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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和平的10年里，法国既是以色列的重要盟友，也是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国。本-古里安完全明白，这种合作是权宜之计，一旦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这种合作就会结束。法国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过去和当前利益都同它与以色列的关系相冲突。1962年，夏尔·戴高乐将军决定撤离阿尔及利亚，正如以色列领导层意识到的那样，之后以色列与法国的关系受到考验。但直到1967年，法国仍然是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国。以色列还通过联邦德国获得了美国的武器，并从美国直接获得隼式导弹——这是肯尼迪总统做出的解除美国对以色列武器禁运的一项历史性决定。然而，以色列空军对法国幻影战斗机的依赖使这些喷气式飞机变成了以色列国家的象征。也是在法国的帮助下，以色列在迪莫纳附近发展核设施，这是一项以色列投资资源和技术的事业，目的是平衡邻国巨大的人口和地域实力。肯尼迪政府试图阻止以色列发展核设施，却以失败告终，而以色列对于其核能力则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政策，同时也保证不会首先将核武器引入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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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联邦德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关系。一方面，大屠杀记忆及其在塑造以色列身份方面的作用多年来不断加深。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历史继续存在于以色列人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在很少有国家向以色列伸出援手的几年里，联邦德国的所作所为在这些国家中是值得注意的。两国关系开始于赔偿计划，要注意的是，这在以色列是极具争议的。以色列政府曾试图向西方占领国政府来表达对纳粹罪责申索赔偿问题，而避免与德国人进行直接谈判。但在1950年10月，盟国占领当局通知以色列，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并将以色列人问题直接转交给德国当局，而德国当局愿意就此问题同以色列进行秘密谈判。作为先决条件，以色列要求德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德国人民对大屠杀的集体罪行。德国最终同意在草案中提及德国大多数民众对于大屠杀的罪责，并且有义务根据联邦德国的能力在道义上和经济上补偿犹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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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世界犹太组织的“索赔会议”成立，这个组织同意以以色列为首和德国人谈判。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尔德曼（Nachum Goldmann）是与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谈判的首席代表。以色列在是否应该直接与德国谈判问题上引发了一片哗然，但国会最终允许以色列与德国直接谈判。一个非官方的以色列公使馆在联邦德国建立起来，1952年9月双方在卢森堡签署了第一个赔偿协议。这个执行时长超过12年的协议，奠定了两国关系缓慢向前发展的基础。这个协议除了道义上的内容外，还将以色列从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解救出来。它支持以色列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并为以色列支付燃料和其他重要原材料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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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阿登纳在1961年艾希曼审判期间感到尴尬，本-古里安设法确保不去提及这位德国总理的亲信、曾在纳粹时期帮助起草种族主义文件《纽伦堡法案》的汉斯·格罗布克（Hans Globke）。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由艾瑟·哈瑞尔（Isser Harel）领导的摩萨德报告称，在埃及有德国的导弹专家。尽管外交部长梅厄感到震惊，但本-古里安淡化了他们活动的危险性（最后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以色列与联邦德国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联邦德国成为美国坦克运往以色列的传输通道，这些坦克曾经在北约国家服役。每当以色列与联邦德国的关系被曝光，如联邦德国向以色列出售军火或以色列向德国提供军火，以色列都会爆发新的争论和政府危机。然而，通过这种公开危机和秘密合作的模式，两国的特殊关系逐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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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大卫·本-古里安和阿登纳总理这两个已过中年的伟大人物，都被视为国家从过去可怕阴影中复苏的象征，在时空上显得很遥远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历史性会面，并在以色列和联邦德国之间达成了秘密的军火交易协议。当这个协议在1965年被揭露时，导致了埃及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危机。虽然联邦德国政府决定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火，但同时也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使得两国关系走向公开化。由于联邦德国在欧洲和北约所处的中心位置，以色列与它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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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发展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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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建国以来，以色列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水。甚至在建国之前，著名的土壤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沃尔特·C. 罗德米尔克（Walter C.Lowdermilk）教授就已经制定了将水源从北方输送到干旱的内格夫的计划。以色列水利工程师西姆哈·布拉斯（Simcha Blass）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计划。在国家建立之前，这些乌托邦式的计划几乎没有机会执行。1948年以后，从加利利湖和约旦河边运送水的大规模计划开始运作。约旦河及其源头（巴尼亚斯河、哈斯巴尼河和达恩河），加上它的雅木克支流，都是约旦河谷流域的一部分，并穿过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四个国家。四国的水权分配都有可能为和平合作或者敌对战争提供机会。由于供水计划将帮助以色列实现现代化，并使其能够吸收更多的移民，从而更加强大，因此阿拉伯国家试图阻止这些供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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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获悉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计划开发哈斯巴尼河水域，其源头是巴尼亚斯河流域的黎巴嫩赫尔蒙山——从叙利亚赫尔蒙山和约旦、叙利亚及以色列边界的雅木克河流出。由于河流源头都在以色列边界之外，因此以色列无法阻止这些计划实施。而结果是，这些计划也从未被执行过。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着手实施胡拉湖排水工程，目的是从北约旦河引水，然后建造从加利利湖到内格夫的国家引水项目。以色列试图在与叙利亚有争议的非军事区开工建设导致了与叙利亚的军事冲突，而联合国安理会也禁止以色列在此处作业。以色列继续在另外一个地点进行胡拉湖排水工程，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叙利亚停战委员会代表就水权分配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这些谈判均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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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开始实施一项联合项目，在它们共同的边界地区修建一座水坝，以开发位于加利利湖以南、流入约旦河的雅木克河，它们主要获得了美国的资助。尽管以色列有权使用流入约旦河的雅木克河水，但这个项目并没有以色列的份额。以色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劝阻美国人不要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最终美国人被说服并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以色列又试图在靠近博诺特亚阿寇伏（Bnot Ya‘akov）桥的非军事区从约旦河引水，导致叙利亚向联合国安理会抗议。迫于联合国和美国威胁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的压力，以色列停止了这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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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以前，以色列开发约旦河流域水资源的努力都是单边行为。以色列在经历前两次的失败教训之后，现在试图通过国际社会批准后再行动，首先是美国的批准。美国人希望有一项使该地区所有国家受益的发展项目（他们将提供部分资金），以便能够消除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敌意，并带来和平。该项目也旨在帮助约旦境内的阿拉伯难民实现定居并恢复正常生活。美国特使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主持了这个项目的谈判，该项目的核心计划是划分约旦河与相邻河流的水域。雅木克河被划定为阿拉伯河流，其一部分水域划给以色列。约旦河被划给以色列，其一部分水域被分配给约旦。雅木克河和巴尼亚斯河专门用来灌溉约旦河岸边的土地。作为该地区主要水库的加利利湖，其水域的60%被划分到约旦，30%归以色列，5%归叙利亚。同时，该项目计划在约旦和以色列分别建一座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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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对以色列来说有几个好处。首先，它代表着阿拉伯人承认以色列的水权利，并间接地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其次，就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有可能降低阿拉伯人的敌意，并解决一些难民问题。最后，以色列希望美国能慷慨资助该项目。因此，以色列准备忍气吞声，与约旦、叙利亚等分享水资源库。然而，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却有不同的看法。叙利亚和黎巴嫩对约旦水域没有迫切需求。它们可以在不必付出承认以色列权利的代价下，通过其他水源来满足自身需求。约旦人虽然需要这项发展计划所提供的水源，但他们不敢单方面实施包括承认以色列在内的计划。因此，约翰斯顿的计划仍然处于设计阶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按照过去的经验教训，以色列大致上遵循了该项目的设计。约旦也是如此，修建了东古尔运河，将水输送到东约旦河谷，并首次在这片干旱地区实现了农垦。这两个国家在供水方面进行秘密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果，特别是以色列在合作中的温和行为，使它在1956年决定建立国家引水工程时没有遭到约旦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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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引水工程完成后，它从加利利湖开始，流向约130千米外的罗什艾因市，并在那里与雅孔河内格夫灌溉系统交汇，该系统建立在内格夫高原的拉蒙大峡谷，比国家引水工程建成时间稍早。国家引水工程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开发企业，为在干旱的内格夫开辟定居点提供了可能性。因此，阿拉伯国家对这个工程并不友善。本-古里安预测阿拉伯人将展开“第三轮”行动来阻碍这一工程，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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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纳赛尔卷入到也门的一场内战中。纳赛尔得到苏联支持，另一边是得到美国支持的沙特阿拉伯。在这场被称为“埃及的越南”的战争中，有5万名埃及士兵陷入困境，因此纳赛尔不会卷入与以色列的战争。自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来，纳赛尔的地位一直在走下坡路。当1963年叙利亚复兴党左翼在叙利亚掌权时，埃及在拒绝承认新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其领导人曾参与废除叙利亚-埃及联盟。为了创造一种迫使纳赛尔与之对话的局面，复兴党政权宣布将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以阻止它使用引水工程。为了挫败叙利亚的冒险主义，埃及在1964年年初召集了阿拉伯峰会，并决定将改变约旦河的两个支流（哈斯巴尼河和巴尼亚斯河）的流向，以达到使引水池干涸的目的。水流的转向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土地上实施，由产油国提供资金。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协议也被认为建立了一个由埃及领导的联合军事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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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刻开始，叙利亚就在中东地区扮演了头号好战角色。它在以色列坦克射程范围内完成了为转变约旦河支流做准备的大量掘土行动。以色列人在非军事区发动了袭击，并且每当叙利亚人向在那里的以色列农业工人开火时，以色列就通过摧毁推土设备进行报复。叙利亚对约旦河谷的定居点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导致定居者们习惯在防空洞里的生活。戈兰高地的制高点位置有利于叙利亚人瞄准暴露在下方山谷的定居点，而以色列炮兵却不是每次都能够打到叙利亚的炮台。甚至在特定情况下，以色列空军被部署到此地用来对付叙利亚的大炮。双方对峙的升级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叙利亚想要制造一场危机，迫使埃及结束对复兴党政权的政治抵制，并向叙利亚提供援助。苏联认为，复兴党政权比纳赛尔更重要，因为尽管苏联曾为纳赛尔在也门的袭击中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甚至资助了他皇冠上的宝石——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但他仍谨慎地在苏联的熊抱中维持着独立性。叙利亚和以色列在约旦河支流改道问题上的冲突作为“水源之战”进入以色列国家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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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法塔赫成立，其宗旨是在以色列境内实施恐怖主义，使本地区的局面更加复杂。1948年以后，巴勒斯坦人几乎从中东政治版图上消失了。由于约旦河西岸地区被约旦控制，并且巴勒斯坦人占多数，因此约旦声称代表巴勒斯坦人。事实上，约旦以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来“约旦化”约旦河西岸。法塔赫的成立旨在向以色列提出挑战，并恢复巴勒斯坦人要求的用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取代以色列实体的国际议程。在打击以色列方面，法塔赫意图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但它也挑战了控制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生活的约旦。1964年阿拉伯峰会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keiri）领导下成立，成为包括法塔赫和各巴勒斯坦实体代表在内的庞大组织。舒凯里也得到了纳赛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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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塔赫以叙利亚为基地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1964年以后，叙利亚鼓励法塔赫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法塔赫的第一次打击是针对以色列国家引水工程的安装。这些恐怖分子来自叙利亚，并从约旦控制的地区进入以色列领土。在1966年夏天，叙利亚复兴党的一个激进分支夺取政权，加剧了边界的紧张局势。尽管以色列知道恐怖分子从哪里发动袭击，但由于苏联支持大马士革政权，因此以色列无法对叙利亚人采取行动。以色列继续与叙利亚在约旦河谷和戈兰高地进行炮击。1966年11月，在发生三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死亡的事件之后，以色列在白天对希伯伦山以东的萨摩阿村进行大规模的地面行动报复。该行动造成41处房屋被毁，包括约旦士兵和平民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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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历史上较为温和的政治家列维·艾希科尔的领导下，以色列政府批准了这次行动，而以色列也知道，虽然恐怖分子的踪迹在希伯伦山，但派出他们的人却在大马士革。以色列希望这次行动能促使侯赛因国王对法塔赫分子采取行动。但结果恰恰相反，巴勒斯坦公众对约旦当局未能保护他们感到愤怒。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示威活动威胁到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侯赛因被视为亲西方的，以及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激进政权的竞争对手，这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叙利亚的炮台增强了空中打击行动，导致以色列北部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1967年4月，以色列与叙利亚的武装分子在戈兰高地和大马士革之间展开了一场空战。叙利亚6架飞机被击落，以色列飞机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从大马士革胜利返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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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公众不了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也不知道叙利亚复兴党政府迫使纳赛尔承认并支持它的企图。10年的相对平静没有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这使以色列人期望冲突时代已经过去，和平时代即将到来。1965年，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iba）发表了几项声明，支持和承认以色列在1947年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他的发言在阿拉伯联盟引起了轩然大波，并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阿拉伯敌对势力联盟破裂的第一个迹象。因为，虽然以色列没有准备撤回到1947年的边界，但一个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提出和解想法的事实本身就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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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内森（Abie Nathan）是一位有趣的特拉维夫波希米亚人，1948年来到以色列，自愿加入空军。1966年3月，内森解释说他受到布尔吉巴和平呼吁的影响，组织了一份请愿书，呼吁以色列和埃及领导人面对面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并计划将请愿书交给埃及总统。7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其中包括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内森乘坐轻型飞机从塞浦路斯前往开罗。当误报说他的飞机在着陆时坠毁时，整个国家都屏住了呼吸。虽然最后内森的任务由于纳赛尔拒绝接见而失败，但在回家途中他却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阿比·内森的和平倡议是幼稚的，但它确实表达了以色列公民对和平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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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she Dayan,Avnei derekh(My Life), Jerusalem and Tel Aviv: Idanim and Dvir, 1976,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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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she Sharett, Israel State Archives, box 2446, fi le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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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yan,Avnei derekh,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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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port by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on his talks with Golda Meir, PRO,FO 371/134348, cited in Mordechai Bar-On, “Status kvo lifneio aharei？He‘arot parshanut limdiniut habitahon shel Yisrael, 1949-1958” (Status Quo Before — or After？Commentary Notes on Israel’s Defense Policy, 1949-1958),Iyyunimbitkumat Yisrael(Studies in Israeli and Modern Jewish Society: The Yishuv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vol. 5, Sdeh Boker, 1995,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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