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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后的欣喜主要表现在两种方式，一是喧嚣、骄傲和傲慢的，另一种是低调的。第一种体现在赞扬以色列国防军以及将领胜利的唱片专辑中，这些专辑使他们成了名人和媒体的宠儿，随后一些书籍则讲述了各种士兵和部队的英雄事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沙伯塔伊·特维斯（Shabtai Teveth）的《塔穆兹坦克》。它描述了“钢铁师”部队，这是由以色列少将指挥的装甲师，其精锐是撒母耳·葛农（Shmuel Gonen）上校指挥的装甲旅。这本书赞扬了该旅军官和士兵们的英雄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要在未来战争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受到广泛的欢迎。它拨动了以色列公众渴望战争模范人物的心弦，这些人是“国家的一代”的英雄，取代了前几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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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颂歌专辑充分利用了以色列国防军及其指挥官的人气，同时大肆宣扬不受约束的胜利主义，以色列国防军的优势、其指挥梯队的卓越性以及阿拉伯人的可怜表情充斥于公众当中。指挥官们从相对匿名状态（这一状态直到现在都是国防机构的特征）中走了出来，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人们倾向于用昵称来称呼这些人物，这反映了公众对军方领导层的熟悉程度：“阿里克（阿里埃勒·沙龙）”、“塔里克”（伊斯雷尔·塔尔）、“戈罗迪什”（撒母耳·葛农）、“达多”（大卫·埃拉扎尔）、“莫塔”（莫德查·古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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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夏天，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校园，一个被遗弃了19年的圆形剧场举行的仪式上，参谋长伊扎克·拉宾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他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胜利方法：避免胜利的表现，强调胜利者的战争和被征服者的苦难的沉重代价，并在全军之间分享胜利，同时颂扬这种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这种精神态度在当时的标志性书籍《士兵访谈录》（Siah Lohamim，英文名为《第七天》）中也很明显，这本书被视为以色列社会情感潜流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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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沉默而悲伤的士兵从战场回到家中。他们经历了很多，基布兹运动决定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一系列采访。该运动造成许多人员伤亡，约占总死亡人数的1/4是基布兹成员，是其他人口所占比例的5倍。采访的目的是鼓励士兵摆脱痛苦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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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倡议来自基布兹运动的文学文摘《夏德蒙特》（Shdemot）编辑委员会，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它试图把犹太传统和犹太文化注入基布兹。采访人员和受访者中有阿摩司·奥兹、穆奇·楚尔（Muki Tsur）、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以及这本书的编辑亚伯拉罕·夏皮拉（Avraham Shapira）。1967年10月，《士兵访谈录》作为基布兹运动的内部出版物出现。然而，关于这本书的讨论甚嚣尘上，对它的需求也很大。它很快就面向大众公开出版，并成为以色列正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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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访谈录》表达了以色列社会中“次要的”声音，代表了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他们没有参加过独立战争，但在“小以色列”长大，他们害怕被消灭，害怕战争的残酷。那些参加独立战争的年轻人并不担心战争的失败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但很明显，大屠杀的意识已经进入了年轻一代的心灵。他们意识到了欧洲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这导致两个结论：阿拉伯人威胁将犹太人丢到海里是真实的；保卫国家，防止大规模灭绝犹太人和辱没犹太民族尊严的事件再次发生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战斗精神和力量都来自这样一种认识，即阿拉伯人决心打一场歼灭战。”亚里夫·本-阿哈伦说。[1]在战争前几年，奥弗·芬尼格写信给他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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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的夜晚，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注视着坐在我身边的幸存者的眼睛，他们眼睛里充满无助和绝望……在这一切的恐惧和无助中，我感觉到我内心的坚强，坚强到不让泪水流出，强大而锋利如刀，坚毅沉稳，甚至让人感到可怕和危险。这就是我想成为的！我想知道，那些空洞的眼睛再也不会从栅栏后面凝视！只要我坚强，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只要我们都坚强，坚强，骄傲的犹太人！只要我们再也不让自己任人宰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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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格作为一个伞兵在为耶路撒冷战斗时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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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自己的家园、家人和更广泛的民族大家庭而战斗的情感是他们的力量和牺牲精神的源泉。与此同时，对大屠杀的了解使他们对对方的悲剧十分敏感。与逃跑的敌军的遭遇并没有使他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为那些战场上不幸送命的人感到悲伤，因为他们的家人可能正在等待着他们归来。与阿拉伯难民的遭遇，妇女和儿童满载着他们的财物，试图逃离战场，使他们联想到在世界大战中寻求庇护的犹太难民。看似矛盾的是，出于对相同价值观和相互联系的世界的认知，这些在战斗中表现得勇敢坚毅的士兵也对敌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并没有对阿拉伯人感到仇恨，他们能够激起对德国人的仇恨，但对他们曾经战斗过的敌人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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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士兵与“大以色列”的相遇，激起了他们心中一种矛盾性的情感。他们在《圣经》的文化氛围里长大，而现在以色列已扩张到《圣经》中所记载的广阔的以色列地，特别是耶路撒冷、圣殿山和西墙，他们对圣地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并且对于圣地掌握在自己国家手中感到惊奇不已。打动他们的是犹太历史的部分内容，即神话般的历史与他们之间的联系。一些哈麦乌哈德基布兹的毕业生希望，1948年未完成的任务现在将会实现（他们在1948年之前就支持“大以色列”的想法）。但他们仍属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与犹太人过去的激情相遇并不包含着统治这些领土的欲望。事实上，有许多人认为，原来的以色列已经在扩张的道路上迷失了，“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袖珍国家”，“那个非常美好的国家……”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我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广袤区域几乎没有感情上的联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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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士兵遇到阿拉伯居民时，与新领土的疏远感变得更为严重。在1967年5月15日的独立日结束时，歌手舒莉·纳坦（Shuli Natan）第一次演唱了拿俄米·舍默尔的《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Teddy Kollek）委托她为那天晚上的以色列歌唱节演唱的一首歌。在“等待期”内，甚至在战争的六天里，这首歌成了国歌，士兵们在西墙，在宣布占领耶路撒冷的任何地方都在传唱这首歌。在这首歌的歌词里，舍默尔谈及耶路撒冷干涸的水池和空荡荡的市场，提到祈祷者和民间故事对以色列地的一般性描述，耶路撒冷就像一个迷人的待嫁新娘，在荒野中等待她的新郎——犹太民族——的到来并将她赎回。显而易见的是，在六日战争爆发前的19年里，任何从西到东通过望远镜观察耶路撒冷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个神话般的描述没有给现实留下任何空间。现在，耶路撒冷出生的阿摩司·奥兹描述了他与这座城市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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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不能用语言表达。我再次说，我爱耶路撒冷的全部，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像爱情，一种矛盾而曲折的力量；她是我的，对我来说很奇怪，被征服但又敌对，挚爱的但又是难以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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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城市是有人居住的。人们生活在她的街道上，他们是陌生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在那里，在他们的家中，而我像是一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他们的眼里充满对我的恨意，他们希望我死掉。我是被诅咒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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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部的灵魂，渴望在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剥夺敌人财产的人回归祖先的遗产。《圣经》为我而生：先知，君王，圣殿山，押沙龙柱，橄榄山……我想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我想要归属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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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为了这个民族而生的耶路撒冷。我看到了仇恨和叛逆，谄媚，惊讶，恐惧，侮辱和欺骗。我穿过东耶路撒冷的街道，像一个人闯入了某个禁地，我的灵魂里满是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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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城市，我梦想的城市，我的祖先和我的民族所向往的城市。我注定要走过这些武装着冲锋枪的街道，就像我的童年噩梦的一个特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做一个陌生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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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宗教青年的精神领袖和导师拉比泽维·耶胡达·库克（Rabbi Zvi Yehuda Kook）所领导的在梅尔卡兹哈拉瓦（Merkaz Harav）耶希瓦进行的一次会谈，没有被收录进《第七天》。编辑亚伯拉罕·夏皮拉后来解释说，他发现在会谈中的观点非常令人震惊，他决定分开出版《夏德蒙特》及其记录。这次会谈中的几位参与者表示，他们相信弥赛亚的日子即将到来——这个事件后来被定义为“救赎的黎明”。他们承认，在战争的前夕，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么辉煌的成果，也没有希望征服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其他部分。但他们看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像出自上帝之手，也是神圣计划的逐渐启示。“我有一种即将到来的惊喜感觉，空气中有一种紧张气氛。我觉得有事情正在发生，并正在为某些伟大的事情做准备。”德芙·碧甘（Dov Bigun）说。[5]与《第七天》的受访者对逃离埃及的士兵的同情相反，这个团体认为，正如有人所说，当有人试图杀死犹太人时，“对我来说，杀死他们并把他们一列列地驱赶到西奈沙漠是一种诫命，甚至对那些逃跑的人，在他们到达苏伊士运河之前，我们也要将他们杀掉，这同样也是诫命的要求”[6]。当这位陈述者被问及犹太教要求爱同伴的诫命时，他回答说，今天逃离的那些人明天会再来战斗，所以他们应该被杀。国家之间的冲突中，没有同情的余地。这些发言者对阿拉伯人表示仇恨，对他们的困境漠不关心，他们拒绝相信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共同基础的人道主义信念。7年后，他们成为信仰者集团运动的核心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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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阿隆舒夫特（Allon Shvut）的哈尔埃齐翁（Har Etzion）耶希瓦的创始人伊尔·宾宁拉比随后揭示了《第七天》受访者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思想流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认为这是一种人相对于土地的差异。一个把人的价值看得最重要，另一个把土地的价值看得最重要。这两所学校都属于以色列的少数理想主义者，他们代表着建国一代的领导精英。在这里，第一次揭示的这个组织内部的分裂，在未来将撕裂以色列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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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卡斯·哈夫拉的人们并不是唯一被“闪光”击中的人（信仰者集团的领导人哈南·波拉特所使用的表达）。战争结束后，大以色列运动组织发表了一个宣言：“我们”不能放弃大以色列的任何地方，“我们有义务忠实于我们国家的完整性……以色列的任何政府都无权在这种完整性上进行妥协”[7]。该宣言是由这个国家一些主要的知识分子签署的，其中包括乌里·兹维·格林伯格、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拿单·奥尔特曼、海姆·古里等。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建国一代的代表。大多数签字人来自劳工运动，不仅是哈麦乌哈德基布兹及其支持者，以色列工人党（马帕伊）也是主流，以及“大以色列”的新信徒和青年守卫运动党前成员作家摩西·沙米尔。这项倡议是由拿单·奥尔特曼领导的，他是伊休夫和以色列的主要诗人，他在其政治诗歌中表达了以色列的生活经历。在20世纪50年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反对“军事政府”，并以他对待政治的道德方式而闻名。他是本-古里安的支持者，在马帕伊分裂事件中，他一直对本-古里安忠心耿耿。现在，他选择了一种与他的导师完全相反的立场；他的导师认为，除了作为那种分裂领土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地不可能有一个犹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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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建国后成年的年轻人，受到战争所产生的喜悦的影响不如老一辈，老一辈人在建国19年后仍然保留着“大以色列”的观念。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却不是这样，他们现在被弥赛亚信仰迷住了。他们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有明确理性目标的政治运动的概念，而认为这是在实施拯救犹太民族的神圣计划的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这一迷恋的政治表现是强化了由泽鲁伦·哈默（Zevulun Hammer）领导的所谓的“全国宗教党青年运动”（the Mafdal Youth），他们的口号是“支持大以色列，反对领土妥协”。在此之前，该党被认为是绝对的鸽派。它过去由摩西·哈伊姆·夏皮拉领导，曾在1967年6月反对战争，在战争期间甚至建议不占领东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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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对新领土的渴望已经通过在人口稀少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定居表现出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阿隆计划。哈麦乌哈德基布兹的伊戈尔·阿隆是1948年战争中最伟大的战地指挥官，他曾试图在战争结束时说服本-古里安占领整个约旦河西岸。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并制订了一项计划，旨在在限制人口规模、避免统治阿拉伯人和他认为的国家安全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可防御边界”一词在当代政治话语中颇为流行，它暗指需要修改绿线边界，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措辞，这些边界将成为“安全和公认的边界”。要保证以色列“防御性的边界”，它必须控制戈兰高地、约旦河谷、拉法赫引道区（Rafah Approach Area）和希伯伦山南部。这些地区当时只有少量阿拉伯人居住，它们将对犹太人定居点开放，但前提是在和平协定签署后，这些地区仍将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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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色列政府没有正式接受“阿隆计划”，但一直到1977年，它都构成在占领土地上兴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基础。纳哈尔（以色列青年先锋战斗部队）的前哨建立在戈兰高地、约旦河谷及拉法赫的区域，这些地方适时地成为平民聚居地。亚米特镇就建在拉法地区。在这些地方之外，还应加上埃齐翁定居点群（The Etzion Bloc，因附带着对其命运担忧的感情因素而被选择重新定居）和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地区并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新的社区，如城市南部的吉洛（Gilo）和北部的拉莫特（Ramot）。在占领土地上的定居行动主要由非宗教的基布兹和莫沙夫的核心团体实施，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持续进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才趋于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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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政府第一次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定居者藐视政府的权威，在阿拉伯人口稠密区的中心定居。在希伯伦，一群犹太教徒在拉比摩西·莱文杰（Moshe Levinger）的带领下庆祝逾越节，并拒绝离开。来自不同圈子的政治辩护者站出来为他们辩护，如加哈尔、全国宗教党等，甚至工党也冒出来为他们辩护。那群人留在了城市里，这是7年后要发生的事件的第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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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希望六日战争是以色列的最后一场战争。然而，这些发言者也承认，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每10年，甚至更频繁，新的冲突将会爆发，阿拉伯人不会甘于使自己受到屈辱和失去自己的领土。犹太人能够赢得战争，但不能带来和平。这种悲观主义蕴含在当代的亢奋和战后巨大的希望之中，听起来很不协调，但却被即将到来的事情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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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使得双方的立场更为激进。1967年6月19日，以色列政府曾表示愿意退出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以换取和平，但摩西·达扬所期望的阿拉伯领导人的电话没有打过来。以色列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一决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1967年9月由8个阿拉伯国家召开的喀土穆会议发表了“三不”原则：不与以色列媾和，不承认以色列，不与它谈判。尽管如此，第一次有传言说阿拉伯人失去的领土可能会通过外交手段收复，但媒体关注的是阻止谈判的极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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