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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期间,内塔尼亚胡曾承诺遵守《奥斯陆协议》,现在他必须证明他确实认可上届政府的国际承诺。内塔尼亚胡的处境本来就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得到的是右翼激进集团的支持,他们的意图是破坏协议;另一方面,他希望与克林顿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但克林顿的目标是推进和平进程。他想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却是双方都不满意。阿拉法特认为,从现在起,他的谈判伙伴将是美国政府。为了确保美国的支持,他做了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反恐运动,逮捕了哈马斯激进分子,并威胁他们的活动中心。结果——也可能是阿拉法特和哈马斯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的协议——以色列境内变得较为平静,自杀性爆炸也停止了。很明显,伊朗及其代理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进程应该不会再有进展,也没必要将局势升级。因此,阿拉法特能够在美国面前表现为支持协议的一方,而内塔尼亚胡在不放弃《奥斯陆协议》的情况下,拒绝推进和平进程。这样一来,阿拉法特忽然成为美国可靠的伙伴,以色列的政策和动机反而很可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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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9月,内塔尼亚胡打开了西墙隧道,向以色列公众开放,这条隧道毗邻哈斯蒙尼安王朝时期的城墙。这一行为并没有事先通知巴勒斯坦当局,阿拉伯人怀疑以色列有接管圣殿山的企图,最终发生了暴乱和流血冲突,并造成数十名以色列人和数百名阿拉伯人死伤。其中包括以色列训练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美国迅速在双方之间斡旋,组织停火。为了把内塔尼亚胡从流血暴乱中解脱出来,美国要求他履行佩雷斯政府对以色列从希伯伦撤军的承诺。内塔尼亚胡感到不安,他试图为以色列取得更为宽松的条件,但最终签署了《希伯伦协定》(1997年),并且将国防军部队重新部署在希伯伦。这一举动体现了以色列右翼对《奥斯陆协议》的国际合法性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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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以蜗牛般的速度进行,但并没有终止。虽然关于最后地位的谈判没有在1996年确定的日期开始,但一个积极情况出现了。经过美国政府的密集调解努力,以及漫长而艰苦的谈判,1998年10月,在怀伊种植园签署了一项协议,在西岸的国防军重新部署,并将西岸的另外13%的领土转让给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美国观察人士猜测,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默契,这样内塔尼亚胡就会将相对较小的地区转移给巴勒斯坦人,以换取和平与安宁。内塔尼亚胡的首席谈判代表伊扎克·莫乔(Yitzhak Molcho)将这一政策比作吞噬青蛙:你可以吞下10只小青蛙,但可能吞不下一只大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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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塔尼亚胡有严重的信誉问题。他对政府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都做了承诺,但他无法兑现。右翼要求内塔尼亚胡废除《奥斯陆协议》,因为他不可能做到落实协议。他们认为《怀伊协议》是违约的承诺。由于政治上的束缚,他向温和的政治伙伴所承诺的和平进程进展缓慢,这些政治伙伴备感挫折,因为没有任何承诺得以实现。利库德集团从内部开始分裂,先前加入的小党派纷纷退出,从而导致其在议会中的支持率下降。为了防止政府垮台,内塔尼亚胡呼吁进行信任投票。投票失利将意味着新的选举,现任议会成员通常不愿意接受。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右翼议员却釜底抽薪,投票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倒台,他被迫举行全国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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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以微弱优势赢得了总理选举。巴拉克是“一个以色列党”(One Israel)领袖,这个政党是工党和其他小党派的联盟。1996年以后,以色列的选举制度发生了变化,总理由选民直选。人们希望,这一体系更像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将创造更稳定的政府。但实际效果是选举更为碎片化。在议会选举中,各主要政党赢得了较少的席位,而中小型政党受益匪浅。“一个以色列党”赢得了26个席位,利库德集团19个,沙斯党17个,梅雷兹党10个席位,剩下的席位由众多小党派获得,每一个都赢得了2~6个席位。随着总理变为选民直选,旧的议会结构得以维持,允许选民分开他们的投票,把一张票投给总理,而另一张票投给他们选择的政党。但希望总理直选能够抵消党派联盟中的争论和讨价还价,结果证明是一种悲剧性的误判。总理直选很快被取消,旧的选举一个政党名单的制度得以恢复。然而,旧制度的恢复也不再会导致80年代统治以色列政治的两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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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大规模选举后的胜利集会上,巴拉克的支持者高呼:“不要沙斯党。”这个政党被认为涉嫌贪污腐败,给人以既得利益政党的形象,仅仅关心其支持者的福利,在政治上也不牢靠。但巴拉克别无选择,他不得不与沙斯党联合,同时也说服左翼的梅雷兹党——该党曾承诺它的选民不与沙斯党联合——在重新恢复和平谈判的基础上加入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还包括中心党(一个前利库德集团分出来的新政党),极端正统派的圣经犹太教联盟(Yahadut Hatorah)和来自苏联的移民党派——以色列移民党。这是一个松散的联合政府。1999年9月,圣经犹太教联盟离开,以抗议不遵守安息日的行为;2000年6月,梅雷兹党在与沙斯党发生争执后离开,尽管它为和平进程继续支持政府。当巴拉克于2000年7月出国参加戴维营峰会时(详见下文),沙斯党和以色列移民党也离开了联合政府。然后,中心党开始崩溃。因此,尽管他在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但他却是没有真正的政治基础的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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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不愿一点点地达到和平,内塔尼亚胡的“小青蛙”方法并不适合他。他把自己看作拉宾政治遗产的继承人,准备成为像本-古里安那样做出伟大决定的人物,并以结束阿以冲突为目标。拉宾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较为谨慎,巴拉克与拉宾正相反,他试图以一种宏伟的姿态达成最终地位协议。他认为,由于以色列在没有任何实际回报的情况下,逐步将约旦河西岸的一小部分地区转移给巴勒斯坦人,却没有得到让步,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一个战略错误。他推迟了继续执行已经签署的协议,理由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直到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值得与他的联盟伙伴制造紧张关系,这可能危及他的政府。无论如何,他打算解决一切棘手的问题,并达成最终地位协议,即与巴勒斯坦人“结束冲突”。巴拉克深远的目标与他有限的政治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他必然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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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采取重大措施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年是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想把以色列-阿拉伯的和平条约作为他的伟大政治遗产。来自大马士革的声音暗示,阿萨德总统的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生病的阿萨德不知道如何处理将政权移交给他儿子的问题,现在试图在转交政权之前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好像和平的机会来临了。2000年1月,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和平谈判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谢泼兹敦举行。讨论围绕着1967年6月4日的分界线展开,巴拉克在决定性的时刻立场出现倒退。他拒绝批准拉宾的“保证”。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拒绝是不是一种谈判策略——因为事先同意撤军将大大减少他的回旋余地——或者他是否希望避免达成一项迫使以色列全面撤出戈兰高地的协议。巴拉克准备放弃哈马飞地,但不会放弃对加利利湖的绝对主权,因为加利利湖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水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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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一项民意调查很可能使巴拉克明白,这样的让步不会让他得到他所期望的广泛支持。无论如何,他并没有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然而谈判仍在继续。2000年3月,克林顿和阿萨德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峰会,旨在消除最后的困难,并起草最终协议的大纲。但事实所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以色列方面无意中泄露了叙利亚人同意在以色列撤军之后在戈兰高地建立以色列预警站的消息,叙利亚精英界产生了负面反应,这一情形很可能阻止了阿萨德。随后,这位叙利亚领导人放弃了先前的协议,并完全改变了他之前让以色列和美国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的立场。似乎阿萨德已经认定,确保儿子的继承,同时与以色列达成和平条约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以色列-叙利亚之间的谈判以完全失败告终。阿萨德于2000年6月去世,以叙和平条约从和平议程中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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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利亚谈判的失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拉克曾向他的选民保证,他将结束与黎巴嫩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并将国防军撤出两国边境的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区域从1985年撤军以来一直处于以色列实际控制之下。如果与叙利亚达成协议并撤军,也会被视为和平进程的可喜结果。但是现在,以色列在2000年5月24日单方面撤军,并没有与叙利亚或真主党达成协议,这被认为是真主党的胜利,真主党紧随撤退的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该地区,并且巩固了其胜利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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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所谓的胜利对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地位产生了影响。真主党声称,作为打击以色列、解放黎巴嫩土地的组织,有合法理由继续在那里维持自己的军队。此外,叙利亚继续支持总部设在大马士革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削弱了寻求与以色列和平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自《奥斯陆协议》签订6年多来,约旦河西岸一直处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腐败统治下,没有独立的国家。真主党吹嘘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取得成功,这触动了约旦河西岸年轻人的心弦。真主党的暴力在没有谈判或让步的情况下成功了,这似乎让阿拉法特也对真主党的模式印象深刻。也许这正是与以色列达成一项提升性协议的途径,因此,至少不急于达成协议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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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以色列与叙利亚人的谈判以及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都出现了摇摆停滞的状况。每个人都知道,叙利亚可能是与以色列达成协议道路上的最后一个谈判伙伴,这一点将削弱其讨价还价的地位。现在叙利亚选项显然已退出谈判议程,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显然比以前更加困难。时间不多了,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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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以色列和美国在和平进程中,在参与谈判的优先顺序问题上有分歧。那些支持与巴勒斯坦人和谈的人认为,与叙利亚的谈判是在浪费时间,这将会错失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的机会。另一方面,能否与叙利亚达成协议,完全取决于阿萨德一个人的决定,似乎近在咫尺。在与叙利亚谈判的同时,巴拉克继续与巴勒斯坦人进行缓慢的对话。巴勒斯坦人抱怨说,巴拉克认为这样对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前期所商定的最终地位谈判日期过去了,谈判进展缓慢。到了春天,双方仍远未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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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天,阿拉法特、巴拉克和克林顿总统在戴维营举行首脑会谈。由于这次会谈是为了结束冲突,双方在前几轮会谈中试图避免的问题首次出现在谈判桌上:耶路撒冷、边界和难民问题。在此之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一直没有真正的关于耶路撒冷的讨论。犹太人珍视这座城市、圣殿山和西墙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在麦加和麦地那之后,伊斯兰教第三个最神圣的地点是谢里夫圣地(Haram al-Sharif,阿拉伯语字面意思是尊贵的圣所,或者又被称为圆顶清真寺),那是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巴勒斯坦人不仅想要一个巴勒斯坦国,而且是一个首都是耶路撒冷的国家。如何解决这样一种深刻的历史冲突呢?有充分的理由让耶路撒冷问题留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现在,真正的时刻已经到来,关键问题在于,双方在相互矛盾的愿望之间能否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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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问题也是爆炸性的。以色列人想要控制约旦河谷,以保护以色列免受来自东部的侵略。可以想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安全安排来取代管制,但在1948年阿拉伯难民问题上,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都不会妥协。巴勒斯坦人继续声称“回归权”(right of return),并教育了几代儿童坚持这一立场,这与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存在相冲突。但是可以达成一项妥协,让巴勒斯坦人进入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并允许一定象征性数量的难民进入以色列。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成为结束冲突的协议的一部分。以上是最终谈判的背景。情报报告显示,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巴勒斯坦人可能会采取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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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他的政府缺乏议会多数支持,有赖于联合政府之外的梅雷兹党和阿拉伯派系的支持。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巴拉克离开以色列参加戴维营峰会前夕,沙斯党和移民党离开联合政府以抗议他的政策。实现“结束冲突协议”可能会导致以色列公众的情绪和不同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但是,在克林顿任期结束之前,巴拉克政府面临着糟糕的形势,巴拉克政府比阿拉法特更加迫切需要在戴维营会议上达成一项协议。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较弱的一方——巴勒斯坦,在谈判桌上却占据谈判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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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和评论者后来分析了戴维营漫长而曲折的谈判过程。如果在此之前缓慢的进展导致了双方之间的沮丧和紧张,而双方都没有履行承诺,那么现在,达成最终“结束冲突”协议的努力被证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可能双方都犯了错误。巴拉克采取的策略显然是错误的,他起初把牌藏在心里,但很快就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并愿意透露自己的底线。巴拉克认为,他可以一开始就提出最后的建议,并希望对方接受,这暴露了他缺乏谈判技巧和急于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美国人越是催促巴勒斯坦人在谈判桌上提出反提案,他们越是坚定地遵守联合国在1967年6月4日关于难民问题的决议,并拒绝就难民问题提出妥协方案。在筹备会谈中,巴勒斯坦人表示愿意离开犹太人定居点区域,以换取领土。但现在仅让他们接收西岸和加沙地带92%的领土的建议令他们感到愤怒。以色列人也同意放弃对约旦河谷的控制,并准备接受安全安排和沿约旦一线部署的一支国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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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难的问题是耶路撒冷。以色列放弃对耶路撒冷的主权与以色列人自1967年以来所说的一切背道而驰。从来没有以色列领导人提出重新划分耶路撒冷的想法。但现在,巴拉克奋起迎接挑战。他准备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社区、旧城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区出让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甚至给予阿拉法特以谢里夫圣地的监护权。以色列人将保留1967年以后建造的犹太社区、旧城的犹太居住区和亚美尼亚人居住区、西墙,以及对地下圣殿山的主权。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巴拉克的提议都是革命性的。但阿拉法特甚至不会考虑这一点。与他的美国和以色列对话者不同,阿拉法特并不着急。尽管巴拉克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但最终他还是失败了,因为他无法说服阿拉法特以色列已经不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了。也许阿拉法特担心在耶路撒冷做出任何让步会激怒全世界的穆斯林,甚至导致他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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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维营的谈判有几项重要的成就。双方首次明确了最终地位协议的大纲。以色列人了解到,巴勒斯坦人将要求几乎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外加他们同意离开犹太定居点区域所获得的领土交换。以色列不会控制约旦河谷,但会采取安全措施来保卫其东部边境。巴勒斯坦人接受了耶路撒冷周围的犹太社区、定居点区块,以及以色列对老城犹太人区和西墙的控制。巴拉克就耶路撒冷提出的建议将这个城市问题放到了以色列公众的议程中,并使以色列人意识到,如果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没有达成创造性的妥协,就不会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正如马丁·伊迪克所写,如果把戴维营定义为一次筹备性峰会,它可能被视为一次巨大的成功,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巴拉克就不会提出他的革命性建议,因为他认为这是谈判的决定性阶段。他没有考虑到他的对话者认为峰会不是结束冲突的框架,而是试图迫使他接受强加的解决方案的陷阱。使得阿拉法特能够避开这个陷阱的是圣殿山的主权问题,他认为这是任何妥协中不可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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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戴维营峰会最终取得了成功,因为萨达特和贝京希望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因此准备妥协。第二次峰会失败了,因为只有一位领导人打算妥协。阿拉法特认为自己并不能自由地做出一个困难的决定,要么是因为他认为他的支持者们尚未准备好,也害怕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应;或者因为他认为他在签署后的第二天就会被刺杀。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没有让巴勒斯坦人做好准备,因为最终协议将涉及妥协。巴勒斯坦媒体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教育系统在10年的和平谈判中照常进行煽动性的宣传。公众舆论并没有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做好准备,这一协议不仅会给巴勒斯坦人一个国家,而且也会要求他们向以色列做出一些让步。通过对以色列的所有让步进行系统性的泄漏,巴拉克在戴维营期间对以色列公众进行了心理准备。巴勒斯坦人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所有以色列的让步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并不承认以色列也有合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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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总统前阿拉伯-以色列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马利(Robert Malley)和黎巴嫩知识分子侯赛因·阿迦(Hussein Agha)的一篇修正主义文章证实了这一分析。这篇文章旨在削弱克林顿、巴拉克、丹尼斯·罗斯和其他人散布的关于这些事件的版本,这一版本的阐释将戴维营谈判的失败归咎于阿拉法特。马利和阿迦试图解释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没有提交他们自己的提案,甚至拒绝了克林顿的路径(稍后讨论),后者提出的条件远远超出了巴拉克的戴维营提案。他们写道:“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更愿意屈从于两国方案,而不是真心愿意拥抱这个方案,他们愿意接受以色列的存在,但不接受它的道德合法性。整个巴勒斯坦的战争结束了,因为它已经失败了。在他们看来,奥斯陆谈判的不是和平条件,而是投降条件。考虑到这一观点,巴勒斯坦人认为《奥斯陆协议》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妥协——同意将78%的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土地让与以色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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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营首脑会议被预知失败了吗?在《奥斯陆协议》开始的整个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普遍看法是,只要是临时协议,阿拉法特可以签署。但是,一旦谈判达成最终地位协议,阿拉法特就有四项坚决不会让步原则:在1967年6月4日的边界内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对圣殿山拥有主权,以及难民“回归权”。阿拉法特预见到即将与以色列发生暴力冲突,并做好了准备。从一开始,伊塔玛尔·拉比诺维奇所说的“命中注定的”(deterministic)这个概念就怀疑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这是马利和阿迦所言的另一面。与此同时,以色列激进的左派指责巴拉克有缺陷的谈判,认为他操之过急,并且不了解阿拉法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战术错误导致了谈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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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执政的那些年,对阿拉法特来说,一旦达成和平,等待他的国家是一个相对较小而且贫穷的国家,并且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负担沉重。他更喜欢斗争的浪漫主义,而不是沮丧地例行担任巴勒斯坦国总统。只要没有和平,他就是一个民族英雄,一个媒体人物,在他的门前,全世界的名人都会竞相登门造访。一旦有了和平,人们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兴趣就会消失,他的历史角色就会结束,剩下的就是巴勒斯坦阵营内司空见惯的内部摩擦、腐败和颠覆。在决定性的时刻,他选择了昨日的世界,选择了冒险和兴奋,而不是明日的世界,这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和形象,并学会在和平中生活。他更愿从戴维营返回加沙,成为一名向美国和以色列人提出挑战的英雄,确保广大公众的支持。他没有带来和平的事实并不会成为他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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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维营谈判之后,克林顿和巴拉克没有放弃希望,他们继续接触,以期达成协议。巴拉克认为协议是他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的唯一希望,所以,他偶尔还会从他所设定的谈判红线退却,提出一些更具妥协性的提议。但正如阿伦·戴维·米勒所指出的,巴拉克让步得越多,阿拉法特的条件就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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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反对派领袖沙龙参观了圣殿山。他的访问与巴勒斯坦人进行了协商,沙龙接受了他们施加的限制,并没有进入清真寺,这次造访相对平静。但第二天,在圣殿山大约有两万名的穆斯林祈祷者爆发了暴力骚乱。以色列安全部队用轻武器回击,之后骚乱升级并失控。在骚乱的前夕,以色列当局了解到他们将在山上举行暴力示威活动,于是通知了美国人。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警告阿拉法特该事件的严重后果,并试图说服他阻止示威活动。但后来才发现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一些人认为,正如之前所暗示的那样,如果阿拉法特在戴维营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打算诉诸暴力。另一些人则认为,根据巴解组织的基本理念,他总是需要暴力事件来达到在“血与火”中取得巴勒斯坦独立的目标。无论如何,阿拉法特在整个和平进程中从未放弃暴力选项。他从未宣称暴力是非法的,当他被要求采取行动反对暴力时,他随时可能会改变初衷,违背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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