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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此以前，以色列政府一直是站在反对派的左翼，而反对派总是好战的，永远愿意支持军事行动，而不是撤军。这一次情况发生转变，政府和反对派产生了分歧，政府比反对派显得更加右倾，未公开、坦诚地向反对派说明它的目标就参与了战争。随着战争的进行，军队和平民之间相互反馈信息并进行着互动。装甲旅司令伊莱·盖瓦上校（Colonel Eli Geva）辞职，拒绝参与对贝鲁特的袭击——这是以色列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高级官员拒绝服从命令。盖瓦的行为反映了遍及整个军队的沮丧和不安。军队认为他们正在远远超出防卫以色列的作战。士兵们反应强烈：“人们一定觉得他们冒死奋战不是为了捍卫以色列，而是出于掌权者突发的奇想。”[10]他们还觉得政府一直在操纵媒体；媒体向公众报道的不是他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同样地，公众在家里的电视屏幕上和国际媒体上看到的与指挥官所说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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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防军是一支建立在预备役士兵基础上的军队，公民应召入伍。这意味着平民和军事现实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从上到下，从军队到民间社会，从文职领导到军队，虚假的报道严重损害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对于大部分公众，甚至军队来说，由于不确定的和不能接受的目标而使得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引起了对诸如进入西贝鲁特这一行动的反对，这样的城市战斗肯定会导致很高的伤亡人数。除此之外，贝鲁特行动的残暴和伴随着平民伤亡的轰炸激怒了军队和他们的官员，他们将这些行动视为抛弃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武装纯洁性”和保护人类生活这一原则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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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引发了以色列公众的怒火。以色列国防军甚至可能要负间接责任，因为它躲在了一边，而没有去干预难民营中右翼基督徒民兵的行动，这颠覆了在士兵和平民眼中军队的高尚道德形象。以色列国防军电台记者罗恩·本-伊沙（Ron Ben-Yishay）怀疑营地里正在发生着大屠杀，于是打电话给沙龙告诉他自己的担心。沙龙未采取任何行动。感到震惊的记者给贝京发了一封个人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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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采取行动，当平民遭到屠杀时置身事外，将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的常态。对以色列国防军道德和自我形象的损害将是严重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是否应当对我们立场的公正和行为的道德效力产生怀疑？这将会削弱他们的动机。而总理，动机是立在我的三个女儿和数百万阿拉伯人之间的护城墙，后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想把我们从地图上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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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屠杀女孩的卷发与我4岁的女儿塔马尔的头发很像。当女人、老人和小孩被屠杀，不管他们的身份是谁，犹太士兵或平民都袖手旁观，这是不可思议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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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没有回复本-伊沙的信。但是风暴在继续肆虐。高级军官要求沙龙承担责任并辞职。特拉维夫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游行示威（《国土报》估计参与人数达40万人，尽管政府支持者声称仅有15万人）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对以色列在大屠杀中的责任进行调查。无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人士都震惊了，并加入示威游行中。大体上媒体支持示威者的要求。起初，贝京的回应显得很傲慢，说“非犹太人杀了非犹太人，他们就责怪犹太人”。但是面对以色列国内的愤怒和不断增长的国际批评，他最终同意成立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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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1年选举以来，以色列街道的气氛已经呈现出敌对、暴力的倾向，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极端。定居者对政府同意撤离拉法通道的定居点表示恼怒。政府发起了定居点运动以表明其对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决心。这些运动遭到名为“现在就和平”的组织的反对，该组织认为定居点是通往和平的主要障碍，因为它们使得任何合理的领土妥协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就和平”组织设法招募成千上万的示威者来反对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右派分子通常以指责左派分子的仇恨宣传来进行报复，特别是针对“现在就和平”组织，不仅将他们描述成国家事业的叛徒，而且还视之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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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战争导致国家分裂，并使得左右派敌对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左派变得更加激进，极端主义抗议组织出现了。其中之一名为“Yesh Gvul”（它可以翻译成“凡事有限度”，“界线是存在的”或“我们受够了”），它呼吁拒绝在黎巴嫩服役。另一个组织，“拒绝沉默的士兵们”，向媒体讲述了战争对阿拉伯平民造成的伤害。说来非常奇怪，温和的“现在就和平”运动反而遭到了右派猛烈的攻击，这可能是因为其招募人员的能力很强。它的成员都是爱国者，不希望由于拒绝在黎巴嫩服役而导致军队分裂，因此选择继续在那里服役。对它的指控范围从叛国到接受沙特阿拉伯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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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正式名称为贝鲁特难民营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卡汉（Kahan，又名Cahan）委员会公布了报告。报告对总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建议解除沙龙的国防部长职务。总参谋长由于即将结束他的职务任期而逃脱了惩罚。不过，沙龙无意静静地离开。民粹主义者对他的支持不断飙升。他的支持者呼吁贝京不接受委员会的建议。同时，“现在就和平”运动组织了一次集会，通过耶路撒冷的街道游行到政府大楼，并要求解除沙龙的职务。游行中的许多人是最近从黎巴嫩返回的士兵，他们在穿过一群敌对的暴徒时，遭到了他们的攻击和藐视。警方试图掩护游行者，但反对示威者的势力太强了。一名反对示威者将一枚手榴弹扔进了游行的队列中。在黎巴嫩参加过战斗的预备役军官埃米尔·古兰兹威格（Emil Grunzweig）遇害，另有7人受伤。这是第一次有犹太人因为政治信仰而在以色列国内被另一名犹太人杀害。对以色列民主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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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公开辩论的热度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两个阵营都跨越了过去一直谨慎遵守的红线。来自左派的示威者在贝京的住宅外聚集并反复高喊“贝京，凶手”，同时手中高举着标语牌，上面列出了每天都在增加的伤亡人数。“现在就和平”组织的示威行动和政府支持者的反示威行动使得以色列大街上的矛盾激化。沙龙辞去了国防部长职务，而被任命为一个无实权的部长。与此同时，黎巴嫩的流血暴力仍然持续，似乎看不到出路。黎巴嫩前线与国内的距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远。一名士兵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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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来吧。你一直在渴望回家，心里有很多你想说给别人听的故事和许多你不想说出来的故事。当你越过边界以后，战争仿佛就像发生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一样离你很遥远了。它让你感到精疲力竭。以色列开始蓬勃发展，万物都开始变得繁荣。关于黎巴嫩正在发生的事情消息公布之后，他们谈论由于黎巴嫩战争而导致的股价下跌和美元上涨。而你渴望告诉别人你很肯定你有自己的思考，但是没有可以说话的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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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政治、种族、文化和社会分裂在贝京的第二届政府任期内更加突出。公开斗争在诸如政治合法性、历史记忆和以色列社会未来的形象等很多层面上都发生了。斗争的一个焦点是基布兹的地位问题。基布兹是劳工运动中社会创造力最耀眼的成就。它结合了社会平等、奉献和为了民族使命而奋斗的愿景。基布兹所青睐的价值观是体力劳动，简单的生活方式，低调克制的文化，事半功倍的效果。以色列社会中没有任何其他部门的价值观像基布兹那样，反对贝京的价值观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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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意识到，如果他想改变国家的形象，他就不得不破坏基布兹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创造的历史地位。他针对基布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它们的生活有赖于土地的肥沃，它们的财富起源于左翼政府分配给它们的资源，这些资源在过去一直未能用于发展城镇的建设。与每一种陈词滥调一样，贝京的言辞有一点儿真理，但仅仅是一点点。基布兹凭借辛勤的工作赢得了相对稳定的财务，但多年来一直处于严峻的环境中。然而，它们的田园生活面貌凸显了它们与发展城镇和邻近的中转营之间的差别，而后者一直被忽视，其居民清楚地感觉到他们那些看似温和的邻居对他们表现出的高人一等的态度，所以总理的话说进了他们的心坎里。1981年竞选活动中基布兹成员帮助工党联盟，在此之后贝京加强了对他们的攻击，受到了大多数密兹拉希的热烈欢迎。在右派成员的心中，左派反对战争的抗议与基布兹作为左派精英的堡垒有着紧密的联系。作战部队中的基布兹成员人数远远超过其在人口中的相对比例，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反对他们的煽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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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秋天，在以色列，关于黎巴嫩战争争论的高潮时期，作家阿摩司·奥兹开始了以色列的旅程，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旧的”和“新的”以色列。在贝特谢梅什（Beit Shemesh）这样一个发展城镇，贝京的地位接近于圣徒——“他是我们的父亲”，一位居民说——奥兹面对的是那些试图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传统文化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和侮辱：“你为什么不问，当孩子还在过渡营时，谁教的孩子取笑他们的父母，嘲笑老人，奚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领导人？你为什么不问，首先，谁教东方犹太人钱财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不问，谁发明了盗窃和欺诈？谁发明了股市？但是，塔佐拉（Tzora）基布兹有它自己的形象，贝特谢梅什也有它自己的形象，这是电视台记者和所有那些诽谤中伤者，以及教授们的错误。”[13]相比之下，一名基布兹元老这样回应了这些指责：“告诉他们不要相信煽动者。我们这里没有任何黄金城堡，我们没有骗过任何人。他们应该知道，在贝京政府的统治下我们会感到更加愤怒和受辱。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当成怪物？剥削者？高人一等？腐败？叛徒？……你真的以为他们相信贝京向他们头脑中灌输的东西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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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精英对新政权越来越感到疏远并充满敌意。工党联合政府过去对自己在电视上所呈现的形象感到愤怒，但除了抱怨之外，没有采取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措施。对于贝京政府来说却不是如此。以色列广播电视局的工作人员目前的工作正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媒体中从未出现过。他们觉得自己就像被围困的少数人。知识分子、媒体人物和作家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消失，被一个不是他们的国家所取代。消耗战之后，作曲家埃胡德·马诺尔（Ehud Manor）写了一首歌《我没有别的国家》，里面的歌词包括“我不会保持沉默/因为我的国家正在发生变化/我不会放弃提醒她/在她的耳边唱歌/直到她睁开眼睛”。这首歌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发行，并被用来抗议黎巴嫩战争。记者那鸿·巴尼亚（Nachum Barnea）描述了1980年在吉诺萨尔（Genossar）基布兹举行的伊戈尔·阿隆葬礼上民众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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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很多人渴望所谓美丽的、萨布拉的（土生土长以色列人的）以色列，而不是贝京神秘的或埃尔里奇店主的以色列。收音机播放了雷切尔（Rachel）和拿俄米·舍莫尔的《加利利湖之歌》，整个一代人听了以后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这是真诚且真实的，也是令人担忧的。30岁和40岁的人哀叹他们所居住的国家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们不是为了一个重要人物的去世而哭泣，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曾经拥有的国家已不再是他们的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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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阿摩司·凯南（Amos Kenan）出版了一本超现实的小说《通往艾因哈罗德之路》，描述了军事独裁政权统治下的以色列，它接管国家并驱逐所有阿拉伯人。书中的主人公试图到达在艾因哈罗德基布兹中得以幸存的自由的以色列。这部小说表达了黎巴嫩战争之后左派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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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1987年的小说《黑盒子》（Black Box）对古老的以色列本土文化的丧失表达了遗憾，因为它正在被崛起的密兹拉希民族主义和宗教虔诚所取代。小说描述了一段三角关系，一个女人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她的第一任丈夫，一名死于癌症的勇敢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她的第二任丈夫，北非犹太人，是一名宗教老师，他接受过基础的希伯来文和犹太教育，这些都能够从诗篇的片段中得到体现，他用诗篇建构了自己的语言。她的第一任丈夫，代表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左派，逐渐消失了，而代表着新以色列的第二任丈夫，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扎根于当地的经验，但仍然是活力和生命力的原型。这个漂亮女人在两个男人之间犹豫不决且饱受煎熬，奥兹认为这正是他自己经历的写照，也象征着这个国家和以色列人的经历。这本小说不仅表达了对正在消失的世界的哀叹，也表达了对新现实的接受，同时也有对古老契约失去活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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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哀伤失去旧以色列的文学作品是1988年梅耶·沙莱夫（Meir Shalev）的小说《蓝山》（The Blue Mountain）。这本书追溯了几代耶斯列谷地（Jezreel Valley）莫沙夫成员的生活，可以被解释为对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哀歌，因为它已经被证明不复存在。除此之外，在所有人都陷入战争和所有的理想主义都丢失之后，莫沙夫通过向那些希望死后能埋葬在圣地的离散犹太人出售墓地来赚钱。这本小说也是以接受现实的态度结尾。书中的主角以其混乱的性关系震惊了整个莫沙夫，但最终找到了真爱——一个来到莫沙夫的极端正统派家庭的女孩，因为这个家庭，他找到了自己新的根基。尽管这本小说的结局相对乐观，但是它是一本关于不复存在的现实的悲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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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贝京失去了他作为总理应有的热情和坚毅。他越来越退缩，不积极参加内阁会议，不回应他的同僚，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1983年8月28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贝京宣布辞职。“我不能再担任总理职务了。”他说，但接下来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评论。他是因为越陷越深的黎巴嫩战争而陷入抑郁状态吗？他住所外的示威者向他抛出的伤亡人数是否使他的精神遭受打击？或者也许他只是厌倦了所承受的负担。贝京没有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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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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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nachem Begin,Divrei haknesset(Knesset Records), third session of the Ninth Knesset, 20.6.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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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vi Shilon,Begin: 1913–1992, Tel Aviv: Am Oved, 2007, p.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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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oshe Dayan,Breakthrough: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Egypt-Israel PeaceNegoti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1, 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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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ryeh Naor,Begin bashilton: edut ishit(Begin in Power: A Personal Testimony), Tel Aviv: Yedioth Ahronoth, 1993, pp.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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