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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从西奈和蒂朗海峡撤退后，以色列就把埃及关闭海峡这一举动视为战争的导火索。列维·艾希科尔政府试图寻求一种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开放蒂朗海峡的途径，同时在西方大国中找到盟友，以防以色列遭埃及袭击或被迫卷入战争。最可能的盟友是美国。1957年美国人没有致力于保持蒂朗海峡作为国际水道的开放性，但是他们承认，如果埃及关闭该海峡，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为防止可能会导致两个超级大国出现正面对抗的战争爆发，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外交努力。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认为这是纳赛尔自己的胜利，并要求以色列接受失去1957年所获的现实。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战争决心。法国总统戴高乐利用这次机会要求四大国进行谈判，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戴高乐警告以色列不要开战，并宣布对中东实行武器禁运——此举主要影响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使用法国武器及零部件装备军队。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是以色列的朋友，1957年，在他还是一名美国议员时，就反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向以色列施压。但现在约翰逊深陷在越战的泥潭之中，面对国内对这场可怕战争的激烈反对，他最不想的便是再来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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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深感担忧。在“等待期”的第一周，以色列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此前一直致力于保护以色列免于遭受袭击并防止中东战争的爆发。以色列人力求得到两项保证：一是美国1957年的施压不再重现；二是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将会阻止苏联军队参战。美国政府提出了“赛艇计划”，通过建立一支小型的国际舰队来打破封锁，确保船只自由通过海峡。但很快出现没有国家愿意派出舰艇来参与该计划的情况。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项提议，即由海牙国际法庭成立一个周密的且长期存在的听证会，就蒂朗海峡是国际通道还是埃及宣称的所谓埃及海域进行裁决。该方案会确保埃及在不遭受战火的情况下取胜。而以色列的威慑力已化为乌有，因为它所坚持的两条“红线”——一是西奈半岛非军事化；二是保持蒂朗海峡开放——都已经被埃及跨越，且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回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动用其预备役，以埃两军在埃及边界对峙。对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局面是不可维持的；整个的正常生活网络变得不稳定，经济活动陷于停滞，紧张程度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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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意识到国家到了困难时期。狂热情绪萦绕着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以色列当时还没有自己的电视网络，但可以收到阿拉伯广播）整天都能听到毁灭以色列的威胁，营造了一种大屠杀即将来临，阿拉伯人将再次消灭犹太人的气氛。巴解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宣称：“在接下来的战争烈火中，没有犹太人能够存活。”[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犹言论再一次嘹亮又清晰地响起，以色列人察觉到了西方国家明显的中立立场，它们抛弃了虚弱的同盟——以色列，将以色列交给侵略者，受其摆布。评论员不厌其烦地将以色列与捷克斯洛伐克相比较——西方列强在签订《慕尼黑条约》后将它丢弃给了纳粹。法国《快报》的头条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亚喀巴而死？”这让人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曾出现过的新闻标题：“为但泽而死？”该报纸的回应是不应为以色列而冒世界战争的风险。1967年6月3日，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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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事实是，我们没有诚心呼吁同阿拉伯人作战，因为重要的是，他们这一次已经胜出以色列一筹。西方致力于保护以色列国家的生存，让它不至于消失，并在其受到威胁时去战斗。但是以色列失去在西奈战争中所得到的（在苏伊士战争通过英法行动的帮助）并不同于以色列的毁灭……以色列人不再为其已有明显力量的地位而争辩……总统纳赛尔不得不在成为一名地方性的“阿拉伯俾斯麦”，还是成为一名拥有世界声望的政治家之间做出选择。当“和平之球”扔向以色列时，以色列人尽管不开心，但也几乎别无选择地去接住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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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且几乎明显的焦虑笼罩着以色列人。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要么经历了大屠杀，要么在大屠杀中失去了他们的亲人。几年前的艾希曼审判加深了所有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认知，伴随着这一认知的是对毁灭的恐惧。谣传预测会有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死于未来的战争中，对人口中心可能的恐怖空袭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无助和恐惧。西方列强微弱的回应与阿拉伯国家的好战、傲慢自大以及得意扬扬的狂欢声相对比，营造了以色列被孤立和围攻的感受。唯一毫无保留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同盟者是犹太人。在“等待期”前两周，美国犹太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危机，之后他们才渐渐感受到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生存的威胁。“难道还有另一个奥斯威辛，另一个达豪，另一个特雷布林卡？”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问道。[3]为以色列而进行的动员收效显著，自1948年以来，没有比美国和欧洲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更加温暖和明确的了。这些犹太人通过捐赠、紧急呼吁、集会以及试图施加政治压力（尤其是向华盛顿）等方式对以色列提供支持。犹太民族的团结令人感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恰恰发生在以色列遭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冷遇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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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与公众的情绪形成了鲜明对照。以色列国防军司令部毫不怀疑他们能够打败埃及军队，尤其是在能率先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但是，尽管战斗会以以色列的胜利而结束，预计还是会有成千上万的伤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要求批准开战，但政府无法形成决议。5月27日举行了一场投票，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与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目的的双方最终打成平局。总理艾希科尔虽然赞成立即采取行动，但并不想通过由总理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来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所以选择继续等待。5月28日，他在广播中宣布了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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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宣告以著名的“结巴演讲”流传于以色列民间，因为艾希科尔无法辨认其面前的演讲稿，讲话时磕磕绊绊。那晚他的演讲又加剧了每个以色列家庭原本就有的高度紧张感。艾希科尔的演讲表现出了他的优柔寡断，因为他宣布“等待期”将持续下去。以色列公众，尤其是媒体恰恰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对他的领导能力失去了信心。自“等待期”开始以来，包括反对派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在内的一些公众人物曾提议让本-古里安回到政府。但是本-古里安认为，在没有像1956年那样有大国作为同盟的情况下，以色列不应该走向战争。他严厉指责了向他征求意见的参谋长伊扎克·拉宾，声称他在“等待期”第一阶段的好战声明以及动员预备役部队（即使动员有限）已经在不利的条件下，把以色列引入陷阱。他要求以色列修筑防御工事并且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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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如履薄冰的政府和急切主战的总参谋部之间饱受折磨，加之本-古里安的斥责，这位总参谋长病倒了，并被医生要求休息24小时。他在5月23日重返岗位。5月28日以后，在政府受到民众要求更换领导人的压力以后，内阁成员要求艾希科尔总理将兼任的国防部长一职转给其他有军事背景的人担任。首选便是西奈战争的胜利者摩西·达扬。同时，全国宗教党要求扩大政府，推动成立一个包括加哈尔集团（Gahal，成立于1965年）和拉菲党（Rafi，以色列劳工名单党）在内的政府，以色列劳工名单党是在拉冯事件之后从马帕伊分裂出来的新政党。6月1日实施了政府扩大和改组，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得以形成。梅纳赫姆·贝京被任命为不管部部长，达扬成为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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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侯赛因国王加入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行列。他意识到埃及和叙利亚在不断地削弱他的力量，把他描述为西方和帝国主义的马前卒。考虑到自己国内公众的热情（尤其是巴勒斯坦人），以及对即将来临的冲突的预感，侯赛因别无选择。如果他不参加战斗，无论埃及是赢还是输，他都会失去在人民心中的正统合法性。他飞到埃及与纳赛尔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他甚至把他的军队置于埃及的指挥下，并允许伊拉克军队进入他的领土。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项协议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触及了以色列的耐心底线，以色列人无法容忍任何对其漫长而脆弱的东部边界的威胁。伊拉克军队进入约旦是以色列焦虑的另一个原因，而约旦和埃及军队之间的联络更增加了以色列的围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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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期”给了约翰逊总统寻求以和平方式开放蒂朗海峡的各种途径提供了机会。随着时间流逝，人们越来越清楚，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想用小型舰队打破蒂朗海峡封锁的计划只是空想。与此同时，对以色列来说，海峡问题相对于面对南部边界已经充分动员，且没有任何可能与之脱离地面接触的两支军队来说，已是次要问题。美国人不会为以色列进攻开绿灯，但也暗示不会反对以色列的行动。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在5月31号飞往美国以确定美国的立场，带着“黄灯”回到了以色列。他说，如果以色列向埃及进攻，美国不会“哀痛”（sit shivah，指犹太人7天的哀悼期）。人们对于像1956年美国向以色列施压的情况再次发生的担心，尽管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减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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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新的以色列政府决定发动战争。6月5日，历经三周的等待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起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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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取胜范围、相对较低的伤亡数以及占据的领土来说，六日战争是以色列战争中用时最短但却最成功的一场战争。以色列被迫在遭到威胁但没有预先计划好的目标情况下卷入了这场战争，其进展由部长、公众舆论、地面指挥官以及战争的命运决定。以色列发动战争是为了打败埃及军队，迫使其向以色列船只开放蒂朗海峡。战争最终以以色列完全控制加沙地带和远到苏伊士运河的西奈半岛而告终。以色列空军在三小时内摧毁了埃及空军，然后将目标转向摧毁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正是空战的胜利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埃及军队在两天内遭到了致命打击，并在以色列国防军追击下撤退。达扬本想在距离苏伊士运河10千米的地方停下以防止其被关闭，因为这一复杂的情形会伤害以色列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战争以这样一种方式向前发展，以色列国防军还是到达了运河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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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约旦之间的战争继续进行着。第一天，约旦炮击了耶路撒冷，并沿着与以色列的边界开火。以色列想要避免在多条战线发生战争，也不打算进攻约旦，因此艾希科尔向侯赛因国王发出了一条信息，声言如果侯赛因停止战斗并且不再炮击，以色列将完全遵守停战协定。但是，约旦对耶路撒冷的炮击反而加强了，炮弹还打到了拉马特戴维的空军基地，而约旦人试图夺取控制着南部耶路撒冷的高级专员的住所（安置联合国观察员小组的房屋）。最终，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做出了占领西岸的决定。以政府的第一道命令是确保进入约旦领土上的一块以色列飞地斯科普斯山，以方担心该地无法抵挡阿拉伯军团的进攻。接着命令延伸至包括东耶路撒冷，但不包括老城，最后覆盖到整个西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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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奈半岛和西岸地区的战斗结束后，以色列内阁就是否要夺取戈兰高地进行了讨论。在整个战争中，叙利亚除了继续炮击约旦河谷定居点之外，并没有真的想要去帮助埃及和约旦进攻以色列。内阁犹豫不决，担心如果以色列袭击叙利亚，特别是在以色列已战胜埃及的情况下，苏联会介入。但从另一面来看，是叙利亚挑起了纷乱纠葛，导致战争爆发，并且持续炮击约旦河谷。约旦河谷的居民组成了一个压力集团，要求占领戈兰高地。内阁中大多数支持这一要求，但达扬反对。联合国迫切要求停火，但阿拉伯人一再拒绝，他们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先撤军到6月4日以前的界线，似乎不再有时间对叙利亚作战了。但在6月9日凌晨——战争进行的第五天，达扬越过总理和参谋长直接向北部司令部的指挥官大卫·埃拉沙下达了攻占戈兰高地的命令，不到两天的时间便占领了戈兰高地并控制了约旦河谷和东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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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的战斗改变了中东的面貌。以色列由一个遭到毁灭威胁的弱势国家转变成受到重视的地区性强国。戈兰高地的大多数居民随着叙利亚军队离开，但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有接近100万的巴勒斯坦人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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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历史的前19年，以色列承认停战边界是永久性的。一些人的确梦想着在之前的委任统治地边界中拥有一个更大的以色列，贝京的自由党一直要求获得以色列地西部的所有土地，伊扎克·塔本金（Yitzhak Tabenkin）领导下的哈梅哈德基布兹（Hakibbutz Hameuhad）也是一样，他们对“大以色列”的渴望并没有减少。但是实际上，这些组织已经接受了国家分割的现实，并没有把他们的渴望变成政治行动。随着时间的逝去，他们对建立“大以色列”的期待逐渐变小。在年轻的以色列国家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不仅不知道“大以色列”，对建立一个“大以色列”也没有渴望。大多数以色列人是1948年以后到达的移民，除了停战边界，他们别的什么也不了解。加哈尔成立时，这个组织不包括自由党的“大以色列”条款，这一条款损害了自由党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因为它给人一种好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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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2日，独立日前夕，著名的大众晚报《马蒂亚夫晚报》（Ma‘ariv），刊登了一篇采访——曾是莱希战士的吉尔拉·科恩（Geula Cohen）采访退休以后到斯代博克（Sdeh Boker）生活的本-古里安。科恩问：“本-古里安先生，如果你的孙子问你：‘爷爷，国家的边界是什么？’今天的你会怎么回答他？”本-古里安回答说：“我会回答他，以色列国现在的边界就是你的祖国的边界，仅此而已。”他又补充说：“没有绝对的边界。如果阿拉伯人接受了1947年停战协定规定的边界，我们国家的边界将会缩小。历史边界只是弥赛亚到来的一个概念。”科恩继续问道：“你会鼓励以色列儿童去写一首关于渴望大耶路撒冷的歌吗？”“如果他想写，那么他就应该写，”本-古里安冷淡地回答道，“但我不会写这样一首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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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无条件撤离西奈半岛，加深了以色列对军事绿线也即停战协定中规定边界的接纳度。但这并不意味着1948年的这代人——哈梅哈德基布兹或者埃特泽尔和莱希的毕业生——没有一个藏在心底的大以色列梦想。到底是不是这些梦想推动了政策制定让人怀疑，不过，它们显然不是国家建立者这一代人行为的动机。然而，隐藏着的余烬仍然保留着，甚至在后来的六日战争中变成了巨大的火焰。贝京和阿隆部长极力主张扩大对约旦的战争，特别是征服耶路撒冷，这并不是仅仅出于战略的原因，情感是占领耶路撒冷的主要动机，已经超过了政治需要。当以色列伞兵到达西墙，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他们不禁哭泣。这些人并不是虔诚守教的士兵，以色列国防军大拉比什洛莫·戈伦（Shlomo Goren）也没有向他们吹响羊角号（shofar），但是在那种与犹太历史、与哭墙的独特相遇中，有一种莫名的情感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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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有意思的是，摩西·哈伊姆·夏皮拉（Moshe Chaim Shapira）领导下的全国宗教党对战争十分担忧，他们反对任何侵略性质的以色列行动。夏皮拉反对征服耶路撒冷，认为以色列一旦进入这座城市，公众舆论会迫使以色列留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就无法再离开，而这会成为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的祸根。实际上，随着耶路撒冷被征服，整个以色列和流散地的犹太民族已经被热情包围了，隐藏着的欲望和之前就不曾被怀疑的民族意识及认同之流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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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激情风暴的影响下，6月9日，内阁讨论了战争结果，宣布以色列愿意撤出西奈和戈兰高地以换取与邻国达成和平协议，但是这个撤退条件里并不包括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相反，它表示西岸领土将会是以色列与约旦谈判的主题。以色列的声明重点强调了六日战争与西奈战役之间的不同，这一次，以色列将其领土收益看成实现与其邻国之间和平的杠杆，并提出了“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自1948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人第一次感到为了和平他们要放弃一些东西。但是，方案排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提议，使得人们对以色列与其最合适的伙伴——约旦国王侯赛因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否进行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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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以色列公众在战争前夕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获得辉煌胜利之后的欣喜若狂也是自然而然的。战争的胜利带来巨大的安慰与自豪，也带来了这场战争将是最后一场战争的希望。达扬称他在等阿拉伯领导人的电话，但他的电话铃声并没有响起。以色列人所认为的被围攻的弱势一方取得对好战对手的胜利，对阿拉伯人来说，却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耻辱，这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民族荣誉，因此阿拉伯人要求复仇，要再来一场战争“抹去”耻辱。1967年9月，8个阿拉伯国家出席了喀土穆会议，会上宣布了“三不原则”，即不承认以色列，不同以色列进行谈判，不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纳赛尔宣称，用武力被夺去的将用武力再次夺回，会上他一度失去冷静并且决定辞职，后来在群众大规模游行支持下才回到政府。以色列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打败阿拉伯人，但是却不能迫使双方实现和平。六日战争并没有打破中东小国与其强大邻国之间的基本权力平衡。苏联补给了埃及和叙利亚所损失的武器，仅几个月之后它们的军火库已经充足。但是，喀土穆会议决议也第一次暗示利用外交手段重获战争中被占领土的可能性。这些复杂的信号——针对阿拉伯公众舆论的战争信号，以及针对西方的缓和与犹豫的谈判信号——导致了对阿拉伯立场矛盾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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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胜利也被认为是西方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胜利。苏联武器败给了西方的武器。苏联向埃及提供了关于以色列军队在北部集结的虚假情报，后来对纳赛尔又不全力予以支持，并盲目地让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赢得战争，这些都诱导纳赛尔发起了挑衅性的行动。因为苏联不愿意真正地卷入战争，他们的参与十分有限。美国和苏联一致同意避免直接的军事参与，并且保持它们之间微妙的平衡。因此，苏联限制了打破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的行动，此外，除罗马尼亚之外的东方集团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一样，也仿效了苏联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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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各方成功地拟定了联合国安理会可以接受的决议草案。1967年11月22日，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获得通过，该决议要求阿拉伯人承认以色列或同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但是阿拉伯人不接受，他们要求以色列立即并且无条件地从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土地上撤离。以色列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并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国，实现双方的和平，然后才会撤军到“安全的和公认的边界”。大国在这些互相对立的要求之间摇摆不定。该决议强调，不能通过战争强占领土，应该采取行动创造该地区所有国家之间“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以色列要从近期冲突所占领土上撤出，而阿拉伯人则应放弃战争，承认并尊重本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另外，航运自由必须得到保障，难民问题应得到解决。一名联合国特使将前往该地区，敦促这些决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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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决议官方版本的英文版中，提到“从领土上撤出”（见前一段）——这意味着，不是必然从所有领土撤出。然而，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个确定性的条款，容许这样一种解释，即以色列应撤出所有领土，这也是阿拉伯人对决议的解释。埃及和约旦立即接受了这项决议。以色列在几个星期后也同意接受，只有叙利亚是在哈菲兹·阿萨德执掌政权后才接受了这个协议。巴勒斯坦人拒绝受到决议的约束，因为协议中只是间接提及了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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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问题的重新出现是出乎意料的战争后果。独立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挪用了在1947年11月联合国决议中分配给巴勒斯坦国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没有国家的代表，自创建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巴勒斯坦才试图作为一个有自身权利的实体重新进入国际舞台。在这个过程中，巴勒斯坦人要求获得所有巴勒斯坦西部地区，不接受以色列国的存在。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发现自己统治着100多万巴勒斯坦人。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人第一次直面巴勒斯坦人，此前，巴勒斯坦人一直以来居住在边界地区，远离以色列公众意识。目前这场遭遇引发了人们有关难民困境以及以色列在帮助解决难民问题上的责任的争论。与此同时，像其他在外国统治下的国家发动了解放战争那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被占领土内对以色列采取了大范围的反抗行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觉醒是阿拉伯国家摧毁以色列军事行动失败的直接后果。巴解组织像之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所做的那样，现在开始接受一种以游击战形式进行长期武装斗争以反抗以色列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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