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61869
艾希曼审判之后形势的发展印证了拉托什的关切。这场审判后，以色列年轻人开始缓慢却坚定地回归他们的犹太认同。这一转变的首要迹象是哈伊姆·古里关于这场审判的报告。作为一个报告他的人民，他们的痛苦、灾难和沦落的人，他写下了这份报告。他认同他们，而不是像汉娜·阿伦特在她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做的那样去反对他们。1965年，古里出版了《巧克力交易》（The Chocolate Deal），该书描述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从那以后，他一直致力于这样的主题。
1706561870
1706561871
作家本杰明·卡默斯坦（Benjamin Kammerstein）曾效仿神话中的迦南神将名字改为塔穆兹（Tammuz），现在也开始了回归其先辈认同的旅程。他避开了区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企图，每当遇到这样的区分，他都感到羞耻。随着1971年他的著作《亚科夫》（Ya‘akov）的出版，他完成了对于传统犹太认同的回归，“亚科夫”这一题目是犹太人类型的名字——显示出他从异教的展望回归到犹太记忆之中。在这本书中，他带着强烈的讽刺割断了同拉托什信条的联系，并重新建立了与其祖父之间的联系。他将祖父这位传统犹太人描绘为真正的英雄，因为他在流散中维持了他的犹太认同。“亚科夫，难道你不为我感到羞愧吗？”祖父问道。“我为你感到骄傲，祖父。”我回答道。“你是一位巨人，早晨在外国的雪地中、在严酷的霜冻中起来，把食物带到你家的餐桌上……你的英雄主义比我任何时间在这个国家土地可能完成的任何事情都显得壮丽和令人敬畏”，因为“这里我们不需要伟大的英雄主义……这里是家……只有在外面，在异国空旷的土地上（那里教堂林立，森林里狼群出没），一个人才需要真正的英雄主义”。[5]大批生长在以色列的作家，最初疏远这种古老的犹太认同，现在也开始走上了与本杰明相似的道路。
1706561872
1706561873
“国家的一代”——那些在1948年之后长大并在以色列接受教育的年轻人——的出现，是这一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通过这一过程，大屠杀记忆开始进入公众意识当中。一本名叫《第七天》的书呈现了六日战争前后年轻人，尤其是基布兹成员的经历，反映出大屠杀在塑造这一代人意识方面产生了多么强大的影响。“无论何时，当我看到一个惊恐的犹太人，一张照片，或者只是轻轻提醒我记起关于这次大屠杀一切的一个词，我每一分钟都后悔我在军队里没有最充分利用时间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更加勇猛。”一名年轻人在1963年读了卡-蔡特尼克（Ka-Tzetnik）的《娃娃屋》（The House of Dolls）之后给他的女朋友写信说。这个人在六日战争中阵亡。[6]独立战争中并不存在的毁灭的担忧，在参加1967年战争的士兵中却成为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情感。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一个从时间上讲属于“帕尔马赫一代”，但在心智上属于“国家的一代”的诗人，表达了这两代人之间的对比：“独立战争的一代是从大流散中脱离出来……而这里我要提示的是，六日战争的一代人却正生活在要远比以前强得多的大屠杀的意识中，生活在一种同整个犹太民族要密切得多的情感联系当中……”[7]
1706561874
1706561875
这种“国家的一代”的观念也定义了一种新的文学身份。20世纪50年代，诸如拿单·扎克（Nathan Zach）、大卫·阿维丹（David Avidan）之类的年轻诗人，以及像丹·米隆（Dan Miron）和加布里埃尔·莫克德（Gabriel Moked）这样的批判者，将他们的愤怒指向了拿单·奥尔特曼。他们的攻击旨在削弱斯隆斯基学派的现代主义诗作的精神权威（这一学派统治了文学鉴赏领域），并终结表现民族精神的高度抒情风格的诗作。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要让诗歌远离那些强调个体的、私人的、日常经验中的悲天悯人和语言激情。不像亚历山大·布洛克（Alexander Blok）更多地受到斯隆斯基-奥尔特曼一代的赞赏，他们将艾略特（T. S. Eliot）视为他们的典范。
1706561876
1706561877
这些诗人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一代的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这些在国家建立后已经成年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开始出版。挑战“土生子”一代作家的是像约书亚（A. B.Yehoshua）和阿摩司·奥兹这样的新面孔，他们以其最初出版的一批作品在希伯来文学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他们的灵感不是来自俄罗斯文学，而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作品。他们带着一种描述他们也从其中来的“第一批以色列人”的倾向，描述了根植于以色列现实的经验。他们背弃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英雄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反英雄、怀疑和担忧，例如，A. B. 约书亚在《面对森林》（Facing the Forests）中出现对受到压抑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记忆的描述。同时，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一个青少年时代就来到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文学上正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从欧洲犹太人失落的现实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以示对于毁灭的纪念。西蒙·巴拉斯（Shimon Ballas），在伊拉克出生、长大，开始时用阿拉伯语写作，在20世纪60年代转而用希伯来语写作，他描述了在中转营的生活以及融入以色列的痛苦。他为像萨米·迈克尔（Sami Michael）和以利·阿米尔（Eli Amir）之类的其他作家开辟了道路，他们的著作在10年之后陆续出版。
1706561878
1706561879
同时，上一代的作家走向成熟，也在改变他们的定位和写作风格。每一个人都以他或她的方式成为新的希伯来文学潮的一部分。不同于国家建立最初几年希伯来文化的单一声音，现在多种多样的声音描述了不同的个人体验，而且，这些多元化的声音并不认为它们的角色是要证实犹太复国主义精神。
1706561880
1706561881
在大屠杀之后，“拒绝流亡”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走向衰落。批判和拒绝一种不再存在的现实有什么意义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犹太人的生活不再符合流亡的模式。尽管在准备建国的辞藻里“拒绝流亡”显得很突出，但在伊休夫人口中，它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伊休夫中的大多数人来到巴勒斯坦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想拯救自己或者生活在犹太人之中。这一点在大规模移民以后显得更为真实。那些移民不是流散的拒绝者，他们来以色列也不是因为他们拒绝流散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们希望在以色列以一种改善了的生活标准和生存安全继续那种生活方式。尽管青年运动继续以“拒绝流亡”的精神开展教育，但他们已经成了可以被忽略的少数。学校在继续教授哈扎兹的《布道》，但是没有先前的迦南背景；当希伯来文学大纲被更新后，这个故事从课程中消失了。这个时代也见证了青年基布兹成员出版的杂志《沙代莫特》（Shdemot）的出现，他们想要熟悉犹太书籍，学习犹太哲学和历史。在考古的希伯来认同与历史的犹太认同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竞争，艾希曼审判标志着两者轨迹的逆转，第一种认同开始衰落，而另一种则在兴起。这种转变的势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更为明显。
1706561882
1706561883
[1]Uri Yadin’s diary, 14.9.1948,Sefer Uri Yadin: ha’ish ufo’alo(In Memoriam
:Uri Yadin), Aharon Barak and Tana Spanitz (eds.), Jerusalem: Bursi, 1990, p. 50.
1706561884
1706561885
[2]Meir Har-Zion’s diary (Pirkei yoman), Tel Aviv: Levin-Epstein, 1969.Introduction by Naomi Frankel, p. 10.
1706561886
1706561887
[3]Bulletin of the Jewish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Land of Israel and Its Antiquities, fi fteenth year, 3-4, 1950, p. 121.
1706561888
1706561889
[4]Amir Gilboa, “Isaac,”The Penguin Book of Hebrew Verse, T. Carmi (ed. and trans.), New York, 1981, p. 560.
1706561890
1706561891
[5]Benjamin Tammuz,Ya‘akov, Ramat Gan: Masada, 1971, p. 97.
1706561892
1706561893
[6]Siakh lohamim, pirkei hakshava vehitbonenut(The Seventh Day), Avraham Shapira (ed.), Tel Aviv: 1968, pp. 167-168.
1706561894
1706561895
[7]Yehuda Amichai, address at the writers’ conference marking Israel’s twentieth Anniversary, 16–17.4.1968,Daf(the Writers Union bulletin), May 31,1968.
1706561896
1706561897
1706561898
1706561899
1706561901
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二章 政治、和平与战争
1706561902
1706561903
纳哈尔奥兹基布兹（Kibbutz Nahal Oz），由纳哈尔旅前成员于1953年建立，位于加沙地带边境，建立以来便遭到巴勒斯坦近邻的入侵和袭击。加沙地带遍布了阿拉伯难民，包括一些被基布兹占领村庄所造成的难民。1956年4月29日，该基布兹成员，同时也是加沙边境指挥官的罗伊·罗斯伯格（Ro’i Rothberg）在骑马巡视时被袭击致死。那是个春天的早晨，罗斯伯格看到一群阿拉伯人正在基布兹地区盗割小麦，就像往常一样骑马把他们赶走。但这些收割者们突然跑得无影无踪，转而冒出一批阿拉伯武装人员，他们向罗斯伯格开枪射击，击碎了他的脑袋，并把他的尸体拖到了加沙地带。当联合国观察员将他的尸体交还给以色列时，很明显尸体遭到了虐待。
1706561904
1706561905
以色列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出席了罗斯伯格的葬礼并在墓碑旁致悼词，以塑造以色列人对国家的认同，至少在六日战争之前的认同。在对巴勒斯坦难民恨犹太人移民表示理解，甚至对他们表示同情的同时，达扬强调了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没有钢盔和大炮，我们种不了一棵树，建不了我们的家园，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达扬声称，“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我们生活的选择——抱着坚定和坚强的决心，时刻武装和备战，以免敌人的刀剑削弱我们的拳头，夺走我们的生命。”他将罗斯伯格描述为年轻的追求和平的理想主义者，并总结说：“他被内心的光明蒙蔽了双眼，没能看到锐利的剑光。对和平的渴望遮住了他的耳朵，而没能让他听到谋杀者埋伏的声音。”达扬以《圣经》里的英雄参孙为隐喻，评价罗斯伯格说：“加沙的大门对他的肩膀太过沉重，最终压垮了他。”[1]
1706561906
1706561907
罗斯伯格的故事浓缩了以色列前10年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独立战争后，以色列与埃及、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些暂时性的停战协定一度被认为可以导致和平条约的最终签署。为此，联合国在1949年召开了洛桑会议，但是在美国居中调停的谈判与磋商中，显示出各方之间巨大的鸿沟，很显然，在不久的将来，是不可能达到和平局面的。一向认为犹太人是虚弱而可怜的阿拉伯人，却被犹太人所完败，这令他们非常震惊。这在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看来，都觉得十分丢脸，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弱点，但失败并没有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犹太人在中东仍然是少数民族，而阿拉伯人仍统治着广袤的领土，其所拥有的石油和人口都远远超过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接受一个非穆斯林实体对巴勒斯坦部分地区的控制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这个实体在非洲和亚洲阿拉伯国家之间造成了实质的分裂。他们把这次失败看作暂时的挫折，是阿拉伯社会结构性弱点的结果，要通过推翻阿拉伯国家的反动政权来加以纠正，从而使他们准备好从中东地图上抹去具有侵略性的外国实体。
1706561908
1706561909
阿拉伯媒体和官方的言论集中在“第二回合”——能够消除1948年耻辱的另一场战争。他们认为，停战协定不是和平的序幕，甚至不是战争状态的结束（这是按国际法要求的），而是一种临时安排，以阻止以色列的侵略，直到最后算总账的时刻到来。与此同时，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尽其所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让以色列人的生活变得悲惨，但他们仍然觉得无法打赢战争。阿拉伯联盟宣布了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这阻止了许多西方公司与以色列的贸易，以免阿拉伯人对它们施加类似的抵制。埃及公然违反国际法，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还随即禁止载有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物资”到以色列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国际社会提出抗议，但最终接受了这种状况。阿拉伯解释停战协定是暂时的，这意味着，阿拉伯难民对他们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持久的权利，而同时，以色列所占有的土地和水都是非法的。阿拉伯人解释停战线只是暂时的，这意味着阿拉伯难民对他们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持久权利，以色列正在非法使用它所占领的土地和水权。阿拉伯人还声称，根据停战协定，巴勒斯坦人保留反抗剥夺他们财产的权利，阿拉伯国家会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方面认为，停战线是根据国际社会批准的停战协定划定的合法边界，该边界线规定了以色列国家的版图。在这些边界内，以色列有权采取任何它认为合适的行动——这意味着它可以在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和安置犹太人。以色列人还声称，停战协定规定阿拉伯国家必须阻止它们的军队，不论是正规军队还是非正规军队，对有权在其境内和平生活的以色列采取敌对行动。
1706561910
1706561911
这些认知上的差异表现在几个方面。阿拉伯国家认为自己没有义务阻止其居民侵入以色列领土。在与埃及和叙利亚签订的停战协定中，以色列同意在有争议地区建立非军事区，但在边界两边对“非军事化”的解释各有不同。以色列认为这些地区是自己的，其附带条款是禁止部署军队。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在非军事区内原为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土地上耕作。以色列人竭尽全力将其主权扩展至边界，尽管这导致与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边界冲突中，罗伊·罗斯伯格遭遇了杀死他的凶手。
1706561912
1706561913
阿拉伯国家尚未准备好进行和平谈判，但停战局势对以色列也是很有利的，因为任何和平谈判可能涉及要求以色列做出广泛让步。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和其助手在洛桑会议上讨论以色列策略的时候谈道：“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他补充说：“当然我们也希望和平，但是不能迅速推进，要慢慢来。”[2]以色列政府在广泛的公众舆论的支持下，有几条原则是不会让步的：不会从1949年已经确认的边界——绿线撤出；阿拉伯难民不准返回；西耶路撒冷仍然是以色列的首都。这些要求反映了以色列在1948年漫长而艰苦的战争中所获得的地理和人口优势，而以色列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有这些优势。而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根本不打算承认以色列，甚至也不承认1947年的边界（联合国分治计划），并且继续要求彻底消灭以色列。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做出的任何让步只会成为要求进一步让步的前奏。事实上，以色列一度同意吸收特定数量的阿拉伯难民。但如预期的那样，谈判无果而终。
1706561914
1706561915
到了1950年，在罗得岛停战谈判期间，甚至在洛桑会议上，以色列政府对和平协议可能取得进展的乐观情绪已经消失，被悲观主义取代。以色列必须学会与对自己抱有持久性敌意的阿拉伯人共处，不再奢望和平谈判，而是通过增加国家人口，增强经济实力，壮大军事力量，用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停战协定使人们可能把注意力从军事转移到民用领域，这对建立以色列的长期实力至关重要。达扬在罗伊·罗斯伯格的葬礼上的悼词表达了一种冷酷而清醒的事实，即为了生存，以色列国家至少有一代人被迫生活在枕戈待旦之下。
1706561916
1706561917
尽管各方都在谈论“第二轮”战争，但直到1955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拉伯国家正计划对以色列开战。1952年，自由军官运动在埃及发动了一场政变，新政府参与了一场反殖民斗争，试图将英国从该国赶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也曾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但谈判一再失败，要么是因为以色列在一些小细节上不妥协，要么是因为国王觉得自己无力见证如此令人瞩目的一步，因为约旦有一半人口是巴勒斯坦人。1951年，因为与以色列的谈判，他遭到暗杀，这使得和平协议退出议事日程。叙利亚也发生了数次内部斗争和政权更迭，自从胡斯尼·扎伊姆（Husni Zaim）被暗杀以来，没有愿意和平谈判的新统治者，但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好战。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国防军的备战和警戒状况有所下降，这几年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与其说是实际的威胁，不如说更多是口头上的威胁。
1706561918
[
上一页 ]
[ :1.7065618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