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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现代性和解放的离心趋势一起的是，存在着一种对立的趋势：犹太媒体创造了一个国际共同体，曝光同样的信息，热心同样的事件，认同犹太大众，即使当他们生活在对其他人来说在语言与文化上都陌生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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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与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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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使人们相信教育的力量将为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繁荣并消除偏见、歧视与不公的乐观趋势受到扼制。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寻求推翻其专制政体的革命者刺杀。其密谋者包括犹太人，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个事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不仅犹太与非犹太的革命者一致行动，而且最近才打破传统文化束缚的青年犹太妇女与男性及非犹太人一起合作。这是亚历山大二世教育改革的后果，犹太与非犹太学生在世界改革与建造新社会的崇高愿望中有着共同的语言，而在这个新社会，某个人的宗教不再是融入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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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遇刺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并在乌克兰地区导致了大量的集体迫害。教会与政府并没有尝试去制止暴民的行为，并怀疑犹太人与革命者合作。这种破坏主要针对财产，其震动是巨大的：东欧地区在前一个世纪并没有发生针对犹太人的群众暴乱。人们曾设想绝对主义国家的增强能确保公众的秩序和安全。现在突然表明，尽管犹太人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多数地区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但俄国大众却发起了暴乱，而政府要么消极地置之不理，要么自己也卷入到暴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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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迫害不仅削弱了犹太人的安全感，而且动摇了他们对进步的信仰，因为俄国革命者并没有保护犹太人。这些革命者认为，俄国大众对革命宣传所体现的冷漠和他们自己的克制是通向革命之路的主要绊脚石。他们将针对犹太人的暴乱视为大众暴怒的体现，预示着意识的变化，将导致那些大众觉醒并推翻沙俄政权。犹太人口中的开明的、受教育的成员，对这种反应受伤害最大；他们曾经认为俄国革命者支持他们，而现在察觉到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坚强的基础，而是站在流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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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叛在这一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许多次，例如1903年的基什涅夫集体迫害和1905年10月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爆发的集体迫害。每次集体迫害浪潮在其残酷性、受害者的数量与破坏的程度上都比之前更甚。在每次集体迫害中，地方政府的软弱与冷漠，没能唤起开明的俄国大众反对集体迫害的情形一再发生。而且，在1881年集体迫害发生后，当局于1882年通过《五月法令》，可谓“冷酷的集体迫害”，犹太人被限定居住在栅栏区，并被削减了进入高等教育、成为更具生产性和从事农业的机会。沙俄政权为给这些法令正名，宣称集体迫害是对犹太人剥削大众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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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俄国犹太人获取平等权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生存安全感的丧失不仅影响着遭受过集体迫害的社团，而且对犹太人与当局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对任何改善其命运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犹太大众试图离开俄国。从这时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的犹太人不再被动接受其命运，而从东欧移出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绝大多数移民前往美国，那是一个拥有不受限制的机会的地方。一些人从东欧移民西欧，前往德国或英国，而其他人则前往南美与南非。另有数万人前往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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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影响就是犹太大众的激进化，这来自三大因素：被当局剥夺和歧视的意识；由于不断面对更广阔世界而产生的新的自我意识；犹太社区的世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19世纪最后三四十年的俄国革命者是受过教育的理想主义青年，他们选择为了解放大众、建立公正社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青年男女，他们“到民众中去”的口号寻求唤起成千上万受压迫的农民意识到他们的悲惨处境及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在那些他们拯救的人那里遭遇的不只是冷漠，还有敌对——后者将他们交给当局。他们最终的命运是长年遭监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疯癫，乃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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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这种殉道行为都带有神秘色彩。俄国青年提供的先例被犹太青年牢牢记住，他们为自己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利条件感到痛心，寻求一个高尚的理想——按照天国的形象改造这个世界。一些加入俄国革命运动的人对犹太人的命运并不感兴趣，这些人包括列夫·托洛茨基和尤里·马尔托夫（Yuli Martov），他们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其他人试图组织一个犹太工人运动。1897年，他们创建了崩得（Bund），一个致力于保护犹太工人免受其雇主剥削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政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犹太人。由于建立在明确的群众基础上，崩得成功地吸引了底层阶级。另一部分犹太青年也受到俄国革命党殉道者神话的影响，对于犹太人在任何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获得公正对待感到绝望，选择在一个将来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改革犹太社会。这些人都是学生，他们创建了选择定居在美国的“永恒之民运动”，以及比卢（“雅各家啊，让我们行走”的缩写）协会，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地。他们的活动为其他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团体所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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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犹太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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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犹太人在东欧的安全感不断被削弱，现代反犹主义也在西欧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憎恨并非新事物，但这一次它以种族主义和宿命论为特征，其目标指向不是犹太宗教而是犹太种族。宗教可以改变，但种族不能。在日益世俗化的时代，宗教憎恨似乎已成为过去，但种族仇恨是现代的和最新的：它以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语言被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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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犹太人的旧有憎恨的目标是外来的、不同的犹太人，而反犹主义的目标是与其他人相似的犹太人，他们操着当地语言，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都是中产阶级的，他们参与甚至创造了民族文化。反犹分子指责犹太人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邪恶，煽动革命，破坏现存秩序。他们将犹太人描绘为寄生虫，无法创建他们自己的社会或文化，他们骑在其他民族的背上，模仿或歪曲后者的文化。由于犹太人无法真正融入一种文化中，他们的文化创造是虚假的，既非真实的也非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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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守教的犹太人将旧有的对犹太人的憎恨视为既定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认为直到弥赛亚降临不会改变，这个裁决犹太人必须接受和忍受。新的反犹主义伤害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其居住地民族一部分并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因此不再是一个犹太“社团”。现在他们发现，他们所有人都被归并在臭名昭著的称呼——“犹太人”之下。正如耶彻泽科尔·考夫曼所写到的，这种被异化的拯救，即犹太人融入主体社会的期盼和希望，现在表明是一座海市蜃楼。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并没有带来社会融合，德国人或法国人当然也不会承认犹太人是他们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回忆录中，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描绘了犹太人对反犹主义兴起的不同反应。一些人选择忽视它，因此肖勒姆的父亲认为实际上他是德国人，即使他因为对犹太会员不断增强的敌意而被迫离开他所属的俱乐部。肖勒姆的一个兄弟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是一名德国爱国主义者，声称希特勒不能决定他是否为一名德国人。另一个兄弟是共产主义者，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而他本人则由格尔哈德（Gerhard）随后改名为格尔肖姆，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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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一样，犹太民族主义由一种通过接触现代性而产生的新自尊和一种来自世俗教育的新的社会敏感组成。来自主体社会的民族主义排斥情绪深深地伤害了这些现代的、世俗的犹太人。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与受教育民众数量的增长，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来的人员、商品、观念和宣传的更大流动性，以及未能实现融入主体社会的期望所产生的挫败感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排斥性族群中出现的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步，他们可以通过得到改进的通信方式来传播其信息。可以在犹太人中间看到这种相似的过程：在过去许多个世纪对“犹太人”的本能认同，无须任何民族意识，也没有在政治上表达犹太人情感的欲望，现在成为一种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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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世纪犹太社会的主流趋势相对，民族主义运动最主要的诉求是，承认有着共同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犹太民族的存在。它将这个民族视为拥有内在价值的群体，并且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裔犹太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中，将国际大家庭比作一支管弦乐队，如果有一种乐器——犹太民族——被忽略，它将无法和谐地演奏。[13]与赫茨尔一样，其他人将犹太民族性的存在视为注定的，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两种观点都要求承认犹太人的独特性，不仅是作为个体也包括作为集体的独特性。对于中欧和西欧地区的犹太人来说，“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赫茨尔的著名呼吁传递出的是一个解放的信号。相反，对于东欧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政治状况的鲜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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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运动（和作为民族运动后来者之一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寻求合法性，合法性通常有赖于证明该民族古老性的谱系，包括该民族对领土和主权的历史性权利，该民族文化的优美，及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犹太民族的谱系依赖《圣经》，但存在悖论的是，由于直到19世纪《圣经》都被视为地位次于犹太口传律法。所以，虽然孩子们在经学堂学习《摩西五经》，但只是把它当作学习更重要的著作，例如《塔木德》和宗教裁决的入门导引。新教徒重新发现了《圣经》，并赞扬它对于教育青年一代的重要性。犹太人回归故土作为拯救世界第一步的想法似乎也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兴盛的英国福音派新教徒的一个特定群体，他们把这个观念传播到犹太人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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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返回以色列的观念从远古时代起就是犹太民族精神观念的一部分。毕竟犹太人每天都祈祷返回锡安。每逢逾越节他们都会诵读，“明年在耶路撒冷见”，在每个阿布月第九日他们都哀悼圣殿的毁灭。在17世纪，犹太世界被一位假弥赛亚萨巴泰·茨维（Shabbetai Zvi）的出现所鼓动，他承诺结束犹太人的流放和使犹太民族返回以色列地。对锡安的渴望当然是犹太人精神和情感的内在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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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种渴望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许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都聚焦于奇迹般的救赎，以作为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的灾难性事件的一部分来发生。直到那时，弥赛亚救赎都笼罩在未来的迷雾之中，犹太人安于流散地的生活而不强行推动它的到来。在19世纪世俗犹太人和宗教犹太人中间传播的这些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与消极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不同，世俗犹太人认为，犹太民族可以将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改变处境。这种概念遭到了保守派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将之视为对神意的违背。另一方面，左派分子反对这种建立在宗教之上的概念——受到一定程度启蒙的犹太人应当与之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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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犹集体迫害情况下出现于俄国的“圣山热爱者”群体，不再相信进步可以拯救犹太人，他们规模较小，在组织和创建定居点方面也缺乏经验，但开启了一个重大革新：他们不再将以色列地作为一个神话之地来谈论，而是开始将它作为一个可以定居的实际国家来提及。赫茨尔15年后所做的就是为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增添政治成分，而这在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想要彻底改变犹太人的心理和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世界对待他们态度的渴望，是该群体留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革命性印记。号召犹太人行动起来，现在就采取实际行动，这是革命性的。格尔肖姆·肖勒姆称之为犹太人回归历史。正如其他民族运动所做的，这个新的运动借助了古代的神话和象征，绝大部分来自传统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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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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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只要人们试图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时，他们都保留着一种无法解释的、神秘的、神话般的要素。赫茨尔在犹太世界的出现及其充满活力的活动在不到10年内构成了这种现象：一场雷暴照亮了现实并将之唤醒，奠定了未来变化的基石。赫茨尔是一名匈牙利犹太人，他的家庭在获得解放后融入了德意志文化；他对犹太教的知识十分匮乏，对犹太民族的知识也比较肤浅。作为19、20世纪之交维也纳的重要报纸《新自由报》的记者，他通俗小说方式的写作得到了主要是见多识广而愤世嫉俗的犹太人读者的欣赏。赫茨尔也试图尝试编剧，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所展露的坚韧精神、无穷精力、政治敏锐度和无尽的奉献精神，无法在他过往的个人经历中寻得任何蛛丝马迹。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普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变为受其天职驱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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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出版于1896年的小册子《犹太国》（Der Judenstaat），类似于《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以及《常识》；由埃贝·西哀士（Abbé Sieyes）撰写的《什么是第三等级？》一书，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的火花，而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则为美国大革命争取到了普遍的支持。在赫茨尔小册子之前，耶胡达·莱布·平斯克1882年发表了《自我解放》，尽管平斯克对反犹主义的分析相对深入，但赫茨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这种现象置于现代的背景下并从中得出了具体的结论。赫茨尔阐释了现代反犹主义的多面特征，这些特征之间由相互对立的元素组成。犹太人既作为资本家也作为革命者遭到仇视；既是富人，又是穷人；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无知者；既是接受当地文化者，又是依然特立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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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赫茨尔承认反犹主义来自欧洲权力分配中的新现象——民众的政治。赫茨尔断言，随着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兴起，民众的力量也在增加，犹太人面临的危险随之增加。他曾在维也纳和巴黎居住，见证了民众力量的不断增加。在奥地利，反犹主义政客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当选为维也纳市长，但没有得到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批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德意志大众再次选为市长。德国人感觉到波兰人和捷克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威胁，并仇恨犹太人在帝国城市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成功，仇恨的政治因此非常适合他们。在巴黎，赫茨尔观察到民众在德雷福斯审判后的愤怒。然而，正如通常所认为的，并不是这场审判刺激了赫茨尔对于犹太人问题（反犹主义）的敏感神经。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经由不断增长的民众力量所唤醒，他在思考这些民众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意味着什么——即使在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近一个世纪的国家。民众对犹太人的愤怒增强了他的信念，即犹太人不能被同化——不是由于他们不想，而是由于他们不被允许。从长远看，进步将改变这种状况，但在赫茨尔的议程上更紧迫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有多少时间来真正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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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敏锐地觉察到潜在的生存威胁：犹太人的解放无论是已经失败还是获得超出预期的成功，它都建立在宪政平等的抽象原则之上。它并没有赢得民众的认可，那些民众拒绝接受犹太人作为公民整体的一部分。赫茨尔的结论很简单：没有必要去与反犹主义做斗争，以证明它的谬误，由于它扎根于基础深厚的思维定式，它是理性难以克服的，唯一的选择是避开它。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他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赫茨尔对这种病症的本质及其治疗的毫不含糊的诊断是一种解脱：它结束了“假装所有事情都很好、解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半真实状态。受过良好教育的、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发现自己被自认为所归属的文化和国家所拒斥，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赫茨尔坦率而自豪地宣布：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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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的这一结论增加了另一层最初的概念：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只有通过大国的帮助才能得到解决。用“问题”一词来讨论犹太人是一种贬低和居高临下的态度。人们提及“奴隶问题”和“妇女问题”都暗含着这些群体在地位上低下和需要获得解放。相比之下，将犹太人问题定义为一个国际性议题，赫茨尔将它从许多国家社会和族群政治的次要地位拿出来置于国际议程中。他辩证地看待欧洲国家公开的和隐秘的反犹主义，将之视为推动欧洲国家帮助建立犹太国家的力量。为了使它们摆脱难以控制的犹太知识分子、成功的犹太中产阶级、西方过多的犹太知识分子和东方的犹太穷人，欧洲国家将为开展一场现代版的“出埃及”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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