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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对反犹主义的理解是极其敏锐的。他在日记中，将犹太民族比作一块滑向深渊而无法中途停止的滚石。“他们将要驱赶我们，他们将要谋杀我们？”他在一次演讲中发问道，并计划将这些想法传达给罗斯柴尔德家族。[14]尽管有这些噩梦，他仍然相信欧洲的人道主义和进步，认为欧洲人想要使自己摆脱犹太人，方式就是通过帮助后者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他无法想象的是，这个“出埃及”有朝一日被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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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深深扎根于现代世界，热爱并欣赏欧洲文化、歌剧、戏剧和音乐。他看到了缩短距离的新技术的潜力，使在50年前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以实现。现在短时间内将几百万人从一个大洲转移到另一个大洲是可能的，无须很大的痛苦和烦恼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化运动。赫茨尔对现代世界如何开展这个可能让许多犹太人着迷的工程进行了描述。事实证明，犹太国家不是根据赫茨尔的方案建立的；它包括一系列巨大的困难。令犹太复国主义者欣慰的是，他没有预见到那些困难，否则或许他可能从一开始就对这个事业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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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勾勒了将几百万犹太人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的过程——他声称犹太人不能也不想被同化。他解释说，这个过程必须得到一份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的支持，以特许状社会的模式来保证犹太人在他们新国家的权利。特许状社会之前曾在英帝国建立，要么是为了促进白人殖民化，要么是为了获得贸易和其他特许权。犹太人应组织一个代表团，与大国开展谈判以获取特许状。如果赫茨尔在获得了赞誉并在被翻译成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俄语和其他语言的《犹太国》出版后立即停止了活动，他将无法获得其在犹太先贤祠中不可撼动的地位。赫茨尔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确认了目标，而且他采取了措施，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来实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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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曾尝试积极参与国际犹太慈善协会。这些组织致力于推动犹太人的生产化，教导贫困的犹太儿童一门技艺，以及将犹太人安置在阿根廷。它们由富有而令人尊敬的犹太人建立并受其严格控制，这些犹太人的目的令人赞赏但不带有民族主义主张。赫茨尔在提出其主张的起初阶段，他希望获得主要的犹太慈善家的支持，例如资助了阿根廷犹太垦殖运动的莫里茨·赫尔施（Moritz Hirsch）男爵，以及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但他与这些人的会面并不成功。当他们同意接受他时，他们不是把他视为民族主义的先知，而只是作为知名的记者，并认为他的计划是缺乏现实根基的狂热想象的产物。赫茨尔的魅力，曾便于他与政客们的交涉，却没能征服这些慈善家。在与犹太富豪们的不成功交涉后，他决定写作《犹太国》——对于一个以记者为主业的人来说，这是可以预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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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庄重的小册子带来的反响使赫茨尔得出结论，他必须创建小册子中提及的“犹太人协会”，它将代表犹太人根据章程进行协商。他有关代表大会的想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在犹太历史上，根据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组成的国际代表将首次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开会。尽管参加代表大会的成员是能够负担差旅费用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中产阶级，但会议的理念是代表全体犹太人，并在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基础上与外部人士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了1897年的代表大会，在三天的会议过程中，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模型。永久性的机构建立起来了。作为某种形式的议会，代表大会每年或每两年召集一次。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组成了一个执行机构，以在不同代表大会期间开展活动。地方的协会也形成了，其成员交纳会费——使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货币谢克尔——和根据交纳会费的会员人数派遣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在那几天内，赫茨尔奠定了后来被称为“犹太国家雏形”的组织和政治基础。因此，它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赫茨尔宣称“我在巴塞尔缔造了这个犹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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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神奇的行动创造了犹太人的代表机构，它将作为法律代表与许多国家首脑开展谈判以帮助获取特许状，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向世界宣告一个新的民族运动的形成。作为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人，赫茨尔很快邀请国际媒体的代表报道这个事件。他确保了会场的庄严，代表们身穿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现代性与古代符号的混合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的图像中十分显著。例如，代表证一面是西墙（圣殿城墙的废墟）的插图，另一面是耕种其土地的犹太农民形象。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建立在犹太祈祷披肩塔利特之上，中心是大卫之星，这是赫茨尔的主意。纳夫塔里·赫尔茨·伊姆贝尔（Naphtali Herz Imber）创作的希伯来文诗歌《希望》（Hatikva）被采用作为这个运动的圣歌，不过代表大会的工作语言是德语，因为绝大部分代表的德语比较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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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理查德·李希特海姆（Richard Lichtheim）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欧洲给犹太民族的礼物”[15]，他的话强调了这场运动的民族主义新特征，这成为犹太民族与现代性之间的中介因素。这种叙述也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接受了源自欧洲的政治组织和外交行动模式。赫茨尔把他在巴黎期间从波旁宫学到的政治悟性以及当时盛行的大世界概念和实践——国民大会、宪章、高层谈判、广泛行动等等——带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这些活动领域在此之前对犹太民族来说一无所知。这就是这么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青年领袖来自西欧犹太人的原因，他们都是解放运动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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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试图拯救的大众却生活在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的东欧。当地许多犹太人仍然沉浸在宗教生活方式中，遵守着哈拉哈和传统。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沙皇俄国的加速现代化影响了这个人口的广泛阶层：铁路使犹太小贩变得多余，载运等传统职业成为不必要的，许多手工业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丧失了它们的经济地位。这些生计来源的失去，结合着1800—1900年沙俄犹太人中间的巨大的人口增长，导致了大规模的贫困。经济困难、缺乏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缺乏希望的首选解决方案是移民海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移民美国被视为几百万悲惨犹太人的解决办法，有许多人前往“新世界”，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的犹太人口相比1882年有实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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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赫茨尔的呼吁在西欧仅有很少的同情者，它主要是在东欧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解放后的西方领导层回归到犹太人的身份，同时又有一大批讲意第绪语的忠诚支持者沉浸在犹太文化中。这似乎证实了犹太贤哲“囚犯并没有把他自己从囚禁中释放出来”的格言和摩西先例的真实性。因为摩西的例子表明，只有自由的人才能为被奴役的同胞带来自由。赫茨尔对许多素不相识的犹太民众发表演说，而犹太民众则几乎把他视为《圣经》中的人物——犹太人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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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敖德萨为基地的“圣山热爱者”运动，在俄国集体迫害的背景下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垦殖点。从1889年阿哈德·哈姆（阿瑟·金斯博格）发表了《此路不通》（This Is Not the Way）的文章开始，他被视为这场运动最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和道德角色。他的力量体现在他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清晰易懂的希伯来风格。他毫不犹豫地发表了《来自以色列地的真相》（Truth from Eretz Yisrael，1891年），这篇文章揭露了巴勒斯坦青年垦殖事业中的所有失败。当时有关定居点政治和实践话题深思熟虑的观点十分稀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刊登了对巴勒斯坦生活的浪漫化描述，将之描绘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哈姆的坦率被视为重要的政治行为。然而，尽管他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但他参与行动和领导的能力有限。直到赫茨尔出现在舞台，“圣山热爱者”运动都没有吸引到大众的支持，它只是原地踏步。赫茨尔的突然崛起，他为代表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和代表大会本身（被犹太和非犹太媒体报道），激发了犹太大众的想象，第一次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同情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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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德·哈姆对此并不热心。大规模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与他对犹太人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定义相矛盾。而犹太人问题——反犹主义——对于赫茨尔而言是这场运动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阿哈德·哈姆来说，这个问题仅是“犹太教的问题”：解放和世俗化导致犹太人与其文化之间的联系削弱了。他不认为巴勒斯坦能为几百万犹太人提供解决方案，他认为犹太人应当移民到美国。他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其特征将是世俗的希伯来文化、希伯来语的复兴以及正直和道德。在那里，上帝选民的愿景将得以实现。作为犹太民族骄傲的源泉和光辉榜样，这个中心将体现出阿哈德·哈姆定义的“犹太教的精神”和发挥犹太人（尤其在西欧）为了同化而放弃其民族认同倾向的反作用力。这个“精神中心”将逐步发展，精心选择那些值得进入者加入，避免走捷径和政治冒险主义以及不切实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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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德·哈姆代表着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他的视角与赫茨尔完全相反。赫茨尔觉得有种强烈的紧迫感，因为他意识到，为维持大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和支持，他必须提供实际的成就，也因为他直觉地发现这场运动的行动时间有限。对他而言，犹太人问题不是像阿哈德·哈姆所理解的一系列抽象的概念，犹太人问题要求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关系到实际民众的生活。赫茨尔计划他的“出埃及行动”首先是一场穷人和简朴者的大规模移民，这个国家将由他们来建设。他设想的不是对受教育的、令人尊敬的少数人进行选择性移民，而是一场几百万人、任何想移民者都可以移民的运动。赫茨尔用于推行这个计划的时间很短，而它的范围巨大，这在阿哈德·哈姆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哈姆批评这个计划的内容——因为他认为该计划提供了这个错误问题的答案——和赫茨尔通过外交手段获取特许状和巴勒斯坦的宏大计划。“以色列的拯救将来自先知，而不是外交家。”阿哈德·哈姆在其《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The First ZionistCongress）的文章结论中批评道，他在该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回应，并试图降低对新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舞台新角色的期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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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计划与领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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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之后的几年里，阿哈德·哈姆有许多机会说“我警告你们”，他不想浪费任何这样的机会。赫茨尔尝试了与奥斯曼政权、德国皇帝和俄国内政部长进行谈判，但最终都失败了。土耳其人对把额外的非穆斯林因素引入中东不感兴趣，这将为欧洲介入奥斯曼帝国提供更多理由。1903年基什涅夫集体迫害发生后，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对当局进行抵制，这场集体迫害使经历了20多年和平与安宁的犹太世界大为震惊。而赫茨尔与俄国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维（Vyacheslav von Plehve）——他被怀疑对集体迫害负有责任——进行了会谈，希望这种反犹活动能够敦促土耳其政府同意将犹太人从俄国转移到巴勒斯坦。这次会谈没有任何成果，但在维尔纳火车站赫茨尔首次与犹太群众见面，他们前来欢迎他，并显示出对“犹太人的王”和犹太国家观念的赞同。赫茨尔被这些涌向他的人的爱戴所深深感动：这是一个不同的犹太经历，不同于对他而言熟悉的西欧犹太人的克制以及阿哈德·哈姆及其追随者愤怒的保留意见。警察试图通过暴力驱散这些群众，但他们在这种残暴面前显示出勇敢，或许这使他觉得无论如何都有义务拯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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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访问维尔纳的几个月前，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给赫茨尔提供了一个有关东非部分地区的特许状，犹太复国主义将之称为乌干达的地方，但现今实际上位于肯尼亚。考虑到他所目睹的困难，赫茨尔无法草率地拒绝这个提议。像大英帝国这样的世界大国准备在其帝国范围内提供一块领土，对于成立不到10年、没有力量和基地的新兴运动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是国际上对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场民族运动的认可，但它不是犹太复国主义阵营愿意接受的馈赠。尽管赫茨尔的《犹太国》对在阿根廷和巴勒斯坦之间作为犹太人定居的场所进行了详细描写，但他与东欧犹太人代表的会面清楚地表明，只有巴勒斯坦可以得到犹太人的支持，因此他所有的外交努力现在都集中于此。虽然如此，他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英国的提议，并要求代表们派遣一个调查小组前往乌干达，以考察它吸收大规模犹太移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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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当时意识形态和神话与实用和现实产生了冲突。类似的时刻再度发生在1937年（关于将巴勒斯坦分治成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首次提议）和1948年（宣布以色列建国的决定），毫无疑问也将在未来发生。尽管赫茨尔的提议是在面对俄国犹太人悲惨处境的紧迫感驱使下提出的，但它遭到东欧代表们的反对。德国著名作家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是赫茨尔在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招募的重要人物，他曾试图通过将东非描绘为只是前往巴勒斯坦途中的“夜间避难所”来作为糖衣药丸鼓动犹太人移民乌干达，但失败了。俄国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将赫茨尔想要接受的提议视为对锡安的背叛，并威胁在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将出现一场分裂，以此来拒绝批准赫茨尔的提议。在这时，赫茨尔严肃地发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他们才同意返回会议大厅。最后——在赫茨尔威胁辞职后——代表大会决定向东非派遣调查小组。这个团体前去调查提议指定的位置，回来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不适合大规模定居。因此，乌干达计划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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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插曲的文化象征意义要大于政治意义。使天平最后发生改变的是以色列地神话般的力量，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坚持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犹太人心目中。对于这些支持者来说，这种深刻而饱满的情感显示出，巴勒斯坦不只是一块领土，它无法被其他领土替代。犹太人返回其故土的观念赋予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磁石般的魔力，它超越了经济和政治利益以及短暂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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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计划失败之后的一段时间，犹太领土组织成立了。它由英国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领导，致力于为犹太人寻找一个国家。在犹太人中间的所有民族主义流派中，领土主义者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最为接近。他们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领土和自治。与赫茨尔一样，他们由犹太人的苦难所驱动，并相信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乌干达计划搁置一年后，赫茨尔去世，随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低谷期，为了应对比之前更为残暴的俄国集体迫害浪潮，以及随后到来的1905年革命，领土主义运动吸引了许多人的支持。但寻找一个合适、可利用领土的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犹太复国主义在当时的虚弱以及其他种种事态，都来自巴勒斯坦的不可获得性，但领土主义也没有更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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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odor Herzl,Th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Marvin Lowenthal (trans.),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2, p.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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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ter Druyanov (ed.),Ketavim letoldot Hibbat Tzion(Writings on the History of Hibbat Zion), vol. 3, Odessa and Tel Aviv: Committee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Land of Israel, 1932, pp. 4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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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如，参见Yitzhak Epstein, “She’ela ne‘elama” (A Hidden Question),Hashiloah,17, 1907; Hillel Zeitlin,Hazman, vol. 3, July-September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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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bylonian Talmud, Tractate Ketuboth, 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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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rom the poem “Hakitza ami” (Awake My People),Kitvei Yehuda LeibGordon(Collected Writings of Yehuda Leib Gordon), poetry volume, Tel Aviv: Dvir
:1959,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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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hlomo Avineri, “Statecraft without a State: A Jewish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History？”Kontexte der SchriftI (2005), pp. 403-419;Minha leMenahem: kovetz ma’amarim likhvod harav Menahem Hacohen(Jubilee Book in Honor of Rabbi Menahem HaCohen), Hanna Amit, Aviad HaCohen, and Hayim Beer (eds.), Tel Aviv: Hakibbutz Hameuhad, 2007, pp. 26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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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Yechezkel Kaufman,Golah venekhar(Exile and Estrangement), Tel Aviv
:Dvir,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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