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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快证明中转营的条件并没有比移民营改善多少。中转营的住房单元都是帐篷、铁皮棚屋、防水帆布或小木屋——这些材料都用于快速、廉价的建筑。这些建筑狭小且是临时性的，因此它们没有电和水。洗漱设施和厕所是公用的。“我在中转营首先遇到一群青年。当我问淋浴在哪里，他们被这个奇怪的问题惊住了，并回答说：‘自从我们离开了贝特里德移民营，我们就没有淋浴过。’在整个中转营，有两个供所有人使用的水龙头。这里大约有1000人。厕所没有顶，飞舞着成群的苍蝇。用于淋浴的瓦楞铁皮建筑已经建好，但由于缺水而变成了厕所。”这是一位参观了米吉大-加德（Migdal-Gad）中转营的记者的描述。[5]他的叙述是中转营贬低者较为温和的描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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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0年年底，建造了62座中转营，安置了大约10万人。1951年年底，在3年大规模移民后，中转营的居民达到了22万（此外超过25万人居住在临时住房中）。其后人数不断在刷新：从飞机和船只到移民营，再到中转营。一些移民宁愿选择移民营，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每日的食物配给和免费的健康与教育服务，而对于中转营，那里的居民必须通过工作来谋生。中转营的就业包括中转营内部的小型商品交易或工作福利制，它在造林、筑路或为中转营居民建造永久性住房等方面提供就业补贴。这种低收入、临时性的工作不能保证未来的生计，但可以避免懒散，国家领导层将懒散视为导致退化和腐败的首要原因，他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阻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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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移民震惊的是，他们不熟悉以色列官僚体制的神秘特征，也不理解其语言，中转营居民必须经历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他们被迫习惯体力劳动，而这在其原来的国家是被视为不光彩的。一些人在亲戚或朋友的帮助下自发（有时借助某些方式）离开了中转营，打破了制度化的吸收过程。或许最为严酷的经历就是中转营伊拉克移民的经历。大屠杀幸存者和塞浦路斯被拘留者在几年的集中营生活后到达以色列，也门移民在来到以色列之前也曾在中转营待过。然而，对于伊拉克移民来说，将宽敞舒适的大房子与中转营帆布小屋的悲惨遭遇分隔开来的仅仅是几个小时的飞行。毫不奇怪的是，一些来自伊拉克的移民作家对以色列的经历通过中转营深深地刻在他们的意识之中，他们在其作品中对之做了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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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下半年移民人数大幅度下降，这是由于移民吸收的困难。接下来的3年里，吸收体制得到喘息，并开始规划和执行撤离中转营的做法。在之后的6年里，绝大部分中转营取消了，其居民搬到了永久性住房中。移民营的情况也是如此，当中转营腾空时，很少有人拒绝离开，或者由于他们的亲戚还在那里，它靠近他们的工作场所，显得更熟悉和舒服，或者由于在许多年的依赖后，突然独立让他们感到害怕。正如当德国的难民营腾空时，一些人失去了教育和缺乏社会竞争力，而依然作为享受福利的被救济者，但那些主动和有能力者迅速把握了重建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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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阿里亚带来的巨大困难造成负责监管移民进入过程者与那些对移民到来后负责吸收者的冲突。第二个群体要求移民的涌入要建立在吸收能力之上。他们警告说，移民营和中转营中不可忍受的状况制造了一场人类灾难。对他们而言，不受控制的移民政策反映了为了“聚集流亡者”而牺牲个体，这是不负责任的。另一方面，负责移民的人们看到了整个社群的崩溃：人们被从他们的家园和熟悉的环境割离，他们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这些行动家不能在中途阻止这个过程——在有些情况中，他们自己开始了这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任何对移民的限制都是对他们“神圣工作”的削弱——更不要说将成千上万的移民滞留在中转营的不安定环境之中，而没有将他们带回家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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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犹太人与资深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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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自从现代返回锡安的移民运动开始以来，首次出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在伊休夫时期，90%的移民来自欧洲。在大规模移民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仍占多数。但从1950年起，绝大部分移民都是来自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犹太人。1952年，大约60%的中转营居民都是来自伊斯兰国家，这些人随后被称为“密兹拉希”（即东方犹太人）。尽管摩洛哥移民是大规模移民浪潮中很少的一部分，但他们也接受了这个特别的贬称。认为第一次浪潮中到来的一些摩洛哥移民来自米拉赫（即主要城市的隔都区）是有一些根据的，当地条件严酷，贫困和社会隔离盛行。这个群体包括一些被称为“摩洛哥刺刀”的犯罪分子，以及大量的老年人和残疾者。青年人和那些拥有生存技能者选择留在当地。20世纪50年代初期，法国在北非的统治仍然稳固，这个地区的犹太社区并未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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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吸收的困难，以及建立在某些国家不存在必要的营救性移民的评估，1951年11月犹太代办处执委会采用了选择性移民策略，以对移民进行选择。营救性移民和能够为其吸收提供资金的移民可以不受限制。很大程度上，这些限制建立在吸收能力的原则之上，该原则曾在委任统治时期发挥作用。在建国初期，以色列国给予受过军事训练的青年以优先的移民权利，因为他们可以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加哈尔（即海外招募的士兵）。但在战争结束后，所有有关移民的限制也随之结束。现在新的规定对绝大部分移民的限制条件为有低于35岁的养家糊口者的移民家庭。那些没有生存技能或职业者被要求从事农业劳动两年。对移民的批准还需要一份医学证明以证明移民候选者身体健康。这些标准并没有被严格坚持，随着时间推移它逐渐松弛。年龄限制被提高到40岁，一个家庭出现一个伤残者的情况被允许移民，如果这个家庭拥有一位积极的养家糊口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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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欢迎移民运动但不欢迎移民者的说法，在大规模移民时期尤其准确。伊休夫中的资深者在独立战争期间经历了巨大痛苦和较大损失。普通人和精英都已筋疲力尽，并渴望得到休整。国家的建立和大规模移民打开了资深以色列人在政府、军队、教育等部门快速提升的通道。从此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开始，以色列公众在帮助移民吸收问题上显示出相对有限的意愿去充当志愿者。许多伊休夫精英持有的国家主义概念遭到了挑战，不少反对者从对国家使命的责任中摆脱出来。在理论上，他们想返回到志愿主义的标准，但实践上他们自己不愿意充当志愿者。很可能以如此庞大的规模聚集流散者的整个行动在他们看来是古怪而有威胁的，超出了他们能够应对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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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到处充当着志愿者。妇女组织活跃于海法的移民之门以帮助新移民。莫沙夫运动派遣数百名志愿者帮助新移民的莫沙夫（下文将讨论）。基布兹运动收留了青年阿里亚的儿童。但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可以由这个事件得到证明：1951年冬在中转营遭遇大洪水后呼吁伊休夫资深人士将移民子女收留在其家中的尝试遭到失败。仅有几百而非几千家庭给予了回应。当时中转营已经建造，当局致力于将他们安置在靠近现有的社区以为移民提供服务和就业。但越是强大和完备的市政当局，越容易成功地将中转营拒之门外。因此，特拉维夫地区仅有一座中转营，拉玛特甘不允许在其辖区内建造中转营。中转营建造在靠近相对弱小的城镇，这些城镇能够被强制接受政府权威，但这些城镇在提供移民所需的服务和就业方面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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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以色列人对新移民采取无视态度。乌里尔·西蒙（Uriel Simon）描绘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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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乘坐火车看到他国家的地貌和其中的中转营。许多闪闪发光的铁皮棚屋，那是密集的中转营，周围是臭烘烘的厕所，看起来就像是身体上的伤口。蓬头垢面的儿童穿着破旧的衣服站在马路边，用他们的小手向他招手。仅有几秒钟的短暂对视，他看到了他们眼中的泪花，但他没有举起手进行回礼。他宁愿选择依然冷漠和疏远，他害怕这种接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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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营和中转营是他们旁边的世界，仅有很少的资深以色列人愿意与之接触。他们读到了报纸上发生的事情。这些文章描述了一个异质的、惊人的国度：垃圾和污物、悲惨、冷漠、懒惰和堕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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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以色列人将吸收的困难视为到达以色列地所需经历的痛苦的一部分。“当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成为资深以色列人用以合理化新移民所遭受的艰难状况的标准用语。资深以色列人已经忍受了他们的艰难，他们不愿意回到紧急状态的统治；实际上，严苛措施的失败部分地表达了他们对强加给他们的新法令的反抗。有关移民营和中转营的新闻报道中引人注目的描述，没有引起老移民对新移民的普遍同情，反而带给他们疏远和恐惧的意识，就好像移民营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危险一样。移民因流行病和其他疾病所造成的肮脏和受苦形象只是加重了这种恐惧。当脊髓灰质炎袭击这个国家时，一些人说是移民把它带入了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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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休夫的资深成员被警告道：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是否存在着被毁灭的危险？以色列是否需要这些涌入的移民浪潮？甚至支持无条件地持续移民的本-古里安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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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构想的“新兴的犹太民族”以及作为其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和活动基础的实际上是欧洲犹太民族……国家已经建立，但并没有发现它所等待的人民（即等待国家的人民已经不在了）。几百年来犹太民族遭遇着一个问题或一个祈祷：国家能否为其人民而建立？没有人敢问这个可怕的问题：能否在国家出现时为之创造人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时代以色列国创建问题之中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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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被认为是定位于欧洲与西方式的现代国家，但现在它陷在了移民营的泥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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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消极形象——例如“人类的尘埃”——在大屠杀幸存者和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之间并无不同。资深以色列人能否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这批庞大的移民群体？新闻媒体上的大量文章对此表示了关心：“将几万（如果不是几十万的话）不适合者带到以色列不会增强国家，或给伊休夫带来好处，不会为未来提供一个美好的希望，也不会使移民自己受益，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要比他们海外的邻居不幸和难受得多。”撒母耳·乌西什金（Shmuel Ussishkin）在《哈波克尔》上写道。移民遭受的耻辱不限于资产阶级右翼在《哈波克尔》报上所表现的。“有着大量病人、堕落者和不受控制者的伊休夫，将无法承受等待我们的社会和安全的考验……削弱伊休夫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以及道德标准——这些是未来世代的核心——是轻率鲁莽的行为，它将以可怕的方式快速地反弹给我们。”马帕伊的报纸《达瓦尔报》声称。[8]《国土报》记者阿里耶·格尔布鲁姆（Aryeh Gelblum）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激发了公开抗议，他假装成移民在一个移民营待了一个月。他使用消极的固定化的形象来形容所有移民，但他在涉及北非移民尤其是摩洛哥移民时没有使用最糟糕的词汇。即使是那些为移民辩护的报道者也不厌其烦地抱怨他们。其他人认为通过教育和耐心来塑造他们的个性，这些移民可以转变成有价值的公民，但格尔布鲁姆认为，不可能改变这些无知的、原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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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流散已经结束（即整个社群，例如保加利亚和伊拉克犹太人都通过移居以色列而消失了），聚集在以色列的移民仍没有构成一个民族，而是混杂的人群，是缺乏语言、教育、根基、传统和民族梦想的人类尘埃……将这群人类的尘埃转变成一个充满前途的文明的、独立的民族……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它的困难不低于对移民的经济吸收。”[9]这些评论提供了两种推断。第一种是可能将每个犹太移民变成模范公民就像资深以色列人中的佼佼者一样。他一再重复这一点。据说他曾谈及在等待一位也门人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这种说法是独特的，因为本-古里安期望国家的形成是团结在一种文化之下，有着现代世界的标准。他的第二种推断是在移民吸收的最初阶段，国家仅关心移民的物质需要：住房、食物、健康服务和最低程度的教育，它没有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投入相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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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定居点和发展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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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移民“风暴”打断了政府的国家人口疏散计划。绝大部分犹太人口集中在三大主要城市——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海法——以及在哈代拉与盖代拉之间的狭长区域，从安全、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有悖于国家利益。就生活质量而言，这也是一个错误。建筑师、总理办公室规划部主任阿里耶·沙龙起草了致力于矫正这个问题的规划，将新移民安置到开发地区——加利利、耶路撒冷走廊、内格夫。沙龙解释说，犹太人在伊休夫时期集中在大城市是由于全国各地的土地不能被用于定居点。现在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两种类型的定居点来纠正。第一种是农业定居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犹太复国主义优先发展的定居点。因此，政府决定20%的人口应该成为农民。于是，在建国头五年建立了500个新的定居点，13%的新移民在其中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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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是城市定居点。这是一种创新，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开始没有发起的事物。尽管绝大部分犹太人倾向于城市生活，但从意识形态上讲，城市被视为创造新型犹太人的障碍——培养小资产阶级的温室，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阻碍着国家建设的需要。沙龙规划建立在当时流行于英国的看法之上，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人口的大量集中面临空袭时的脆弱性，以及大城市的内在劣势——污物、贫民窟、异化等等。这个新概念包括在严谨地区规划基础上建造小型到中型的城市，充分考虑人口疏散、安全、城市美学、经济和社会等因素。这是发展城镇的规划基础。1948—1964年，以色列建立起超过30座发展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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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休夫时期，农业定居点是那些拥有私人资本者的特权，他们可以购买柑橘园和葡萄园，或者是先锋群体的特权，他们等待了许多年才被允许定居在土地上，同时经历着“农业培训”。在任何一种方式下，农业都是人们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除去少量地接受了农业培训的毕业生前往基布兹，13%的被派到农村地区的移民没有选择先锋定居点。一开始还尝试为定居点选择候选人，根据他们的技能和愿望来组织定居团体，但这个过程很快变成完全随机的形式，正如下面的叙述所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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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营中，我们接受了前往一个村庄的建议。当我们问这个村庄在哪里时，我们被告知“在特拉维夫地区”。我们喜欢这个地方并乐意前往。我们对莫沙夫是什么毫无概念。我们很高兴可以离开移民营。早上卡车离开了贝特里德中转营，路途持续了多个小时。走了很长一段土路后……穿过一个没有灌木和树木的开阔空地，我们在傍晚到达了一个小型帐篷营地。人们拒绝下车。他们说许诺给他们的是靠近特拉维夫的村庄，而不是位于世界的尽头。在一番争论后，家庭中的年长者站起来说：“我准备下车，这是我的土地，也是我应该安葬的地方。”一旦这个年长者下车，他的家人也跟着下车，其他人也跟着下车。当司机看到他们所有人下车时，他发动了卡车并离去。这就是帕提什定居点开始的情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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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叙述的要素在其他许多地方重复出现：当局的欺骗；对莫沙夫的完全无知；当新来者被带到荒野时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以及不能选择离开，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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