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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沙龙对圣殿山的访问为阿拉法特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利用武力来巩固他的地位，同时也证明了他的双手与圣地谢里夫连在一起。但暴力是一只难以驾驭的老虎。电视画面公开显示以色列士兵杀害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达拉的12岁男孩（从未确定这个男孩是否真的被以色列士兵杀害），引爆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众对以色列的舆论。在拉姆安拉，两名以色列预备役士兵因驾车误入城市而被抓进警察局，并被处以私刑。电视上那些兴高采烈的行凶者双手沾满鲜血的画面，在以色列舆论中又引发了一次震动。以色列国防军使用了严厉的手段来平息骚乱，在此期间，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许多成员（包括以色列曾帮助训练和装备的）参加了这次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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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充满了创伤。第二次因提法达（巴勒斯坦人起义）的爆发，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对圣地谢里夫的设计构想，也摧毁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信任和对和平的希望。以色列阿拉伯人在绿线边境内爆发了严重的骚乱。骚乱席卷了加利利三角地区和雅法，引发了对加利利米兹皮姆（mitzpim，小型社区定居点）犹太居民安全的担忧。瓦迪阿拉地区（Wadi ‘Ara）的道路被封锁，财产遭到破坏，车辆、机构和定居点成为袭击目标。在暴乱被镇压之前，12名以色列阿拉伯人、1名巴勒斯坦人、1名犹太人被杀，数十人受伤，以色列的犹太-阿拉伯关系出现了裂痕。在短时间内，以色列似乎处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种族冲突的边缘。以色列人发现很难相信这些事件与西岸和加沙地带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三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北部边境被真主党绑架，并且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军官在欧洲被扣押。以色列似乎是在其所有边界上燃烧的火焰的中心，公众对政府保障人民安全的能力失去了信心。鉴于政府的不确定状况，巴拉克决定在不解散议会的前提下举行新的总理选举，日期定在200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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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力的阴影下，试图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协议的绝望尝试仍在继续。在克林顿担任总统的最后几天，仍在双方之间进行努力斡旋。考虑到双方的敏感性和需要，“克林顿参数”总结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核心问题，并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建议，远远超出了戴维营的建议，也远远超过了巴勒斯坦的要求。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倡议下，2001年1月塔巴峰会召开。以色列政府原则上接受了这些参数，但对某些特定条款持一些保留意见。阿拉法特不想也无法让自己接受这些参数。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对丹尼斯·罗斯评论说：“我们需要大卫·本-古里安，但我们得到了亚西尔·阿拉法特。”[7]这次峰会以僵局告终，克林顿结束了他的任期。在2001年2月6日举行的以色列选举中，沙龙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理。和平进程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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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法达（巴勒斯坦人起义）开始爆发。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付出了生命。第二次起义是一场血淋淋的事件，大多数以色列受害者是被自杀式爆炸者杀害的平民。和平与结束冲突的梦想破裂了，这种感觉是除了保卫国家和民族之外别无选择。支持和平进程的以色列左翼和中间派不能理解阿拉法特的行为，如果双方没有达成协议，谈判应该继续，没有理由进行暴力。右派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会这样。”激进的左派争辩道：“我们做得不够。”普通的以色列人感到被出卖了。他们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不再对对方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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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进程失败了吗？毫无疑问，失败了，并且让双方都深感失望。在以色列，因提法达摧毁了左翼，至今仍未恢复。然而，在充满希望10年的之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约旦的和平条约，以及与海湾国家和马格里布联盟国家建立某种程度的关系，都是朝着以色列取得合法性和阿拉伯人接受其作为中东政治实体存在迈出的步骤。2002年宣布的阿盟和平倡议或许是这一变化的证据。阿拉伯联盟国家提议与以色列实现全面和平，它们的条件将在谈判中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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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罗斯在总结和平进程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阿拉伯人认为他们愿意接受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重大让步，这迫使以色列做出了许多让步，而阿拉伯人却没有做出自己的让步。认识到以色列有合法的需要，而且实现和平需要双方的妥协是和平谈判教育过程的一部分。双方都汲取这一点经验教训了吗？未来的和平进程将揭示他们是否真正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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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双方的相互承认，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对话，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政治和安全精英之间创造了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其中以前的疏远感和妖魔化已经大大减少。这一变化是否已经达到了普遍的水平，还尚未可知。即便如此，以前与现在关系之间的差异还是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90年代两个民族的两个国家观念还是禁忌，但现在得到以色列大多数公众的支持，并成为各主要政党和平纲领的基础，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隐晦的。今天，大多数以色列人意识到不可能长期统治另一个民族，他们接受维护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特征，就必须从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地区以及加沙地带撤离（从这一地区的撤离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可以说，失败的谈判为以色列公众认识到同巴勒斯坦人妥协并承认其国家需要的必要性做了舆论准备。意识上的转变，特别是在诸如以色列-阿拉伯冲突这样严酷而长期的冲突中，不是一夜之间就实现的；它们需要的是时间、持久性和成熟的时机。只有未来才能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萌芽的种子是否能在未来几十年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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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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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90年代间，以色列经济特征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事实这样总结一下：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只有2%的就业人口从事农业，而农产品出口只占2%。在头一个50年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从一个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激励的农业国（其象征是犹太农民耕种他们的土地）转变成了一个以其尖端高科技工业为傲的工业化国家。尽管水资源有限，但对这些资源和土地的最优开发，使以色列能够为其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品，甚至还向欧洲出口粮食。但令人怀疑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缔造者们是否会想象到犹太人回归自然和体力劳动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代人。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的出口以工业和服务、钻石、旅游业和农产品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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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革命是由纺织业、机械、建筑、采矿和化肥等传统产业转移到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需要高水平的专业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相对较低。20世纪90年代繁荣的高科技产业需要高等教育、科学技术背景和人力资本。它们所雇用的员工是有个性的、有创造力的，并为获取相对较高的薪酬而努力奋斗的人。他们没有对公司做出长期的承诺，公司也没有对其员工做出任何承诺。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的高科技部门集中在与互联网相关的领域、生命科学初创企业和医疗项目上。它们的成功是多年投入研发，高等教育机构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奠定科学基础的综合成果，同时受到投资研发项目的国防工业的影响，在这些国防工业项目中，大量第一代高科技企业家获得了它们的技能和理念。与欧盟和北美的自由贸易协议为国际公司投资以色列项目打开了大门。取消对外汇交易的最后限制也促进了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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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私有化趋势继续发展。这些以色列总工会所属的企业，以及基布兹和莫沙夫，都习惯于在国家补贴的信贷框架下运作。由于国家脱离了资本市场的直接引导，补贴信贷不能持续，导致以色列总工会所属的企业、莫沙夫和基布兹无法在昂贵的信贷市场上运营，并面临破产。这些总工会所属的企业倒闭了，被出售给私人所有。以色列总工会成为一个自愿的工会，工人不再有义务加入。高技术工人在总工会中不受到认可，总工会因此失去了对精英员工的影响力，其影响仅限于电力公司、供水和传统产业等重要服务业部门中从业的工人。随着外国工人来到以色列，填补了农业和护理行业的空缺，以色列总工会又失去了另一个市场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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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名资深劳工党人物哈伊姆·拉蒙（Chaim Ramon）离开了该党，在总工会中形成了一份独立的（追随者）名单，他们的目标是国有化医疗服务，换句话说，将库帕特·霍利姆健康维护组织（HMO）从以色列总工会中抽离出来。哈伊姆·拉蒙在以色列总工会的选举中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在改革后的医疗体系中，所有公民都将向国家缴纳健康税，而国家将为他们提供一揽子医疗服务，让他们可以在自己选择的健康维护机构中获得医疗服务。因此，私有化与国有化结合在一起，对工人与以色列总工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来许多工人成为总工会成员是因为其健康维护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现在两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工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而总工会成员资格意味着只是工会成员。由此导致的总工会会员人数急剧下降，暴露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人当中的弱化。在医疗服务之后，其他机构相继被私有化，包括退休基金、养老基金、银行、邮政公司、通信公司和国家航空公司。公共资产的公有制和国有制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和国际大亨们购买了这些资产准备出售，这也为他们自己购买了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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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适应了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这一竞技活动的代名词。跨国公司渗透到以色列各行各业，以色列人也在全世界各地投资和经营，开放的世界市场欢迎他们的创业精神。由于和平进程的影响，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联合抵制削弱，以色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摩洛哥、突尼斯和海湾国家）之间的接触带来了经济合作项目，并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些在紧张时期避免投资的以色列投资者看到积极的政治氛围与和平的曙光，纷纷前来投资。在和平进程之前，西欧国家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持保留态度，现在它们“重新发现”了以色列，并更加开放地与以色列接触。东欧国家现在向西方开放，也为经济和其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先前以色列对美国援助和犹太人捐款十分依赖，国际收支一直是经济弱点，而现在这一状况也趋于好转，以色列银行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色列在世界信贷市场的可靠性吸引了国际投资者，每年吸引投资的规模在50亿~100亿美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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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那些知识和才干能够适应新的经济现实的人与那些不能适应和融入新经济的人之间。以色列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变成了20世纪90年代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贫困的两个主要部分是极端正统派和阿拉伯人，极端正统派的“学习者社会”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阿拉伯人在融入以色列经济过程中受到社会和安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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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改变。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工人在总工会或政府工作，领薪水，就是铁饭碗，但私有化引起的经济动荡打破了这种社会惯例。工人的流动性增强，但工作场所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先前被认为是以色列经济基石的公司或是破产，或是转让，或是精简裁员。高科技公司也不能确保会永久性雇用工人，很多这样的公司很快出现，也很快消失。以色列社会的基本元素——稳定的住所和工作地点，与大家庭的亲密关系，从幼儿园到军队一直待在一起的儿时同伴，这些熟悉的元素突然被破坏了。虽然生活条件提高了，机会也更多了，但重要的，那种可能补偿以色列公民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危险意识的安全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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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提高了生活质量的新事物的出现也进一步侵蚀了以色列人之间相互熟悉和联系的意识。第一便是空调。以色列的天气炎热（尤其是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一年中有八个月都离不开空调。以色列人不想离开这种能够受到人为控制的天气。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装有空调，工作场所、汽车，甚至是拖拉机驾驶室，大型购物中心都提供空调环境。随着空调的出现，户外活动逐渐减少，人们在过去的生活中最常去的街道，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了。尽管户外咖啡馆依然存在，但他们的顾客更喜欢夏天室内的清凉环境。因此，以色列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减少了。每一个社群都将自身封闭在自己的社区内，在自己的家里。因此，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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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多频道电视的引进。现在以色列人有无数的频道可以观看，而不是之前为以色列人所关注的两三个频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电视一直是“部落篝火”一样的存在，大家看的都是相同的频道，观察相同的事件，听到同样的评论。现在电视则与以往大不相同，相反，从小屏幕上出现的多种语言、文化、趋势和兴趣，给了分裂的社会以鼓舞和激励。在过去，国营电视台一直致力于在培养高雅文化的同时，满足公众对娱乐的渴望。现在，随着声音的多样化以及电视的普及，庸俗和琐碎的文化开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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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文化受到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呈现的美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并不根植于以色列此时此地的普遍文化。学者盖迪·陶伯（Gadi Taub）写道：“这种文化在全身心地寻求并认为它可以逃离这里，属于某种《宋飞正传》和《墨菲布朗》观看者所体验的超国家的音乐共和国的存在，但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个共和国并不存在。”[8]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消亡造成了青年人难以填补的意识形态真空。作家奥莉·卡斯泰-布鲁姆（Orly Castel Bloom）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开篇：“我有一个我无话可说的故事。”[9]生活突然变得无意义，亚科夫·罗伯特在1983年的一首《我正在平躺着》的歌曲中描述了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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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或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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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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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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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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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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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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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像一个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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