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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营和中转营是他们旁边的世界，仅有很少的资深以色列人愿意与之接触。他们读到了报纸上发生的事情。这些文章描述了一个异质的、惊人的国度：垃圾和污物、悲惨、冷漠、懒惰和堕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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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以色列人将吸收的困难视为到达以色列地所需经历的痛苦的一部分。“当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成为资深以色列人用以合理化新移民所遭受的艰难状况的标准用语。资深以色列人已经忍受了他们的艰难，他们不愿意回到紧急状态的统治；实际上，严苛措施的失败部分地表达了他们对强加给他们的新法令的反抗。有关移民营和中转营的新闻报道中引人注目的描述，没有引起老移民对新移民的普遍同情，反而带给他们疏远和恐惧的意识，就好像移民营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危险一样。移民因流行病和其他疾病所造成的肮脏和受苦形象只是加重了这种恐惧。当脊髓灰质炎袭击这个国家时，一些人说是移民把它带入了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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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休夫的资深成员被警告道：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是否存在着被毁灭的危险？以色列是否需要这些涌入的移民浪潮？甚至支持无条件地持续移民的本-古里安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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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构想的“新兴的犹太民族”以及作为其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和活动基础的实际上是欧洲犹太民族……国家已经建立，但并没有发现它所等待的人民（即等待国家的人民已经不在了）。几百年来犹太民族遭遇着一个问题或一个祈祷：国家能否为其人民而建立？没有人敢问这个可怕的问题：能否在国家出现时为之创造人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时代以色列国创建问题之中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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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被认为是定位于欧洲与西方式的现代国家，但现在它陷在了移民营的泥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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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消极形象——例如“人类的尘埃”——在大屠杀幸存者和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之间并无不同。资深以色列人能否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这批庞大的移民群体？新闻媒体上的大量文章对此表示了关心：“将几万（如果不是几十万的话）不适合者带到以色列不会增强国家，或给伊休夫带来好处，不会为未来提供一个美好的希望，也不会使移民自己受益，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要比他们海外的邻居不幸和难受得多。”撒母耳·乌西什金（Shmuel Ussishkin）在《哈波克尔》上写道。移民遭受的耻辱不限于资产阶级右翼在《哈波克尔》报上所表现的。“有着大量病人、堕落者和不受控制者的伊休夫，将无法承受等待我们的社会和安全的考验……削弱伊休夫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以及道德标准——这些是未来世代的核心——是轻率鲁莽的行为，它将以可怕的方式快速地反弹给我们。”马帕伊的报纸《达瓦尔报》声称。[8]《国土报》记者阿里耶·格尔布鲁姆（Aryeh Gelblum）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激发了公开抗议，他假装成移民在一个移民营待了一个月。他使用消极的固定化的形象来形容所有移民，但他在涉及北非移民尤其是摩洛哥移民时没有使用最糟糕的词汇。即使是那些为移民辩护的报道者也不厌其烦地抱怨他们。其他人认为通过教育和耐心来塑造他们的个性，这些移民可以转变成有价值的公民，但格尔布鲁姆认为，不可能改变这些无知的、原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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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流散已经结束（即整个社群，例如保加利亚和伊拉克犹太人都通过移居以色列而消失了），聚集在以色列的移民仍没有构成一个民族，而是混杂的人群，是缺乏语言、教育、根基、传统和民族梦想的人类尘埃……将这群人类的尘埃转变成一个充满前途的文明的、独立的民族……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它的困难不低于对移民的经济吸收。”[9]这些评论提供了两种推断。第一种是可能将每个犹太移民变成模范公民就像资深以色列人中的佼佼者一样。他一再重复这一点。据说他曾谈及在等待一位也门人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这种说法是独特的，因为本-古里安期望国家的形成是团结在一种文化之下，有着现代世界的标准。他的第二种推断是在移民吸收的最初阶段，国家仅关心移民的物质需要：住房、食物、健康服务和最低程度的教育，它没有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投入相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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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定居点和发展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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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移民“风暴”打断了政府的国家人口疏散计划。绝大部分犹太人口集中在三大主要城市——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海法——以及在哈代拉与盖代拉之间的狭长区域，从安全、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有悖于国家利益。就生活质量而言，这也是一个错误。建筑师、总理办公室规划部主任阿里耶·沙龙起草了致力于矫正这个问题的规划，将新移民安置到开发地区——加利利、耶路撒冷走廊、内格夫。沙龙解释说，犹太人在伊休夫时期集中在大城市是由于全国各地的土地不能被用于定居点。现在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两种类型的定居点来纠正。第一种是农业定居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犹太复国主义优先发展的定居点。因此，政府决定20%的人口应该成为农民。于是，在建国头五年建立了500个新的定居点，13%的新移民在其中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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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是城市定居点。这是一种创新，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开始没有发起的事物。尽管绝大部分犹太人倾向于城市生活，但从意识形态上讲，城市被视为创造新型犹太人的障碍——培养小资产阶级的温室，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阻碍着国家建设的需要。沙龙规划建立在当时流行于英国的看法之上，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人口的大量集中面临空袭时的脆弱性，以及大城市的内在劣势——污物、贫民窟、异化等等。这个新概念包括在严谨地区规划基础上建造小型到中型的城市，充分考虑人口疏散、安全、城市美学、经济和社会等因素。这是发展城镇的规划基础。1948—1964年，以色列建立起超过30座发展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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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休夫时期，农业定居点是那些拥有私人资本者的特权，他们可以购买柑橘园和葡萄园，或者是先锋群体的特权，他们等待了许多年才被允许定居在土地上，同时经历着“农业培训”。在任何一种方式下，农业都是人们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除去少量地接受了农业培训的毕业生前往基布兹，13%的被派到农村地区的移民没有选择先锋定居点。一开始还尝试为定居点选择候选人，根据他们的技能和愿望来组织定居团体，但这个过程很快变成完全随机的形式，正如下面的叙述所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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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营中，我们接受了前往一个村庄的建议。当我们问这个村庄在哪里时，我们被告知“在特拉维夫地区”。我们喜欢这个地方并乐意前往。我们对莫沙夫是什么毫无概念。我们很高兴可以离开移民营。早上卡车离开了贝特里德中转营，路途持续了多个小时。走了很长一段土路后……穿过一个没有灌木和树木的开阔空地，我们在傍晚到达了一个小型帐篷营地。人们拒绝下车。他们说许诺给他们的是靠近特拉维夫的村庄，而不是位于世界的尽头。在一番争论后，家庭中的年长者站起来说：“我准备下车，这是我的土地，也是我应该安葬的地方。”一旦这个年长者下车，他的家人也跟着下车，其他人也跟着下车。当司机看到他们所有人下车时，他发动了卡车并离去。这就是帕提什定居点开始的情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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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叙述的要素在其他许多地方重复出现：当局的欺骗；对莫沙夫的完全无知；当新来者被带到荒野时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以及不能选择离开，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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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移民的到来使本-古里安号召基布兹运动打开大门，为移民提供工作。然而，这个建议与基布兹“自我劳动”的基本原则——不使用雇佣劳动力——相矛盾。基布兹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导致了与本-古里安的冲突。在1950年1月16日的议会演讲中，他宣布他自己为基布兹运动对待移民吸收的态度感到“羞耻和尴尬”。本-古里安对基布兹拒绝态度进行回应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移民的莫沙夫。安置大量对农业（这在他们的来源地被视为一项次等的职业）没有经历和缺乏意愿的移民，是一件极其大胆的尝试，它是否能够成功还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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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任统治时期，建立定居点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拥有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准备好应对等待他们的困难的青年团体。这种类型的定居点要求那些意识形态坚定的人进行长期的培训。现在基布兹运动的领导声称，如果对候选人没有选择的过程，定居点将不可能成功。他们得到的经验教训是，甚至在大量的训练之后许多人由于生活艰难、社会冲突或个人原因而离开基布兹。在随机人群（通常来自同一家族或地区，但有时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他们缺乏相关的培训、心理准备或农业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定居点的概念，违反了在伊休夫时期积累起来的所有历史经验。基布兹运动不想在这个过程做什么，并反对这种将导致它失去在以色列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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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莫沙夫运动参与到帮助新的移民定居点建设的过程中。在伊休夫时期，与基布兹运动相比，这个运动相对弱小并且不太重要。现在它最好的时期到来了。莫沙夫作为属于家庭的小农场，更适合东欧移民的思维，对他们来说，基布兹使人联想到令人讨厌的集体农庄，即使对于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来说，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也是可憎的事物。在定居点当局看来，最重要的是使犹太人耕种土地和建立犹太村庄；莫沙夫的其他要求都被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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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荒野的情景给新的莫沙夫定居者以深深的印象。在头几年，他们被犹太代办处定居点部门的顾问所监督，后者协助他们应对以色列官僚机构，在不同政府部门面前代表他们，并协调他们与负责分配资源建立农场的机构之间的关系。在第二个阶段，属于莫沙夫运动的指导者积极回应本-古里安关于生活在新莫沙夫和帮助新农民融入的呼吁，强调社会和文化吸收。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在内格夫的定居点，铺设水管到莫沙夫被推迟。农业的尝试注定要遭到失败，定居者必须从遥远的地方引水以用于饮用和其他家庭需要。电力也被推迟，并不是每个定居点都有发电机。直到定居点连上输电网之前，都无法使用机器或在新的牛棚安装牛奶冷却器。直到随后一段时间拖拉机来到前，犁耕都是使用骡子。但定居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农业机器，直到其中的一个人被教会如何修理拖拉机之前，它们都处于闲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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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者缺乏经验的状况又由于定居点当局缺乏经验而恶化，他们不知道哪种作物适合种植于哪个地区，什么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以及什么是过时的。除了农民种植在房屋周围（随后扩大规模用于出售）的蔬菜以外，当局的顾问们还为定居点引入了甜菜和棉花等经济作物，以增加经济能力和可耕地。也有种植果树的尝试，尤其是葡萄、落叶果树，但直到定居者学会了种植技术和知道什么不能种植的时候，在定居点从事农业是否有未来仍不清楚。与此同时，直到农业生产获利之前，定居者通过建造他们的住房和地方基础设施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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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点远离主要的道路，一周仅有几次到达每个莫沙夫的公共运输。绝大部分定居点仅有一名护士，医生只是偶尔前来；医生没有汽车，定居者也没有。犹太代办处建造了公共机构——学校、会堂、会议室——以及持久性住房，这些设施一开始都是十分简陋的。犹太代办处的管理对于教会定居者了解新的和陌生的情况十分重要，它也致力于使这些定居者受益。但结果是，定居者并不视自己为小农场的所有者，而是代办处的雇佣工人，从而可以免于承担对于农村及其机器和牲畜的责任。例如，在一些莫沙夫，定居者没有很好地照料用于开办奶牛场的奶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奶牛“属于”犹太代办处。另一方面，他们精心养育牛犊，因为他们认为牛犊是“他们的”。那些分配用于发展家禽业的鸡都被定居者吃掉了。马铃薯种子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经常会出现欺骗犹太代办处工作日数量的现象，这一现象被司空见惯地加以接受，而没有受到批评。定居点当局不太相信定居者，所以根据莫沙夫农业能力的进步程度，按阶段为定居者分配土地。通常他们还会与邻近的基布兹发生冲突，后者暂时接管土地，然而拒绝将之归还给莫沙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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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者及其顾问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观念差距。顾问们提出了集体行动的原则——定居者之间的互助、共同使用机器和通过特鲁瓦（一种农业生产合作形式）进行有组织的销售。所有这些原则对于新的定居者来说都是陌生的。对于他们而言，底线是宗族单元。莫沙夫包括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他们从未密切结合，最后一些定居者离开了。那些留居者试图从他们自己的家庭带入新的定居者。结果是，莫沙夫在扩展性家庭单元——哈莫拉（即庞大的家族）——的基础上发展。与由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的先锋团体不同，宗族单元成为新的莫沙夫的黏合剂。顾问们也试图引入一种民主的文化——一个选举委员会并逐渐向自我管理转变。但在许多情况下，内部的摩擦冲突导致委员会的频繁变化，自我管理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许多年才得以形成。在具有凝聚力和稳定人口的莫沙夫中，社团在5年内形成，可靠的地方领导层随之出现。这些莫沙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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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莫沙夫改变了莫沙夫运动中过去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实践，尤其是工人协会的实践。它们拒绝接受特鲁瓦的销售方式，它为送达城市的农产品制定价格，而后延迟付款给农民。与此不同的是，莫沙夫成员自己出售产品，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采购和销售组织，将他们自身从特鲁瓦的“监管”中摆脱出来。随着他们的社会化和对经济社会体制的熟悉，他们采纳了国家标准的政治运作程序，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马帕伊领导层中都有来自新莫沙夫的代表。20世纪70年代，新莫沙夫趋于繁荣，并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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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发展城镇的建立与新莫沙夫差不多同时。与人口疏散计划相对，一些发展城镇的建造靠近中转营。因此，例如靠近罗德市的奥尔耶胡达建造在这个地区的中转营基础之上。致力于人口疏散的发展城镇的首批代表是加利利的基亚特施莫纳和施罗米、内格夫的耶卢哈姆。第一批被安置在这些城镇的都是来自中转营的移民，他们同意迁入条件相对有所改善的住房。但绝大部分中转营的居民宁愿生活在国家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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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摩洛哥统治的结束和犹太人对该国新的民族主义政权的担忧，使得1954年和1956年出现了一股新的北非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浪潮。这一次当局力求避免在吸收第一批移民浪潮中的错误。他们提前将困难的状况告知移民，甚至与他们签订协议以将之安置到被派往的地区。在1954年和1956年这波移民潮中，大约有7万移民被派到边远地区，以作为“从轮船到村庄行动”的一部分。一些移民前往南部的拉吉地区，这是包括莫沙夫和城镇以作为城市中心的完备规划的地区，当地的住房都装备有家庭用具和生产工具。在此过程中，移民仍然是被动的；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一位妇女如此描绘了她前往奥法基姆的旅行：“我们站在船舷，眼睛含着泪水，在地平线上我们看见了卡梅尔山。我们到达海法后立即登上摇摇晃晃的卡车。随后这一天我们一直在路途中。我们来到了一个昏暗的地方，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们拒绝离开卡车。在几分钟的喧闹和争吵后，我的丈夫戴维被当地的警察逮捕了。这就是欢迎我们的仪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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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收移民的过程中，官僚机构运作顺畅，使移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眼前安排的现实，不可能再走回头路，移民组织者对这一状况如此描述道：“在我们吸收移民的那些年……来自北非的犹太人，他们就像我们手中的面团。我们将他们带离船只，并将他们直接派到安置地。我们不问他们想要什么和想从事什么工作。将成千上万的人送到定居点的实验取得了成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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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自波兰的移民活动随着反犹主义浪潮在1958年重新开始时，人口疏散政策被推迟。由于许多移民在以色列有亲戚、同乡（来自同一城镇者）和朋友，所以对他们的吸收有着不同的态度。而且，在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无法回到他们的故土的同时，吸收当局认为来自波兰或匈牙利（当地移民在苏联对1956年反叛进行镇压后迁出）的犹太人拥有不离开他们国家和离开后又返回的选择，甚至可以前往任何其他地方。因此，如果当局想要他们待在以色列并鼓励其他东欧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话（当局一直渴望来自苏联的移民），就必须给予这些移民更加适当和优厚的吸收条件。因此，大部分的欧洲移民被吸收到国家的中部地区，而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则主要被安置在边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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