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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70 犹太复国主义号召“荒野的一代”为了未来的世代而延迟自我满足，这可以让人联想到苏维埃精神，这种精神为了革命毫不犹豫地牺牲两代人。然而，实质性的不同在于巴勒斯坦的社会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不想接受集体指令的任何人都可以免受责罚。在苏联，这类人发现等待他们的是凄惨的流放；在巴勒斯坦，他们可以生活在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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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72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代表着不同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种道路。苏联当局为由于中产阶级的消亡而陷入贫困状态的成千上万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发起了农业垦殖计划。它的第二阶段包括在亚洲的比罗比詹建立一个犹太自治区的计划。这些可能性激发了世界范围内犹太活动家的想象，由于它们不仅为成千上万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现存的解决方案，也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对犹太民族的承认。英国作家、赫茨尔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伊斯雷尔·赞格威尔，他在乌干达争论后成为一名领土主义者，但在《贝尔福宣言》之后回到了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对苏联计划的广阔范围充满热情。他指出，巴勒斯坦和威尔士一般大小，将无法满足几百万犹太人的需要。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定居点总共投资了几百万美元，而犹太复国主义对此只有羡慕的份儿。苏联的犹太安置计划激起的热情吸引了来自劳工军团和美国犹太共产主义者的先锋。他们中的幸运者最终成功地存活下来，但绝大部分在大屠杀、斯大林清洗或被流放到偏远地区在贫困中丧生。由于当地居民反对犹太人居住在他们中间，犹太人自己宁愿选择在苏联的大城市重建生活，这些计划没有产生持续的结果。但在20世纪20年代，它们看起来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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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74 通常人们将伊休夫描绘为充满集体主义的精神，要求人们为了伟大的民族目标而放弃他们个性的社会。实际上，不像今天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所接受的规范那样，集体的力量要比个人的力量大。但与任何概括一样，这样的归纳过于简单化。尽管民族运动的目标是拯救所有犹太人，但为了动员民众参与进来，它必须提出个人救赎的方案。因此，在整个复国运动期间，个人追求救赎和每个人接受集体指令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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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76 第二次阿里亚的移民是极其个人主义的。他们只身来到巴勒斯坦，没有组织的支持，以个体的形式在这里立足。他们行事的思想和方法的形成较为原始，主要来自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经历。青年人的工作使他们在那里重新发现了他们的犹太认同，例如诗人拉结·布鲁维斯坦和作家兹维·斯查兹（Zvi Schatz，特鲁姆佩尔道的战友）的作品，反映了对个人的特别强调——他或她的愿望、愤怒以及灵魂探索。第二次阿里亚的移民翻译成希伯来文的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文学，例如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诗歌、格哈特·哈普特曼的故事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第二次阿里亚期间文化趋势的多样性显示了对个人世界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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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78 20世纪20年代，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集体主义的思想逐渐兴起。在第三次阿里亚的移民中间，尤其是在工人营中，出现了集体主义的趋势。这次阿里亚的成员移民到巴勒斯坦是作为团体的一部分，随后加入了中间派组织，这些组织强调社团对个人的权威。青年卫士的成员移民到巴勒斯坦是作为弗洛伊德和古斯塔夫·兰道尔的门徒，是寻求个人拯救的狂热的个人主义者。但一旦进入了巴勒斯坦，他们就自行组织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接受了“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这意味着经过暴风雨般的思想辩论后，该运动的历史性领导层（亚科夫·哈赞和梅耶·亚阿里）的立场通常被接受。来自先锋和贝塔尔的移民团体，以及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青年运动的成员，被教导献身于社团和使个人愿望服从于运动的意志。伊休夫的地下组织和准军事组织的成员以一条牢不可破的准则接受了集体的权威：“我们对所有生活进行规划/仅有死亡使我们脱离序列。”正如亚伯拉罕·斯特恩在其创作的莱希组织的歌曲中写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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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80 很明显，理想主义的少数接受了当时熟知的“运动的决定”。对于一个肩负建设国家使命的运动来说，这些少数群体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规范在普通大众中间普及的程度，以及集体是否有权强制个人接受它的规训。公共知识分子、宣传家和教育工作者，他们都使那些接受集体主义约束的人光荣起来，尽管带有保留。例如，“人的提升”主题和个人的重要性是巴勒斯坦青年运动的中心内容。甚至在1948年一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对于集体主义也存在矛盾的态度。有关基布兹主人公的故事——大卫·马勒兹的《圈子》、S. 伊扎尔的《以法莲回到阿法拉法》、哈伊姆·哈扎兹的《布道》——都是超乎寻常的个人主义者，反抗广为接受的规范。[13]甚至摩西·沙米尔的代表作小说《走在田野上》被视为集体主义精神的表达，但其中也创造了女主人公米卡对个人幸福的期盼与男主人公乌里的集体主义使命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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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82 当时的人们意识到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张力。他们不将自己视为不可避免的权威之臣属，而是坚持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认同于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维持着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拿单·奥尔特曼，《第七专栏》（这个标题既指他的双周刊专栏，也指从这个专栏集合而成的诗集）——用于塑造集体主义精神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诗歌——和《外面的星星》，个人主义的爱情诗歌集。奥尔特曼的诗歌在青年中的流行展现了他们对个人经历和私人表达的强烈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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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84 尽管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创造了集体主义精神的权威被广为接受的印象，但在这种公众形象之下存在着不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决定”的个人主义趋向。“山”（即作为希伯来大学所在地的斯科普斯山）上的人们，并不遵守埃梅克的精神。青年运动中的迁出比率甚至在成员到达基布兹之前就十分令人震惊。在他们到达巴勒斯坦后，先锋哈卢兹的许多成员决定前往特拉维夫找工作而非前往农业社团。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去基布兹并在那里定居。伊休夫当局每次呼吁大批志愿者的服务——招募人员进入英国军队、募集伊休夫安全基金，或者筹集用于战争的资金（1942年）——不通过强制很难使人们接受社团的决定。这种描绘伊休夫自愿接受社团决定的画面，因此体现出夸大和简单化的特点，忽略了在伊休夫马赛克中的斑驳阴影。这也让人回想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个体福祉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摇摆才开始偏向国家利益。在当时各国都为其生存而斗争（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在各地被置于次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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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86 伊休夫独特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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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88 伊休夫社会通常被描绘为赞扬体力劳动和纯朴的劳动者，而贬低知识分子。工人营中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据说他们觉得必须隐藏其知识“弱点”以免被嘲弄和丧失立足之地。尽管一些人声称感觉到这些，但值得怀疑的是，他们的个人经历在总体上是否真实。对于作家和诗人来说，伊休夫继承了犹太的和俄国的传统。甚至从第二次阿里亚开始，伊休夫就高度赞扬体力劳动者，但它也将知识分子置于很高的地位。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生活在米格达尔的工人营，受到人们的强烈称赞，即使其绝大部分同伴——他教他们希伯来语——无法阅读他的作品。乌里·兹维·格林伯格1924年移居巴勒斯坦，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的诗集《巨大的恐惧和月亮》出版于次年。两大工人政党工人联盟和青年工人党竞相出版文学杂志。考虑到犹太复国主义遭受的财政困难，文学领域的发展也充分说明了伊休夫对文化生活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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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90 20世纪20年代，希伯来文化的中心从俄国转移到了巴勒斯坦。S.Y. 阿格农、阿哈德·哈姆，最重要的是哈伊姆·纳赫曼·比亚里克都定居在巴勒斯坦，并获得了知名度和大批仰慕者。1925年，伯尔·卡茨内尔森开始出版犹太工总日报《达瓦尔》，并邀请伊休夫的知识分子参与。重视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事例就是劳工运动与希伯来大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平圣约组织”（参见第三章）的许多成员在希伯来大学任教。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他们提出的和平联盟的立场逐渐被边缘化。“和平圣约组织”的教师与希伯来大学学生之间的立场对立尤其尖锐。尽管如此，“和平圣约组织”与劳工运动领导层之间的对话始终贯穿于这个时期。前者被视为有价值的对话者而不应该被排斥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外，即使有时他们的观点与犹太代办处执委会的立场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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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92 文化英雄在塑造伊休夫社会中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布伦纳和戈登成为劳工运动的典范，青年运动借助他们的作品来教育其成员。民族诗人比亚里克对发生在犹太人以及伊休夫中间的一切事件进行着自由的批评。例如乌里·兹维·格林伯格、亚伯拉罕·斯隆斯基、埃利泽尔·斯泰因曼、亚历山大·佩恩和之后的拿单·奥尔特曼、约拿单·拉托什、S. 伊扎尔与1948年一代的作家和诗人在伊休夫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就像知识分子在俄国和法国社会的地位那样。在谈及修正主义右派时，乌里·兹维·格林伯格有着预知未来的预言诗人的称号。20世纪40年代，奥尔特曼的《第七专栏》表达了伊休夫的精神及其渴望，被视为当时最真实的声音。尽管奥尔特曼毫不犹豫地以人道主义的口气质疑左翼和右翼的行动与错误，但他以其对英国政策的强有力的批评在伊休夫中赢得了真正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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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94 劳工运动赞扬那些“开化的工人”，即作为文化消费者的工人，它尝试努力弥合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差距。但这个使命从未实现，而它背后的意图是驳斥有关在该运动内部存在反智倾向的说法。工人委员会的公共图书馆在那些寻找希伯来文书籍的工人中间有着广泛的读者群。他们的文化室挤满了报纸和杂志阅读者。哈罗德泉举行的交响乐演奏和基布兹推广歌唱与其他音乐活动表明，即使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人们仍然保有对美和文化生活的向往。这些文化资源所具有的宣传作用表明，它们在领导层看来十分重要。赫茨尔将人数过多的犹太知识分子描绘为反犹主义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在理论上，新型犹太人应该去掉犹太知识分子过度的精神性（这与以体力劳动谋生的工人相对），但由很小的伊休夫发展起来并成为希伯来文化中心的丰富精神生活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情况与通常所认为的陈腐观念也存在很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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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96 拿着锄头和步枪的模范性先锋具有另一种特征：他说希伯来语。在流散地的训练农庄里，那些懂希伯来语者优先获得移民资格。这个政策体现出将语言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来自语言的文化在塑造民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欧洲民族主义传统，民族语言是其作为民族实体存在的本质象征。第二次阿里亚末期爆发的“语言战争”，确定了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世俗和精神中心的教育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只有极端正统派使用意第绪语作为他们的教学语言。在委任统治时期，伊休夫的代表呼吁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和英语一道，作为官方语言予以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成功了。希伯来语的地位以国家的名义（当时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地）被认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在犹太人有关这个国家的犹太历史遗产被承认的要求和阿拉伯人强烈的反对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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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098 尽管伊休夫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希伯来文化的世界性中心，但这并不能确保希伯来语作为口头语言的主导地位。每次移民浪潮都会带来讲来源地语言的许多移民。典型的犹太语言是意第绪语，它是所有希伯来语捍卫者热爱的母语。1908年切尔诺维茨意第绪语大会后，主要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意第绪语与希伯来语竞相争夺着犹太人的心灵。正如希伯来语的纯文学繁荣和发展起来一样，纯文学形式的作品也在意第绪语中出现。这样，正如希伯来语文学从神圣“降格”为世俗一样，意第绪语从方言“升格”为高级文化的语言。致力于争取犹太人在东欧自治的社会主义的崩得和民族主义运动将意第绪语作为犹太大众的语言，并将希伯来语视为脱离普通大众生活的犹太精英的反动神圣语言。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苏联共产党成立了犹太支部，负责苏联的犹太文化。犹太支部将希伯来语等同于犹太复国主义，对两者同时进行压制，它们在苏联遭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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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00 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没有禁止意第绪语。先锋哈卢兹主要以意第绪语在波兰开展活动，因为绝大部分移民候选人不懂希伯来语。本-古里安作为坚定的希伯来语主义者，在移民巴勒斯坦之前使用意第绪语，在波兰的选举集会上讲意第绪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往德国难民营时也讲意第绪语。但只要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左翼将意第绪语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反对相结合，它就是对希伯来语的挑战者，这两种犹太语言似乎处在竞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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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02 在巴勒斯坦，对保证希伯来语在口头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热情随着大规模移民的到来而高涨。特拉维夫成立了希伯来语保卫者协会，其成员对在公开场合使用意第绪语交谈者进行责备。这种情况比亚里克也遇到过，他喜欢用意第绪语而非希伯来语交谈，他说希伯来语不够流利。20世纪30年代，希伯来语狂热的支持者遭遇了另一个问题：绝大部分来自德国的移民只会说德语，并对学习希伯来语显示出很低的能力。希伯来语狂热的支持者声称，德国来的移民不应在街上讲纳粹的语言。不过，这种不必要的狂热只会让移民的新生活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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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04 青年一代学习希伯来语并相对流利地使用它，显示出其他语言对人们仅有暂时的影响。特拉维夫作为极度狂热情形的发生场所，在一个重要方面——街道名称上——显示出对外来语言的宽容。尽管特拉维夫作为“第一座希伯来城市”而为人所熟知，并且纪念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者们，它的作家和诗人，以及犹太史上的重要人士，但并没有为他们的非希伯来名字所困扰。最后，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辩论由于东欧几百万犹太人——讲意第绪语者——的灭绝而消失。在苏联，意第绪文化到20世纪40年代末与它的支持者一道被摧毁，而在美国，随着老一代犹太人的逝去，意第绪语也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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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06 推动先锋作为劳工运动的理想类型是将巴勒斯坦社会塑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多方面尝试的一部分。这种乌托邦社会的种子是劳工定居点，而劳工定居点的生活方式与这种理想完全匹配。但绝大部分巴勒斯坦的工人生活在城市，他们只是部分地认同劳工意识形态。他们被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城市的诱惑及其享乐主义所吸引。但他们忠于劳工运动，并将其意识形态接受为建设国家的基础，这对一个通过大众的支持来寻求增强其政治合法性的运动来说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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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08 工人及其家庭在主导精神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化是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开展的。他们被邀请参加希伯来语课程和专门针对成人和青年劳动者的夜间课程，这有助于扩展他们的教育。《达瓦尔》报致力于将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的世界观带给每个家庭。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儿童版的《达瓦尔》，一份意在教育青年一代读者的高质量的周刊。《达瓦尔》报有时出版与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世界观相关的书籍，并被分发到较远的家庭订阅者。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借助印刷材料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随着工人出版社的建立而得到真正的发展。青年卫士和哈梅哈德基布兹的出版部门的主要目标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培养对苏联的同情态度，而工人出版社在培养其读者文学品味的同时，强调犹太主题和对犹太民族的认同。1928年，来自苏联的哈比玛剧场在特拉维夫选定新址。尽管哈比玛受到普遍的欢迎，但犹太工总还是另建立了奥赫尔剧场，它的定位是工人的剧场，作为可供选择的多样化社团的一部分。工人运动协会强调工人与作为中产阶级的体育运动协会马卡比之间的区别。在其早期时代，工人运动协会并不鼓励竞争性的运动，而是集中于大众体育。随着时间发展，这两大协会之间的区别已近乎消失，但工人运动协会保持了它作为左翼成员的忠诚，该协会的球队在足球比赛中穿红色衬衫，以作为一种明确的阶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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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10 除了建立医疗基金和职业介绍所服务以外，犹太工总建立了“工人住房”——舒适、有序的街区通过绿色空间与其他建筑区分开来。它还为工人子女建立了学校，其教育实践，诸如让学生在田间劳动、饲养家畜、讲授劳工运动的价值等，提升了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这些住宅和学校主要服务于工人领导层和长期工人，即工人阶级精英的家庭。贫穷的工人无法负担工人住房，通常将其子女送到一般教育系统的学校。但这种尝试创造了一个工人社团，其中工人居住在一起，经过同化以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这对形成他们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承载者的自我意识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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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12 这种文化有它自己的特征和象征。服饰风格突出了无产阶级的特点：青年运动成员穿着简单朴素的蓝色棉衬衫（他们唱着“蓝色衬衫胜过任何珠宝”）；节庆时期，如安息日前夕穿着单边纽扣的俄式衬衫；青年女性的无袖连衣裙和长辫子；帕尔马赫战士的卡其色短裤；基布兹成员的无檐小便帽；城市工人的鸭舌帽。休闲活动通常包括在安息日前夕跳舞。基布兹和青年运动选择圆圈舞，这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并允许单身人士加入。圆圈舞伴随着悦耳的传统曲调以极快的步伐旋转，突出了宗教和世俗狂欢之间的联系。俄罗斯曲调的双人舞被给予正式认可，是由于它们作为“民间舞蹈”在重新发现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传统的精神下，从遗忘中复活了真正的大众文化。持续几个小时的合唱创造了一种属于社团和分享共同价值的意识。平等在此再次得到强调；合奏优先于自大的独奏。节日庆典中有尽可能多的儿童参与表演。这种实践催生出了“露天比赛”，依次诵读文本而不需要表演和声音表现能力。最为流行的段落之一是伊扎克·拉姆丹的诗《马萨达》，描绘1920年从乌克兰逃离前往巴勒斯坦的难民，同时抵抗着红色魔力的诱惑。拉姆丹写道：“打开大门吧，马萨达，我，作为难民，想要进入！”对他而言马萨达象征着重生的巴勒斯坦，而不是毁灭。他发出呼吁：“起来，烈火中的舞蹈/马萨达决不再次陷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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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14 犹太历提供了将宗教象征应用于世俗世界的许多机会，并使之满足劳工定居点的需要。因此，住棚节、逾越节和五旬节成为农业节日。每个基布兹都有其自己的初熟仪式，组成一个队列展示基布兹在农业生产和饲养家畜方面的所有成果，以及最新的农业机器。这些节日形成了音乐和舞蹈传统。餐厅的墙壁根据成员的艺术背景才能进行装饰。逾越节晚宴是在餐厅举行的重大节日庆典，餐桌覆盖着白布，传统的逾越节哈加达的内容被反映时代精神及其问题的当地书写的版本所取代，其中包括文学作品片段的朗诵和歌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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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16 然而，这种建立非主流社会的英雄主义尝试和文化模式的发明，从未克服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诱惑力。小资产阶级的规范与工人的规范始终并存发展。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中心特拉维夫，来自波兰的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大批的“梦想家园”。这些住房致力于结合东西方的建筑特点，但实际上是一种折中主义风格的奇怪的、不寻常的集合，表达了特拉维夫资产阶级对舒适和奢侈生活的向往。特拉维夫的某些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是以包豪斯风格建造的，有着以最新的建筑技术建造的宽敞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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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118 甚至自从第二次阿里亚时期特拉维夫的第一批售货亭建造开始，该城市即展现出享乐主义和生活乐趣的明确趋势。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街道的商店橱窗就已展示最新的巴黎时装，到30年代甚至更多了。街道上咖啡馆和餐馆林立。文化和政治精英宁愿选择在资产阶级情调的咖啡馆会面而非工人的食堂或端庄的文化中心。特拉维夫的木板道连接着演奏交响乐的咖啡馆，以便用餐者以欧洲最好的传统在舞台上跳探戈和华尔兹。劳工定居点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与特拉维夫的开放和享乐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引起了对特拉维夫的尖锐批评，它的存在对那些为了建设国家而放弃生活乐趣的先锋产生了持久的诱惑。很少有城市工人能够抵挡得住资产阶级诱惑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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