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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秋天，在以色列，关于黎巴嫩战争争论的高潮时期，作家阿摩司·奥兹开始了以色列的旅程，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旧的”和“新的”以色列。在贝特谢梅什（Beit Shemesh）这样一个发展城镇，贝京的地位接近于圣徒——“他是我们的父亲”，一位居民说——奥兹面对的是那些试图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传统文化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和侮辱：“你为什么不问，当孩子还在过渡营时，谁教的孩子取笑他们的父母，嘲笑老人，奚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领导人？你为什么不问，首先，谁教东方犹太人钱财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不问，谁发明了盗窃和欺诈？谁发明了股市？但是，塔佐拉（Tzora）基布兹有它自己的形象，贝特谢梅什也有它自己的形象，这是电视台记者和所有那些诽谤中伤者，以及教授们的错误。”[13]相比之下，一名基布兹元老这样回应了这些指责：“告诉他们不要相信煽动者。我们这里没有任何黄金城堡，我们没有骗过任何人。他们应该知道，在贝京政府的统治下我们会感到更加愤怒和受辱。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当成怪物？剥削者？高人一等？腐败？叛徒？……你真的以为他们相信贝京向他们头脑中灌输的东西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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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精英对新政权越来越感到疏远并充满敌意。工党联合政府过去对自己在电视上所呈现的形象感到愤怒，但除了抱怨之外，没有采取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措施。对于贝京政府来说却不是如此。以色列广播电视局的工作人员目前的工作正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媒体中从未出现过。他们觉得自己就像被围困的少数人。知识分子、媒体人物和作家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消失，被一个不是他们的国家所取代。消耗战之后，作曲家埃胡德·马诺尔（Ehud Manor）写了一首歌《我没有别的国家》，里面的歌词包括“我不会保持沉默/因为我的国家正在发生变化/我不会放弃提醒她/在她的耳边唱歌/直到她睁开眼睛”。这首歌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发行，并被用来抗议黎巴嫩战争。记者那鸿·巴尼亚（Nachum Barnea）描述了1980年在吉诺萨尔（Genossar）基布兹举行的伊戈尔·阿隆葬礼上民众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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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很多人渴望所谓美丽的、萨布拉的（土生土长以色列人的）以色列，而不是贝京神秘的或埃尔里奇店主的以色列。收音机播放了雷切尔（Rachel）和拿俄米·舍莫尔的《加利利湖之歌》，整个一代人听了以后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这是真诚且真实的，也是令人担忧的。30岁和40岁的人哀叹他们所居住的国家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们不是为了一个重要人物的去世而哭泣，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曾经拥有的国家已不再是他们的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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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阿摩司·凯南（Amos Kenan）出版了一本超现实的小说《通往艾因哈罗德之路》，描述了军事独裁政权统治下的以色列，它接管国家并驱逐所有阿拉伯人。书中的主人公试图到达在艾因哈罗德基布兹中得以幸存的自由的以色列。这部小说表达了黎巴嫩战争之后左派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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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1987年的小说《黑盒子》（Black Box）对古老的以色列本土文化的丧失表达了遗憾，因为它正在被崛起的密兹拉希民族主义和宗教虔诚所取代。小说描述了一段三角关系，一个女人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她的第一任丈夫，一名死于癌症的勇敢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她的第二任丈夫，北非犹太人，是一名宗教老师，他接受过基础的希伯来文和犹太教育，这些都能够从诗篇的片段中得到体现，他用诗篇建构了自己的语言。她的第一任丈夫，代表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左派，逐渐消失了，而代表着新以色列的第二任丈夫，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扎根于当地的经验，但仍然是活力和生命力的原型。这个漂亮女人在两个男人之间犹豫不决且饱受煎熬，奥兹认为这正是他自己经历的写照，也象征着这个国家和以色列人的经历。这本小说不仅表达了对正在消失的世界的哀叹，也表达了对新现实的接受，同时也有对古老契约失去活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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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哀伤失去旧以色列的文学作品是1988年梅耶·沙莱夫（Meir Shalev）的小说《蓝山》（The Blue Mountain）。这本书追溯了几代耶斯列谷地（Jezreel Valley）莫沙夫成员的生活，可以被解释为对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哀歌，因为它已经被证明不复存在。除此之外，在所有人都陷入战争和所有的理想主义都丢失之后，莫沙夫通过向那些希望死后能埋葬在圣地的离散犹太人出售墓地来赚钱。这本小说也是以接受现实的态度结尾。书中的主角以其混乱的性关系震惊了整个莫沙夫，但最终找到了真爱——一个来到莫沙夫的极端正统派家庭的女孩，因为这个家庭，他找到了自己新的根基。尽管这本小说的结局相对乐观，但是它是一本关于不复存在的现实的悲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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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贝京失去了他作为总理应有的热情和坚毅。他越来越退缩，不积极参加内阁会议，不回应他的同僚，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1983年8月28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贝京宣布辞职。“我不能再担任总理职务了。”他说，但接下来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评论。他是因为越陷越深的黎巴嫩战争而陷入抑郁状态吗？他住所外的示威者向他抛出的伤亡人数是否使他的精神遭受打击？或者也许他只是厌倦了所承受的负担。贝京没有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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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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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nachem Begin,Divrei haknesset(Knesset Records), third session of the Ninth Knesset, 20.6.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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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vi Shilon,Begin: 1913–1992, Tel Aviv: Am Oved, 2007, p.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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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oshe Dayan,Breakthrough: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Egypt-Israel PeaceNegoti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1, 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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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ryeh Naor,Begin bashilton: edut ishit(Begin in Power: A Personal Testimony), Tel Aviv: Yedioth Ahronoth, 1993, pp.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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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yan,Breakthrough, pp. 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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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hilon,Begin, p.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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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aor,Begin bashilton: edut ishit,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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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hilon,Begin, p.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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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aor,Begin bashilton: edut ishit, 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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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uvik Rosenthal (ed.),Levanon: Hamilhama ha’aheret(Lebanon: The Other War), Tel Aviv: Sifriat Hapoalim, 1983, 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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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Milhemet sholal(Israel’s Lebanon War),Jerusalem and Tel Aviv: Schocken, 1984, 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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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osenthal,Levanon: Hamilhama ha’aheret,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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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mos Oz,In the Land of Israel,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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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Ibid.,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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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achum Barnea,Yorim ubokhim: al politika’im, generalim, itona’im ve‘odohavei atzmam(They Shoot and They Cry), Tel Aviv: Zmora Bitan Modan, 1981, 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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