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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事领导能力的信任也有所动摇。自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已经被视为几乎能够战胜任何敌人的传奇人物。媒体给这些战无不胜的将军冠以世界上最优秀将军的名号。公众舆论与媒体的自大和欺骗一致，并且常常相信这些名号。通过以色列国防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受到安全和保护。赎罪日战争的爆发让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感到出乎意料，并证明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情报系统存在缺陷。预备役动员较晚，装备落后，“将军的斗争”爆发，所有这些过失都破坏了以色列国防军及其领导层的形象。以色列回到了在六日战争前的心理状态——一个岌岌可危的小国。这是“诸神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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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军事脱离接触协定，包括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最初设定为6个月，后来定期延长。1974年3月，阿拉伯人取消了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但整个西方世界进入了经济动荡时期，这是欧佩克突然大幅上调石油价格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旋涡。美国人力图加强他们与埃及已经发展起来的密切关系，目的是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以促进阿拉伯世界缓和趋势的发展。这要求他们继续通过进一步的积极措施支持临时协议。以色列和约旦之间达成临时协议的企图没有成功。侯赛因国王索求约旦河谷，但以色列人没有对其安全管制让步。他们提出一个建议对策：在约旦河西岸，侯赛因国王将负责民众生活，以色列人负责安全。侯赛因无法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会受到与以色列的占领一样的谴责。1974年在拉巴特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剥夺了侯赛因对西岸的权力。至于叙利亚人，就戈兰高地进一步达成临时协议的可能性因为地形的特点和阿萨德（Assad）对提议毫无兴趣而受到限制。因此，基辛格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推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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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白宫换了主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在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辞职后被任命为副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成为总统。伊扎克·拉宾被任命为以色列总理（见下一章）。拉宾政府外部没有受到喧嚣的反对派的攻击，却受到内部那些不接受拉宾权威的部长的攻击。政府因此出现分裂，并且不能做出决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试图在萨达特和拉宾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西奈半岛问题达成更加稳定的协议，这一点对确保长期安宁至关重要。以色列人希望使埃及退出敌视以色列的阵营，从而避免未来在两条战线上遭到攻击的任何可能性。埃及人希望既能得到西奈半岛领土又能提升与美国的关系。埃及要求获得具有战略意义的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关口，并希望控制西奈半岛的油井。以色列准备接受较小规模的撤军，作为交换条件，它要求终结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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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开始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穿梭，利用他的外交技巧缩小双方的差距。但是萨达特不愿承诺结束战争状态，而以色列拒绝在关口的东部斜坡之外撤出。有段时间，萨达特倾向于接受一种替代方案，即“不使用武力法则”。以色列准备归还油田，但双方就油田与埃及领土连接的沿海地带未达成一致意见。关口的领土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在1975年3月谈判破裂。基辛格暗示以色列，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敌对行动将恢复，石油禁运将加强，但拉宾政府拒绝了这些威胁。这种拒绝在美国压力下屈服的姿态增强了拉宾在以色列公众中的威信，但没有改善现状。基辛格暗示谈判失败归咎于以色列，并且福特总统谈到要对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对以色列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被暂时搁置。但是，美国的舆论站在以色列一边，限制面临重新选举的政府可能对以色列施加的压力。1976年5月，76名参议员致信总统，要求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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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埃及双方都对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感兴趣。在基辛格的积极调解下，1975年夏双方的谈判得以恢复。以色列同意无限期的“不使用武力”和不再恢复敌对行动的妥协方案。它也同意撤出超出米特拉和吉迪的关口的区域，但山脊的控制权归以色列。以色列和埃及两边的预警站均有美国平民参与执勤，旨在防止突然袭击。以色列放弃的大部分领土仍然作为由联合国紧急部队控制的缓冲区。埃及人对以色列放弃的领土享有主权，随着以色列军队撤出缓冲区以外，埃及部队也要持续减少。今后，减少军事力量、美国平民作为预警站的工作人员等非军事化元素也是两国和平协定的有效组成部分。1975年9月4日签署的临时协议还指出，为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埃及人将允许进出以色列的非军事物资通过1975年6月重新开放的苏伊士运河。协议创造了一种如果恢复敌对行动，双方就有很大损失的局面。这是埃及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双边协议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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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仍处于任何谈判框架之外。以色列和美国同意，只要该组织不承认以色列，不承认联合国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与其谈判是毫无可能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70年被迫离开约旦。尽管该组织以军事行动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并没有成功地动摇以色列继续保有所占领土。然而，1974年的拉巴特首脑会议决议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之后，其在国际舞台上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74年11月13，亚西尔·阿拉法特受邀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并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联合国授予了观察员身份。第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这同时也破坏了犹太国家的合法性。这些事态的发展相应地预示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世界舆论中合法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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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1975—1976年黎巴嫩内战期间出现了两个具有重要区域影响的事态发展，主要发生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其一，叙利亚人为制止双方的杀戮进入黎巴嫩。以色列的底线是叙利亚人不能向利塔尼河（Litani River）南部移动。其二，支持留在黎巴嫩的激进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了该国大部分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反对，他们无法靠近叙利亚，现在集中在西顿和黎巴嫩南部地区。几年内，该地区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地和总部——“法塔赫地”（Fatahland），并从这里发起对以色列的游击战和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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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以色列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与以前的政府达成协议，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只要不承认以色列，就不会成为谈判的伙伴，新总统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冲突的核心，并试图改变以色列的立场。拉宾和卡特之间的谈判是非常艰难的。新政府对中东冲突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观念。自1973年以来，基辛格领导下的美国政策一直坚信，单独与每个阿拉伯国家达成协议更为容易，达成全面解决的企图注定要失败，因为任何共同的讨论都将增加来自极端主义分子的压力。因此，基辛格在1974年年初以后避免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这项政策也旨在中和苏联参与谈判的积极性，并建立在苏联只会激化阿拉伯人立场的预设之上。卡特政府缺乏经验并被深刻的宗教信仰所驱使，认为它可以带来包容性的和平，从而偏离了之前政府的所有政策纲领。因此，在一年时间里，除萨达特外，临时协议谈判中的所有相关方都有所改变。现在是洗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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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ehuda Amichai, “Shirei eretz tzion Yerushalayim” (Songs of Zion
:Jerusalem),Me’ahorei kol zeh mistater osher gadol(translated by Ted Hughes as Amen), Tel Aviv and Jerusalem: Schocken 1985,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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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六章 赎罪日战争后的以色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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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爆发时，以色列处在一场大选之中，果尔达·梅厄的竞选口号称国家的形势空前地好。考虑到赎罪日战争及其后果，这个口号相当具有讽刺意味。大选被推迟到1973年12月底，国家仍处在动荡之中，脱离接触协议正在谈判当中。工党联盟（The Alignment，Hama‘arakh）由1968年重新组建的工党、以色列统一工人党、以色列劳工名单党和劳工联盟（Ahdut Ha‘avoda）联合组成，工党联盟在议会中失去了5个席位，从56席减少到51席。这虽然削弱了工党联盟的势力，但并没有使其丧失霸权地位。利库德（Likud）集团，由加哈尔集团和一些小的右翼党派组成，首次出现在这次选举中，并赢得了39个席位（加哈尔集团在1969年的大选中赢得了26个席位）。结果是左右翼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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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果尔达·梅厄设法同全国宗教党结成联盟。她坚持让摩西·达扬继续担任国防部长。在以色列民众的压力之下，六日战争前夕，达扬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公众对于达扬作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负责人充满信心。现在他们的偶像让他们失望了。这是一种让人感到痛苦的、艰难的、不能宽恕的失望。起初，达扬拒绝加入政府。梅厄认为他的拒绝不是屈服于公众舆论对他失败的指责，而是企图破坏她努力组建的政府。达扬最终做出让步并加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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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公众的压力之下成立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Agranat Commission），由最高法院院长主持调查的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战争期间军队被突袭并仓促应战应由谁承担责任。委员会的报告追究了以军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军事情报部门的首长和他的几个副手，以及南部的指挥官撒姆耳·葛农的责任。总参谋长和其他几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被解除职务。委员会没有追究文职领导人的过失，这一裁决激起民众广泛的愤怒，他们要求政治领导人受到法律制裁。士兵们从战场上回来后参加了在政府机关外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喊“达扬辞职”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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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公众的抗议，果尔达·梅厄于1974年4月2日引咎辞职，并解散了她的政府。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选举她的继任者。工党的老牌政治家和工党的左翼派别（以前的劳工联盟）更青睐于伊扎克·拉宾。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是达扬的好朋友，是工党另一支右翼派别（先前的以色列劳工名单党）的候选人。拉宾以微弱优势获胜。他于1974年6月成立新政府，这位六日战争时的总参谋长，刚刚结束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任期，曾在果尔达·梅厄领导的前政府中担任过次要的部长职位。虽然他是一个经验不足的政治家，但是没有参与赎罪日战争决策这一点对他是有利的。西蒙·佩雷斯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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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乎没人注意到，以色列领导阶层已经发生了代际更替。果尔达·梅厄是20世纪初移民巴勒斯坦的“创建者一代”（founding generation），也是建国前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进取心，艰难开拓的一代中的一员。在伊休夫危机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以色列战争时期，诞生了一批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领导人。1969年列维·艾希科尔去世的时候，领导权本应交给在独立战争中战斗的土生土长的那代人。然而，由于担心摩西·达扬和伊戈尔·阿隆这两位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党内分裂，于是，果尔达·梅厄被选为总理，作为缓和内部争斗的临时措施。随着果尔达的离职，那些认为应该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命运负责的老一代政治家离开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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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政治从权力走廊和以色列民主的既存框架转向街头。政治抗议成为一种永久性的事件，通过游行示威对政府施加压力，旨在影响政策的制定，这之前在以色列是闻所未闻的。在六日战争前夕，在以色列统一工人党总部，出现了黑豹党和妇女示威游行的抗议活动，要求任命达扬为国防部长，但是他们的抗议活动是暂时性的或小规模的。现在，这些新出现的运动在反复的游行示威活动中第一次成功地鼓动了民众。这种现象似乎与以色列电视的出现有关。赎罪日战争是首次发生在电视时代的以色列战争。视觉信息的即时性将战争及战争的恐怖传到每个家庭中，使得家人与前线军人感同身受。最初，示威活动只有少数人参与，但是示威者和他们的口号经电视的转播，使得这一相对边缘的现象变成了以色列生活的中心。由于这种曝光，示威者的势头日趋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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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抗议运动要求达扬以死谢罪。参与示威的左翼和右翼，以及士兵和遇难者亲属都强烈要求责任人（mehdal）出来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报告将所有的责任归于军方，却推卸了给军方下命令的政府领导人的责任。领导层有义务为其在以色列政治中的行为和疏忽承担公共责任，直到那时，这一原则在以色列政治中还没有得以落实（值得怀疑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是否严格遵守这一规定）。难以想象的是，在独立战争经历失败之时，本-古里安甚至被要求引咎辞职。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并不被视为罗斯福总统的失败。就政府和领导人承担错误、失误及失败的责任而言，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中心影响力方面，1974年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以色列政治中一再出现要求领导人承担失败的责任的情况，尤其是一旦涉及生命损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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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议活动并不代表一个特定的政治团体，但与之相伴的另一种新运动信仰者集团出现了。它源自青年耶希瓦学生的自发组织，尤其是来自莫卡兹哈拉维耶希瓦（Merkaz Harav yeshiva）的学生，还有来自耶希瓦赫斯代尔（yeshivot hesder，将高级塔木德研究与国防军兵役结合在一起的耶希瓦项目）的学生，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阿奇巴之子”（Bnei Akiva）的毕业生，宗教和非宗教阵营中的大以色列信徒，以及占领土地上定居的老兵［如来自埃齐翁定居点集团的哈南·普莱特（Hanan Porat）；来自希伯伦的拉比摩西·莱文杰（Moshe Levinger）；来自戈兰高地的耶胡达·哈雷尔（Yehuda Harel）］。他们充分意识到战争之后，以色列社会被绝望和痛苦包围着。他们发现政府愿意在西奈和戈兰高地做出领土让步，并担心这场造成大量伤亡的惨烈战争会迫使政府屈服于美国要求以色列撤出所占领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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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公众在所占领土未来的问题上发生分裂：一些人认为阿拉伯人最终会找到合适时机达成和平协议，而所占领土问题也只是一个附属性问题；另外一些人则声称“被解放的土地不会归还”以及“一寸土地也不归还”。左派认为这场战争及其可怕的代价是不情愿妥协以及不愿撤出所占领土以换取一项协议（甚至还不是和平协议）的后果，所以他们要求在领土让步问题上应具有灵活性。右派人士，尤其是信仰者集团的创始人，认为这场战争证明了阿拉伯人摧毁以色列的决心，并得出政府不能有任何让步或屈服于压力的政策，否则将会招来更进一步、无止境的压力。对右派来说，这场战争及其结果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自1948年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与之类似的胜利；他们没有注意到这场战争已经暴露出的问题，甚至更没有注意到战争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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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信仰者集团的人主要来自全国宗教集团圈子。创始人员之一格尔松·沙法特（Gershon Shafat）写道，绝望和痛苦唤起了成员们“新的希望，希望有新的开始，这一新开始源自造物主不可动摇的信念和推动我们前进的命令”[1]。这些断言恰当地引导弥赛亚运动，该运动由一个隐秘且神圣的诫命引导，这个诫命只向其信徒揭示，然而却以更加崇高的真理之名而忽视了现实性。关于什么是可能和可取的问题，他们没有进行理性考虑；相反地，他们将宗教信仰的观念强加在现实之中，并依此行事。这种思想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将返回锡安作为一个要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计划，并遵守现实世界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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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者集团政治活动的天然渠道是全国宗教党。然而，尽管泽鲁仑·哈默（Zevulun Hammer）和耶胡达·本-梅耶（Yehuda Ben Meir）壮大了全国宗教党“年轻人”的势力，但该党派并不由大以色列信徒所掌控，而且在政治上持温和立场。以经验丰富的老将约瑟夫·布尔格（Yosef Burg）为首的领导层，试图继续该党与工党的“历史联盟”。信仰者集团与全国宗教党年轻的领导人要求全国宗教党在1973年12月的大选后拒绝加入果尔达·梅厄的政府，除非她同意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工党拒绝了这一想法，因为这样的政府可能会阻碍与埃及、叙利亚达成协议。然而，这恰好是信仰者集团想要的。一旦这一团体的成员意识到他们将无法通过全国宗教党行动，他们就会选择一种议会外的战略。与埃及的脱离接触谈判表明，他们在协议取得任何进展时所预测的威胁即将来临，因为很明显，以色列将被迫让出领土。尽管很难争辩说，西奈或戈兰高地——都位于以色列历史土地边界之外——是“我们祖先的土地”，但是，自愿放弃六日战争中所占领的领土，这一趋势最后很可能会影响到犹地亚和撒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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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反对脱离接触协议的示威活动是由右翼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组织的。不过，信仰者集团很快在这些行动中脱颖而出。一般来说，少数人参与的右翼游行示威，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进行就会越来越困难，但相比而言，信仰者集团动员了来自犹地亚、撒玛利亚和戈兰高地的定居者，并“定居”在议会和部长办公室外边。可能在某一天，他们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这里，搭建临时营地。第二天早上，大概2000人披着祈祷巾站在内阁会议室的窗户外边，这一景象立即被电视转播。信仰者集团的动员能力是全面的。它不受财政能力约束或其他议程的限制。每次基辛格去以色列，都会遇到激烈的游行示威，以及被信仰者集团堵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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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与叙利亚艰难谈判期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关键点似乎是库奈特拉的命运，从戈兰高地来的移民在荒无人烟的小镇上的一个地堡中，建立了一个未经批准的“定居点”。第一批定居者是基布兹和莫沙夫的非宗教成员。当他们意识到哈麦乌哈德基布兹并不支持他们的行动时，他们就把定居点交给信仰者集团。信仰者集团承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附带条件是，如果政府要求他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将会照做。然而，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政府要求撤离库奈特拉，然而科谢特一个非法的定居点，变成了以色列领土戈兰高地上永久性的定居点。这是一个先例，建立了一个没有政府批准的定居点，并且事后得到了审批手续。这是一个不会被遗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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