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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与六日战争的迅速和戏剧性胜利截然相反。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军队伤亡惨重，且对战场失去控制并存在误判，将军之间暗斗，缺乏公信力。一切能出错的事情都出错了。叙利亚人的迅速推进导致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定居点的撤离。在装甲战争的时代，依靠定居点保卫领土的神话被打破。叙利亚人和叙利亚突击队分别占领了以色列在纳法赫（Nafakh）基地的指挥所和赫尔蒙山（Mount Hermon）。由于叙利亚军队伤亡惨重，他们才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在叙利亚贮水池和约旦与呼拉山谷（Hula Valleys）之间，只有少量的装甲兵分队——几辆坦克，这儿一个连队，那儿一个连队。战争爆发两天以来，北方局势似乎很可怕。由于叙利亚拥有导弹，以色列空军很难进攻。只是等到预备役的到来和部队重组开始后，收复戈兰高地的战斗才真正进行。紧接着，以色列国防军收复库奈特拉并且向大马士革方向快速推进。在停火前夕，以色列人收复了对监视叙利亚领土至关重要的赫尔蒙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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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横渡苏伊士运河，开始于对“巴列夫防线”的密集炮击。以色列虽然有预警，但是还没有做好进攻准备。埃及军队在他们的炮兵掩护下渡过苏伊士运河。在“巴列夫防线”堡垒中的一些以色列士兵被打死，一些被俘，其他人则设法返回到以色列国防军防线。以色列空军在阻止叙利亚和埃及的进攻时，没料想到萨姆导弹会给它带来重大损失。埃及军队的战略是有效的。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埃及向地面部队提供必要支援以阻止以色列空军撤出埃及导弹射程之外，这增加了以色列的飞机损失。飞行员的损失远比飞机的损失更加严重。自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国防军中普遍认为空军将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步兵和装甲部队的训练和投资都有些被忽视。例如，以色列部队没有夜视装备，但埃及人有。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战术应对埃及所拥有的苏联人造的萨格尔（Sagger）反坦克导弹，以色列装甲部队被重创。以色列国防军的许多装备都过时了，有些甚至不能用。紧急储备在调动储备时开放，经常是半空的。这充分暴露了以色列国防军后勤体系在紧急情况下匆忙动员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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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成功由很多因素造成，但失败只有一个。在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第一次出现了“将军的斗争”，作为南部指挥官的撒姆耳·葛农——沙巴泰·特维斯的《塔穆兹坦克》中所描述的一位传奇英雄，与他的前任，现在在他的指挥下领导一个预备师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不断发生冲突。葛农在这场战争前的夏天被任命为南部指挥官，他此时未能取得前线的控制权，也没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他的战术是分区指挥官的战术，而不是总指挥官的战术。对葛农而言，沙龙讨厌服从他的上级，甚至是总参谋长的命令，沙龙指挥部队仅仅依靠自己的感觉。赎罪日战争的第一天，在以色列国防军尚未适应新的战斗条件的情况下，“将军的斗争”就像战争一样激烈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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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前5天以色列处在防御性地位，但仍然在两条战线上发动局部反击。10月8日，根据未经证实的情报和对局势的误判，以色列国防军在南面发起了反击，最后以坦克被毁、士兵阵亡、飞机和飞行员折损的失败而告终。这可能是整个战争中最困难的时刻。达扬失去冷静，并准备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第三圣殿的毁灭”，一个报纸编辑警告梅厄，达扬有此意图，梅厄阻止了达扬进行这样的宣告。考虑到武器装备的损失，梅厄向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发出紧急的个人呼吁，要求美国向以色列空运军事装备，并暗示以色列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尼克松同意并在10月14日开始空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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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内阁和总参谋部做出了关于战斗优先性的决定：从双线作战转向重点进攻叙利亚前线，因为叙利亚的进攻对以色列人口中心威胁大。同时在埃及前线保持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一开始就阻止了叙利亚的攻击并收回了戈兰高地大部地区。10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在那里发动了反击，并在三天之内使这里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当战斗结束时，大马士革的城郊处在以色列国防军炮兵的控制范围内。在南方，从10月8日失败到10月14日的几天时间内，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其防御策略，同时尽力避免其部队的损耗。10月14日，埃及军队放弃了原来保持导弹防御的计划，在西奈发动了一次装甲部队进攻。在这场战斗中，埃及军队损失了大约250辆坦克，而以色列国防军仅仅损失了20辆。随着埃及军队的削弱和戈兰高地上叙利亚人的失败，以色列的进攻时机到了。进攻开始于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穿过运河，继续征服西岸地区，结束于埃及军队被包抄。当10月22日宣布停火时，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了通往开罗和大马士革的道路。以色列国防军利用在埃及军队违反停火公告之机，彻底包围了运河东岸的埃及第三军团。10月24日停火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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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的第一天是形势最严峻的一天。以色列国防军的力量和战斗力的神话以及阿拉伯人的弱点和战斗劣势都被击得粉碎。不仅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通过出其不意的方式打击以智力超群著称的以色列人，而且在战斗本身，以色列人也没有找到应对埃及军队智勇双全地部署的萨姆导弹的方式。这些直接导致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装甲部队和空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运河东岸要塞的失守，使许多守卫者被埃及人俘获或打死，并对士气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电视上出现的以色列俘虏照片使勇敢、强壮、从未屈服过的萨布拉（sabra）神话受到冲击。以色列成立后的那些年，普遍接受的萨布拉神话定义与散居犹太人温顺地屈服于压迫者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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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大约有一半的人员伤亡发生在战争的前5天。有2300人在战斗中牺牲（另一项统计是2600人），超过5000人受伤（也有统计是7500人），有100架飞机折损，接近1100辆坦克失去战斗力，其中400辆被完全摧毁。然而，阿拉伯人损失了大约370架飞机和2250辆坦克，他们的军队中约有15 600人阵亡，约有8700人被俘（与300名以色列人相比）。但以色列人对其遭受的损失和对形势迟缓的洞察意识感到震惊，即意识到在战争中的某些时刻，这个国家命悬一线。一家报纸公布了一个希伯来词汇双关语“blima”，表示防御行动，也有“命悬一线”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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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前几天，以色列公众不知道在两条战线上发生了什么，并像总参谋长承诺的那样继续相信，以色列国防军将“打折他们的骨头”。随着战争的继续以及埃及人播放以色列战俘的形象，以色列公众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与自1956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的无休止的胜利游行是不同的。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写道：“10月的太阳温暖我们的死亡。/悲伤是一块沉重的木板，/眼泪是钉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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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由于不能解散它的预备役部队，使回归正常生活非常困难。被包围的埃及第三军团需要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提供少量的物资。这种情形不宜持续太长时间，双方都想尽快脱离战争。赎罪日战争就在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军队的相互胶着中结束。10日28日，在以色列部队已经到达的苏伊士-开罗公路（Suez–Cairo road）101千米处，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Abdel-Ghani el-Gamassi）和阿哈龙·亚里夫（Aharon Yariv）准将进行埃以关系中的首次直接会谈。两位会谈代表分别代表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和果尔达·梅厄，并把全部的谈判内容向他们汇报。他们的幕后参与者是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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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使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得到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萨达特确信虽然苏联能够为他提供武器，但它无法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军。另一方面，此时的以色列由于被孤立，因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美国，这也使以色列更容易受到美国的压力。欧洲国家在以色列关键时刻没有伸出援手，这对美国向以色列空运物资是不利的。10月17日，阿拉伯人宣布石油禁运，抗议美援助以色列，造成石油价格空前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即欧佩克）的石油卡特尔（垄断联盟）获得了巨额利润，但阿拉伯人也认识到需要与美国人谈判。基辛格在这场战争前很少参与中东事务，现在提出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协议将会构成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进一步达成协议的基础的概念。这种协议应该循序渐进，并且不要对双方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美国必须在双方之间发挥主导的调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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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发起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旨在达成协议的正式框架，作为苏联与美国关系缓和的一部分，苏联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但各方之间的真正会谈由控制整个过程的基辛格来调解。贾马斯将军与亚里夫准将在101千米处的谈判由于找到了共同语言，因此进展顺利。在这里，作为脱离接触基础的六个条款得以商定。它们包括战俘交换，向第三军团提供物资，并解除在战争开始时埃及对巴布埃尔-曼德海峡的封锁，这一封锁部分阻遏了通往埃拉特湾的航道。埃及部队可以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10千米宽地带驻扎。以色列从运河西岸占领区域和运河东岸20千米宽的地带撤出。中间10千米宽的缓冲区将由联合国紧急部队占领，负责监督停火和撤离的执行。双方的部队在此区域减少到7000人。在某个阶段，101千米的直接会谈在基辛格的压力下停止，基辛格希望日内瓦会议获得达成协议的成果。这个协议于1974年1月18日在101千米处签署，其纲要奠定了以色列和埃及未来协议的基础。从101千米处的直接会谈中，双方认识到这种方式使得谈判能够快速取得进展。这是宝贵的经验，并且没有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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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利亚达成军事脱离接触协定更加困难。一再拖延的谈判导致局势恶化，引发了1974年3月边境地区的消耗战争。经过艰难谈判，1974年5月3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项协议，以色列承诺从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将驻扎在那里），交换战俘，叙利亚人承诺减少边境部队数量。叙利亚虽然既是攻击者，也是失败者，但坚持要求获得类似于埃及在西奈半岛所获得的领土收益，即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出。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基辛格穿梭于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以色列最终同意从库奈特拉的废城撤离，将其交给叙利亚人，叙利亚人放弃对其他领土的要求。以色列的这一让步促成了脱离接触协定。由此赎罪日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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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战争”作为一场伟大的胜利被载入埃及史册，它抹去了1967年战争的耻辱。埃及军队越过运河及西岸的防御工事，而以色列国防军束手无策，未能阻止这一行动并将他们驱离，这作为辉煌的成功被真真切切地铭刻于埃及人的集体记忆中。埃及军队的重建，展现了其作战能力并实现了其预定目标，恢复了埃及民族的自豪感。埃及人在开罗建了一个纪念胜利的博物馆。“十月战争”的周年纪念日取代青年军官政变周年纪念日成为埃及的国庆节，并通过阅兵的形式加以庆祝。“十月战争”的神话对萨达特在埃及的地位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萨达特通过这场战争重建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萨达特的强硬立场将使他能够在不考虑其他阿拉伯国家或巴勒斯坦人的立场的情况下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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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一些意外因素以及在战争第一天遭遇惨痛失败，但赎罪日战争以以色列的伟大胜利告终。但这并不是以色列舆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在六日战争的前夕，以色列一直处于深深的焦虑状态，这一切都以一夜之间的辉煌胜利变成了幸福感。在赎罪日战争前夕，以色列过度自信，战争的结果使这种自信变成了沮丧。整个国家哀悼数以千计牺牲和受伤的人，并且陷入了几十年都没有痊愈的国家创伤。自1933年以来，以色列工党已经成为国家决策的中心，对其带领下的以色列领导层的信仰曾被看作永恒的国家精神，但现在这一信仰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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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事领导能力的信任也有所动摇。自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已经被视为几乎能够战胜任何敌人的传奇人物。媒体给这些战无不胜的将军冠以世界上最优秀将军的名号。公众舆论与媒体的自大和欺骗一致，并且常常相信这些名号。通过以色列国防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受到安全和保护。赎罪日战争的爆发让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感到出乎意料，并证明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情报系统存在缺陷。预备役动员较晚，装备落后，“将军的斗争”爆发，所有这些过失都破坏了以色列国防军及其领导层的形象。以色列回到了在六日战争前的心理状态——一个岌岌可危的小国。这是“诸神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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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军事脱离接触协定，包括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最初设定为6个月，后来定期延长。1974年3月，阿拉伯人取消了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但整个西方世界进入了经济动荡时期，这是欧佩克突然大幅上调石油价格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旋涡。美国人力图加强他们与埃及已经发展起来的密切关系，目的是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以促进阿拉伯世界缓和趋势的发展。这要求他们继续通过进一步的积极措施支持临时协议。以色列和约旦之间达成临时协议的企图没有成功。侯赛因国王索求约旦河谷，但以色列人没有对其安全管制让步。他们提出一个建议对策：在约旦河西岸，侯赛因国王将负责民众生活，以色列人负责安全。侯赛因无法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会受到与以色列的占领一样的谴责。1974年在拉巴特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剥夺了侯赛因对西岸的权力。至于叙利亚人，就戈兰高地进一步达成临时协议的可能性因为地形的特点和阿萨德（Assad）对提议毫无兴趣而受到限制。因此，基辛格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推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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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白宫换了主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在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辞职后被任命为副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成为总统。伊扎克·拉宾被任命为以色列总理（见下一章）。拉宾政府外部没有受到喧嚣的反对派的攻击，却受到内部那些不接受拉宾权威的部长的攻击。政府因此出现分裂，并且不能做出决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试图在萨达特和拉宾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西奈半岛问题达成更加稳定的协议，这一点对确保长期安宁至关重要。以色列人希望使埃及退出敌视以色列的阵营，从而避免未来在两条战线上遭到攻击的任何可能性。埃及人希望既能得到西奈半岛领土又能提升与美国的关系。埃及要求获得具有战略意义的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关口，并希望控制西奈半岛的油井。以色列准备接受较小规模的撤军，作为交换条件，它要求终结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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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开始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穿梭，利用他的外交技巧缩小双方的差距。但是萨达特不愿承诺结束战争状态，而以色列拒绝在关口的东部斜坡之外撤出。有段时间，萨达特倾向于接受一种替代方案，即“不使用武力法则”。以色列准备归还油田，但双方就油田与埃及领土连接的沿海地带未达成一致意见。关口的领土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在1975年3月谈判破裂。基辛格暗示以色列，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敌对行动将恢复，石油禁运将加强，但拉宾政府拒绝了这些威胁。这种拒绝在美国压力下屈服的姿态增强了拉宾在以色列公众中的威信，但没有改善现状。基辛格暗示谈判失败归咎于以色列，并且福特总统谈到要对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对以色列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被暂时搁置。但是，美国的舆论站在以色列一边，限制面临重新选举的政府可能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1976年5月，76名参议员致信总统，要求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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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埃及双方都对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感兴趣。在基辛格的积极调解下，1975年夏双方的谈判得以恢复。以色列同意无限期的“不使用武力”和不再恢复敌对行动的妥协方案。它也同意撤出超出米特拉和吉迪的关口的区域，但山脊的控制权归以色列。以色列和埃及两边的预警站均有美国平民参与执勤，旨在防止突然袭击。以色列放弃的大部分领土仍然作为由联合国紧急部队控制的缓冲区。埃及人对以色列放弃的领土享有主权，随着以色列军队撤出缓冲区以外，埃及部队也要持续减少。今后，减少军事力量、美国平民作为预警站的工作人员等非军事化元素也是两国和平协定的有效组成部分。1975年9月4日签署的临时协议还指出，为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埃及人将允许进出以色列的非军事物资通过1975年6月重新开放的苏伊士运河。协议创造了一种如果恢复敌对行动，双方就有很大损失的局面。这是埃及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双边协议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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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仍处于任何谈判框架之外。以色列和美国同意，只要该组织不承认以色列，不承认联合国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与其谈判是毫无可能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70年被迫离开约旦。尽管该组织以军事行动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并没有成功地动摇以色列继续保有所占领土。然而，1974年的拉巴特首脑会议决议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之后，其在国际舞台上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74年11月13，亚西尔·阿拉法特受邀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并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联合国授予了观察员身份。第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这同时也破坏了犹太国家的合法性。这些事态的发展相应地预示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世界舆论中合法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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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1975—1976年黎巴嫩内战期间出现了两个具有重要区域影响的事态发展，主要发生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其一，叙利亚人为制止双方的杀戮进入黎巴嫩。以色列的底线是叙利亚人不能向利塔尼河（Litani River）南部移动。其二，支持留在黎巴嫩的激进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了该国大部分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反对，他们无法靠近叙利亚，现在集中在西顿和黎巴嫩南部地区。几年内，该地区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地和总部——“法塔赫地”（Fatahland），并从这里发起对以色列的游击战和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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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以色列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与以前的政府达成协议，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只要不承认以色列，就不会成为谈判的伙伴，新总统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冲突的核心，并试图改变以色列的立场。拉宾和卡特之间的谈判是非常艰难的。新政府对中东冲突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观念。自1973年以来，基辛格领导下的美国政策一直坚信，单独与每个阿拉伯国家达成协议更为容易，达成全面解决的企图注定要失败，因为任何共同的讨论都将增加来自极端主义分子的压力。因此，基辛格在1974年年初以后避免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这项政策也旨在中和苏联参与谈判的积极性，并建立在苏联只会激化阿拉伯人立场的预设之上。卡特政府缺乏经验并被深刻的宗教信仰所驱使，认为它可以带来包容性的和平，从而偏离了之前政府的所有政策纲领。因此，在一年时间里，除萨达特外，临时协议谈判中的所有相关方都有所改变。现在是洗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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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ehuda Amichai, “Shirei eretz tzion Yerushalayim” (Songs of Zion
:Jerusalem),Me’ahorei kol zeh mistater osher gadol(translated by Ted Hughes as Amen), Tel Aviv and Jerusalem: Schocken 1985,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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