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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一代的作家走向成熟，也在改变他们的定位和写作风格。每一个人都以他或她的方式成为新的希伯来文学潮的一部分。不同于国家建立最初几年希伯来文化的单一声音，现在多种多样的声音描述了不同的个人体验，而且，这些多元化的声音并不认为它们的角色是要证实犹太复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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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屠杀之后，“拒绝流亡”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走向衰落。批判和拒绝一种不再存在的现实有什么意义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犹太人的生活不再符合流亡的模式。尽管在准备建国的辞藻里“拒绝流亡”显得很突出，但在伊休夫人口中，它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伊休夫中的大多数人来到巴勒斯坦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想拯救自己或者生活在犹太人之中。这一点在大规模移民以后显得更为真实。那些移民不是流散的拒绝者，他们来以色列也不是因为他们拒绝流散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们希望在以色列以一种改善了的生活标准和生存安全继续那种生活方式。尽管青年运动继续以“拒绝流亡”的精神开展教育，但他们已经成了可以被忽略的少数。学校在继续教授哈扎兹的《布道》，但是没有先前的迦南背景；当希伯来文学大纲被更新后，这个故事从课程中消失了。这个时代也见证了青年基布兹成员出版的杂志《沙代莫特》（Shdemot）的出现，他们想要熟悉犹太书籍，学习犹太哲学和历史。在考古的希伯来认同与历史的犹太认同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竞争，艾希曼审判标志着两者轨迹的逆转，第一种认同开始衰落，而另一种则在兴起。这种转变的势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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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ri Yadin’s diary, 14.9.1948,Sefer Uri Yadin: ha’ish ufo’alo(In Memoriam
:Uri Yadin), Aharon Barak and Tana Spanitz (eds.), Jerusalem: Bursi, 1990,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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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eir Har-Zion’s diary (Pirkei yoman), Tel Aviv: Levin-Epstein, 1969.Introduction by Naomi Frankel,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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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ulletin of the Jewish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Land of Israel and Its Antiquities, fi fteenth year, 3-4, 1950,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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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mir Gilboa, “Isaac,”The Penguin Book of Hebrew Verse, T. Carmi (ed. and trans.), New York, 1981, p.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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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enjamin Tammuz,Ya‘akov, Ramat Gan: Masada, 1971,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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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iakh lohamim, pirkei hakshava vehitbonenut(The Seventh Day), Avraham Shapira (ed.), Tel Aviv: 1968, pp.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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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Yehuda Amichai, address at the writers’ conference marking Israel’s twentieth Anniversary, 16–17.4.1968,Daf(the Writers Union bulletin), May 31,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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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二章 政治、和平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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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哈尔奥兹基布兹（Kibbutz Nahal Oz），由纳哈尔旅前成员于1953年建立，位于加沙地带边境，建立以来便遭到巴勒斯坦近邻的入侵和袭击。加沙地带遍布了阿拉伯难民，包括一些被基布兹占领村庄所造成的难民。1956年4月29日，该基布兹成员，同时也是加沙边境指挥官的罗伊·罗斯伯格（Ro’i Rothberg）在骑马巡视时被袭击致死。那是个春天的早晨，罗斯伯格看到一群阿拉伯人正在基布兹地区盗割小麦，就像往常一样骑马把他们赶走。但这些收割者们突然跑得无影无踪，转而冒出一批阿拉伯武装人员，他们向罗斯伯格开枪射击，击碎了他的脑袋，并把他的尸体拖到了加沙地带。当联合国观察员将他的尸体交还给以色列时，很明显尸体遭到了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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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出席了罗斯伯格的葬礼并在墓碑旁致悼词，以塑造以色列人对国家的认同，至少在六日战争之前的认同。在对巴勒斯坦难民恨犹太人移民表示理解，甚至对他们表示同情的同时，达扬强调了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没有钢盔和大炮，我们种不了一棵树，建不了我们的家园，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达扬声称，“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我们生活的选择——抱着坚定和坚强的决心，时刻武装和备战，以免敌人的刀剑削弱我们的拳头，夺走我们的生命。”他将罗斯伯格描述为年轻的追求和平的理想主义者，并总结说：“他被内心的光明蒙蔽了双眼，没能看到锐利的剑光。对和平的渴望遮住了他的耳朵，而没能让他听到谋杀者埋伏的声音。”达扬以《圣经》里的英雄参孙为隐喻，评价罗斯伯格说：“加沙的大门对他的肩膀太过沉重，最终压垮了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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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伯格的故事浓缩了以色列前10年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独立战争后，以色列与埃及、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些暂时性的停战协定一度被认为可以导致和平条约的最终签署。为此，联合国在1949年召开了洛桑会议，但是在美国居中调停的谈判与磋商中，显示出各方之间巨大的鸿沟，很显然，在不久的将来，是不可能达到和平局面的。一向认为犹太人是虚弱而可怜的阿拉伯人，却被犹太人所完败，这令他们非常震惊。这在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看来，都觉得十分丢脸，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弱点，但失败并没有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犹太人在中东仍然是少数民族，而阿拉伯人仍统治着广袤的领土，其所拥有的石油和人口都远远超过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接受一个非穆斯林实体对巴勒斯坦部分地区的控制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这个实体在非洲和亚洲阿拉伯国家之间造成了实质的分裂。他们把这次失败看作暂时的挫折，是阿拉伯社会结构性弱点的结果，要通过推翻阿拉伯国家的反动政权来加以纠正，从而使他们准备好从中东地图上抹去具有侵略性的外国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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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媒体和官方的言论集中在“第二回合”——能够消除1948年耻辱的另一场战争。他们认为，停战协定不是和平的序幕，甚至不是战争状态的结束（这是按国际法要求的），而是一种临时安排，以阻止以色列的侵略，直到最后算总账的时刻到来。与此同时，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尽其所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让以色列人的生活变得悲惨，但他们仍然觉得无法打赢战争。阿拉伯联盟宣布了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这阻止了许多西方公司与以色列的贸易，以免阿拉伯人对它们施加类似的抵制。埃及公然违反国际法，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还随即禁止载有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物资”到以色列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国际社会提出抗议，但最终接受了这种状况。阿拉伯解释停战协定是暂时的，这意味着，阿拉伯难民对他们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持久的权利，而同时，以色列所占有的土地和水都是非法的。阿拉伯人解释停战线只是暂时的，这意味着阿拉伯难民对他们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持久权利，以色列正在非法使用它所占领的土地和水权。阿拉伯人还声称，根据停战协定，巴勒斯坦人保留反抗剥夺他们财产的权利，阿拉伯国家会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方面认为，停战线是根据国际社会批准的停战协定划定的合法边界，该边界线规定了以色列国家的版图。在这些边界内，以色列有权采取任何它认为合适的行动——这意味着它可以在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和安置犹太人。以色列人还声称，停战协定规定阿拉伯国家必须阻止它们的军队，不论是正规军队还是非正规军队，对有权在其境内和平生活的以色列采取敌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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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认知上的差异表现在几个方面。阿拉伯国家认为自己没有义务阻止其居民侵入以色列领土。在与埃及和叙利亚签订的停战协定中，以色列同意在有争议地区建立非军事区，但在边界两边对“非军事化”的解释各有不同。以色列认为这些地区是自己的，其附带条款是禁止部署军队。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在非军事区内原为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土地上耕作。以色列人竭尽全力将其主权扩展至边界，尽管这导致与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边界冲突中，罗伊·罗斯伯格遭遇了杀死他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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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尚未准备好进行和平谈判，但停战局势对以色列也是很有利的，因为任何和平谈判可能涉及要求以色列做出广泛让步。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和其助手在洛桑会议上讨论以色列策略的时候谈道：“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他补充说：“当然我们也希望和平，但是不能迅速推进，要慢慢来。”[2]以色列政府在广泛的公众舆论的支持下，有几条原则是不会让步的：不会从1949年已经确认的边界——绿线撤出；阿拉伯难民不准返回；西耶路撒冷仍然是以色列的首都。这些要求反映了以色列在1948年漫长而艰苦的战争中所获得的地理和人口优势，而以色列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有这些优势。而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根本不打算承认以色列，甚至也不承认1947年的边界（联合国分治计划），并且继续要求彻底消灭以色列。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做出的任何让步只会成为要求进一步让步的前奏。事实上，以色列一度同意吸收特定数量的阿拉伯难民。但如预期的那样，谈判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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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0年，在罗得岛停战谈判期间，甚至在洛桑会议上，以色列政府对和平协议可能取得进展的乐观情绪已经消失，被悲观主义取代。以色列必须学会与对自己抱有持久性敌意的阿拉伯人共处，不再奢望和平谈判，而是通过增加国家人口，增强经济实力，壮大军事力量，用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停战协定使人们可能把注意力从军事转移到民用领域，这对建立以色列的长期实力至关重要。达扬在罗伊·罗斯伯格的葬礼上的悼词表达了一种冷酷而清醒的事实，即为了生存，以色列国家至少有一代人被迫生活在枕戈待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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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方都在谈论“第二轮”战争，但直到1955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拉伯国家正计划对以色列开战。1952年，自由军官运动在埃及发动了一场政变，新政府参与了一场反殖民斗争，试图将英国从该国赶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也曾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但谈判一再失败，要么是因为以色列在一些小细节上不妥协，要么是因为国王觉得自己无力见证如此令人瞩目的一步，因为约旦有一半人口是巴勒斯坦人。1951年，因为与以色列的谈判，他遭到暗杀，这使得和平协议退出议事日程。叙利亚也发生了数次内部斗争和政权更迭，自从胡斯尼·扎伊姆（Husni Zaim）被暗杀以来，没有愿意和平谈判的新统治者，但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好战。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国防军的备战和警戒状况有所下降，这几年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与其说是实际的威胁，不如说更多是口头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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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紧迫的问题是所谓的“日常安全”，每天晚上都有阿拉伯难民秘密潜入以色列。起初，他们是顾恋他们留下的田地和房子，去收集被遗忘的财产，去收割庄稼。边境附近的莫沙夫居民害怕这些夜间“访客”，他们很快就开始偷窃农业设备、牲畜或农作物。在最初的几年里，边境定居点比较少，只是零星地建立起来，军队巡逻并不能阻止偷渡，很快偷渡行为像瘟疫一样扩散开来。1949—1951年，每年都有约一万次偷渡，于是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实行铁腕政策。这两年政策相对激进，允许士兵晚上可以向任何可疑物体开火，数千偷渡分子被杀。他们开始武装起来组织还击，从那时起，主要目标是抢劫和偷盗的暴力入侵只是眼前的家常小事，更糟的是，他们并不忌讳杀害平民，并且成群结队地威胁恐吓以色列定居者。通常，夜晚来临时，莫沙夫的居民都会在一处中心建筑物附近聚集，以期会更安全。另外，经过一天艰苦工作后，他们不得不轮流夜间警戒。由于对偷渡者的恐惧，还有些莫沙夫被完全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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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马阿勒阿卡拉比姆（Ma‘ale Akrabim，蝎子形通道）屠杀使得边境定居点的安全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一辆庆祝完征服埃拉特5周年的公交车在沿阿拉瓦公路（Arava road）回程的路上遭遇马阿勒阿卡拉比姆偷渡者的伏击。袭击者不仅向公交车射击，还登上车并射杀了每个看起来尚有一丝气息的人。三名幸存者讲述了这一事件。这次为了谋杀而谋杀的行动危及了通往内格夫定居点主要公路的交通安全。1949—1956年，有超过300名以色列人被偷渡者杀害，几千人受伤，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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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府认为偷渡分子所在国家有责任制止偷渡行为。约旦政府似乎认真努力地减少本国偷渡分子的数量，但是边境线太长，军队力量有限。况且当地的居民认为以色列人是仇敌，并同情那些偷渡者。1956年以后，阿拉伯军队中的英国军官被解雇后，约旦军队纪律变得极为松懈，阿拉伯军队甚至与偷渡分子进行合作。加沙地带的埃及军队不仅与偷渡分子合作，而且开始参与偷渡行为。于是以色列国防军越过边境线进行报复。然而，识别袭击者并不容易，所以，以色列的反击针对的是所谓的“恐怖分子的村庄”，但经常性的情况是，报复袭击事件造成的伤亡并不是那些应当承担罪责的犯罪团伙。这种“无差别”的打击和惩罚和平居民的做法，引起了公愤，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增强民众对施暴者的同情，并不能阻止渗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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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阿里埃勒·沙龙指挥的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101部队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科比亚村，造成了藏在屋子里的数十名村民丧生，包括妇女和儿童。即便沙龙声称他的人不知道村民藏在房屋里面是真实的，但也不能抹去对平民造成严重伤害的事实。这一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公愤，在以色列也引发激烈争论。科比亚行动之后，以色列国防军的报复行动转而针对敌方的军事或警察目标，而避免袭击平民。在与约旦的边界，这些报复造成的影响相对缓和。但在与埃及的边界，当局鼓励渗透和破坏，有意识地骚扰以色列，防止停战线转变为永久性边界。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报复的反应加剧了双方的相互攻击和紧张态势的不断升级，并最终导致了1956年西奈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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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性行动也导致以色列领导层出现激烈的辩论。一方面，以本-古里安、达扬、佩雷斯等人为首的激进派认为，报复性行动不仅是阻止渗透者的一个策略，还要阻止偷渡者不断破坏1949年边界以及在边界内削弱以色列主权的行为。他们还认为报复性行动能够有效防止以色列国防军失去威慑力，抑制偷渡者“第二轮偷渡”的念头。停战协定签署后的头几年，独立战争司令部的最佳指挥官离开了以色列国防军。因此，军队经历了一段混乱和虚弱的时期，这种混乱和虚弱显现为军事行动所遭遇的困难，诸如在加利利湖附近的特尔穆提拉战斗中，以色列军队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并不成功的战斗，虽然摧毁了一支占据非军事区内的叙利亚部队，却造成许多以色列士兵伤亡。1953年12月，达扬被任命为国防军参谋长，他开始努力提高国防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并培养特种部队作为全军的模范，例如101部队、伞兵和空降兵纳哈尔部队。报复行动考验了国防军的作战能力，同时也向阿拉伯国家展示其军事能力。此外，当时的以色列还是一个移民国家，凝聚力不强，而偷渡者的暴行点燃了国内舆论。因此，报复行动的开展也意味着安抚国内前线舆论，以防止民众对领导层和军队保护公民与提振公众士气的信心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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