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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民族国家通常倾向于突出过去的记忆来支持现在的合法性。因此，在以色列建国的头几十年里，历史是文化体验的中心。《圣经》扮演了一种主要的角色，这本书颂扬了犹太人民与其土地之间的联系，以及犹太古代历史的荣耀。它不仅被认为是犹太人有回归国家权利的证明，也是犹太教赋予世界的普遍观念的来源。教师使用《圣经》故事带他们的学生面对面地感受古老家园的风景，它的统治者和战士，以及反对统治者残暴统治并为社会正义而战斗的先知。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最早定居的时代开始，《圣经》就成为一种文化和教育资源，反映在小说、诗歌、成语和《圣经》诗文中，它们进入口头语言中并丰富了其内容。基于《圣经》故事之上的历史小说，在伊休夫时代已经流行，这些历史小说使得《圣经》的过去走向真实。真实化《圣经》的过去在国家建立之后变得更加重要。国家的建立、战争、大规模移民、大面积征服都从《圣经》中借用了术语来加以描绘：流亡者的聚集，旷野的一代，约书亚、大卫和歌利亚时代的土地征服。在国家建立之前几乎没有提到《圣经》的本-古里安，现在也开始广泛地引用《圣经》。在犹太人研究以色列地及其古物协会（Jewish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Land of Israel and Its Antiquities）1949年大会上，他将《圣经》提升到唯一的典范文本的地位：“犹太国家的实业和教育未来要建立在这两种事物之上：以色列地和《圣经》。”[3]本-古里安声称，以色列国防军的征服使得《圣经》成为当代现实的一部分，而约书亚成为他最敬佩的英雄。考古在具体化《圣经》叙述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本-古里安宣称，这个国家广袤的区域已经展现在以色列考古学家面前，他们能够澄清模糊的《圣经》事件。然而，考古学的根本重要性在于它将过去转变成现在并合法化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历史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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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甚至一直是以色列文化的强大力量，至少到六日战争之后仍然如此。用来测试通晓《圣经》程度的小测验，成为独立日庆祝活动的一个主要事件，其流行程度堪比以色列国防军的阅兵。考古学成为一个流行的爱好，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开展挖掘和召开会议。考古发现被解释为验证《圣经》故事，并将它们从神话转变为历史资源。在独立战争前夕发现的“死海古卷”，到达以色列后，引发了对这个公元1世纪产生的、与希伯来《圣经》文本相同的资料研究的热潮。1965年，盛放这部经卷的圣所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举行了落成典礼；经卷被安放在那里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种象征。对考古学的热情并不仅限于第一圣殿时代的发现。证实约瑟福斯关于犹太人反抗罗马军团的起义故事的马萨达挖掘，也产生了巨大的热情，马萨达成了朝圣之地。1960年在犹地亚沙漠发现巴尔-科赫巴书信以及他手下的士兵残骸成为轰动全国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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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独立日前夕传统上总理对国家的广播中，本-古里安提到了过去一年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在犹地亚沙漠发现巴尔-科赫巴士兵的遗骸和书信；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这一审判早在几天之前已经在耶路撒冷开始。这两大事件象征着这个国家两种有重要影响的神话：第一，以色列在自己土地上的遥远过去和犹太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第二，最近的劫难——大屠杀。第一个神话代表犹太历史作为一块领土以及居住其上的主权民族的历史，而第二个神话强调了流散地犹太人生活的历史延续性、犹太人的悲剧，以色列作为难民国家的使命以及记忆那些逝去生命的一座活生生的纪念碑。在本-古里安的讲话中，这两个神话的共存暗示了建立于领土之上的本土性认同与建立于民族历史之上的犹太认同之间的隐秘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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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成为一个国家之前，以色列已经表现出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再生而战的姿态。它接受大屠杀的事实，并将之作为这个国家的一种建构性神话，认为自己既代表正在存活的犹太人，也代表那些已经逝去的犹太人。这种源于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将自己看成是整个民族的合法代表。犹太人被给予国家以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降临其头上的巨大灾难之补偿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一观念都被相信作为国家建立的理由。建立国家的努力与向大屠杀幸存者打开国家之门，以作为他们所需要的并且能够重建生活的唯一之地的努力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大约有2/3的大屠杀幸存者移民以色列。因此，大屠杀的记忆及其在以色列民族精神中的地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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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建立早期，以色列社会对待大屠杀记忆的态度是复杂的，大多数的老一代犹太人在“二战”之前的10年里来到以色列地。犹太人伊休夫中90%的人都来自欧洲，而绝大多数人都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在暴政国家受到戕害。可以不夸张地说，伊休夫中的大多数成年犹太人在得知大屠杀的消息后都遭受了精神上的压抑和创伤。与此同时，这些老一代犹太人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建立国家以及随后的独立战争上。那些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人所信奉的准则——坚定沉着，不表露感情，不表达痛苦和悲伤——在关于大屠杀的问题上也同样被采纳。因为这是一场集体灾难，所以人们也很少提及。当大约25万大屠杀幸存者成为以色列人时，他们谈到了很多暴行并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故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陷入了沉寂。听众发现很难听到这些故事，而讲述者也宁可将这些故事埋藏在他们自己的心里。这种沉默或者说压制具有实用的价值。人们不得不开始组建家庭，创造家园，获得职业，并抚养孩子，而过去的记忆很容易挫败重建他们生活的坚定努力。幸存者的活力，大多数人回归生活的速度，都是相当惊人的。从“那里”带来的记忆被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意识之中，而当他们用他们所有精神上的坚毅去应对的任务得以完成的时候，记忆又会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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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当大屠杀的记忆成为以色列生活中一种永恒性的存在时，有人声称在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幸存者陷入了沉默，且有人企图使大屠杀被遗忘。最近的研究反驳了这些说法，并且非常明确地表明这些幸存者在不懈努力，以存续他们的至亲、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的社群中的大屠杀记忆。幸存者在1953年成立的亚德瓦希姆（Yad Vashem），即大屠杀纪念馆中表现活跃，并且尽一切努力将纪念馆活动引向纪念和文献记录的方向。大屠杀和英雄主义纪念日是亚德瓦希姆法律的一部分，该法律的细节性规定在1959年颁布。像以色列阵亡士兵纪念日一样，纪念日当天会鸣响警报，所有国内交通停止并默哀两分钟，在学校、公墓以及为纪念逝去的犹太社区而竖立的纪念碑旁，都会举行纪念仪式。作为仪式的一部分，每年都会吟诵取自奥尔特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写的《第七专栏》中的诗歌——《当我们的孩子哭泣》《男孩阿夫拉罕》，以及其他内容。纪念碑竖立起来，树木也种植起来，用以纪念死难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家出版纪念性社区书籍的企业就建立起来。基布兹运动的纪念性机构也由幸存者发起，在隔都战斗者博物馆（Lohamei Hageta’ot）、犹太-阿拉伯和平中心（Givat Haviva）和特尔·伊扎克（Tel Yitzhak）建立起来。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和诗人，包括阿米尔·吉尓伯、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和尤里·兹维·格林伯格（Uri Zvi Greeberg），都出版了关注纪念死难者的著作。它们之中比较著名的是吉尓伯的诗《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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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太阳漫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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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右手拉着父亲的左手一道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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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阵刀光像闪电般从树丛中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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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前看到了恐怖的一幕，面对着树叶上溅到的鲜血，我万分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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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父亲快速地救下以撒，这样，吃午饭的时候就不会有人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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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正在被杀戮，我的儿子，我的鲜血已经溅到树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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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父亲被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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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脸色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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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想尖叫，我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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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竭力地睁开双眼，这时我醒了，而我的右手在滴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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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反转了以撒献祭的情节：父亲，而不是儿子成为牺牲品，而儿子被迫在一旁无助地观望，却不能拯救他。“而我的右手在滴血”：伊休夫被认为是犹太民族的右手，但是当灾难来袭时，那只手却不能拯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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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电台的亲属搜寻局每天都在提醒人们记起大屠杀及其幸存者，几十年来，它一直在帮助寻找失踪亲属。当听到那些家庭对找到他们所爱的亲人并重新团聚不抱希望的时候，整个国家时不时地流下无声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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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成为公共议程中一种永恒的存在。1950年颁布的《纳粹和纳粹同谋者惩罚法》，使得几十名在死亡营作为囚犯头目的犹太人在以色列被幸存者识别出来并受到惩处。有一个甚至被判死刑，尽管判决并未执行。1952年，本-古里安将与联邦德国达成的赔偿协议提交议会批准，引发了公众的骚动。一方面，这个国家在吸收大量移民的压力下几乎崩溃，并且急需获得补给；另一方面，与一个作为谋杀者的国家媾和看起来似乎在为钱财而出卖国家的荣誉。当时，有两个口号很流行。那些支持媾和的人问：“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列王记》上，第21章19节）。他们的反对者则以“你要记念亚玛力人怎样对你的”（《申命记》第25章17节）来回击他们。这些由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反对者组织了一次暴力示威活动，且以冲击议会而告结束，这一事件在以色列民主历史上被铭记，因为这是第一次议会中的辩论被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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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分歧，而这一分歧后来也与纪念大屠杀引发的争议有关。右派和左派都加入了反马帕伊（以色列工人党）领导中心的力量中来。马帕姆（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和共产党认为联邦德国不仅是作为元凶的国家，而且也是令人憎恶的西方的傀儡。本-古里安则通过将联邦德国描述为“一个不同的德国”来为以色列同联邦德国的关系辩护。但对于左翼政党来说，联邦德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他们当然没有对民主德国采取相同的看法，而民主德国则在回避大屠杀的责任，而且并不准备对犹太民族给予补偿。由贝京领导的右派，则利用大屠杀赔偿问题的争议重新取得了在最近选举中失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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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政治分裂在另一场叫作“卡斯特纳审判”（Kastner Trial）争议中重现。事件集中于马尔基尔·格鲁内瓦尔德（Malkiel Grunewald）这个密兹拉希党（Mizrachi Party，1902年建立的宗教正统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956年与密兹拉希工人党合并成全国宗教党）中一个古怪的犹太人，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指控之前是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营救委员会成员的伊斯雷尔（鲁道夫）·卡斯特纳为了便于他的家庭和朋友逃离，与纳粹同谋。总检察长以诋毁个人名誉指控格鲁内瓦尔德。而杰出的、放荡不羁的律师撒母耳·塔米尔（Shmuel Tamir）反转了审判，并将原告变成了被告；这场审判提出了一系列对卡斯特纳的指控，也隐含着对马帕伊的指控，因为其成员领导着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却未能挽救犹太人。审判证词揭示了营救企图，同艾希曼的谈判，匈牙利犹太人令人绝望的形势，以及卡斯特纳自己在营救犹太人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成功。但是塔米尔，这位前埃特泽尔的成员，后来成为本-古里安公开的仇恨者，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对故事进行了重新塑造：其中一方是这个国家的英雄，这一方就是艾茨尔以及其他在巴勒斯坦的地下战斗者，加上欧洲的一些隔都战斗者，而另一方是各种各样的犹太委员会（Judenrate）中的屈服者，他们逢迎纳粹并最终与他们共谋灭绝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塔米尔自己代表的是英雄般的、勇敢的、战斗的以色列人，而卡斯特纳代表的则是可怜的、羸弱的流散犹太人。在塔米尔制造的这样一种氛围中，甚至那些卡斯特纳曾经营救过的人也不敢站出来为他作证。在免除格鲁内瓦尔德罪名的判决中，法官本雅明·哈列维（Benjamin Halevy）声称“卡斯特纳把他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这样一种浮士德式的声明让卡斯特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1957年被暗杀。当局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而哈列维的判决被推翻，但对于卡斯特纳来说，这一决定来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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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纳的审判引发了媒体广泛报道，显示出大屠杀记忆的政治化。卡斯特纳被指是马帕伊的成员，马帕伊无论在以色列家园还是流散地都被描绘为与共谋者无异，而这个政治谱系的两个极端——右翼和左翼——都把自己装扮成捍卫以色列荣誉的勇敢斗士。诗人拿单·奥尔特曼试图回击这种天真的观点，这一观点完全脱离和误读了纳粹统治下犹太领导人所面对的不可能形势。公众舆论也在责骂卡斯特纳。在对马帕伊和卡斯特纳的挑衅中，极右翼的塔米尔与之前属于右翼但现在属于和平阵营的乌里·阿维内里结成了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联盟。阿维内里现在动员他的杂志《这个世界》（Ha‘olam Hazeh）散布反对卡斯特纳和马帕伊的宣传。为了反对卡斯特纳所象征的流散地犹太人，塔米尔和阿维内里提出了新犹太人形象——勇敢和为社会现身。他们的信息传达出同时拒绝流散和原型式的迦南人运动的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卡斯特纳在以色列公众舆论当中才得以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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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一直在公共议程之中。但是，这一话题是否能激发生长在以色列的年轻人或来自地中海国家的新移民的兴趣是值得怀疑的。一般而言，这些群体将大屠杀视为属于另一个地方和事件的现实，与这个年轻国家的生活无关。大屠杀没有塑造他们的意识，但却被降格为一些普遍化的语汇，如“六百万”、“欧洲犹太人的灭绝”和“纳粹德国”。大屠杀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也没有怀着一种对人类同胞的共悯之心来体验大屠杀，而是与他们的同胞保持着分离和疏离。这样一幅大屠杀的解析图会带来一些可能的指控，如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被宰杀”，或者他们在遭到毁灭之前并不急于移民巴勒斯坦。较年轻的一代——冷漠且典型地对青春缺乏理解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上述指控。这些个体犹太人，即便发现自己和他们所钟爱的人处在被剥夺生命的巨大力量的摆布下，其命运也不会激发他们（较年轻的一代）的兴趣并真正触动他们。隔都的斗士，他们被认为将以色列地的精神注入大流散中，成为以色列神话的一部分。但绝大多数被灭绝的犹太人很少被提及。大众媒体，如妇女周刊和政党报纸，确实刊发了一些个人失踪和营救、体现人类善良和怜悯的故事，而不仅仅是英雄主义的故事。但在一些所谓的优质报纸，如《国土报》上，这些故事很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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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屠杀记忆融入以色列国家精神之中的转折点是从艾希曼审判开始的。1960年5月，本-古里安宣布阿道夫·艾希曼被摩萨德特工俘获并被带到以色列受审。这个国家顿时像触电了一般。本-古里安将这次审判看作一次教育机会，它能够教育年轻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民族遭遇了什么。但他没有料到激动、泪水、认同的洪流吞没了整个国家。站在证人席作证的幸存者在他们的证词中揭示了大屠杀的全部范畴，痛苦和羞辱，人性和兽性的同时显现。像汉娜·阿伦特那样的纯粹主义者认为这些证词是多余的，因为它们尤其与艾希曼无关。但是正是这些个人的证词，而不是检举台上成堆的文件，影响了听众的想象力。晶体管收音机对年轻人和成年人一样，成为一直随身携带的伴侣，跟随着审判的广播，他们的情绪也随之高涨。大屠杀第一次不再是“他们的事”，而成为“我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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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众舆论的转向使得约拿单·拉托什和乌里·阿维内里对审判抱有强烈的敌意。他们称大屠杀是由本-古里安上演的一场审判秀，将大屠杀的本质扭曲为一场特别针对犹太人的行动，而事实上，大屠杀应该作为德国根绝众多民族的宏大计划中的第一步而呈现出来。他们坚持认为，大屠杀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不是一场只是犹太人遭受的灾难。拉托什敏锐地洞察到，认同政治的钟摆正从本土性认同朝向犹太认同一边，而大屠杀的记忆被锚定在那里。他意识到艾希曼审判使他更新本土认同的希望破灭，其发展已被大规模移民所阻止。大屠杀记忆强化了以色列年轻人同真正的犹太民族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与被发明出来的本地人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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