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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78年10月临近——这标志着联合国紧急部队要重新托管西奈半岛，也标志着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已经过去一年时间——耶路撒冷和华盛顿都担心萨达特可能会退出和平进程并采取惊人的军事行动，正如他在1973年所做过的那样。卡特总统决定独自采取一些特别的行动。他邀请双方到戴维营参加一场由各方代表参与，但与媒体完全隔绝的会议，希望能通过双方的密集互动达成协议。达扬写道：“事实证明，在埃及-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谈判中，这是决定性的、最困难的、最不愉快的阶段。”为了达成一项协议，所有三方都不得不解决令人痛苦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危机。[3]从9月5日到17日，戴维营峰会持续了13天。直到最后一刻还不确定此次会议是否能达成协议。每天都会产生新的危机，每天都让人感觉双方陷入僵局，不如回家算了。为了达成积极的结果，每天都有人呼吁多一点儿宽容，多一点儿耐心。双方都担心会被指责导致谈判失败，都要求美国人支持他们的立场。这给了卡特总统和他的助手回旋空间，使他们能够对双方施加压力，最终做出必要的重大决定。但是除了策略和战略之外，最终扭转局势的是贝京和萨达特双方共同的基本愿望，就是要把和平协议带回去，带给两国的人民。这种愿望使得他们能够克服不信任的障碍，战胜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克服改变根深蒂固的立场和采取冒险行动的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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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维营签署了两份框架协议，旨在形成和平条约的基础，具体细节将在三个月内商定。贝京同意在三个月内暂停建立新的定居点。这一承诺后来被卡特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承诺，而贝京貌似没有加以遵守，埃及人似乎明白这一承诺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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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框架协议用于解决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和平条约的原则问题。带着沉重的心情和严重的忧虑，贝京同意放弃在西奈半岛和拉法通道兴建定居点和机场。作为他个人的一种妥协，贝京声明必须经由议会批准这些让步。美国人同意在内格夫建造两个替代机场，且在以色列人撤离之前完成，从而缓解这种特定的运输负担。西奈半岛的美国预警站将被拆除，但是联合国紧急部队将一直留在那里，且只有经过双方的同意和安理会的一致同意才可撤离。西奈半岛只能部分非军事化，到通道的东部为止，但是双方将被一个宽阔的缓冲带隔开。就埃及方面而言，埃及同意开始实现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最初他们说只有以色列从整个西奈半岛撤出之后才有可能——并同意当第一阶段的撤军完成（条约签署之后的9个月内）双方将互派大使。苏伊士运河将向以色列航运开放，埃及将与以色列建立贸易关系，包括出售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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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框架协议涵盖了西岸和加沙地带。埃及意识到以色列在这两个区域有安全需要。以色列同意了以前从未接受过的条款。它承诺准予被占领土地上巴勒斯坦人全面自治，同时减少以色列在那里的军事管制。自治将持续五年，之后将就领土的归属进行谈判。以色列保留对那里安全事务的否决权，也不会放弃对该地区宣示主权的权利。但以色列也声称，任何领土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及其合法要求”，领土上的定居者和作为非常住的巴勒斯坦人都将参加关于该地区未来的任何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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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营协议》没有像萨达特的访问那样受到同样热情的欢迎。在以色列和埃及，条约的反对者强调了领导人所做出的让步，而不是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在以色列，人们对决定撤回国际边界并拆除定居点和机场表示怀疑。放弃定居点违背了贝京在首脑会议前夕的承诺，也违反了特尔哈伊（Tel Hai）的神话，根据这一神话，“（犹太人可以）不放弃已经建成的（定居点）”。实际上，有些定居点由于各种原因已经被放弃，也有其他定居点是以色列在独立战争中被迫放弃的。但政府自愿决定放弃已经建成的定居点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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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贝京不会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出，但是显然，从西奈半岛和拉法通道撤出是一种征兆：定居点不是神圣的，正如可以建立一样，同样可以被拆除。对定居者存在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们迅速做出回应，对这些协议表示激烈反对。而且，自1967年战争以来的12年来，以色列人的耳边一直充斥着西奈半岛对于该国战略纵深的重要性的言论和宣传，而现在以色列却要一下子将它们拱手让出。现在是贝京的密友和一起参加运动的同人在猛烈抨击他。和平条约的成就以及与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因为养育了多年的以色列圣牛被屠宰而蒙上了阴影。萨达特也丝毫没有感觉到轻松。他已经获得了以色列从西奈半岛完全撤出的承诺，却未能安抚埃及国内对和平条约的反对者，它也没有减缓包括亲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他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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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议会上关于《戴维营协议》的辩论很激烈。贝京凭借他在政党中的权威和地位，才迫使利库德集团的大多数成员批准这项协议。“国家正在遭受诞生时的阵痛。诚然，每一个伟大的事业开始时都是痛苦的。”贝京回应着右翼分子的攻击。“这是中东最大的转折点，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很有可能签署和平协议。痛苦并不让我感到意外，我对示威游行没有抱怨。”[4]即使全国宗教党也是支持的，它的大多数成员投票赞成这些协议，因为它相信，如果贝京决定撤回定居点，那是因为他可能别无选择。工党和变革民主运动都支持该协议，虽然对其中的某些条款有保留意见。现在，和平的机会比众多的妥协和让步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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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结束的篇章。现在框架协议必须要被规划成一个最终的和平条约，《戴维营协议》中模糊措辞留下的问题显现出来。以色列坚持认为，不管与巴勒斯坦人的自治谈判何时结束，关系的正常化应该按规定的时间开始。埃及的意见则相反。这是基本讨论的另一个版本：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协定是否与自治协议相关联，还是二者之间没有关联？以色列要求去除这一联系，埃及坚持要保留。埃及在阿拉伯联盟框架下与阿拉伯国家有共同防御条约。以色列要求与埃及的和平协议要优先于埃及对阿拉伯联盟的承诺。以色列担心，如果对叙利亚或约旦进行军事打击，埃及将援助对方，如此和平协定将会崩溃。埃及担心承诺优先重视与以色列达成的和平协议将被视为对阿拉伯事业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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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基本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实际问题，例如以色列从西奈油田撤离后，埃及将向以色列供应石油。在华盛顿布莱尔之家举行的由美国调停的谈判以陷入僵局而告终。接下来一轮谈判也以失败结束。在双方无法克服由最后的细节引发的障碍，几乎感到绝望的时候，卡特总统飞往中东，施加自己全部的权力和声望，才成功使得谈判取得突破。条约于1979年3月20日提交以色列议会批准，引发了议会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辩论，但该条约最终还是获得批准。达扬在演讲中说：“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不是一首田园诗……而是建立在当前现实背景下的和平条约，目的是为了实现两个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从阿拉伯的立场来看，这表示接受以色列的存在。[5]1979年3月26日，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约一年半后，和平条约在白宫草坪上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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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规定了从西奈半岛分阶段撤离的日期，以色列保留在半岛东部，在两年之内撤出定居点和机场。在此期间，将举行有关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关系正常化在撤离的第一阶段完成后立即开始，双方互派了大使。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条约经受了一些困难的考验：对萨达特的暗杀行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以及自治谈判的崩溃。但是条约仍然得以坚守，直到今天仍在发挥效力。大多数埃及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媒体人物和宗教领袖——从未与以色列和解。两国政府之间的和平并没有以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方式延伸到他们的民众之中。然而，从那时以来，中东似乎发生了变化，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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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埃及的和平条约是贝京执政时期的巅峰。他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巨大声望，并与萨达特一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在党内，他发现自己由于放弃定居点和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与公正要求而遭受攻击。他难以面对定居者们，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是右翼的纯粹的、理想主义的元素。当他否定来自左翼的批评时，右翼的批评也接踵而来；他时刻心系着大以色列和定居事业。农业部长阿里埃勒·沙龙采用了一项具有侵略性的定居政策，其中包括在以阿拉伯人口为主的中心地区建立定居点，以阻止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与之相反，国防部长魏兹曼则希望定居点完全建设在一个大的区块内，而不用征用土地。达扬声称，虽然犹太人可以在以色列的任何地方定居，但应该避免在没有安全重要性的地方建立定居点。政府接受了沙龙的建议，尽可能多地去建立定居点，而贝京倾向于支持他，即使他的计划偏离了政府认可的方向。政府中持温和立场的代表如亚丁、达扬和魏兹曼，他们反对沙龙，对他来说并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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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委派内政部长约塞夫·布尔格主持自治谈判，从而表明西岸是以色列的内部事务。这也传递给达扬一个信号，他在政府中的作用已经结束了。6个月后他辞职了。贝京任命前莱希领导人伊扎克·沙米尔代替达扬接任外交部长。在和平条约的投票中，沙米尔的极端主义立场显而易见：他投票时弃权。对他的任命标志着温和与妥协立场的结束，自治谈判无果而终。与此同时，1980年5月，魏兹曼愤怒地辞职，说削减国防预算使以色列处于危险之中，而贝京的表现有严重不当。除了担任总理的职务之外，贝京还担任了14个月的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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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贝京政府前两年最显赫的成就是和平进程，因此获得了声望和人气。但经济形势是其致命弱点。1977年10月，财政部长西姆哈·埃尔里奇提出了一项新的经济计划，旨在使以色列经济全面彻底地自由化，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自由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以色列经济不景气源于政府过度的介入，市场力量和私营企业应该得到自由发挥，最终促进经济的增长。基本商品的补贴取消了，外币限制也被取消了，以色列公民首次被允许持有外币并进行交易。同时制定了里拉的自由浮动汇率制，这样能够根据供求关系变化自动调整汇率。有经济能力的人能够出国旅游而不用缴纳旅游税，也不限制可以合法携带出国的美元数额，这在以色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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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进口的自由化应导致价格下降，但政府收入相应增加的希望证明为时过早。对日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导致了其价格上涨。取消补贴导致了基本商品的价格上涨，这打击了人口中较贫穷的群体——也是支持利库德集团的基础。美元汇率大幅上涨，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将工资与生活消费指数挂钩，旨在补偿由于物价上涨所导致的薪资阶层支出的增加，这一做法在实行自由化之后仍然生效，这最终导致螺旋式通胀，连财政部也难以控制。1977—1980年，通货膨胀率由42.8%上升至132.9%。财政部没有采取过渡到自由市场的必要措施。政府开支没有大幅削减。旨在推动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私有化只是在小规模的情况下进行，以防损害到贫穷人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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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并不熟悉经济学，他倾向于接受他的部长们关于财政部试图削减预算的建议。在引入新经济计划的头两年里，他未能落实财政部的政策，导致以色列国际收支赤字增加，从9亿美元增加到34亿美元。经济处于灾难的边缘。埃尔里奇辞职，它是贝京政府中被替换的几位财长中的第一位。由于反对和平条约而辞去政府职务的伊格尔·霍罗威茨（Yigal Horowitz）现在再次出任财政部长。他采取了严格的支出政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可能会损害下层群众利益的削减财政政策。但是他的做法遭到总理的反对，总理拒绝取消补贴，并顽固地坚持提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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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罗威茨的措施之一用谢克尔取代里拉，里拉的名字唤起了以色列的接受委任统治的过去，而谢克尔是出现在《圣经》中的古希伯来币。（这个汇率设定为10里拉等于1“旧谢克尔”。在第二个阶段，这个汇率改为1000旧谢克尔等于1“新谢克尔”，所以1新谢克尔等于10 000里拉。）霍罗威茨希望通过把钱变得更少会抑制通货膨胀，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霍罗威茨的做法让政府感到厌恶。达扬断言，“世界已经把以色列看作一个经济僵尸”[6]。1981年1月，贝京任命了他的第三位财政部长约拉姆·阿里多尔（Yoram Aridor），这位财政部长认为他的作用是“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他认为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对抗通胀，而不是紧缩开支和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日用消费品的关税和税收将降低商品价格并增加贸易，从而有望增加更多的政府收入。随之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消费盛况。中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家庭争相购买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和汽车。恶性通货膨胀仍在继续，新以色列货币持续贬值。但公共情绪从节俭的阴郁变为了享受高涨的消费主义，这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在阿里多尔制定他的经济政策之前，利库德集团似乎可能会在1981年夏天的选举中落败，但现在贝京似乎有了继续掌权的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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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80年和1981年年初，贝京似乎已经失去了作为总理行使职责的能力。他经历了轻度中风和抑郁症发作，没有人敢公开谈论他的健康状况。1981年4月，继阿里多尔的成功之后，以色列总工会举行了选举。令每个人感到惊讶的是，利库德集团仍然是不可轻视的力量。它赢得了左派25%的选票。贝京一夜之间恢复了健康，并开始积极参加竞选。虽然公开的集会现在被认为是过时的，但是贝京回到城市广场和群众当中，并从全国人民欢迎他的热情中得到了鼓舞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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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对释放充满种族敌意的想法没有任何疑虑，并不假思索地将其作为政治煽动的手段。在这场竞选运动中反对工党联盟的煽动程度和对其的妖魔化的程度是空前的，有时语言暴力甚至上升为对工党联盟代表的人身攻击。利库德集团支持者的敌对行为使得工党联盟活动分子难以在发展城镇和城市街区举行选举会议。选举前夕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王广场（Kikar Malkhei Yisrael，现为拉宾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迎来了敌对行动的高潮。在将一场运动（工党运动）描述为会把苏联模式引入以色列，以及把恐怖分子引入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红色”运动，又将另一场运动（利库德集团运动）描述为“蓝白运动”和家园保护者之后，贝京抓住了前一天晚上在同一个地方工党联盟在选举集会上发表的愚蠢评论。一位艺人曾经将利库德集团支持者称为“Tshachtshachim”（对摩洛哥人的贬低性绰号）。艺人的言语成为贝京对左派和密兹拉希犹太人贬低态度的象征，他呼吁追随者唤起他们的朋友，一起给利库德集团投票，抹去这一对全体以色列人民的侮辱。他的话收到了雷鸣般的掌声，听众们一致支持利库德集团和仇视左翼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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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的前几个星期，1981年6月，以色列空军摧毁了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轰炸反应堆的决定，在当时看起来是冒险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对贝京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回想起来，很少有人会认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地服务世界。1977年政府变革期间，拉宾通知贝京一个情报，指出伊拉克在法国人的援助下正在建造核反应堆。通过外交手段和蓄意破坏方式阻止建设反应堆的努力均未能成功。与此同时，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伊朗人企图炸毁反应堆，但只造成了轻微的损坏。贝京认为敌国手中的核武器对以色列的生存是一种威胁，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很小，这使得以色列显得非常脆弱。反对派领袖西蒙·佩雷斯听说了有关轰炸核反应堆的计划，就写了一封密信给贝京，告诫他要谨慎行事。他认为这会危及以色列与美国和埃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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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意识到轰炸反应堆有风险，但是辩称如果不攻击它，以后对以色列的可预测风险要大得多。他担心如果工党联盟赢得选举，反应堆将会继续保持运行下去。做出这个攻击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色列的防务当局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谁都无法保证这场行动一定会成功。但最终，这场行动确实取得了成功，而且没有任何损失。作为回应，美国决定推迟向以色列提供战机，但除此之外，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损害。当以色列大使向萨达特告知了此次行动的消息和贝京决定行动的理由，萨达特对此持容忍态度。一事成功百事顺，萨达姆·侯赛因的残酷政权在中东不是很受欢迎。佩雷斯指责贝京利用对伊拉克反应堆的攻击作为竞选拉票的形式。贝京通过透露佩雷斯的秘密信件来回应并攻击他。贝京不是为了胜选而去摧毁反应堆，但是后来他把这次行动的成功作为他选举中的一个制胜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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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的第二个任期：黎巴嫩战争和以色列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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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底举行的选举结束了。利库德集团保持了一个席位的优势（48：47），使得贝京能够继续组建由61位议员（总共120位）支持的政府。这个微弱的胜利证明了1977年的大变革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反映了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化。贝京的第一届政府秘书阿里耶·瑙尔（Aryeh Naor）这样分析了选举结果：“基于宗教和信仰传统形成的新的以色列象征符号世界根植于这个国家新的一代中。关于领土妥协的世俗世界观和工党联盟思想对这一代人是陌生的，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大以色列的现实中成长起来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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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的第一届任期以积极的方式结束。与埃及的和平条约给贝京披上了象征人类和平的外衣，也向世人树立了一个能够做出艰难决定、做事果敢的领导人形象。对伊拉克反应堆的轰炸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领导能力和决心。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定居事业的扩张是一种额外的成功。他的另一项政绩是街区振兴计划（neighborhood rehabilitation project）。在1977年选举之前，贝京承诺如果当选，他将采取行动振兴以色列的贫困社区。这个项目不是由国家预算资助，而是由流散犹太人的捐款资助。贝京呼吁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帮助消灭以色列的贫困，这一行动广受好评。捐助者与将要接受资助的街区和发展城镇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而不是把项目和资金转移给像犹太代办处之类的组织或团体。流散犹太人参与这个项目有助于加强主要捐助者和以色列人权利之间的联系，但是除此之外，这项事业对于恢复流散犹太人社区与以色列之间的团结，以及进一步拉近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捐助者和密兹拉希街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街区振兴计划的重点是提高住房标准，减少过度拥挤。努力提升居住区在审美方面的标准，建设游乐场和花园。在很多情况下，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居民关心社区的兴趣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从每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有价值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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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的第一届任期期间，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其深感压力。在没有安全保障和必要的相关措施的前提下，试图通过简单的改革和大胆的尝试短期内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转型为自由主义的经济，这一举措，导致以色列经济走向深渊，并破坏了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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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选举和新政府的组成反映了由一个右翼政府到极右翼政府的转变。前者的领导人力图在历史上留名，正如他将和平带给了以色列；后者的领导人现在开始实施在他上台之前就一直持有的旧世界观。第一届政府包括达扬、魏兹曼和亚丁，他们和贝京一起构成了一个制衡制度。在贝京的第二届政府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缺乏调停力量。阿里埃勒·沙龙——贝京早先不愿放在安全机构的负责人——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伊扎克·沙米尔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右派人士，成为外交部长。总参谋长是拉斐尔·埃坦［Rafael（Raful）Eitan］，他接受了沙龙的领导。这是一个无力的政府，没有可以抵制沙龙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存在。政府中也没有其他可以充当制衡作用的军事人物。［交通部部长莫迪凯·基波利（Mordechai Zippori）来自军方，曾担任过前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试图制衡沙龙，但他在贝京眼中与著名的沙龙将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外部政治舞台也发生了变化。萨达特于1981年10月6日被暗杀，里根总统取代了卡特总统。如果说贝京的第一届任期的标志是和平的话，那么他的第二届任期的标志将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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