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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并在90年代达到高潮的一种现象就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和“新历史学家”的出现，所谓“新历史学家”就是那些研究独立战争和以色列国家早先年代历史的年轻学者。他们的研究基于与这些年代相关的文献，这些文献正在被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解密。这些学者中的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挑战对于独立战争和以色列建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强调了其带给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灾难——巴勒斯坦民族灾难日（Nakba）。这些研究当中有一些是有价值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调查结果也被融入对以色列过去新的洞见之中。然而，这种历史论辩明显带有一种伪善和愤怒的口气：“我们被误导了，他们兜售给我们的是一连串的谎言。以色列国的建立根植于一种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原罪之上。”这些进行道德说教的学者强调了现实的一部分，但却忽视了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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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学家的出现正好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出现相一致，后者挑战了将历史写作看成一门寻求尽可能接近真相的学科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翻译成以色列式的术语就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它将书写的历史看成一种“叙事”，也就是一种使自身适应消费者和当下的叙事模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叙事。因此，没有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只有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后者按照古老的劳工运动精神，建立在犹太复国主义正义性的基础之上，但却忽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实现强加给阿拉伯人、密兹拉希、大屠杀幸存者、妇女等群体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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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以色列放弃其“犹太复国主义”特征——换句话说，停止给予犹太人优先待遇，成为像其他国家一样的民主国家，并且停止歧视其阿拉伯公民，这些阿拉伯公民感到自己在“犹太人的和民主的”国家里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是二等的公民。他们声称犹太复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走向终结，是该让以色列成为一个“所有公民的国家”的时候了。这一口号下所隐含的是要求以色列远离欧洲而转向中东，切断它同世界犹太人的特殊关系，废止《回归法》。在象征性的层面，这意味着改变以色列国歌——其歌词只提及了犹太人——国旗，而且可能在后面的阶段，也改变以色列国名，既然其国名很显然是同犹太民族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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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在欧盟的超国家趋势和整个世界全球化趋势得以发展的情况下，犹太民族国家的全部观念——或者说任何民族国家的观念——都是过时的。他们声称犹太民族国家与犹太历史状况相抵触，因为就本质而言，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散民族，而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败坏了这一特征。有些人甚至声称没有所谓犹太民族这么一回事，只有犹太宗教，而犹太民族性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现代发明。另外一些人则强调非正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虽然声称将密兹拉希犹太人带到以色列，但却毁灭了他们的流散地社群，削弱了他们的父系家庭结构和文化传统，并且将以色列的密兹拉希犹太人变成了伐木工和引水工。甚至还有一些人声称密兹拉希犹太人是犹太信仰的阿拉伯人，他们是被犹太复国主义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根除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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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声称犹太复国主义压制了妇女对民族文化的贡献，阻止她们的声音被倾听，甚至使她们在陌生土地上遭遇艰难的命运。也有一些人声称以色列国在存续大屠杀记忆方面做得不够，直到1961年艾希曼审判，以色列文化都没有给予大屠杀在犹太民族叙事当中以适当的位置。那些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剥夺的人所举行的游行一直都没停歇。任何感到不幸或者受到生活环境所侵害的人都很快地将他或她的悲惨境遇归于犹太复国主义歧视的结果。“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一种通用的出气筒，成为所有由现代性、移民、民族主义，或者仅仅是时代变化对个体或群体造成的不公正的发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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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以色列民族性所造成的挑战从右翼看主要来自极端正统派，而从左翼主要是来自受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所支持的普世主义。但是这两个极端只占到以色列人口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犹太人认为他们的以色列民族性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他们并不感到这种民族性与其中的次级认同相抵触。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以色列人和民族-宗教派，一个沙斯党的投票者，一个最高法院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或者任何其他类型的民主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所做的公众舆论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主要需要是同他们的家人共度时光，并且他们为拥有这样一个国家而感到骄傲。即使大多数人说他们是非宗教人士，大传统的家庭生活类型——一起庆祝节日，安息日前夕的晚餐，成年礼仪式，继续在建构以色列的家庭并创造了一种保守的社会模式。当这个时代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认为的那种集体需要的重要性因为对个人需要的更多赞同最终消失时，这两种因素——家庭和民族性——在以色列人优先考虑的事项中仍然占据首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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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普通以色列人享有三年额外的学习时间以及每天超过一个小时的额外闲暇时间，这显示出他们生活水准的提升。这额外闲暇时间的大部分被电视所占据，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无论好坏，电视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化代理人。以色列人将在这个国家内远足作为他们最钟爱的闲暇活动，而年轻的以色列人倾向于在完成他们的兵役之后继续到远东或南美进行长途旅行。到国外旅行成为一种类型的以色列人的成人礼，既然它是一种可以获得的方式。如果说佩特拉古城是20世纪50年代勇敢的以色列年轻人的浪漫主义理想的话，那么，到20世纪80年代，它已经被去南美长途旅行取而代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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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作家怀着欣喜之情描述了共和主义精神的衰落，另一些人则近乎幸灾乐祸。亚科夫·沙巴泰（Ya‘akov Shabtai）1977年的小说《持续着的过去》（Past Continuous）本质上是为古老而教条的社会文化所树立的一块奇异的墓碑，而读者很难说清作者究竟是对这种文化的丧失感到遗憾还是高兴。约书亚·凯纳兹（Yehoshua Kenaz）的书反映了从民族主义集体价值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前者经常给个人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压力［《渗入》（Infiltration）］，而在后者当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价值变得腐朽，而困惑的老一代人注视着一种陌生的、没有意义的现实［《回归失去的爱》（Returning Lost Loves）］。正如前一章所显示的，阿摩司·奥兹和梅耶·沙莱夫的书怀着痛苦的屈从之情表达了古老精神的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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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作家则开始关注以色列现实的生活角落，甚至是犹太流散的现实，这在之前并没有被人描述。大卫·格劳斯曼（David Grossman）对大屠杀记忆和在以色列创建他们家园的新移民表达了不同的声音［《证之于：爱，亲密文法之书》（See Under：Love，TheBook of Intimate Grammar）］。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回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他童年生活的场景，并且描绘了从未能使自己摆脱那个世界的幸存者的内心世界。哈伊姆·贝尔（Haim Be’er）描述了他在极端正统派耶路撒冷的童年生活［《羽毛》（Feather）］以及后来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宗教和世俗世界之间的冲突［《修剪时光》，EtHazamir（A time for trimming）］。那些以来自伊斯兰国家妇女移民的心理和文化世界为中心来描述她们的以色列性的作家也开始出现。罗妮·马塔龙（Ronit Matalon）和多莉·拉宾扬（Dorit Rabinyan）描述了不哀怨古老精神逝去，而是将自身定位于新以色列的多元文化主义之中并给予其表达与合法性的新以色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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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法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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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8日，一名卡车司机在加沙地带导致了一场致命的交通事故，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这名司机是一名以色列犹太人，而受害者是巴勒斯坦人。几个小时内，谣言传遍了整个加沙地带，据传这名司机是几天前被巴勒斯坦人杀害的年轻以色列人的亲戚，而此次“事故”是一次有意的复仇事件。事实上，谣言没有根据，但却像篝火一样燃烧起来。大众骚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加沙地带爆发。骚乱者并不畏惧同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并且无视宵禁令。骚乱迅速波及整个加沙地带，而在几天之内，西岸地区也燃起骚乱之火。就这样，因提法达（阿拉伯语字面的意思是“摆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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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之前突发性的大众骚乱一样，以色列当局对事态发展完全感到吃惊。甚至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也猝不及防。但是回过头来看，因提法达是注定要爆发的。据我们所看到的，六日战争后的头几年是摩西·达扬“开明占领”（enlightened occupation）时期。受到失败和占领惊吓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宽容态度感到吃惊，这种宽容抵消了恐怖的反以色列宣传带给他们的畏惧。开放的桥梁使得西岸地区的持续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甚至也是在允许那些忠诚于侯赛因国王的人继续接受约旦的支持。以色列人在占领土地上旅游，以及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在“小以色列”（绿线边界的西端）工作，都使得资金得以进入占领地，并提高了那里人们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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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繁荣很快结束。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球能源危机和1975—1985年以色列经济所经历的困难导致了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经济下滑。相对于之前10年，以色列的就业率也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早期世界油价下降，而许多在海湾国家谋求生计的巴勒斯坦人也不再能给他们的家庭寄钱。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数增长就非常有限的来自西岸的移民出现大幅度下降，因为产油国对于工人的需求在减少。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人口增长（也是医疗保健系统改善的结果）与收入和就业减少并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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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没有投资占领区的经济发展并且阻碍试图发展当地工业的努力，原因是担心会与以色列生产的商品产生竞争。以色列将占领区看作一种必须以其收入支持其开支的封闭经济体。它也不出于占领区居民的利益而将征收来的赋税投资于贸易许可、工作、收入等方面。同时，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色列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而约旦却保持了经济增长，而占领区的居民很自然地会将他们的境况与约旦河那边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从1967年开始，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建立了7所阿拉伯大学，这些大学成为知识分子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煽动反对贵族领导层的中心。一类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巴勒斯坦人开始出现，他们不能找到与其所受教育相称的工作，被迫在以色列从事低等职业——而这是造成怨恨的又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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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遭遇既没有产生相互喜欢，也没有导致彼此的倾慕。相反，他们之间的遭遇增强了愤怒和仇恨，这些愤怒和怨恨需要寻找发泄的渠道。在检查站、桥梁和主要的十字路口，巴勒斯坦人要面对那些以安全检查为由羞辱他们的士兵，这些士兵行为无礼，言语中带着嘲弄和咒骂。而以色列民政部门（取代了军事政府）的官员们则让巴勒斯坦人来来回回地跑很多趟才能获得许可证，做他们需要做的任何事情。除以上问题之外，这些定居者行为专横跋扈，每次当个别人投掷石块或燃烧瓶的时候，他们总要强行施加集体性的惩罚。军队试图阻止定居者的黑帮行动，但定居者傲慢地予以回应，甚至公开羞辱高级军官，并无视他们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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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在观察着并学习着。那些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投身建筑行业，或者干着在餐馆刷盘子之类艰苦而低报酬的工作。普通雇主对他们的态度掺杂着傲慢与鄙视。当然，也有一些雇主的行为有所不同，但那些后来成为因提法达激进分子的工人的见证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图景。巴勒斯坦人学习讲希伯来语，但是他们与以色列人的相识却滋生着敌意、被压抑的愤怒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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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以色列人之间持续不断的摩擦以及遭受侮辱和压制的意识所导致的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者的紧张，连同经济危机，造成了学者加德·吉柏（Gad Gilbar）所谓的“双重剥夺综合征”。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色列政策制定者都在小心避免出现民族主义者的挫败同经济困境结合在一起的形势。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以色列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一爆炸性态势的发展。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生活普遍陷入困境，他们生计来源匮乏并对在以色列的工作有绝对依赖，这一状况成为点燃骚乱怒火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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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亲身关注这些事件的人都会预料到结果。在因提法达爆发的前一年，破坏和平的行为较之于前一年增加了100%。那一年，没有任何组织支持，年轻人自发策划了许多恐怖行动——正是煽动暗流涌动的体现。当1987年骚乱爆发时，当局估计它会在几天之内减弱。在因提法达爆发的头10天里，正在访问华盛顿和美国犹太社区的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并没有回国，这一开始是因为他认为事态并非紧迫到必须回国，后来是因为他担心他的回国会被解读为示威者的胜利。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也花了10天时间才意识到，被占领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次大众起义，并正在一天天积蓄起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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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几天里，军队的回应是犹豫不决。这首先是因为在占领地区可利用的军事力量非常小，直到那时，以色列当局出于统治需要，还不是必须显露军事力量。另外，它们正遭遇一种新的、完全不熟悉的现象：大规模的示威者克服了畏惧军队的心理障碍，没有被士兵们鸣枪示警所吓倒，冒着在冲突中受伤的危险，去破坏装置、电话线以及任何以色列统治的象征物。军队没有同这些平民遭遇的经验。最初，妇女和儿童是因提法达的士兵，而石块和燃烧瓶是主要武器。以色列国防军仓库只有很少的烟雾弹和催泪瓦斯弹，而更大量的需要从美国紧急订购。军队优柔寡断的回应进一步激发了示威者的激情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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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骚乱爆发的加沙地带，主要的武装力量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是一个新的角色——哈马斯。哈马斯是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穆斯林兄弟会起源于埃及并渴望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哈马斯声称，所有异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一样，注定要走向灭亡。当那一天来临时，对整个巴勒斯坦地的统治将会转移到穆斯林的手中，而犹太人将会被清除掉。在哈马斯的世界观里，以色列在中东没有存在的位置，哈马斯的宣传中充满着反犹主义的预言。然而，哈马斯也接受了以色列的支持，以色列将哈马斯看作巴勒斯坦舞台上一支会削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世俗民族运动的角色，因为对以色列政策制定者来说，巴解组织领导的民族运动看起来比哈马斯要危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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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由教长艾哈迈德·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领导，避免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并致力于以伊斯兰教的精神教育巴勒斯坦民众，归化那些受以色列对宗教界宽容政策影响（而希望回归伊斯兰教）的年轻巴勒斯坦人，并建立慈善和福利机构，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哈马斯强调廉政并避免腐败——当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没有遵从这一模式——同时避免接触毒品和酒精。它成功地在加沙地带建立起一系列的福利机构（西岸地区也有，范围相对小一些），这些福利机构的代理人之间产生依赖性关系。建立禁欲的、平等的国家并借此许诺实现拯救的伊斯兰教预言在生活几乎看不到希望之光的难民营和城市郊区的贫困街区得到响应。甚至在因提法达爆发之前，哈马斯就掌控了加沙的高等教育机构伊斯兰爱资哈尔大学，证明了其在加沙地带的影响力。哈马斯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争夺大学的斗争以哈马斯的胜利而告终，尽管其新的管理机构没有得到以色列认可，但这所大学还是在持续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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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哈马斯所取得的成效并不只是获得了来自较为贫苦的巴勒斯坦人的大力支持，同时在伊斯兰知识分子中也有较深厚的基础，这些伊斯兰知识分子为哈马斯扩展在公众舆论中的影响力提供服务。哈马斯掌控了加沙地带的瓦克夫（waqf，伊斯兰宗教基金会），瓦克夫为哈马斯组织提供了财政支持，并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当骚乱爆发时，在加沙地带升起的旗帜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而是伊斯兰的绿旗。这一地区的激进分子说服亚辛教长必须改变哈马斯的政策。根除以色列的吉哈德（圣战）不应该根据在因提法达之前哈马斯政策所要求的那样，被拖延到伊斯兰国思想得以被充分灌输之后，相反，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在因提法达中，哈马斯证明其恐怖主义和斗争能力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等重要，哈马斯所使用的是一种民族主义与伊斯兰相结合的口号。哈马斯因此也成为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争夺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领导权的最强劲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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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岸建立的因提法达领导机构（民族起义联合领导委员会——UNLU）主要由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在传统的领导人遭到逮捕或者不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掌控了权力。他们是在以色列占领下成长起来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对以色列军事和民事能力比较熟悉。这些年轻人通过拒绝支付税收或接受以色列民政部门许可或服务的方式，试图强化公民不服从和非暴力反抗。但是结果证明，这样的行动对巴勒斯坦公众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刚一开始提出就遭到失败。这种地方领导力量的兴起威胁了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地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迅速将这些年轻人置于其权威控制之下，以保护它作为巴勒斯坦运动排外性领导者的地位。这些年轻人既需要巴解组织的合法性，也需要它提供资金支持，所以他们接受了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象征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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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法达也是一场由无产阶级、难民营和铁皮屋街区里的居民开展的反对巴勒斯坦中产阶级出现的社会斗争。无产阶级针对商人阶层开展了商业罢工，禁止将商品销售到以色列，也禁止从以色列购买商品。巴勒斯坦人停止在以色列工作。这加重了经济困境，确保了因提法达有足够的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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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提法达的最初几个月，巴勒斯坦人避免使用枪炮来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尽管示威者多次试图从士兵手中抢夺武器，但只是到后面的阶段，巴勒斯坦人才开始对以色列士兵射击。根据我们所看到的，因提法达主要是一场使用石块和燃烧瓶进行的战斗。这一点对世界公众舆论产生了强烈影响，公众所看到的是扔石块的青年面对着装备精良的士兵。国际媒体将以色列描绘为袭击巴勒斯坦大卫的哥利亚。在头18个月时间里，因提法达重新让西方世界意识到巴勒斯坦人的存在。这种报道让巴勒斯坦人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而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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