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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从狄奥多罗斯那里得知，蒂迈欧重申了一个老掉牙的无稽之谈，即希梅拉是迦太基人与他们的波斯盟友一起发动的对希腊世界的进攻的西部前线。[8]接下来，蒂迈欧将战役日期延后，从而使希梅拉城与温泉关——当时300名斯巴达人英勇地坚守着此地，但最终仍被一支庞大的波斯军队歼灭——同一日陷落，这样他就能将希梅拉战役描述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爆发的，野蛮人与希腊势力之间的战争的重要转折点。[9]此外，他还能为他的另一个谎言——格隆其实向希腊派去了舰队，以援助希腊人抵御波斯人的，不料恰好撞上了萨拉米斯大捷的消息——制造了足够的延迟时间，从而隐瞒叙拉古独裁者并未给予希腊大陆任何帮助的事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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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爆发的战争有复杂的战略方面的考量，因而对于迦太基对西西里的军事干涉有重要意义，就像波斯人对希腊的军事干涉那样，但在蒂迈欧的记载中，这些考量被丑化为纯粹的将希腊人变成奴隶的欲望——他用巧妙的笔法展现了这么一段插曲：希腊人获胜后，在迦太基人的营地里发现了2万副镣铐——或仅仅是对全体希腊人的恨意。[11]在另一篇精彩、生动但无疑为凭空捏造的短文中，蒂迈欧描述了为叙拉古人而战的希腊雇佣军，在与受雇于迦太基人的同胞往来的时候，曾问对方怎么会为这样一个一心只想将希腊城市变成野蛮之地的国家效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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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西里残存的物质文明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故事，其不同于这个为心怀恶意的西西里历史学家所宣扬的，关于不同民族间的冲突和全面战争的恐怖传说。[13]数十年的血腥冲突几乎并未阻碍该岛上希腊人和迦太基人间的文化交融与相互适应的进程。事实上，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的战争直接导致了宗教、文化融合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西西里海岸地区——这是殖民化的西西里长期以来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类主张在迦太基尤其有市场，它们很可能是由在西西里军队中担任军官职务的迦太基精英阶层成员，以及为数众多的当时定居于这座城市的西西里希腊人引进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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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格外明显的例子是，希腊丰收女神得墨忒尔与她的女儿、冥王哈迪斯的妻子科莱的祭拜仪式在迦太基变得越来越重要。狄奥多罗斯在其历史著作中——被认为是照搬蒂迈欧的观点——坚称哈迪斯其实是在西西里岛上诱拐、强奸了科莱，以极力强调这一宗教仪式起源于该岛的希腊领地，然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则宣称那起令人发指的事件发生于当地。[15]公元前396年，这一仪式正式为迦太基所接纳，狄奥多罗斯在日后的叙述中写道，倒霉的将军哈米尔卡洗劫了叙拉古的神庙后，女神们降下了一场瘟疫以作为对迦太基人的惩罚，而迦太基人的接纳行为仅仅是瘟疫降临后，在万分恐慌之下为安抚女神所做的一次尝试而已。与此同时，狄奥多罗斯记载道，迦太基当局寻访定居于迦太基城的希腊人，并指派他们去服侍那位女神，而这些被指定担任宗教仪式祭司的迦太基贵族则得到指令——“宗教仪式须遵照希腊模式来进行”，从而凸显了这一仪式所具有的无法抹去的希腊烙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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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迦太基：地中海中部的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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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狄奥多罗斯关于迦太基人与得墨忒尔和科莱的宗教仪式之间关系的记载，带有极为明显的偏向性。这两位女神分别作为丰收及冥府之神，长期受到西西里迦太基人的顶礼膜拜，而祭拜仪式的起源地很可能就是迦太基。[17]尤为明显的是，科莱在迦太基人的货币上是无处不在的。[18]这两位女神的肖像是迦太基世界最为常见的图案——特别是在赤陶制成的香精炉上，这类器皿上的女神被描绘为头戴凹形头饰（香料球就搁在这里）的形象。[19]事实上，在公元前4世纪的很短一段时间内，这种宗教仪式就在地中海西部的其他迦太基地区，如萨丁尼亚的真纳玛利亚（Genna Maria）乡村地区的神殿内遍地开花，在这些地区，得墨忒尔的祭拜仪式明显融合了土著神灵的祭拜仪式。[20]同样清楚的是——尽管狄奥多罗斯/蒂迈欧坚定地持反对意见——迦太基人的祭拜仪式不单单是对希腊相关仪式的模仿，更是通过普遍存在于定居在西西里岛的形形色色的族群之间文化及宗教方面的借鉴，已然实现了上述两个方面的调和。之后，这种仪式为其遍布于迦太基世界的信徒加以改造，用来满足各种各样的宗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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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赫拉克勒斯与麦勒卡特合二为一的形象在迦太基越来越流行。尤为有价值的是一组雕刻于青铜制斧形剃刀（迦太基传统丧葬物品中的一种）上的图像，这批年代可追溯到该世纪的剃刀出土于环绕迦太基城的公墓群。尽管刻在许多这类斧形剃刀刀身上的图像，呈现的是黎凡特人对麦勒卡特神的传统表现手法——身穿长袍，头戴头饰，一柄双刃斧倚靠在他的肩上——但新的表现手法也开始出现了。[21]事实上，一柄与众不同的剃刀上展现了身披狮子皮、手持棍棒、脚下蹲着一只猎狗的赫拉克勒斯形象——这一经典英雄肖像成形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22]然而，根据法国学者塞尔日·朗塞尔的准确观察，这其实只是一个“披着意大利外衣”的迦太基天神麦勒卡特的形象而已。刀身另一面刻的是赫拉克勒斯的侄子伊奥洛阿斯（Ioloas）及其同伴。他一手握着一根科洛凯锡安树（kolokasion plant）的树枝，另一只手则抓着一只鹌鹑。[23]这是希腊人对腓尼基/迦太基人的艾格塞斯仪式的艺术演绎。将这个故事保存下来的是希腊作家阿特纳奥斯（Athenaeus），他将公元前4世纪初的希腊作家尼多斯的尤杜修斯（Eudoxius of Cnidus）所讲故事概述了一番，即“泰尔人”赫拉克勒斯的忠实同伴是如何用科洛凯锡安树的树叶使奄奄一息的前者平静下来，而后赫拉克勒斯又在一块烤鹌鹑肉的气味的作用下复苏了。[24]在迦太基发现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另一把斧形剃刀上所展现的图像，可能与萨丁尼亚风格有关：刀身的一面刻着披着狮子皮、赤身裸体、倚靠在自己的棍棒之上的赫拉克勒斯，而另一面刻的则是头戴饰有羽毛的头巾的锡德，他用长矛刺向一个身着胸甲和短袍的跪着的人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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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狄奥多罗斯所使用的蒂迈欧及其他西西里希腊史学家的记载，与其说是证明了地中海西部的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倒不如说是展现了一种尖锐而带有排外性质的抵触情绪，这种情绪针对的是在政治、文化、宗教方面日益增强的那种融合现象，后者的影响范围不仅包括了那些希腊史学家的家乡西西里岛，更遍及整个地中海中部地区。上述情绪在蒂迈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之所以对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爆发的民族冲突模式产生兴趣，显然是因为他长期身处西西里以外的地区，而由持续不断的忽战忽和与城头变幻着的王旗的景象所构成的西西里政治局势，亦是引起蒂迈欧关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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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阿加托克利斯：西西里的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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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无处不在的融合现象事实上与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现状几乎完全相左，它们仍对与迦太基人敌对的西西里地方统治者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将自己塑造成使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免受东方蛮族侵害的救世主形象，比塑造成封建军阀的形象要强得多。当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后，他的将领们迅速瓜分了其位于亚洲、欧洲和埃及的广阔领土，许多人满怀信心地将这位大帝英雄般的公众形象套用到自己身上。正如彼得·格林（Peter Green）所评论的那样：“在他死后多年，他（亚历山大）那令人恐惧的阴影仍笼罩在他们头上。他造就了他们，不管他们可能多有意识地试图摒弃他所宣扬的理念……他们的巨大野心都会迫使他们走上他此前所引领的道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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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食物链中处于顶端的继业者（diadochi）——瓜分了这个庞大帝国的马其顿高级军事长官们——之下的，是一群争权夺利的小贵族、低级军官和其他的冒险家，很多人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可谓是极其模糊。一些人自知身处这个富饶世界的边缘位置，迫切地渴望为这个纸醉金迷的希腊统治精英俱乐部所接纳。阿加托克利斯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是一名闯劲十足的骑兵指挥官，有着一段不光彩的过去，包括被流放及当过雇佣军领袖。此人凭借着常见的煽动及军事暗杀手段，于公元前4世纪20年代登上叙拉古的独裁君主宝座。[27]与格隆和戴奥尼索斯一样，阿加托克利斯将挑起一场近乎永无休止的对迦太基战争，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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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有意将他在东方取得的伟大胜利与往昔波斯对希腊的入侵相关联的做法（起初他提议将他在亚洲的战争视为其肩负的复仇使命），亦为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绵延不绝的战事注入了新的活力。西西里战争是由来已久的希腊文明社会与黑暗的东方蛮族势力之间冲突的延续，这一完全与史实不符但颇为引人注目的观点将再度成为主流。终其漫长而精彩纷呈的一生，阿加托克利斯一直将自己打扮成亚历山大在西部地区的继承者。[28]他所发行的货币与其他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统治者一样，刻意复制着对这位马其顿大帝及自封的亚洲之主所喜爱的主题。[29]一个世纪后，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将用嘲讽的笔调描述阿加托克利斯那不顾一切地模仿亚历山大形象与古怪动作的行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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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加托克利斯的才能可不仅限于将自己打扮成亚历山大在地中海西部的继承者。迦太基人长期驻留于西西里，意味着许多西西里希腊人对迦太基军事体系了如指掌。事实上，阿加托克利斯的王牌之一，就是他对迦太基以及迦太基城与其西西里驻军之间关系紧张情况的了解。迦太基使用雇佣军作战，这引发了一种对自己的将军们的不信任心理，特别是统治精英们感受到了来自被派去指挥迦太基军队的人所流露出的无法无天的野心的威胁。公元前4世纪时期，迦太基的将军们——尤其是那些在西西里的将军——似乎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他们获准在战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决定权，包括有权议和以及结盟（尽管这些协议随后很可能必须得到元老院的正式批准，后者亦负责审批对军队的增援）。[31]事实上，正是这种令将领得以自行其是的授权，促使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做出“迦太基人在国内实行寡头政治制，在外实行君主制”的评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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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将领是从迦太基军队里选出的，但相关人选的确定不光是104人法庭，也是全体迦太基公民在公民大会上决议的结果。[33]这一独特的制度令这些将领处于统治精英的猜忌之下。迦太基的西西里驻军逐渐形成一个拥有自身货币和行政管理体系的近乎独立的军事组织，这使得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西西里港口距迦太基数百公里之遥，并且这座岛屿上所发生事件的消息也显得零零散散，且时常出错。在这种环境下，军事长官很容易就会忘掉自己对贵族们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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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迦太基的军事长官们在战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然而，他们自行做出的决定在之后须受到104人法庭的严格审查。持续多年的西西里战争使得这些将军很难不注意到他们的叙拉古同行——那些与他们一样，依靠自己在全体公民中的威望首次获得指挥权的军人——是如何成功地通过攫取贵族权力而摆脱同侪所加诸的令人不安的监视的。对未能在战场上充分展现才华和勇气的军事长官们施以严惩，是迦太基政治生活的长期特色。在古代世界，将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无疑并非由迦太基人首创；然而，与将这一可怕刑罚留给最为低贱的人群——逃跑的奴隶、普通的罪犯和外国人——的其他民族相反的是，迦太基人间或会将他们的将军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仅仅是对那些政变失败者的无情警告，它还被作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清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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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军事指挥官自己同样也怀有不信任感，他们抱怨自己在战役结束后的归途中被他们的公民同胞们视若仇敌。正如狄奥多罗斯/蒂迈欧在对日后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进行解说时，用尖锐的笔触所评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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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迦太基人所执行的严刑峻法。在战争中，他们将自己的领袖晋升为军事指挥，他们认为那些人理所当然地应该率先站出来，为了整个国家而冒险。但当那些人赢得了和平的时候，他们又用控诉折磨着同一批人，出于妒忌，他们将莫须有的罪名安在那些人头上，对他们施加刑罚。因此，一些担负军事指挥之职的人由于害怕遭到法庭的审判会弃职逃亡，但另一些人则试图篡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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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奥多罗斯（资料依然来自早期的西西里希腊文献）的笔下，阿加托克利斯果断地利用了迦太基将军与其母邦的政治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部分，他遵循了诸如蒂迈欧（此人格外厌恶阿加托克利斯，因为后者对这位历史学家的父亲被放逐负有责任）等历史学家的观点，后者指出阿加托克利斯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治投机主义者，他心甘情愿地与那些可憎的迦太基侵略者签订协议。[35]然而，这也表明，阿加托克利斯对迦太基西西里军事长官那种恐惧和不臣服心理的把握，是他得以爬上统治者宝座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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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20年代，在阿加托克利斯正处于事业的初期阶段的时候，曾有一次他那跻身叙拉古政界的希望似乎就要破灭了，当时他征募了一支由心怀不满的西塞尔人组成的军队，企图使用暴力手段攻占这座城市。当阿加托克利斯发现一支庞大的迦太基军队堵住了他的去路时，他运用其非凡才干，与迦太基司令官哈米尔卡打交道。当知悉哈米尔卡意图成为迦太基独裁者的野心时，阿加托克利斯与前者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迦太基军队让道，以使阿加托克利斯能直取叙拉古；作为交换，他将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协助这位将军夺取其母邦的政权。事实上，哈米尔卡与阿加托克利斯进行了进一步的合作：前者向后者提供5000人的军队，协助他屠杀其政治对手。[36]一份看起来对阿加托克利斯十分有利的和平协议旋即达成，尽管其实他并不处于优势地位。按照协议的规定，西西里东部诸城将被迫承认叙拉古的宗主权，而迦太基人所获得的仅仅是对他们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占据的领土的承认。[37]由于哈米尔卡似乎对阿加托克利斯继续骚扰迦太基那些西西里盟邦的行为视而不见，局势变得对迦太基人更加不利。[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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