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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引水工程完成后，它从加利利湖开始，流向约130千米外的罗什艾因市，并在那里与雅孔河内格夫灌溉系统交汇，该系统建立在内格夫高原的拉蒙大峡谷，比国家引水工程建成时间稍早。国家引水工程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开发企业，为在干旱的内格夫开辟定居点提供了可能性。因此，阿拉伯国家对这个工程并不友善。本-古里安预测阿拉伯人将展开“第三轮”行动来阻碍这一工程，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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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纳赛尔卷入到也门的一场内战中。纳赛尔得到苏联支持，另一边是得到美国支持的沙特阿拉伯。在这场被称为“埃及的越南”的战争中，有5万名埃及士兵陷入困境，因此纳赛尔不会卷入与以色列的战争。自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来，纳赛尔的地位一直在走下坡路。当1963年叙利亚复兴党左翼在叙利亚掌权时，埃及在拒绝承认新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其领导人曾参与废除叙利亚-埃及联盟。为了创造一种迫使纳赛尔与之对话的局面，复兴党政权宣布将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以阻止它使用引水工程。为了挫败叙利亚的冒险主义，埃及在1964年年初召集了阿拉伯峰会，并决定将改变约旦河的两个支流（哈斯巴尼河和巴尼亚斯河）的流向，以达到使引水池干涸的目的。水流的转向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土地上实施，由产油国提供资金。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协议也被认为建立了一个由埃及领导的联合军事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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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刻开始，叙利亚就在中东地区扮演了头号好战角色。它在以色列坦克射程范围内完成了为转变约旦河支流做准备的大量掘土行动。以色列人在非军事区发动了袭击，并且每当叙利亚人向在那里的以色列农业工人开火时，以色列就通过摧毁推土设备进行报复。叙利亚对约旦河谷的定居点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导致定居者们习惯在防空洞里的生活。戈兰高地的制高点位置有利于叙利亚人瞄准暴露在下方山谷的定居点，而以色列炮兵却不是每次都能够打到叙利亚的炮台。甚至在特定情况下，以色列空军被部署到此地用来对付叙利亚的大炮。双方对峙的升级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叙利亚想要制造一场危机，迫使埃及结束对复兴党政权的政治抵制，并向叙利亚提供援助。苏联认为，复兴党政权比纳赛尔更重要，因为尽管苏联曾为纳赛尔在也门的袭击中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甚至资助了他皇冠上的宝石——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但他仍谨慎地在苏联的熊抱中维持着独立性。叙利亚和以色列在约旦河支流改道问题上的冲突作为“水源之战”进入以色列国家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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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法塔赫成立，其宗旨是在以色列境内实施恐怖主义，使本地区的局面更加复杂。1948年以后，巴勒斯坦人几乎从中东政治版图上消失了。由于约旦河西岸地区被约旦控制，并且巴勒斯坦人占多数，因此约旦声称代表巴勒斯坦人。事实上，约旦以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来“约旦化”约旦河西岸。法塔赫的成立旨在向以色列提出挑战，并恢复巴勒斯坦人要求的用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取代以色列实体的国际议程。在打击以色列方面，法塔赫意图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但它也挑战了控制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生活的约旦。1964年阿拉伯峰会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keiri）领导下成立，成为包括法塔赫和各巴勒斯坦实体代表在内的庞大组织。舒凯里也得到了纳赛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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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塔赫以叙利亚为基地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1964年以后，叙利亚鼓励法塔赫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法塔赫的第一次打击是针对以色列国家引水工程的安装。这些恐怖分子来自叙利亚，并从约旦控制的地区进入以色列领土。在1966年夏天，叙利亚复兴党的一个激进分支夺取政权，加剧了边界的紧张局势。尽管以色列知道恐怖分子从哪里发动袭击，但由于苏联支持大马士革政权，因此以色列无法对叙利亚人采取行动。以色列继续与叙利亚在约旦河谷和戈兰高地进行炮击。1966年11月，在发生三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死亡的事件之后，以色列在白天对希伯伦山以东的萨摩阿村进行大规模的地面行动报复。该行动造成41处房屋被毁，包括约旦士兵和平民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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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历史上较为温和的政治家列维·艾希科尔的领导下，以色列政府批准了这次行动，而以色列也知道，虽然恐怖分子的踪迹在希伯伦山，但派出他们的人却在大马士革。以色列希望这次行动能促使侯赛因国王对法塔赫分子采取行动。但结果恰恰相反，巴勒斯坦公众对约旦当局未能保护他们感到愤怒。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示威活动威胁到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侯赛因被视为亲西方的，以及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激进政权的竞争对手，这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叙利亚的炮台增强了空中打击行动，导致以色列北部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1967年4月，以色列与叙利亚的武装分子在戈兰高地和大马士革之间展开了一场空战。叙利亚6架飞机被击落，以色列飞机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从大马士革胜利返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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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公众不了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也不知道叙利亚复兴党政府迫使纳赛尔承认并支持它的企图。10年的相对平静没有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这使以色列人期望冲突时代已经过去，和平时代即将到来。1965年，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iba）发表了几项声明，支持和承认以色列在1947年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他的发言在阿拉伯联盟引起了轩然大波，并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阿拉伯敌对势力联盟破裂的第一个迹象。因为，虽然以色列没有准备撤回到1947年的边界，但一个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提出和解想法的事实本身就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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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内森（Abie Nathan）是一位有趣的特拉维夫波希米亚人，1948年来到以色列，自愿加入空军。1966年3月，内森解释说他受到布尔吉巴和平呼吁的影响，组织了一份请愿书，呼吁以色列和埃及领导人面对面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并计划将请愿书交给埃及总统。7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其中包括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内森乘坐轻型飞机从塞浦路斯前往开罗。当误报说他的飞机在着陆时坠毁时，整个国家都屏住了呼吸。虽然最后内森的任务由于纳赛尔拒绝接见而失败，但在回家途中他却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阿比·内森的和平倡议是幼稚的，但它确实表达了以色列公民对和平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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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she Dayan,Avnei derekh(My Life), Jerusalem and Tel Aviv: Idanim and Dvir, 1976,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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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she Sharett, Israel State Archives, box 2446, fi le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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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yan,Avnei derekh,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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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port by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on his talks with Golda Meir, PRO,FO 371/134348, cited in Mordechai Bar-On, “Status kvo lifneio aharei？He‘arot parshanut limdiniut habitahon shel Yisrael, 1949-1958” (Status Quo Before — or After？Commentary Notes on Israel’s Defense Policy, 1949-1958),Iyyunimbitkumat Yisrael(Studies in Israeli and Modern Jewish Society: The Yishuv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vol. 5, Sdeh Boker, 1995,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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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四部分 战争的十年 （196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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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改变中东格局的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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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战争（阿拉伯人称之为“六月战争”，而在阿拉伯叙事日历中也被称为一系列全面的武装冲突）的爆发出乎人们的意料，没有人预测到它会发生。它的爆发也以实际案例证明，失去控制会导致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最终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它也揭示了军事情报的局限性、外交上的失败，以及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如何在关键时刻决定了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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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历（犹太历）和格列高利历每19年会重合一次。到1967年，以色列建国已有19年，以色列独立日通常在犹太历以珥月（公历4月至5月）的第5天庆祝，1948年举行庆祝活动的时间是公历5月15日。每年独立日，以色列国防军都要在不同城市举行阅兵仪式，1967年这一年，轮到了耶路撒冷。由于停战协定禁止携带重型武器进入耶路撒冷，以色列国防军并未展示其装甲部队，低调地进行了此次阅兵。在阅兵过程中，观众注意到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收到了一张纸条，他将纸条递给了总理列维·艾希科尔，纸条的内容是“埃及装甲部队已进入西奈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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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是几天前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它始于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传递的一项情报。据情报显示，以色列已经在其北部集结了12个旅的兵力准备攻击叙利亚。实际上，以色列并没有该进攻计划，也并未在其北部集结军队。但是苏联人不愿听信以色列对此的否认。艾希科尔试图让苏联大使访问以色列北部边境加利利，目的是让他亲眼看到以色列并未在此地集结军队，但一切终是徒劳。美国情报也否认以色列突击部队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但是苏联仍坚持其观点，认为以色列计划进攻并推翻叙利亚政权。以色列装甲部队缺席阅兵游行也被认为是其隐藏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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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什么要传递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情报？这一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很明显的是，在过去一年中，由于叙利亚试图转移约旦水资源，随之而来的是以色列的报复行为，以及由叙利亚支持的法塔赫行动，北部边境局势已经恶化。这些事件激起了叙利亚和苏联的怀疑，它们始终认为以色列会有大范围反击行动。苏联认为，激进的叙利亚社会党政府是其在中东地区最忠实的代理人，对叙利亚命运的担心促使苏联动员埃及对叙利亚进行援助。埃及-叙利亚共同防御条约在1966年已经签订，纳赛尔现在只得坚持这个条约中他所承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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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的处境很复杂。他大部分的军队仍困于也门，且作为泛阿拉伯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以后，他的地位大大下降。国内，美国终止援助导致经济困难。1966年以色列萨摩阿行动后，纳赛尔曾煽动巴勒斯坦人反对侯赛因国王，现在，纳赛尔的困境给了侯赛因报复的机会。侯赛因宣称纳赛尔正躲在沙姆沙伊赫和加沙地带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之下，而不是来帮助他的阿拉伯兄弟。约旦的这个声明与埃及军队上层要求驱逐联合国紧急部队，以及摆脱自1957年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时，埃及非正式同意的联合国驻军管制的要求不谋而合。军队向纳赛尔保证他们可以抵抗并打败以色列国防军。苏联人声称以色列正威胁着叙利亚，这让纳赛尔觉得必须采取行动。他的第一步便是将埃及装甲部队派往西奈半岛。这就是国防军阅兵中拉宾收到的消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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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周就是以色列人所谓的“等待期”。起初以色列人期望可以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和低调的军事行动来解决此次违背西奈半岛非军事化的事件，就像20世纪60年代初期罗特姆行动那样，纳赛尔可以不失威望地撤军。但此次埃及军队进入西奈半岛时，阿拉伯媒体对其进行了大力宣传，以提升这次军事行动的影响并强调其意义。因此，埃及想要平静地撤军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的一步是纳赛尔第一步行动的自然延续。纳赛尔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将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蒂朗海峡。吴丹宣布联合国紧急部队将立即撤离，不过，吴丹并没有参与过1957年的谈判，这也让人们对他是否意识到形势的复杂性产生质疑。此后，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在纳赛尔的意思是让紧急部队完全撤退，还是仅仅将部队调离前线并做重新部署。但具有决定性的事实是这些地区处于埃及主权管辖之下，联合国部队的存在依赖埃及的同意。一旦埃及不再同意，其在该地区的存在便没有法律依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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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很快同意撤回联合国紧急部队，这迫使纳赛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埃及军队坐守蒂朗海峡，禁止悬挂以色列国旗或是去往以色列的船只随意通行。5月23日，纳赛尔宣布封锁蒂朗海峡——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后无可避免的后果。以色列在短短8天时间里失去了西奈战役的全部所获。纳赛尔的威信达到顶峰，人们再也想不起他以往的失败，并且他还获得了为泛阿拉伯事业而战，将以色列逐出中东的骑士地位。从北非到伊拉克的阿拉伯国家媒体都在称赞纳赛尔的胜利，并预言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即将消失。阿拉伯国家首都的街道上，到处云集着热情地支持纳赛尔的民众，他们高呼着“把犹太人都丢进海里”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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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紧张局势，以色列并非完全没有责任。在独立日前大约一个月时，由于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空战中击落叙利亚战机，导致双方在北部边界冲突激化。接下来的几周，又卷入与来自叙利亚的法塔赫恐怖分子10多起的冲突事件。在独立日前夕，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和总参谋长拉宾发表了一些听起来像是威胁叙利亚的声明，尽管与此前采访中的那些声明并没有本质不同，但叙利亚将之理解为一种公开的承诺，即因叙利亚支持法塔赫反以色列的游击行动，以色列将对叙利亚进行大规模报复行动。“等待期”开始时，以色列政府表现出的沮丧和软弱情绪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这让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接近战争边缘，而不用害怕以色列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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