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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提法达后来的阶段，巴勒斯坦人内部的冲突开始出现而联合阵线走向瓦解。巴勒斯坦社会内部对于以色列同谋者所施加的暴力——这也是解决个人信用和品质问题的一个机会——削弱了民族团结，这和委任统治时期阿拉伯人反抗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恐怖主义行动开始了，对这场运动的国际地位造成了伤害。虽然阿拉法特曾致力于阻止让这些行动成为他与美国1988年以来开展对话的条件，但他并没有谴责这些行动，这导致了这一对话的结束。而巴勒斯坦人所有错误中最大的一个是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支持萨达姆。更为严重的是，在科威特的巴勒斯坦社团也支持萨达姆并且同他进行合作。结果，大约有3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海湾国家，那里只剩下2万名巴勒斯坦人。这一灾难抹去了因提法达在世界公众舆论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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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右翼圈子，包括一些利库德集团的部长，认为可以通过武力来镇压这次大众起义——而且如果一般数量的武装力量不能够发挥作用的话，可以投入更强的力量进行镇压。但是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军官明白，无论是以色列公众舆论，还是以色列法律都对军队采取行动施加了严格的限制。以色列国防军不能向有妇女和儿童参加的示威活动开火，那样是不道德的和非法的，并且会与军队所代表和象征的一切相抵触。在以色列国防军历史上，它第一次发现自己因为不能执行已经下达的命令而受到政治领导人的指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定居者而言，军队的谨慎方式反映了隶属于工党政治联盟（the Alignment）的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军官的政治观点。国防军总参谋长丹·舒姆龙（Dan Shomron）说不可能在不对平民使用暴力行动的情况下镇压骚乱——但以色列国防军又不会对平民采取暴力手段——所以，应该通过政治方案解决问题。以色列定居者将此理解为要求通过领土妥协，或者某种在领土问题上的其他安排来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安排，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那些行走在犹地亚和撒玛利亚道路上的定居者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他们要求军队给他们提供完全的安全保障，但以色列国防军从来没有向以色列公民许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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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军方在这些土地上部署了成千上万的部队。这种占领不再廉价，因为过去这里所投入的武装力量是有限的，但现在，虽然不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但整个军队急速出动，在阿拉伯城镇和乡村挨家挨户搜查，试图抓住那些扔石块的儿童。反对使用枪炮的命令需要一种区别性的策略，军队开始使用警棍。国防部长拉宾应该是说过这样的话：“打断他们的骨头。”拉宾是否真的说过这些话是值得怀疑的，但那就是军队怎样理解使用警棍的——军队不断地被那些扔燃烧瓶和石块的巴勒斯坦人追赶，行动受挫。电视上的画面令人不忍直视。那些看到电视画面的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士兵残忍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场景感到震惊，并且开始怀疑以色列的行为。舒姆龙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停止这些野蛮的行为。最终以色列人还必须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应该小心地避免仇恨。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尽力避免实行集体性的惩罚。但是日益增长的暴力要求采取更加严苛的回应。最严厉的惩罚是摧毁家园，并将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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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防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定居者及他们的同情者控诉国防军未能镇压因提法达，这些指控为这些土地上私人民兵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激进左翼组织如“凡事有极限”（Yesh Gvul），号召士兵拒绝在这些土地上服役，它控诉以色列国防军丧失人性和伦理道德。这些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态度反映出以色列社会在对待占领和领土问题上存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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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法达并不限于绿线以外的领土。以色列阿拉伯人骄傲地、焦急地注视着在被占领土上受到以色列压制的教友们所发动的起义。1987年12月，以色列阿拉伯人的一种保护伞组织以色列阿拉伯市长委员会组织了“和平日”，这一天阿拉伯人区举行了总罢工，以显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与边界那边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团结。以色列阿拉伯人还印刷了宣传海报，在西岸的因提法达领导人不能印刷这些海报，以免印刷机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现。当以色列冻结了占领土地上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转移资金的社团银行账户时，以色列阿拉伯人通过他们自己在以色列银行的账户将钱转给因提法达领导人。在像加利利或小三角区这样的阿拉伯人口稠密区，人们也向汽车投掷燃烧瓶和石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也公开飘扬在这些乡村。拿撒勒的一个警察站在大白天遭到袭击。有好几次，通往阿拉河谷（Wadi‘Ara）的阿拉伯人稠密区的城际公路被当地居民阻断。这些暴力事件和示威活动发生在因提法达爆发的头三个月。以色列阿拉伯社团的领导人随后谴责了暴力活动并迅速采取措施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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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挑战是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的抗议：持续的占领和缺乏对巴勒斯坦身份的承认，以及对他们的歧视。这种歧视所采取的形式是，相比较那些既有的犹太委员会，阿拉伯地方委员会获得的是较低的财政拨款份额，以及低水平的教育，同时缺乏教育和娱乐设施。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政府工作中遭到排斥，同时在国家问题上缺乏倾听他们声音的渠道，这些都强化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疏离感。随着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口的增加，民族主义情感也在增强。到1987年年末，他们的人口已经达到75万（包括在东耶路撒冷的13万人），占到总人口的近17%。人口增长增强了他们的自信，而同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接触增强了他们的身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然而，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来说，表达同他们兄弟的团结已经足够，他们并不接受激进的、超议会的运动“乡村之子”（Sons of Village）企图将因提法达带到以色列领土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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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色列阿拉伯人在他们构成人口大多数的两个区域地理上的集中，并且各自掌握民族领导权，加上他们对待犹太人大多数的敌对行为，让犹太人大多数产生了他们打算将他们的区域并入西岸巴勒斯坦实体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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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提法达爆发之前，右翼感到现状能够得以维持；定居点建设在未给予巴勒斯坦人代表权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同时，左翼认为解放的方案是在满足安全需要的基础上进行领土调整，将土地归还给侯赛因国王，而同时保持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一段时间以来，这两方都认为维持现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提法达的爆发证明低成本的占领不再可能，而现状也不能得以维持，因为巴勒斯坦人不会再接受压制和他们土地、水和自我尊严的丧失。压制的成本太过高昂，不仅耗费以色列的钱财和生命，而且给以色列的国际地位造成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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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法达期间西岸年轻人的激进化，加上巴勒斯坦无产阶级的伊斯兰化，让侯赛因国王感到警觉，他看到起义就要越过约旦河进入自己的王国。1987年，他就同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签署了《伦敦协议》，协议提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旨在为“约旦选择”开辟道路，即以色列和约旦之间达成一项关于巴勒斯坦人命运的协议。但是，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坚持大以色列原则，拒绝这份协议。大约一年之后，侯赛因国王宣布脱离约旦河西岸。1988年7月31日，他放弃了西岸，废止了其同哈希姆王国的联系，这样就破坏了工党政治联盟与约旦进行领土妥协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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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侯赛因国王的脱离行动，以及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作为与以色列讨论他们未来的伙伴，以色列现在必须面对面地同巴勒斯坦人打交道，缺乏约旦作为与其谈判的另外一方。三个月后，即1988年11月，阿拉法特宣布巴勒斯坦独立，而侯赛因国王承认了事实上的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这两个决议承认了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以及他们与以色列并列建国的权利，也构成巴解组织参与解决中东冲突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基础。巴解组织接受联合国决议及其表示将谴责恐怖主义的声明打开了它与美国对话的大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种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共同生存权利的间接承认表达了它所发展的一种“阶段理论”（stages theory）：就这一点上，从实用的原因考虑，巴解组织能够在不放弃更大巴勒斯坦的遥远愿景的情况下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这种最大化的愿景导致许多以色列人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巴解组织。而在巴勒斯坦人方面，他们也怀疑这将最终导致他们只能接受局部的成就——在巴勒斯坦的部分领土上建立国家，而放弃最终目标。在这方面，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思维之间存在着确切的相似性。双方都希望拥有整个国家。考虑到现实条件，两者都准备接受较少的获得，但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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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巴勒斯坦人向海湾国家的移民大幅度减少，人口问题变得更加敏感。捍卫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特征长期以来与大以色列的愿景相冲突。一些右翼圈子开始提出“转移”观念——驱逐阿拉伯人，但这一观念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完全不可接受，也缺乏主流的支持。因此，以色列面对着两种选择：赋予所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以色列公民权，这样的话，在20年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使犹太人成为他们家园中的少数民族，或者，回到分治的解决方案，在以色列的历史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重新规划以色列政治优先事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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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viezer Ravitzky (ed.),Shas: hebetim tarbutiim vera‘ayoniim(Shas: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Am Oved and the Yitzhak Rabin Center, Tel Aviv,2006,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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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mnon Rubinstein, “Hamishpatizatzia shel Yisrael” (The Judicialization of Israel), Ha’aretz, 5.6.1987, cited in Menachem Mautner, “Shnot hashmonim — shnot haharada” (The 1980s — The Anxiety Years),Iyunei mishpat(Legal Studies) 2, 2(November 2002), p.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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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九章 充满希望的十年（199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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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不是每个10年都会出现引人瞩目的事件。有些10年平平淡淡，很少有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而在有些10年，意想不到的事情会迅速而激烈地接连发生。这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改变了现实，并建立了新世界的图景。20世纪90年代正是这样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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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重塑现实的事件是苏联解体。1989年，苏联国家元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结束了东西方对抗，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模式。“二战”后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并形成冷战国际体系，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突然的逆转标志着“二战”后冷战时代的结束。苏联对以色列的敌意，以及与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的牢固联盟，具体表现为军火供应和在联合国对它们的一贯支持，是多年以来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固定不变的特征。1972年以来，埃及已经处于苏联势力影响之外。但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和伊拉克，几乎都得到了苏联人和忠于莫斯科政治路线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无条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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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使得中东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势。反西方的“对抗性国家”（confrontation state）的赞助国宣布放弃对抗政策，并对新力量的结盟持开放态度。这意味着不再有无限制的军火供应，也不再有更多的对敌视西方的国家的政治支持。1989年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改变苏联的移民政策，苏联犹太人现在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了。90年代初，大约有80万移民抵达以色列。对以色列来说，这个大规模的阿里亚是社会和政治复兴的希望，是经济增长的希望，让以色列对未来非常乐观。相反，这给那些对抗西方的国家和恐怖组织，以及它们削弱以色列的希望以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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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而科威特国内有大量的石油资源，这对西方有着巨大的战略价值。伊拉克对这个波斯湾小国的入侵对海湾地区的其他石油酋长国，甚至对沙特阿拉伯都很不利。工业化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要求对萨达姆的任意妄为做出回应，因为这不仅威胁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石油供应，还威胁到整个中东的政治秩序。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利用了因东西方停止对抗所造成的这一突发性的政治变动组建了解放科威特的军事联盟，并邀请阿拉伯国家加入。自《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埃及和叙利亚之间一直存在敌意，叙利亚认为该协议是埃及对阿拉伯阵线的背叛。现在，叙利亚发现自己和埃及处于同一阵营。苏联解体使叙利亚处于需要美国支持的境地。它参与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表明它有兴趣进一步接近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担心伊拉克会变得过于强大，威胁叙利亚的东部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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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巴勒斯坦人则支持萨达姆。他们认为，萨达姆是一个挑战西方和现有政治秩序的强人。不仅是巴解组织公开支持伊拉克，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在海湾国家工作和生活很多年的巴勒斯坦人，也支持萨达姆。事实上，由于巴勒斯坦人与伊拉克入侵者合作，导致在科威特被解放后，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境。约旦国王侯赛因发现自己处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之间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试探性地对萨达姆表示暂时的支持，并没有支持西方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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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宣布，如果美国人对他采取行动，他将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进行报复。相应地，以色列也在防备伊拉克发射可携带化学弹头的导弹的可能性，毕竟伊拉克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使用过毒气。因此，“密封室”（the sealed room）进入了以色列的词典。民众被指导在家中房屋建立一间完全密封的房间，并为其配备水、收音机和电话，一旦听到空袭警报，他们就躲进里面，戴上防毒面具。这是对先前战争中行为准则的彻底改变，这个密封的房间，或者是现在人们所称的马玛德（mamad，“受保护的家庭空间”的首字母缩写），是为了满足快速躲避毒气导弹的需要而设计的，地下掩体或地下室是首选。1991年1月，联军对伊拉克发动了进攻，伊拉克便对以色列进行导弹攻击。近40枚导弹袭击了以色列，但它们是常规导弹，令人担心的化学弹头没有出现。幸运的是，这些导弹并不精准，而且相当神奇的是，虽然对建筑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造成的人员伤亡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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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伊扎克·沙米尔领导的以色列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以色列的民族精神要求政府采取军事手段回击针对以色列公民发动的袭击。然而，美国提醒以色列不要干涉，因为一旦以色列加入，脆弱的联盟很可能会瓦解。还有一个问题是以色列能做出何种形式的回击。由于美国对伊拉克动用了所有力量，以色列的空袭可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而且风险非常大。为了说服以色列不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向其提供了爱国者地对空导弹，以拦截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这种武器是否能够有效应对飞毛腿导弹并不确定，因为一旦联军部队占领了伊拉克发射阵地，飞毛腿导弹袭击以色列城市的行为就会停止，但是美国的这种支持对于鼓舞公众士气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以色列的一些部长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却发现，民众很难接受这样被动的做法，这似乎是回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和国家建立之前的散居时期。左翼文学评论家丹·米洛（Dan Miron）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有国防军，请立即现身》的文章（化用比亚里克的诗）来抗议以色列对伊拉克攻击没有采取报复行动，而选择沉默接受。[1]但这是伊扎克·沙米尔最精彩的时刻。这位经验丰富的莱希战士和前摩萨德特工人员对以色列民众的呼吁无动于衷，并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坚持克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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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暴露了以色列国土防线在战时的脆弱性。自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以色列从没有遭受过空袭。现在，随着现代武器的发展，国土防御问题暴露出来。一些以色列人惧怕空袭，他们离开大城市特拉维夫，去了偏远的埃拉特，甚至是耶路撒冷，以期能够躲避萨达姆导弹的袭击。在导弹射程以外的地区，酒店的入住率都很高。但是大多数人要么不能离开，要么不想离开，并且尽可能地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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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坍塌，开启了欧洲历史的新纪元。东欧和中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剧变，走上了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的道路。一部分国家还与以色列建立了友好关系，特别是那些迅速采取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如捷克共和国和波兰。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萨达姆的胜利和对科威特的解放令人印象深刻，并提升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而那些不支持它的国家现在处于不利地位。巴解组织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了错误的一方，导致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当萨达姆的导弹飞往特拉维夫的途中，巴勒斯坦人在屋顶上跳舞，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原谅他们。但战后中东总体的国际氛围是一种和解和友好的氛围。在这种独特的形势下，美国发起了马德里和会。美国国务院中东和平谈判小组成员阿伦·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表示：“如果中东地区有美国时刻的话，那肯定就是现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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