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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协会延伸的领域越是得到扩展，在犹太工总作为工会的代表（代表领薪水的工人）与其作为雇主的身份之间的内在冲突就越明显。在大规模移民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失业给劳动力市场造成低工资现象，犹太工总认为必须以欧洲工人获得的同等工资水平将移民吸收到经济中。它强烈反对削减工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严重失业时期。地方工人委员会则主张以较低的工资为来自中转营的工人提供工作。这种政策有利于老员工和熟练工人，但伤害了弱势工人和新移民的利益。与此同时，犹太工总的企业本应是有利可图的，但它们实行犹太工总的工资原则，加上对雇佣和解雇的严格规定，所以这些企业想保持稳定获利也不容易。犹太工总在服务于国家使命上值得信任，因为尽管政府许诺予以支持，但私人资本拒绝前往那些发展中的地区建立工厂。但从这里开始，领薪水的工人、工厂管理层和工人协会执委会之间的矛盾在犹太工总比较独特，最终导致了它内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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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劳工部长果尔达·梅厄提议下制定的《国家保险法》，在当时被视为浪费，是国家无法负担的事物。但这部法律成为以色列社会保障网的基础，它保障着全部人口中的老年人和残疾者的退休金、带薪产假、职业事故保险以及后来的额外权利。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与领薪水工人之间低工资差别的维持一道使得20世纪50年代末的以色列成为最具平等主义精神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福利国家将教育公民从事生产性工作作为一项首要的国家使命。例如，政府和犹太工总都强烈反对失业保险，它被视为对非生产性的堕落生活的鼓励。相反，以色列制定了充分就业政策，即使它意味着引入没有经济价值的工作福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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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经济以及该领域的劳动分工越来越复杂，工人团体开始要求他们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工资等级。他们反对犹太工总的工资等级，它的薪水水平与资历和家庭成员数量相关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工程师、医生和高中教师都要求确保获得相对于蓝领和白领工人更高的工资。犹太工总在接受这些要求方面存在困难，它认为这将损害其相对平等的政策。它试图要求达成工资协议以冻结现有的不同职业的差别，以便如果某个团体增加工资，所有其他团体也将以同等比例增加工资。然而，希望各个职业同意这项提议是完全不现实的。考虑到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将所有职业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传统观点，犹太工总更倾向于支持工业、农业和建筑业而非服务业的工资要求。但服务业在不断增长，犹太工总的控制力也在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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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概念作为国家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被认可。考虑到阿拉伯国家的巨大人口优势，他一直认为保证以色列存在的因素之一就是它利用人口的思想、技术和科学能力使社会受益的能力。这个观点部分地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天赋的自豪之上，经常通过引用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高比例和犹太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来加以论述。促进科学发展和科学家认同国家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基于个人成就的精英体制。这个想法的目的是将以色列摆在现代、世俗和进步的西方国家之列。培养科学精英的政策体现在建国初期以色列对高等教育的巨大投资上。以色列建国时，已有两大高等教育机构，即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学院。魏兹曼科学研究院在随后作为研究机构出现。认识到国家对受过教育的人口补充到公共行政机构岗位以及创造一个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发明家阶层的需要，以色列对发展高等教育进行国家投资，以使得以色列中产阶级容易获得高等教育。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几所大学——巴伊兰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海法大学、贝尔谢巴大学（随后成为内格夫的本-古里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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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就应用于实践的一个领域就是农业。灌溉的有效利用、新作物品种的发展、非本土品种在当地农业中的运用、现代培育方法等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在农业发展领域最为著名和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将其耕作技术出口到非洲国家。科学能力也被用于国防工业。拉斐尔即武器装备发展局的建立，是本-古里安远见卓识的另一个例证，他通过与学术研究人员合作投资于科学发展，即使在国家处于各种资源尤其是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大量的技术被发展起来用于国防建设，随后又整合到工业生产中，因此增加了以色列的出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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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完成了一批大型国家项目，包括国家输水系统、死海工厂、阿什杜德港口以及迪莫纳附近的核反应堆。也是在这个时期，移民人数较少，而以往通常通过对移民吸收的投资带来了繁荣。以色列的国际收支逆差增加，在“经济独立”的旗帜下，政府试图通过货币贬值和废除多重汇率来削减这种逆差（1962年引入了3里拉兑1美元的汇率）。但这些尝试都宣告失败。削减赤字的计划与经济持续增长背道而驰。在前面提及的主要工程完成后，政府没有启动新的工程。由此导致的经济活动的减少与阻止工资增长的尝试一起，导致了经济的减速、国内生产总值的停顿和失业的增加，这次衰退主要对相对富有的中产阶级和青年学者造成了打击。因此，许多人离开以色列，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关于罗德机场的一个标语“最后一个，请把灯关掉”——成为全国性的谈资。计划经济的减速变成失去控制的经济衰退。由于六日战争的到来，经济很快就走向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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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政府的指导，在战争和大规模移民的条件下，以色列能否达到当时的发展水平？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中间仍然存在争议。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很可能并不明显。直到大规模移民结束的1952年，以色列仍处在类似于战争形势的紧急状态之中。即使在这个状态结束过后，几乎没有私人企业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垦殖边远地区的重担（由于它们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培训成千上万的不熟练的移民；吸收病人、残疾和未受教育的人口；建设交通、水和电力基础设施；以及为无支付能力的人口提供健康服务、教育、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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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种种缺点，但管制经济使以色列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这一模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杰出案例。1963年，以色列97%的人口拥有自来水，93%的人口用上了电。自从1948年以来，私人消费增长了200%。一年级的小学生数量从1949年的17 137人增加到1963年的55 301人。医院床位数从1948年的4626张增加到1964年的17 612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到1963年增长了232%。如果没有管制经济，这些成就是否可能是值得怀疑的。的确，那时的正直标准不同于今天，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人民”宁愿接受与工程和资源分配相关的所有事物，这种安排就是标准的实践。以色列没有诸如盗窃国有资源之类的腐败行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统治者却不乏此类行径。以色列的政府领导人维持了简朴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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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也不能不考虑这种体制在公民和官员之间引起的内在痛苦、敌对和疏远。在政府部门、就业介绍所、疾病基金诊所、内政部与贸易和工业部之间，在全能的官僚与需要其服务和恩惠的公民之间存在着持久的谈判。一边体现出高傲的态度，而另一边感受着耻辱和屈从。公民必须像乞丐一样站在被执政党和体制的所有错误与缺点所缠绕的权力走廊中。曾对以色列经济取得惊人成功负责的马帕伊，在所有对犹太复国主义梦想感到幻灭的人中间引燃了不满的火种。所有移民和吸收过程中的不适与潜在的不满也因此而产生。如此一来，对这个体制的不耐烦转变成了对劳工运动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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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vid Horowitz,Hayyim bamoked(At the Heart of Events), Ramat Gan
:Masada, 1975, p. 108. The leader in question was Motz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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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章 大阿里亚：大规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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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深刻地塑造以色列形象的长期因素就是移民现象，它发生在以色列头20年的几次浪潮中。尤为重要的是在建国头三年到来的移民浪潮。几十年来，这场阿里亚以“大规模的阿里亚”而著名，但人们最近习惯上称之为“大阿里亚”，因为“大规模”一词暗含着某种贬义的态度。对这次阿里亚特征的敏感由命名暗示的变化所揭示，这种变化体现在移民的剥夺与耻辱意识和试图安抚并使他们更加亲近，以治愈过去的创伤。大规模移民是由新政权推动的大型活动，他们现在因为掌握政权而激动不已，认为可以实现其所有的梦想。与此同时，这项事业也是对人们的需求缺乏考虑的痛苦实例，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幸福之上，相信意识形态是可以塑造一个新的人类和新的民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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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949年大批涌入的移民浪潮被称为“一场暴雨”。在中东地区，雨水是一种祝福，但一场暴雨也可以造成破坏。在英勇的非法移民斗争期间，犹太复国主义主要的口号曾是“自由移民”。现在那种愿景已经实现，移民正在抵达以色列国。但突然明确起来的是，尽管对这次阿里亚的到来有着热切的期待和欢迎的言辞，但没有人为大规模的人口涌入这个国家真正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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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到达的是来自德国难民营的欧洲犹太人幸存者，在长达9年的战争、流浪、痛苦和亲人离世后，现在他们希望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天堂。此外，英国现在也打开了塞浦路斯拘留营的大门，当地关押着大批在前往巴勒斯坦途中被拦截的非法移民，现在这些被拘留者全部来到了以色列。当这个群体到达以色列时，保加利亚政府对其犹太公民给予了出国许可证。保加利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它已经被铁幕与西欧国家隔离开来。从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犹太人不被许可离开这个国家，每张来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出国许可证都被视为不可撤销的机会。现在，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整个社群——它的领袖、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准备移民以色列。很显然，他们没有被告知“等一会儿吧”。这种抓住机会的同等迫切的需要从未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出现。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完全不可预测，某一天它们允许犹太人离开，而第二天离开行为就被禁止，随后离开又被允许。战争和随后由当地人制造的屠杀和集体迫害，在移民和以色列人的脑海中记忆犹新。伊休夫领导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犹太人的灾难的负罪感和绝望无助，现在转变为一种普遍的民族一致情绪。等待是不可能的。所有想离开的东欧犹太人都必须被带到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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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犹太社区在其国家也面临着危险，并寻求移民到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在整个中东和北非，由于穆斯林与犹太人的关系不断紧张，尤其是自从犹太国家建立和独立战争爆发以来。在埃及、伊拉克、也门，犹太人与其邻居的紧张关系来自政府与街道上民众对犹太人的敌视。移居圣地的传统使也门犹太人自从第一次阿里亚时期开始就成为移民巴勒斯坦的一股细流，现在他们是成千上万地到来。从他们感到十分脆弱的小而偏僻的山区小镇，从萨那和其他城市，他们涌向英国在阿拉伯半岛尖端的殖民地亚丁。英国同意也门犹太人待在亚丁，其条件是以色列国尽快将他们撤走。将也门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的行为被称为“魔毯行动”，它激起了人们对这个年轻国家新能力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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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也门犹太人到达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始从突尼斯、土耳其、利比亚涌入以色列。在利比亚，发生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导致整个社群想要前往以色列。移民营，尤其是海法郊外的移民之门，挤满了新到的移民。这些移民都没有住房。自从战争结束起住房短缺问题就没有解决，而现在需要为25万新来者提供住房、食物和就业。住房问题通过将13万移民安置到被废弃的阿拉伯村庄和城镇——雅法、海法、太巴列和拉马拉——而得到了部分的解决。住房虽然并不理想，但至少确保人们有地方住。第一批大规模的移民来自保加利亚和难民营，被视为享有特权而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靠近就业来源地和优质的学校。但这只是大移民浪潮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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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它将允许愿意离开的犹太人移民，如果他们宣布放弃其公民权。这项法律的有效期仅为一年。它是始于1932年伊拉克独立的持久过程的结果。从20世纪之初以来——尤其是在英国委任统治之下——这个国家自豪而成功的犹太社群实现了现代化，并整合到伊拉克经济和文化之中。但是，不断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巴勒斯坦的民族冲突，加重了伊拉克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扎根于故土的伊拉克犹太人发现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被削弱。他们曾经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但现在有赖于政府的恩赐和善意。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社群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其是伊拉克人民的一部分，这种认同现在由于来自政府、媒体和大众的敌视而被动摇。一些受过教育的犹太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将伊拉克的政权更迭视为摆脱其困境的唯一办法。其他人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从1943年以来，伊拉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直比较活跃，获得了热心青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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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允许犹太人外迁的法律目的是使几千名被政府视为犹太人口中具有煽动性的活跃核心以及一无所有的贫穷犹太人离开。伊拉克政府估算大约有1万人离开，而以色列方面的估计为3万~ 4万。施罗莫·希勒尔（一位出生于伊拉克的以色列人，他是阿里亚B协会在伊拉克的代表）估计将有7万人迁出。没有人能够想到将会有12万人离开。但登记离开的人数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登记移民，其他人更担心他们将沦为一个人数较少、遭受迫害的少数群体。同时，为了阻止向外移民，当局开始限制离开者携带的金钱和贵重物品的数量。最后，1951年3月，他们冻结了伊拉克犹太人的财产并禁止迁出者带走任何东西。向以色列移民的活动一开始进展缓慢（同时还有来自罗马尼亚的另一波移民潮），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恐慌，导致一个富足、完善的社群沦为身无分文的难民群体。1950—1951年，整个伊拉克犹太社群移民到了以色列。与“魔毯行动”的东方主义浪漫相对应，此次空运被给予《圣经》的名称“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这是以居鲁士统治时期从巴比伦流放地返回的犹太领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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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府对移民过程进行了有限的控制。意料不到的政治形势，正如伊拉克、波兰和罗马尼亚发生的那样，促使以色列无法拒绝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在其回忆录中，施罗莫·希勒尔描述了他与犹太代办处财务主管列维·艾希科尔的对话，后者告诉他“转告你们出色的（伊拉克）犹太人，我们非常高兴他们都来到以色列。但他们不应那么着急。目前我们没有吸收能力，我们甚至没有帐篷。如果他们到来，他们将不得不露宿街头”。另一方面，本-古里安强烈驳斥以色列吸收能力有限的说法：“我们必须将伊拉克和所有其他流散地准备迁出或必须迁出的犹太人带回，并且尽可能快地——无须考虑财产和吸收能力。”[1]政府和犹太代办处尝试为移民设置资格条件，但没有成功。针对病人、残疾人和无法工作者的禁令，都被各个地方的移民代表所反对。东欧当局也不接受以健康为基础的移民限制。大规模阿里亚中需要福利援助的移民比例尤其高。《哈波克尔》日报写道：“这次阿里亚带来的移民都没有经过挑选。大量的移民是遭受命运打击者，老人、体弱者、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和其他社会病类……不想工作者，他们对这里的基本状况缺乏理解和克服困难的耐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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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0年，移民营的形势变得无法容忍。沙阿哈阿里亚（Sha‘ar Ha‘aliya）移民营的负责人描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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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被铁丝网所包围，并由武装警察所保卫。在不同时期，英国军队留下的木石小屋中的拥挤状况达到了残酷的程度。他们一天三次排成长队领取配给的食物。医疗和关税部门前的队伍长达几千米。移民在前往澡堂过程中不止一次地需要等待几个小时，而公共厕所也挤满了人。移民营中的供水并不一直充足，经常出现停电，在晚上移民营处于完全的漆黑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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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希望移民营能提供临时住房，直到搬入永久的住房。但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搬入。移民住房的建造远远落后于新到者的人数，这也为外汇的短缺所耽搁。在犹太代办处执委会的会上，代办处移民吸收部负责人吉奥拉·约瑟夫塔尔（Giora Josephthal）博士说：“50名男女老少都同住一个宿舍，此类极端情况不可避免。这种恶劣的条件无法留住人们……在很短的时期内，优秀的人来到这些移民营后都将陷入抑郁，直到人们除了默默哭泣，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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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移民的处境悲惨以外，移民营也给犹太代办处微薄的预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居民不能离开直到他们搬入永久的住所。他们不从事工作，而是由移民营的食堂供养。大型集体宿舍的生活缺乏隐私，没有过家庭生活的可能性，这让人们情绪低落。于是，中转营的想法被提出。在永久的住房被建造之前，移民转移到这个每户拥有其自己单元的暂时住房。父亲能够外出工作和谋生，母亲能够为全家做饭，子女可以去上学。中转营被视为移民营和永久住房之间的中间阶段：这是对移民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也是他们在以色列富有创造性生活的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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