迦太基人不得不将它们打死——日后的一份罗马文献宣称他们剥去了这些生物的皮，将它们放在迦太基的塔尼特神庙里展览，直到该城被毁灭。[104]此后，汉诺因缺乏补给被迫返航，但并无关于归途的记录存在：《航海记》于此处突兀地收尾了。[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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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真实性完全无法保证，但这类航海活动与这一时期迦太基人在贸易和殖民活动方面声誉的急剧上升极为契合。尽管记载中的出海人数无疑有所夸大，但相关记录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今摩洛哥西部的沿海地区建立商业中心和手工作坊——这一地区的海洋生物极为丰富，因而是个设立生产紫色染料、咸鱼和鱼露的作坊的好地方——是航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06]至于金属矿石，有来自毛里塔尼亚的铜和冈比亚与几内亚比绍的黄金，以及尼日利亚北部包奇（Bauchi）地区大量唾手可得的锡。[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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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迦太基人进入大西洋探险、贸易的那些记载的争论一直很热烈。法国学者让-加里布耶尔·德麦赫里亚克（Jean-Gabriel Demerliac）和让·梅亚拉特（Jean Meirat）甚至认为这类航海活动是马戈尼德家族为控制大西洋贸易而进行的一次联合行动的一部分。[108]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重建”了一个经过周密规划的流转体系，这一体系是这样运作的：利用体积较小且更易于操作的船只在大西洋北岸装载锡、铅、琥珀、亚麻布织品、毛皮和铜，在大西洋南岸装载黄金、锡、象牙、毛皮、碧玉、树脂、橡胶、紫色服装和鱼制品，而后这些货物在加迪斯被转移到大型商船上，再由这些商船运回迦太基。[109]此外，他们认为希米尔科的探险活动是巩固迦太基人自己在高卢的商贸网络的一次尝试。该尝试计划通过与奥斯齐米尼亚人合作，将锡由海路从高卢和不列颠群岛运出，从而击败希腊殖民地马西利亚（马赛）。[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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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观点遭到了其他专家的强烈反对。维克托·贝罗·吉梅内斯（Victor Bello Jiménez）最近指出，古希腊的地理学著作（我们完全依赖于这些记载，尽管汉诺的原始文献中提到了迦太基巴尔·阿蒙神庙中的一段迦太基文铭文）中缺乏与这些特定地区有关的地理学方面的精确信息，而考古学证据中关于迦太基人在大西洋北部和非洲海岸贸易活动的部分也完全是一片空白。[111]其他人则对这些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严重质疑，认为它们充斥着通常与希腊空想文学有关的修辞手法和陈词滥调。[112]然而，尽管杰汉·德桑热（Jehan Desanges）已准确指出《航海记》“在没有将其大纲当作毫无意义的废话的情况下，就无法剥去它的希腊外衣”，但该书采用的典型希腊式记叙手法并不一定会影响那些真实事件的基本情况。[113]看似有事实依据的关于非洲地形、动物群、植物群的描写，是无法仅用希腊人那丰富想象力的产物这一解释搪塞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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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迦太基人在西非和大西洋北部的活动缺乏实物证据这件事而言，这类短期活动所留下的痕迹若“得以”在沿海地区保存至今的话，会更令人感到惊讶，因为那里可能在过去2500年时光里经受住了多次重大的地形变动的考验。然而，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是强烈的气流和水流，它令任何一艘返回赫拉克勒斯之柱的船只都不得不与之抗衡。然而，虽然把船划到加那利群岛要花很长时间，但它也并非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壮举。[114]另外，仍有些许迹象表明——尽管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加纳利群岛偶尔被水手们当作避难所和补给站。[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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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很明显的是，当时的西非并非一片完全未被发现的地域。早在公元前7世纪，环游非洲大陆的壮举就为一队受到埃及法老尼科二世资助的腓尼基水手成功实现。[116]希罗多德也描述道，迦太基人发展了一套罕见的物物交易体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非洲部落做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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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人还有以下说法：在利比亚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住在他们经常造访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的地方，他们一到那个地方就小心翼翼地从船上把货物卸下来。在将货物沿着海滩堆成一丝不乱的样子后，他们就离开那里回到自己的船上，然后点起火来，升起一股浓烟。当地人一看到烟就会来到海滩上，将他们认为与货物价值相等的黄金放下，然后退到一定距离之外。迦太基人旋即来到海边审视一番。如果他们认为黄金的数量足够，他们就会拿走金子，驾船离去。但如果他们觉得金子的数量不足，他们就会再度回到船上，耐心等着。而后交易的另一方就靠近海滩，放下更多的金子，直到迦太基人满意为止。双方公平相待：迦太基人自己在黄金与他们的货物价值相等之前是不会去碰它们的，而当地人在黄金被拿走之前也一定不会搬走那些货物。[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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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另一位希腊旅行作家，冒名顶替的塞拉克斯（Pseudo-Scylax）——其真实姓名不详——描述了商人们是如何来到瑟尼岛（Cerne Island）的，岛上有个地方在汉诺的探险事迹中被提到过，他们会用独木舟把商品从那个地方带到大陆上，带到土著人“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s）那里去。[118]这些人被描述为一群非常高大、英俊，留着胡子、长头发和文身的人。他们居住在一座巨大的城市里，在那里，土著人被他们当中个子最高的人统治着。他们的饮食包括肉、奶，他们也喝酒。在作战时，他们的军队由骑兵、掷矛兵和所用箭头经火烧硬化处理的弓箭手组成。他们的饮器、手镯和马匹身上的装饰用象牙制成。腓尼基/迦太基人用香油、埃及石和雅典的瓦片及陶罐做交易，换取家畜，鹿、狮子、豹子的皮，以及象皮和象牙。[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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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必要将汉诺和希米尔科的航海事迹贬为仅仅是希腊作家那巴洛克式幻想的产物。即便如此，看起来让迦太基商人经常进行漫长而危险异常的西非之旅也是件不太可能的事。一个看似更为合理的设想是，汉诺冒险活动的第一阶段（其中包括沿着今属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地区建立新的定居点和贸易点）是这次航海事业的主要目标，与之相反的是，航程的后一阶段——一旦这支小型舰队越过了瑟尼岛——就完全是一段探索与发现之旅了。[120]确实，那些位于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新迦太基定居点是数量巨大的咸鱼的来源地。在这些特定地区，它们被塞进迦太基式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内，于公元前460年前后开始通过海路运往科林斯，然后它们大概从那里被分装运到希腊的其他地方。[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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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位于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新定居点的建立，与这一时期迦太基尤为重视农业开发的殖民活动的扩大化是一致的。可以肯定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将过剩的贫困人口疏散到殖民地去的办法，与迦太基统治集团用以消除潜在的政治动荡的既定政策如出一辙。[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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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迦太基的地中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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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迦太基并未在政治上直接控制过任何一片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旧腓尼基移民聚居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口中的“迦太基”时代的起点是出了名的难以定义，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可辨认的迦太基文化特质在地中海西部其他腓尼基殖民地的影响力经历了一个日益扩大的过程。[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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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质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Punic”——在迦太基使用的黎凡特方言中——的应用，以及土葬作为受人喜爱的殡葬形式取代了火葬。[124]此外，显而易见的是，托菲特成了腓尼基西部殖民地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之前该传统在这些地区并不流行。[125]在物质文化方面，特别是在奢侈品方面，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不再从东希腊地区进口精美陶器，而改为进口来自雅典的陶器（它们长期受到迦太基人的青睐）。[126]在政治方面，这些地区的社会意识越来越强，精英阶层在腓尼基西部殖民地的其他城市里享有某些公民权。[127]在迦太基，少数外国人和被释放的奴隶看起来也可以获得一种被称为“西顿人的权利”（’š şdn）的身份，这似乎是将与迦太基公民权有关的部分权利和特权赠予那些人。[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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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中海西部旧腓尼基移民社群的“迦太基”化，从来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文化同化。确实，在一些地区，腓尼基影响力的衰落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宴会上用的碗、碟、香水瓶、锅，以及三叶形和蘑菇形水壶这些世代相传的标准陪葬品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为多样化的陶器。[129]此外，类似的多元化也存在于其他艺术形式之中，如石碑上的图案和纹饰等，这种石碑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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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义的“迦太基世界”（Punic World）的出现，并非源于旧腓尼基世界的直线式发展，而是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原住民文化与殖民地文化一系列复杂、多样的相互交融的结果。[131]这一现象在萨丁尼亚尤为明显，大量油灯被作为供奉留在迦太基圣殿之中（这遵循的是萨丁尼亚本地的习俗）展示了迦太基传统与当地传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132]许多这类圣殿被建于前努拉吉建筑内部这一事实，也可能象征着腓尼基宗教活动中融合了当地习俗，或当地传统宗教仪式中引进了迦太基元素。[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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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各个地区，如西班牙、萨丁尼亚和西西里，这些独特的微观文化构成了腓尼基/迦太基移民和原住民共同居住的“可相互理解的共同”世界。最初由于商业贸易的缘故，这些共同性经常是建立在对彼此文化的误解上的。然而，在这种彼此误解基础上也诞生出一种共识，它为所涉及的族群所独有，并且往往将居住在特定地区之外的人——即使和前者属于相同族裔——排斥在外。[134]我们所说的“迦太基”文化是一个涵盖性术语，它将一系列在整个地中海西部和中部地区传播的文化经验囊括其中。实际上只是在随后的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时，随着迦太基人对某些地区，如萨丁尼亚，施以更为严厉的政治及经济控制，这些地区才开始见证更大的——但并非完全的——文化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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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安塔斯——萨丁尼亚西南部一片孤立的内陆地区——一座用于供奉迦太基神灵锡德的神庙被建立起来。锡德原为黎凡特人的神，且与腓尼基商人一道踏上了漫长的西进之旅。尽管在迦太基人的万神殿里他只居于次等地位，但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他似乎以萨丁尼亚的神圣守护者的身份，得到了该岛迦太基人的普遍认可。[135]神庙是标准的迦太基风格，由一大片被围墙围起的区域构成，里面有一座朝向北边的、带有一个露天祭坛的矩形建筑物，奉献给天神的祭品就在祭坛上焚烧。[136]尽管神庙位于一个为林木繁茂的群山所环绕的偏僻山谷之中，但它仍吸引了包括从遥远的卡拉利斯（Caralis）赶来的一大批人，其中许多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137]神庙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建于其上的那块露出地面的岩石，那块岩石早在腓尼基人到达萨丁尼亚之前就已是供奉努拉吉天神巴比（Babi）的圣地。[138]考古学家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尊裸体战士的青铜雕像，经确认就是巴比。雕像的右手举起呈祝福状，左手挥舞着一支巨大的矛，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的某个时候。这尊战士的雕像与锡德的肖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锡德亦经常摆出右手抬起、左手持矛的姿势。[139]此外，巴比与锡德之间的关系可能亦可以解释留给锡德的供品中拥有大量铁制箭头和标枪，因为这些人工制品与前者有着强烈的相关性。[140]因此，安塔斯成为腓尼基时代萨丁尼亚出现的文化交融现象的一个显著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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