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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和与之相伴的自由主义倾向增长的过程中，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差距继续存在。这一差距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在安全敏感的行业中存在的对阿拉伯人就业的限制，犹太雇主对雇用犹太人的偏好，阿拉伯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以及阿拉伯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低参与度。此外，政府在教育、发展和工业项目方面对阿拉伯人的拨款远远低于犹太人。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歧视在缓慢但确定地减少，并且越来越认识到今后有必要防止歧视。但是，未来公民平等的前景并不能满足阿拉伯公众的要求，而其精英阶层中地位显赫者要求国家认同做出基本改变，以此作为他们接受这个国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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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犹太民主国家”的定义是“所有公民的国家”，即民族和族群中立的国家，其公民身份只具有世俗的以色列人的含义。在这种公民身份的框架内，所有人口将在移民法中受到单一标准的约束。事实上，这将是“一个所有民族的国家”，因为阿拉伯人要求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获得承认，在决定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与犹太人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区域自治以及阿拉伯语的平等地位。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以色列阿拉伯人寻求作为少数民族获得承认，并取得其固有的权利，例如承认他们的组织作为民族性组织存在，他们的领导人在国家舞台上有代表他们的权利，以及文化和教育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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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阿拉伯人（或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最近的说法中反对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这反映在巴以关系上。以色列的许多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是犹太人国家，就像巴勒斯坦将成为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一样。以色列阿拉伯人把自己看作国家的公民，因此有资格获得国家赋予的所有权利。但他们不承认犹太国家本身就是他们的国家，也不认为犹太国家能够代表他们。这种缺乏代表性的一种反映是，他们不在国防军中服役。国家怀疑他们的忠诚，也避免他们可能发现自己与他们的兄弟作战，所以也不热衷于让他们服兵役。但这种态度也出现在他们领导层中，反对年轻男女做任何形式的所谓的国家服务，即使这将有利于他们自己，比如在医院、福利机构等从事公民服务，因为这样的服务体现他们对国家权威的认可。他们的理由是，“国家服务”是在没有咨询他们的情况下实施的。他们需要没有被强加“国家服务”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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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同变得激进，他们准备在以色列民主制度下最大化他们的权利。他们的部分领导人认为，即使以色列在与真主党、哈马斯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也有资格公开表达对反以色列一方的支持。另一方面，以色列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关于重新划分国家的建议，包括将绿线以色列一侧阿拉伯人聚居区转让给巴勒斯坦当局，以换取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他们指责那些持种族主义立场的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相比较以色列的民主和国家所提供的经济优势，巴勒斯坦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还是令以色列阿拉伯人无法接受。然而，只要以色列坚持其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他们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是他们的国家。一般来说，以色列阿拉伯人领导人反对国内阿拉伯人参与恐怖主义行为，但有些人将暴力视为推动实现政治目标的正当手段，这一点体现在这些领导人所进行的挑衅性的煽动导致了前面所描述的2000年10月暴力冲突的爆发。即使在这次创伤性暴乱之后，这些领导人也不会谴责使用暴力。这些事件再次加深了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怀疑。与此同时，当以色列部队在所占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了同样的强力手段，以色列阿拉伯人立即被激怒，而不是对这个国家公民的暴力示威表达应有的关切。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两个民族彼此距离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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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老移民和新移民、宗教和非宗教犹太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大规模移民使得在犹太-以色列特性以及犹太人大多数与阿拉伯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的潜在紧张态势日渐浮出水面。在那些年里，在（传统）历史学家和“新历史学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新历史学家”强调以色列的建立对阿拉伯人造成的不公正，而（传统）历史学家认为新历史学家的说法是片面的，也是对历史的歪曲。这场辩论在和平进程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共鸣，再次提出了犹太-阿拉伯关系的基本问题，并再次提出了在犹太-以色列身份认同上相互矛盾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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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1998年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纪录片，讲述了这50年的故事。“特库玛”（Tekuma，重生或复兴）系列，是1981年题为“安木德·哈什”（Amud ha’esh，意为火柱）的系列——涵盖从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到宣布建国的五十年）——的延续。“安木德”表达了一种共识，它描述了以色列建国历史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相反，“特库玛”是一个批判性的系列，它不仅反映了主流立场，也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其他反对派运动的观点。关于以色列-阿拉伯的分裂，它试图表达的不仅有犹太版本的国家历史，还有阿拉伯版本的国家历史。特别有争议的是巴解组织和恐怖组织的部分，有些公众认为其中的部分内容对阿拉伯人方面过于倾斜。在艺术、戏剧、电影和电视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就像诗人哈伊姆·古里所说的那样，在“内疚和悔恨文化”的精神内核下，以色列的文化舞台培育了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施加不公正待遇的文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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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集团解体后，参观波兰的死亡集中营和犹太纪念场所成为高中学生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前往波兰的旅程旨在强化以色列青年对大屠杀的意识，使他们和参与这些旅程的美国犹太青年联结在一起，并促进犹太人对过去文化的记忆。作为关于后犹太复国主义身份认同公开辩论的一部分，关于年轻人是否应该在旅行中接受这些课程，仍处于争论之中。按照“整个世界都在反对我们”的逻辑，或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如果这是一个人》中所说的普遍性，它们（这些旅程）是否应该只针对犹太人设计？旅游是否会引发潜在的对犹太人存在的恐惧，还是会强化反对种族主义和仇恨他者的自由主义趋势以及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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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旅行似乎成功地影响了年轻人的犹太认同，保留了大屠杀的记忆，并且由于大屠杀幸存者的参与，使得那段记忆变得可以触及。这些幸存者描述了他们在恐怖年代里的个人经历，将死亡集中营的陌生场景变成了与这些学生个人生活相关的某种感悟。大屠杀成为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共有的以色列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以及将他们与流散犹太人联结在一起的共同基础。事实上，哈伊姆·托波尔（Chaim Topol）扮演了20世纪50年代伊斯兰国家流行英雄萨拉·沙巴提（Salah Shabati）的角色，然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又塑造了在大屠杀中丧生的东欧犹太小镇中的犹太人代表泰维（Tevye）的形象。以色列借用了作为一种非以色列历史而消逝的犹太人记忆的共同体，构筑了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共同的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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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种共同的以色列身份认同并存的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社团的社会，每一个都试图保持其独特性。统一的精神力量遭到削弱（尽管它并没有消失），而且简单地看来，和平进程使得加强民族认同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而民族团结实际上有多么稳固也是令人怀疑的。经济增长带来物质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那些没有参与到消费主义盛宴中的人变得疏远。全球化和多元化取代了民族团结和认同，成为新的口号。然而，阿克萨起义的爆发，使以色列社会再次面临在一个持续动荡的区域中生活的生存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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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20世纪90年代的和平与安宁希望（如娄贝利的歌曲中所体现的）中突然的幻灭，会带来一种新的团结和更大的社会与文化凝聚力的结果吗？2000年10月阿拉伯少数民族与犹太人大多数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分裂，还是会导致对需要寻找一种共存方式的再认识？这些问题只能找到局部的答案。当我们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期待上述的一切，但也可能会正好相反——总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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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关于屠杀》的诗中，比亚里克写道：“如果有正义的话——让它立即出现！”这首诗写于1903年，正是对那一年逾越节结束时爆发的基什涅夫大屠杀做出的及时回应。Chaim Nachman Bialik,Hashirim(The Poems), Avner Holtzman (ed.),Israel: Dvir, 2004,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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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aron David Miller,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America’s Elusive Searchfor Arab-Israeli Peace,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8,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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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nnis Ross,The Missing Peac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Fight for Middle EastPea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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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l-Ahram, 11.10.1995, cited in Itamar Rabinovich,The Brink of Peace: TheIsraeli-Syrian Negoti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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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atrick Seale, “Assad’s Regional Strategy and the Challenge from Netanyahu,”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26, 1（Fall 1996), pp. 27-42, as cited in Rabinovich, The Brink of Peace, p.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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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tamar Rabinovich,Waging Peace: Israel and the Arabs, 1948–2003,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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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ennis Ross,The Missing Peace, p.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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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adi Taub,Hamered hashafuf: al tarbut tze‘ira beYisrael（A Dispirited Rebellion: Essays on Contemporary Israeli Culture), Tel Aviv: Hakibbutz Hameuhad,1997,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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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rly Castel-Bloom,“Sippur,” Mitokh sippurim bilti retzoniim(A Story, in Involuntary Stories), Tel Aviv: Zmora Bitan, 1993, p. 103, as cited in Taub, Hamered hashafuf,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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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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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茨尔的小册子《犹太国》出版后，许多人批评他将犹太民族的命运与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政治实体联系起来。这些批评者认为，犹太民族在没有这样一个实体的情况下能够存在数千年的能力是一种值得保留的美德。许多犹太人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过往时代令人不齿的遗存，是部族（种族）特殊主义的再现，这种理论曾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了民族分裂，而与历史稳步地向普世主义未来前进，源于宗教、种族或民族的差异将会消失，友爱精神将在人类社会中盛行的观点背道而驰。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犹太人即使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实体也能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然而，赫茨尔却认为民族主义时代每个民族都在与其他民族进行斗争以获得阳光下的地盘，这种斗争不仅是实现政治独立，也界定其民族身份。但是，在这些国家所界定的民族身份中并没有犹太人的位置，因此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进入民族主义的竞争舞台，并在此尽力为自己开创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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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来的发展来看，历史进程似乎更倾向于证明赫茨尔估计的合理性，而非那些主张世界友爱大同的普世论者。的确，全球化趋势、开放的边界以及遍布世界的移民浪潮都削弱了民族认同，改变了它们，甚至创造了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机构，试图消除那些曾经引起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敌意，并创造一个包容性的欧洲联合体。但这种跨国趋势也不断地受到特殊主义力量的攻击，这种特殊主义拒绝接受全球化和经济文化的统一性。在每一次经济或政治危机中，特殊主义力量就会出现，试图维持地方认同、独特的文化，以及对共同过往的历史记忆。同时，分裂团体出现并申索自决权，并破坏它们曾经归属的具有包容性的统一体。例如，南斯拉夫各民族分崩离析，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国家，数个国家从苏联的解体中现身，其中甚至包括那些从未有过独立身份的国家，巴斯克人也为自治权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欧洲人对那些来自伊斯兰国家并在欧洲定居的少数族裔不断增长的伊斯兰化感到担心，这种伊斯兰化本身是对在欧洲社会走向统一和失去本土特性趋势的一种反动。由此可见，那些对《犹太国》的出版表示欢呼，以及预测民族主义将消失的话语似乎都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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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国家的建立是历史罕见的奇迹之一。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在数世纪以来都没有政治传统的流散民族，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制度下生存，但缺乏一个在远离经济中心和文化知识资源、条件恶劣的国家中短时间内生存扎根并取得成功的力量基地。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做的努力已经获得国际认可，他们创建了民族实体，建立了一个国家，将犹太流亡者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聚集到一起，从一无所有到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一种现代经济、一支有着强大的防卫能力的军队以及一种日渐繁荣的、富有挑战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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