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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拉宾根据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的条款调整了其要求。但阿萨德并不是萨达特，他没有萨达特那样的宽宏大量，也不愿做出重大让步，他强烈反对《戴维营协议》。与此同时，《戴维营协议》已经签署10多年了。根据与阿萨德对话的美国人的说法，阿萨德很难接受在10多年后他与以色列的谈判所取得的成就比萨达特还要小。在华盛顿的谈判中，他对每一点都讨价还价。他拒绝像萨达特那样，采取哪怕一小步的开放灵活的外交政策，这样就很难让以色列的民众信服其和平意图是认真的，并且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军不会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他不像埃及满足于以色列撤退至国际边境，而是要求以色列退至“1967年6月4日边界”。埃尔哈马地区（El-Hamma）根据1949年的停战协定是以色列领土，但在1950年早期被叙利亚所占领，同样还有加利利湖东北角海岸的狭长地带也是如此，即使根据协议，整个加利利湖及其东海岸10米的狭长地带归属以色列领土。阿萨德要求以色列无条件撤出戈兰高地，并声称这是被武力占领的。但他不会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1967年6月4日之前被叙利亚占领的以色列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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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认为，他愿意接受以色列的存在，放弃对以色列的战争，这对以色列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他有权获得戈兰高地作为回报。但以色列不会在没有叙利亚和平意图保证的前提下放弃这一战略资产。尽管阿萨德和他的代表们坚决不让步，但美国的谈判代表还是很乐观，他们将阿萨德的反应解释为强硬的讨价还价，而他们最终将愿意达成和平协议。然而，拉宾认为阿萨德的谈判风格正在导致僵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取得谈判的突破。阿萨德和他的代表不会接受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而是要求美国的介入和调解。这就不得不让人认为，叙利亚参加谈判真正想要的是美国的支持，而无意达成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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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和外交部长佩雷斯对谈判的责任进行了划分，佩雷斯负责马德里和会的多边谈判，拉宾负责与叙利亚的谈判。而在华盛顿进行多边谈判的核心部分，即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毫无进展。与此同时，两名以色列学者在奥斯陆（位于挪威）与巴解组织代表进行绝密会谈，会谈是非正式的，因此不具备约束力，但这些会谈是积极的，双方都把会谈进展反馈给各自政治体系的领导人，并获得了他们对谈判桌上提出的一些建议的批准。佩雷斯及时向拉宾汇报了会谈的最新信息与进展，并对在挪威政府主持下继续举行这类接触活动表达良好的祝愿。在这些谈判取得一些进展后，以色列外交部总干事乌里·萨维尔（Uri Savir）被派去参加会谈，他的出席标志着从非正式会谈到正式谈判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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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戴维营会谈一样，在奥斯陆，指导原则也是逐渐发展的。谈判代表的基本前提是，在这个阶段是无法实现最终地位和平协议的。因此，第一阶段应规定最终地位谈判开始的时间。与此同时，对于达成这些协议至关重要的是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一关系要通过相互承认、发展安全合作，以及建立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即巴勒斯坦当局，并逐渐被给予控制权来实现。随着一份《原则宣言》的发布，公众将对这一相互承认以及宣言对和平、睦邻关系的承诺也会感到满意，并参与到和平进程当中来，由此也会提升《原则宣言》在公众舞台上的影响。而“执行协议”（implementation agreement）将给予阿拉法特巴勒斯坦当局首脑的地位，并合法获得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城的管理权，这也是以色列意图释放的善意，即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权移交给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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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团在奥斯陆达成协议并通知了美国人。这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第二次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第一次是与埃及的和谈，并促成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拉宾最终同意与巴解组织进行对话，他意识到除了巴解组织并没有其他权威组织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达成协议。他本来更偏向于选择与约旦，或者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代表谈判，但是约旦已经完全从西岸撤出了，并且当地民众听从阿拉法特的指挥。阿拉法特准备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因为他别无选择。他不再有苏联的支持，而海湾战争也让他无法从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获得资助，叙利亚也发出了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意图。如果这时阿拉法特没有在叙利亚之前与以色列达成协议，他可能会错失良机。因此，这个非常好的谈判窗口打开了，并最终达成《奥斯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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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协议》的消息令人振奋，它不禁令人联想到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的一幕。前一天还禁止与巴解组织接触，今天以色列就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相互承认了。这是一次巨大的转变，我们又一次亲历了历史长河所激起的浪花。1993年9月，在数百名观众和世界各地的媒体面前，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白宫的草坪上签署了《原则宣言》，其中包括相互承认，并为建立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努力。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容光焕发，他系着一个带有喇叭图案的领带——象征着杰里科城墙的号角，引导着两位历史对手进行握手，象征着从敌对走向合作。电视画面中拉宾在与阿拉法特握手之前的轻微犹豫，也被看作这一革命性关系的真实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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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都为此欢欣鼓舞，预示着中东将迎来一个新时代。但即使是最难忘的时刻，一些细节也给欢乐的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条约签署的背后，是阿拉法特在最后一刻还在施加压力，要求按照对他有利的方式修改协议中的条款，这让拉宾感到心神不定。此外，阿拉法特以穿着卡其色制服、标志性的头巾和胡子出现在典礼上。虽然看起来他只是维持平常的服饰和外貌，但他是在向巴勒斯坦人昭示一个特定的形象：尽管他与以色列人签署一项协议，与拉宾握手，但他没有丢弃军服——这个武装斗争的象征。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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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在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见证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开罗签署了《关于加沙地带和杰里科的协议》（《开罗协议》）。协议将杰里科和加沙地带给予阿拉法特，使得他能够顺利地进入加沙。但在最后一刻，在国际媒体面前，阿拉法特试图避免签署这块飞地地图边界的协议，而只有穆巴拉克能说服他这样做。1995年9月2日，签署了第三份临时协议，详细规划了以色列未来的撤军、双方之间的安全合作、关于在加沙建造巴勒斯坦机场和海港的协议，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当局的经济合作协议。这次签约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一系列谈判达到高潮。尽管双方相互猜疑，但拉宾和阿拉法特在安全以及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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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的规划者们以他们所设想的循序渐进的原则为傲，这一原则应该让双方都有时间来适应剧烈的变化，检查彼此的职能，并带来各自公众的意见。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原则暗藏着协议失败的祸根，双方在过渡阶段看到不同的东西。巴勒斯坦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能多快建立巴勒斯坦国并占领特定地区。以色列人希望看到巴勒斯坦人如何作为国家建设者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更棘手的问题——耶路撒冷、难民、边境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协议中也没有一个提到定居点。尽管拉宾反对在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定居点，但大规模的定居点建设仍在继续，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周边地区。就阿拉法特而言，他没有努力阻止暴力冲突。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面，矛盾或许一触即发。1994年2月，在希伯伦定居的一名虔诚的犹太医生在麦比拉洞（Cave of Machpelah，又被称为族长洞穴）向阿拉伯礼拜者开枪。在他自己被杀之前，他杀死并打伤了几十人。这是一种旨在破坏《奥斯陆协议》的挑衅行为，鉴于《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的微妙形势，这一犹太恐怖主义行为的确是对和平进程的严重打击。以色列内阁提出了撤离希伯伦定居者的建议。但为了防止右翼敌意的加剧，拉宾最终没有采取这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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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的反对派组织强烈反对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和解的政策，他们决心破坏协议。1994年4月，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这破坏了以色列人对《奥斯陆协议》和拉宾政策的信任，以色列公众舆论从过去支持拉宾开始转向右翼。阿拉法特不愿意与他的反对派政敌发生冲突，拒绝谴责他们的暴行。以色列人和美国人都试图说服他：恐怖主义正在伤害巴勒斯坦人，破坏他们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但他拒绝与哈马斯的组织做斗争，并认为这样的斗争会导致巴勒斯坦社会就《奥斯陆协议》问题产生进一步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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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对暴力行为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这些组织试图阻止政治进程，应该坚决予以制止，不让他们破坏和平的阴谋得逞。他决心推动这一进程。尽管阿拉法特的行动比较可疑，但也有迹象表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正走得更近，历经两年的密集谈判创造了一定程度的亲密和相互理解。《开罗协议》达成之后，巴以双方的军事部门首脑为建立巴勒斯坦警察部队进行了多次谈判，这在早些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令人怀疑的是，《奥斯陆协议》是否使大街上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因为以色列对暴力行为的反应是关闭被占领土，设置路障，并在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局之外的区域增加其军事存在。这些措施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变得困难。这就令人怀疑《奥斯陆协议》是否真正使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而和平本应引起的经济增长也没有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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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方面，出现了一种复杂的状况。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以色列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就定居者而言，愿意并乐于承认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国家和政治实体，从而将属于以色列地的区域（即使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移交给他们是一种摧毁世界的行为——这是对他们基本价值的背叛。对于当时存在的15万定居者来说，他们无法原谅他们所称的“奥斯陆罪行”。定居者对拉宾政府的斗争不断地跨越公民抵抗和抗议（民主社会中的合法行为）与煽动、公然或伪装的非法暴力，甚至谋杀行为之间的脆弱界线。定居者领导了规模广泛的并发展成为合法与不合法的示威活动的公众抗议运动。在总理住宅外面举行了一场持久的、激烈的抗议活动，拉宾经常需要警察保护才能进入住宅。重型车辆堵塞了国家的道路，特别是在美国政府官员访问期间。在新闻报纸上，持续充斥着对拉宾及其政府的种种诽谤和诋毁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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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右翼势力席卷了这场敌对和冲突的浪潮。拉宾和佩雷斯的“叛徒”形象开始出现在公共场所。在右翼示威游行的海报上，拉宾穿着阿拉法特的制服。某些拉比宣称，任何将属于以色列地的区域移交给谋杀者政府的人都是叛国者，都应该受到犹太教“追捕者法令”（din rodef）的处理，换句话说，他应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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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政府的脆弱是引发这种愤怒情绪的背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与沙斯党的联合，保证了政府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虽然该党领导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和内政部长阿里耶·德里（Aryeh Deri）支持《奥斯陆协议》，也不反对转让领土给巴勒斯坦当局，但该党的普通成员却并不这样认为。沙斯党的选民支持右翼集团，而沙斯党目前是左翼政府的一部分，这种情形与他们的政治信仰相抵触。所以，当《奥斯陆协议》提交议会表决时，沙斯党弃权。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党内忠诚信徒的压力将迫使该党退出政府。德里辞职之后，面临对他的腐败指控，沙斯党果然退出了政府。现在，拉宾政府在议会中只占有58个席位，并依赖阿拉伯人议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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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定居者指责政府在岌岌可危的状况下做出的决定，对犹太民族的命运有致命的影响。他们声称，《奥斯陆协议》是非法的，它是在向议会成员给予“额外补贴”的情况下获得议员支持而通过的，并不代表大多数犹太人的意见。右翼对《奥斯陆协议》的去合法化并没有阻止拉宾的步伐。他决心完成他一开始的既定意图，不让右翼的抗议改变他发起的和平进程。对于定居者所哀叹的他们世界的毁灭，拉宾并未表现出敏感和同情。相反，在与他们的每一次对抗中，拉宾都表现出对他们的蔑视以及不偏离他既定进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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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协议》执行过程中，阿拉法特抵达巴勒斯坦自治领导机构，伊斯兰组织制造了多起暴力活动，以色列右翼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浪潮，在这样骚乱的情况下，1994年10月，在约旦和以色列边界的阿拉瓦沙漠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在克林顿总统、侯赛因国王、拉宾和许多其他重要人物的见证下，以色列和约旦签署了和平条约。约旦是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天然候选国。一旦约旦放弃约旦河西岸，它和以色列之间的领土争端就非常小，从而加速了消除两国之间所有分歧的谈判。但约旦一直等到《开罗协议》成功执行，才同意参加和平谈判。事实上，克林顿总统曾答应侯赛因国王免除其王国的债务，也有利于推进约旦和以色列谈判的进程。侯赛因国王一直担心大马士革的反应，因为他要在没有叙利亚人参与的情况下签署和平条约。但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谈判被一再拖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侯赛因感到，如果再等待下去，他可能会错过推进和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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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约旦的条约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签署的第三份条约。它开创了一些先例，以善意的方式，成为其他和平条约的典范。以色列将其在国际边界之外的保有领土归还给约旦，然后又迅速地将其租回。条约还有一些领土交换。以色列还承诺向约旦提供每年的水资源配额，以缓解约旦的用水问题。与《奥斯陆协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约旦的条约在以色列受到普遍欢迎。但没有《奥斯陆协议》的签署，与约旦的和平条约也不可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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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叙利亚保持在和平调解的圈子之外。以色列自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曾试图与叙利亚恢复谈判。1995年春天，在以色列国内对《奥斯陆协议》抗议的喧嚣声中，出版了一份《斯陶贝尔文件》（The Stauber Document），提出一项以色列-叙利亚和平计划，包含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出的内容。尽管这份文件只是假设性的，但它引爆了本已高涨的以色列舆论。这一次是来自温和的以色列中左翼的戈兰高地定居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加入了反对政府的行列。戈兰高地的定居者主要是非宗教的工党支持者。他们没有拒绝从戈兰高地撤离的可能性，但他们在这一行动上所提出的条件将使阿萨德完全无法接受。反政府运动在“人民与戈兰高地在一起”的口号下获得了极大的声势，它成功地招募了一些军事史上的名流和文化精英当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人物。这些人是伊扎克·拉宾的帕尔马赫战友，他们现在对他的逻辑提出了质疑。除了个人攻击之外，这个运动被称为“第三条道路”，进一步破坏了政府的稳定，因为几名以色列议会的工党成员已经站在该运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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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4日，在支持总理与和平进程的群众集会结束时，一名刺客连开三枪刺杀了伊扎克·拉宾。虽然自从总理生命遭到公共威胁以来，墙上一直写有威胁的话语，而且有人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借以获取神圣力量的支持来杀死拉宾，但似乎很少有人能接受以色列总理真的被犹太人暗杀的想法。这是一个禁忌，而违背这一禁忌是不可想象的。杀死拉宾的子弹伤害了以色列民主组织，暴露了它的脆弱性，并指出需要提高公众对什么是合法的政治争论的认知，而不是百无禁忌。控诉之手指向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因为凶手来自这一阵营，而且最严重的煽动也来自此。这场刺杀起着发人深省的作用，并冷却了公众辩论的热情，降低了暴力行为的程度，包括言语和身体上的暴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色列公众话语的理智和共识。虽然关于领土的未来、和平进程以及犹太-阿拉伯关系的分歧并没有消失，但来自右翼的煽动却变得不那么极端。像“拉宾是杀人犯”，“拉宾是叛徒”，或者“按追捕者法令（处死拉宾）”等口号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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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林顿总统为首的多国领导人都参加了拉宾的葬礼，向和平进程的殉难者表示最后的敬意，并表达对和平进程的支持，他们也希望拉宾的继任者，他的同志和对手西蒙·佩雷斯将追随他的脚步。的确，佩雷斯也试图走上同样的道路。1995年9月，拉宾签署的“第二份奥斯陆协议”，即《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已成功执行，而以色列国防军则从西岸城市和地区撤出，并将其转交给巴勒斯坦自治领导机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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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活动的钟摆现在又回到了叙利亚。1995年年底，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举行的怀伊种植园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没有取得突破。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拉宾政府与叙利亚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伊塔玛尔·拉比诺维奇认为，阿萨德对以色列的提议和美国的调停表示不满，阻挠了任何进展，而美国谈判代表马丁·因迪克却声称，和谈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在会谈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导致了谈判的破裂。拉比诺维奇认为，叙利亚向恐怖组织和真主党发出信号，指示他们可以自由地对以色列采取行动。马丁·因迪克说，暴力是由伊朗煽动的，伊朗想要破坏和平进程，并对拉宾的死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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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怀伊种植园谈判正在进行的同时，在以色列几天内发生了4起严重的恐怖主义暴行，而叙利亚拒绝公开表示遗憾。同时，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安全缓冲区路边埋下炸弹，造成数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伤亡。佩雷斯被迫以“愤怒的葡萄行动”进行了报复，在以色列的一枚炮弹炸死大约100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后，这一行动被提前终止。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舆论对以色列的行为表示愤慨，以色列被迫在没有击溃真主党的情况下从黎巴嫩撤军。叙利亚在谈判中利用了以色列的尴尬处境并获得了制胜点，但它没有考虑到这些事件会导致什么结果。以色列的选举日期即将到来。拉宾被刺杀之后，以色列公众向左翼倾斜，佩雷斯的当选似乎是确定的，但最近这一系列恐怖袭击改变了这个国家公众的情绪。1996年6月以色列大选，佩雷斯以微弱的差距输给利库德集团新任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马德里和会以来得以保持的和平进程的势头，特别是自1992年选举以来的和平进程受到阻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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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对和平进程的暂停表示如释重负。埃及、约旦对于“新中东”（佩雷斯提出的概念）、经济合作以及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联合项目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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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佩雷斯而言，这些概念昭示着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但阿拉伯国家却对此很警惕。在以色列眼中的和平祈福，被它的未来伙伴解释为企图在中东建立以色列的霸权。在和平进程中，各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在加快前行——包括在卡萨布兰卡和安曼举行的经济会议，以色列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威胁到了阿拉伯国家，它们宁愿减缓和平进程的步伐。阿萨德反对这些会议和新中东的愿景，他认为这与该地区的阿拉伯特征相冲突。“为什么要建立（新）中东？”阿萨德问道，“中东本来就存在，但是如果中东的阿拉伯因素被取代……我们阿拉伯人当然反对这一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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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的半官方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塞勒（Patrick Seale）分析了阿萨德不愿参与和平进程的深层原因。以色列主导的国家正常化将使叙利亚暴露在以色列的影响下，并被要求更加开放自由市场，以及人员和物资交流，这些很可能会改变叙利亚国家的性质，这一国家性质是由阿萨德所领导的激进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塑造的。此外，塞勒认为，以色列可能会把和平作为增加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杠杆，而对阿萨德来说，它代表的是一种阻止以色列的方式，即“将以色列的影响力缩小到更为温和和不那么激进的程度，缩小到中东阿拉伯国家可以接受并能与之共处的程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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