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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革命给俄国犹太人带来了深远的变化。古老的犹太村镇不复存在，犹太人原先所属的中下层阶级在苏维埃俄国消亡。宗教活动被禁止，犹太复国主义者遭到迫害。与第二次阿里亚的移民来自传统的、坚固的犹太世界不同，第三次阿里亚的移民成长在那个世界的破碎残余中。他们绝大部分人对传统的小村庄一无所知，也没有接受任何犹太教育；他们的世界观混合着犹太民族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思想。单身青年在这次阿里亚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在3.7万名移民中，有1.4万人是单身。他们可以说一无所有，准备好了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以期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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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期也是相信“捷径”的年代。由于巴勒斯坦缺乏现代的、发达的经济，工业仍在起步阶段，一种平等、公正的社会可以从头做起，无须经受资本主义的考验和痛苦。这种观念在第二次阿里亚的老移民和第三次阿里亚的青年中间都十分常见，基于这一事实，即落后的巴勒斯坦对于富人来说未能展现具有吸引力的前景。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个国家似乎由民族资本——由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筹集的资本，例如犹太民族基金会和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它们都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控制——在民族的土地上，根据他们的理想，通过移民先锋搭建的营地，得以创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配着大量的青年人和贫困者，他们致力于创建这个国家并在这块新的土地重建他们的生活和未来。没有其他机构致力于创建“民族家园”，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准备为劳工定居点提供资本。这是哈伊姆·魏兹曼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工人运动之间联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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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他们筹集到的资金远少于预期。在20世纪2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每年可供支配的资金仅有60万英镑，这个数目严重不足，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拓荒活动。作为在民族土地上进行大规模拓荒活动的替代方式，第三次阿里亚的移民被迫在赫伯特·塞缪尔发起的公共建设工程（筑路工作）中谋生。筑路工作成为一个传奇，但这个神话无法掩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缺乏资金来安置移民先锋的事实。1923年，当筑路工作接近尾声时，第三次阿里亚陷入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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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开始了第四次阿里亚，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1925年，巴勒斯坦当地的平均每1000名犹太人居住的场所就吸收了285名新移民，这个纪录直到以色列建国才被打破。在两年时间里，大约6万移民涌入巴勒斯坦。这次阿里亚反映了犹太移民活动的根本性变化。美国的移民法修正案使美国对犹太移民关上了大门。苏联也对移民活动施加了更多限制，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完全向犹太移民关闭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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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变化决定着犹太移民的来源和巴勒斯坦的人力资本。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一个主要移民目的地，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唯一的主要目的地。波兰是300多万犹太人的家园，成为犹太移民的基本来源地。波兰总理弗拉迪斯拉夫·格拉布斯基（Wladislaw Grabski）制定的稳定波兰货币的法律伤害了城市商人阶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犹太人，犹太中产阶级的不稳定导致了第四次移民潮。这次的移民包括大量的家庭，他们的平均年龄略高于第三次阿里亚。这些中产阶级移民塑造了第四次阿里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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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塞缪尔决定委任统治政府将根据经济吸收能力的标准来监督移民活动。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接受了移民必须加以控制和限制的原则，以免犹太经济崩溃，因为一场严重危机可能动摇犹太人建设这个国家的能力。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对移民的限制不是来自英国，而是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的预算控制。委任统治政府划定了四类移民。第一类移民包括那些不受一切限制的有用人士。被列入有用人士者必须在银行中拥有500巴勒斯坦镑（后来改为1000镑）的可支配资金。第二类移民由学生或宗教人士构成，他们必须证明其生计有保障。他们被允许移民而没有进一步的限制。第三类移民是巴勒斯坦居民的直系亲属和返回的居民。前者必须证明其亲属有能力供养他们。这三类移民由委任统治政府单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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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移民——工人——是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与委任统治政府之间的斗争目标。工人主要是贫困的青年，他们必须在巴勒斯坦通过其劳动来谋生，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保证他们在犹太经济中获得工作机会。然而，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与委任统治政府对经济吸收能力有着不同的评估。执委会每6个月提交一份“清单”（即移民配额）的评估，通常政府批准的移民许可证要远少于申请者的人数。直到1936年，上述方式决定着巴勒斯坦的移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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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阿里亚前两年，大约40%的移民及其家庭被归于“有用人士”。这些移民主要是中下阶层，他们拥有大量的财产来支持自身的移民行动，但他们自认为属于资产阶级并期望保持城市生活方式，就像他们曾经在波兰那样。这次阿里亚的绝大部分成员前往特拉维夫，当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筑热潮，也有一部分人前往海法和耶路撒冷。如果说在第三次阿里亚时期，这个国家看起来将由公共资本和社会主义先锋来建设的话，现在一种新的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出现了，即以资产阶级和使用私人资本的方式来实现。尽管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将农业定居活动视为整个事业的核心，但这次阿里亚的绝大部分人现在从农村迁向城市。犹太巴勒斯坦的城市特征不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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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的阿里亚从一开始就通过转向农业建立一个平等社会，因此改变着犹太人的形象，从商人和经纪人转变为体力劳动者，这个希望的破产是由于有限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突然出现。犹太中产阶级成为建设这个国家的新的候选人。第四次阿里亚成为工人媒体猛烈批评的目标，魏兹曼指责其成员将迪兹卡和纳勒维奇街道（住满商人和小贩的华沙街道）搬到了特拉维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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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伤的来源是对筹集足够的国家资本的失败和一场无法达到左派理想主义预期的阿里亚到来的双重失望。第四次阿里亚在社会主义者与私人资本所有者之间激起了一场漫长辩论，在要求选择性移民，把青年作为移民对象以与先锋模式保持一致和要求移民大门对所有人开放之间存在的分歧，反映了流散地犹太社会结构的特点。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没能控制所有移民，最后这场辩论演变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是应该支持城市定居点还是农村定居点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预算的30%以上用于农业定居点，而不到10%用于城市定居点。这种偏好源于在巴勒斯坦建设一个新的犹太民族，一个扎根于土地的民族的期望。但它也源于控制相对广阔的土地的渴望，以便形成犹太人定居点的连续区——这是领土主权的基础。将移民吸收到城市的成本要比农村地区低得多。城市定居点也为吸收许多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和不愿改变其生活方式的人提供了可能。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看，农村不仅是新现实的浪漫化的形象，它还是确保对该地区所有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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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梅克和农业定居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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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拓荒活动就是耶斯列谷地，它在巴勒斯坦拓荒神话中被称为“埃梅克”（谷地）。这个狭长地带从沿海平原到约旦河谷，创造了20世纪初下加利利定居点的连续体，它由犹太复国主义的土地代理人约书亚·汉金（Yehoshua Hankin）所购买，但没有经过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同意。该行为在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因为它大量耗费了犹太复国主义本来就贫乏的预算。埃梅克成为这10年中社会和定居点的实验场所。青年的理想是渴望改革世界以符合犹太复国主义的需要，因此创造了这两者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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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工人营由俄国先锋运动的成员建立。在靠近米格达尔营地的筑路过程中，工人营转变为一个团体。为了满足忙碌的日间工作的需求，集体厨房、洗衣房和食堂都开始出现。这些工作由工人团体根据合同进行，覆盖到弱者，采取平等分配所得的方式。工人营是一个非选择性的机构，对任何寻求加入的先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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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历史性时刻，乌托邦似乎已经在苏联实现，这些青年认为他们也获得机会建立一个没有私人财产、所有财产公有的“巴勒斯坦犹太工人公社”。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式的贫困：短缺十分严重，生活条件艰苦，但先锋们的精神亢奋源于他们正在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意识，这种意识超过了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乡愁。团结一致的感觉，晚间跳舞时的忘我，都是对痛苦和艰难的补偿。乌里·兹维·格林伯格在下面的诗句中记录下了那段时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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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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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青年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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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父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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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战争中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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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头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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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用剑刺入非利士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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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的蒸汽压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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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弥赛亚的战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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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定居点1922年在埃梅克建立时，工人营派上用场并创建了两个基布兹：艾因哈罗德（Ein Harod）和特尔约瑟夫（Tel Yosef）。基布兹是第二次阿里亚中施罗莫·列维科维奇的创造性思想。列维科维奇发展了“大克武察”（集体公社）的概念，使人想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的思想。克武察创建于第二次阿里亚期间，德加尼亚和基尼烈建立在亲密的、几乎是家庭式的模式之上。当德加尼亚基布兹扩展到几百名成员时，它分裂为“德加尼亚A”和“德加尼亚B”。尽管克武察被视为一个扩大的家庭，实际上这种亲密关系带来了一些负担和大量的摩擦，体现在人员离开和对关系的破坏上。列维科维奇认为大克武察可以避免侵扰私人领域，并促使不同类型的人们相处。他预计克武察包括1000名男女，这个数字在当时被视为妄想。列维科维奇寻求在克武察之下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以便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他也认为，这种较大规模的社区可以促使生产方式的理性开发进而使克武察获利。它广阔的组织结构甚至可以用于促进文化生活。工人营承担了建立一个大克武察的实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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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阿尔帕哈（Beit Alpha）建于艾因哈罗德和特尔约瑟夫基布兹以东，在工人营之外，还有另一个第三次阿里亚的组织“青年卫士”的参与。然而，工人营主要由充满热情但未受良好教育的俄国人构成，而“青年卫士”的青年人来自加利西亚和波兰，他们来自中产阶级上层，受过高中教育，相信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到达巴勒斯坦的前几年，他们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自我反省和寻求意义。贝特阿尔帕哈和随后梅尔哈维亚、米沙马尔埃梅克等地的定居点，是他们青春期成熟和适应巴勒斯坦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事先灌输思想是成为基布兹成员的先决条件，并应维持选择性的准入政策。其他一些克武察也在埃梅克开拓，例如青年卫士基布兹，这些都是小克武察（例如德加尼亚）和大克武察（例如艾因哈罗德和特尔约瑟夫）之间的折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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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群离开德加尼亚的第二次阿里亚的老成员的提议下，西埃梅克的土地分配给了不同形式的定居点。他们反对克武察的生活方式，认为它削弱了自然形式的家庭和农民与其土地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家庭土地单元之上。他们是第一批莫沙夫纳哈拉的创建者，其目标是建立一批扎根于土地的小农团体，以家庭的方式进行劳作。纳哈拉建立在成员之间的互助以及产品联合营销的原则之上。它的房屋均为圆形，紧密连在一起，农田位于每家房屋后面。这种安排创造了家庭和成员相互负责的社团精神，保持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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