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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伊休夫的优先议程。此前一年其议程上反对白皮书的斗争，已被对战争的担忧所取代。本-古里安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应当像没有白皮书一样与希特勒做斗争，我们也应当像没有战争一样与白皮书做斗争。”[2]它表达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困境。一方面，犹太民族的大敌是希特勒，有必要与之做斗争以将整个人类从野蛮和暴力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领导对希特勒做斗争的英国，现在是一个敌人。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共同敌人的伊休夫如何不放弃反对白皮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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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反对白皮书的斗争被暂时搁置起来，伊休夫积极响应战争需要，将其生产能力、人力资源和军事潜力都置于英国的支配下；2.7万犹太青年被招募进入英国军队。阿拉伯人则倒向了另一边。1941年拉希德·阿里·盖拉尼（Rashid Ali al-Gaylani）在伊拉克发动了威胁英国在该地区统治的叛乱。耶路撒冷穆夫提逃到柏林并积极参与策划纳粹在中东地区的宣传，显示出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对纳粹主义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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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英国在中东的处境悲惨，犹太人-英国人的合作就较为活跃。例如，作为军队的帕尔马赫得以建立，用来帮助英国人搜集情报和从事破坏活动。从1941年夏到1942年，当时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准备突破英国在埃及的防线，恐慌情绪笼罩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军官中间，他们讨论了撤往伊拉克的方案，这使伊休夫处于毁灭的危险中。1942年10月英军在阿拉曼的胜利，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证实了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盟友。但这也无法阻止英国人继续维持对移民的禁令，对哈加纳武器的暴力搜查仍然没有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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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魏兹曼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没有放弃与英国的结盟。魏兹曼认为《1939年白皮书》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政策源自英国为了获取阿拉伯人支持和维持中东和平的需要。他估计战争结束时，英国政策有重新评估的空间。首相丘吉尔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朋友。到战争结束时，他建立了一个重新制定巴勒斯坦问题政策的内阁委员会，其名单包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友好的成员。与此同时，正如魏兹曼所希望的，英国的海上冻结政策将在战争后解冻，犹太代办处主席本-古里安将焦点转向另一个大国——美国。美国犹太人的支持，对犹太人友善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美国强大而英国由于战争代价遭到削弱，这些是本-古里安政治转向的三大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他对英国人深深的怀疑，这与魏兹曼对他们的深信不疑形成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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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5月纽约召开的比尔特摩会议上，犹太复国主义者指出他们的战争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共和国”是独立国家的同义词。为了避免激起其犹太对手反对这个未来国家的雏形，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提及分治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议题。《比尔特摩纲领》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即便它意味着与阿拉伯人的流血冲突。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由军事力量决定的时代，犹太人慢慢地适应了为独立而战的观念，这也将涉及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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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导致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所希望的英国政策转变。丘吉尔建立的内阁委员会已经推荐了分治计划，但它一直被推迟直到战争结束后。但1945年克莱蒙特·艾德礼和厄内斯特·贝文领导的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而丘吉尔的保守党败选。尽管1944年的工党宣言含有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由皮尔委员会首次提出的转移（即人口交换）观念，但现在工党执政后开始考虑新的议题。厄内斯特·贝文被任命为强大的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他做出了一些重要决定，例如给予印度独立。但英国由于世界大战而濒于破产，英国政府必须转向和平时期的经济与应对食物和燃料配给不足条件下的士兵复员问题。冷战已经逼近，给政府带来了额外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实际上，中东沙漠中的巨大石油资源使阿拉伯国家成为有利的盟友。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是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核心，工党政府无意改变白皮书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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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犹太人经历了他们历史上最为惨重的创伤——纳粹大屠杀。全世界，甚至犹太民族，对所发生的一切都还没有完全的了解。犹太人仅是逐步对暴行有所认识，当他们完全了解真相时，他们难以面对这一切。与悲痛和创伤一起到来的还有愤怒：文明世界没有抬起一个手指以将犹太人从灭绝中拯救出来。尽管不知道所有的事实，但犹太人本能地感觉到，正如诗人拿单·奥尔特曼（Nathan Alterman）所写的，“在恐惧的阴影下我们的孩子在哭泣，我们没能听到世界的愤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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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犹太人的激进化——通常是温和地和谨慎地表达极端的立场——通过为犹太难民打开巴勒斯坦大门的坚定斗争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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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结束东欧犹太人的苦难。由纳粹及其东欧仆从国推动的反犹主义并没有消散，迎接试图返回其故乡和家园的犹太人的是敌视和暴力。1946年夏，波兰凯尔采爆发了一场集体迫害，有40名左右在德国投降后返回其故乡的犹太人被残忍杀害。几百万被强迫的劳工、战俘和难民，这个巨大的“群体移民”开始返回家园。不能返回其家园的难民仍然留在德国。这些人主要是纳粹的合作者、集中营守卫等，他们无处可去。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也滞留在德国，包括发生在战争末期声名狼藉的死亡行军或集中营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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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难民都以同样的条件安置在同样的集中营。犹太人要求与仅在昨天还曾是他们的迫害者甚至现在继续辱骂他们的那些人分开是徒劳的。英国占领当局声称，将犹太人从非犹太人中分离开来是希特勒种族主义政策的延续。只是在美国军队中犹太随军拉比干预和美国犹太人提出强烈抗议后，哈里·杜鲁门总统才派遣一位代表埃尔·G.哈里逊（Earl G. Harrison）去调查德国占领区由美国军队控制的难民营的情况。《哈里逊报告》严厉批评了占领军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报告也描述了绝大部分难民希望移民巴勒斯坦，杜鲁门总统也要求他的英国盟友允许10万犹太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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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文发现自己陷入左右为难之中。他不准备改变白皮书的政策，但他无法接受与美国之间关系的紧张，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重建欧洲的国家，更别说它对遏止苏联这头北极熊的重要性。因此，他提议建立一个英美委员会来调查形势，并承诺如果该委员会达成一致决定，他将表示尊重。该委员会提出的有效建议是给德国难民营的犹太人发放10万份移民许可证。然而，贝文不愿意遵守承诺，与此同时，大批东欧难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占领区的难民营，原因是苏联占领区的经济和社会震荡影响到犹太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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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加纳的非法移民机构“阿里亚B协会”组织了非法移民船只试图秘密抵达巴勒斯坦的海岸。随着偷渡的船只越来越多，英国对它们的拦截也在增加。1946年8月，英国开始在海上拦截这些船只，并将船上难民遣送到英国统治下的塞浦路斯的拘留营。国际媒体报道了这些航行以及非法移民从巴勒斯坦海岸被强制遣送的情形，从而将犹太难民问题提上整个世界的议事日程。巴勒斯坦犹太公众对此一片哗然，由大屠杀激起的无助和愤怒情绪现在指向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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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单·奥尔特曼的政治诗篇突出了犹太难民的手无寸铁：“‘母亲，我们现在可以哭吗？’一个小女孩从她躲藏的地方出来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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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无寸铁是对英国向难民关闭巴勒斯坦大门的抗议：“当你走出铁丝网时，你又被军队和军舰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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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小女孩在欧洲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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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回来的路上，没有人怜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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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捆包裹被给予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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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小手中是一块面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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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明天准备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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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将抵达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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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要像拳头一样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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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终将被带到安全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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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搂着他们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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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七十国议会和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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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里满是喜悦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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