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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集团解体后，参观波兰的死亡集中营和犹太纪念场所成为高中学生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前往波兰的旅程旨在强化以色列青年对大屠杀的意识，使他们和参与这些旅程的美国犹太青年联结在一起，并促进犹太人对过去文化的记忆。作为关于后犹太复国主义身份认同公开辩论的一部分，关于年轻人是否应该在旅行中接受这些课程，仍处于争论之中。按照“整个世界都在反对我们”的逻辑，或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如果这是一个人》中所说的普遍性，它们（这些旅程）是否应该只针对犹太人设计？旅游是否会引发潜在的对犹太人存在的恐惧，还是会强化反对种族主义和仇恨他者的自由主义趋势以及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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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旅行似乎成功地影响了年轻人的犹太认同，保留了大屠杀的记忆，并且由于大屠杀幸存者的参与，使得那段记忆变得可以触及。这些幸存者描述了他们在恐怖年代里的个人经历，将死亡集中营的陌生场景变成了与这些学生个人生活相关的某种感悟。大屠杀成为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共有的以色列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以及将他们与流散犹太人联结在一起的共同基础。事实上，哈伊姆·托波尔（Chaim Topol）扮演了20世纪50年代伊斯兰国家流行英雄萨拉·沙巴提（Salah Shabati）的角色，然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又塑造了在大屠杀中丧生的东欧犹太小镇中的犹太人代表泰维（Tevye）的形象。以色列借用了作为一种非以色列历史而消逝的犹太人记忆的共同体，构筑了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共同的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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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种共同的以色列身份认同并存的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社团的社会，每一个都试图保持其独特性。统一的精神力量遭到削弱（尽管它并没有消失），而且简单地看来，和平进程使得加强民族认同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而民族团结实际上有多么稳固也是令人怀疑的。经济增长带来物质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那些没有参与到消费主义盛宴中的人变得疏远。全球化和多元化取代了民族团结和认同，成为新的口号。然而，阿克萨起义的爆发，使以色列社会再次面临在一个持续动荡的区域中生活的生存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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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20世纪90年代的和平与安宁希望（如娄贝利的歌曲中所体现的）中突然的幻灭，会带来一种新的团结和更大的社会与文化凝聚力的结果吗？2000年10月阿拉伯少数民族与犹太人大多数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分裂，还是会导致对需要寻找一种共存方式的再认识？这些问题只能找到局部的答案。当我们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期待上述的一切，但也可能会正好相反——总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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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关于屠杀》的诗中，比亚里克写道：“如果有正义的话——让它立即出现！”这首诗写于1903年，正是对那一年逾越节结束时爆发的基什涅夫大屠杀做出的及时回应。Chaim Nachman Bialik,Hashirim(The Poems), Avner Holtzman (ed.),Israel: Dvir, 2004,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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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aron David Miller,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 America’s Elusive Searchfor Arab-Israeli Peace,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8,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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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nnis Ross,The Missing Peac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Fight for Middle EastPea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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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l-Ahram, 11.10.1995, cited in Itamar Rabinovich,The Brink of Peace: TheIsraeli-Syrian Negoti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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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atrick Seale, “Assad’s Regional Strategy and the Challenge from Netanyahu,”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26, 1（Fall 1996), pp. 27-42, as cited in Rabinovich, The Brink of Peace, p.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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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tamar Rabinovich,Waging Peace: Israel and the Arabs, 1948–2003,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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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ennis Ross,The Missing Peace, p.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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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adi Taub,Hamered hashafuf: al tarbut tze‘ira beYisrael（A Dispirited Rebellion: Essays on Contemporary Israeli Culture), Tel Aviv: Hakibbutz Hameuhad,1997,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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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rly Castel-Bloom,“Sippur,” Mitokh sippurim bilti retzoniim(A Story, in Involuntary Stories), Tel Aviv: Zmora Bitan, 1993, p. 103, as cited in Taub, Hamered hashafuf,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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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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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茨尔的小册子《犹太国》出版后，许多人批评他将犹太民族的命运与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政治实体联系起来。这些批评者认为，犹太民族在没有这样一个实体的情况下能够存在数千年的能力是一种值得保留的美德。许多犹太人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过往时代令人不齿的遗存，是部族（种族）特殊主义的再现，这种理论曾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了民族分裂，而与历史稳步地向普世主义未来前进，源于宗教、种族或民族的差异将会消失，友爱精神将在人类社会中盛行的观点背道而驰。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犹太人即使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实体也能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然而，赫茨尔却认为民族主义时代每个民族都在与其他民族进行斗争以获得阳光下的地盘，这种斗争不仅是实现政治独立，也界定其民族身份。但是，在这些国家所界定的民族身份中并没有犹太人的位置，因此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进入民族主义的竞争舞台，并在此尽力为自己开创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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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来的发展来看，历史进程似乎更倾向于证明赫茨尔估计的合理性，而非那些主张世界友爱大同的普世论者。的确，全球化趋势、开放的边界以及遍布世界的移民浪潮都削弱了民族认同，改变了它们，甚至创造了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机构，试图消除那些曾经引起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敌意，并创造一个包容性的欧洲联合体。但这种跨国趋势也不断地受到特殊主义力量的攻击，这种特殊主义拒绝接受全球化和经济文化的统一性。在每一次经济或政治危机中，特殊主义力量就会出现，试图维持地方认同、独特的文化，以及对共同过往的历史记忆。同时，分裂团体出现并申索自决权，并破坏它们曾经归属的具有包容性的统一体。例如，南斯拉夫各民族分崩离析，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国家，数个国家从苏联的解体中现身，其中甚至包括那些从未有过独立身份的国家，巴斯克人也为自治权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欧洲人对那些来自伊斯兰国家并在欧洲定居的少数族裔不断增长的伊斯兰化感到担心，这种伊斯兰化本身是对在欧洲社会走向统一和失去本土特性趋势的一种反动。由此可见，那些对《犹太国》的出版表示欢呼，以及预测民族主义将消失的话语似乎都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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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国家的建立是历史罕见的奇迹之一。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在数世纪以来都没有政治传统的流散民族，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制度下生存，但缺乏一个在远离经济中心和文化知识资源、条件恶劣的国家中短时间内生存扎根并取得成功的力量基地。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做的努力已经获得国际认可，他们创建了民族实体，建立了一个国家，将犹太流亡者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聚集到一起，从一无所有到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一种现代经济、一支有着强大的防卫能力的军队以及一种日渐繁荣的、富有挑战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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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找到一个民族运动从一开始会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更为不幸，然而今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民族运动之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仅要与巴勒斯坦地区另外的民族主义诉求者——巴勒斯坦人做斗争，同时它也不得不改变犹太人的心智，即犹太人对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看法，并创造出一种不同以往的犹太民族身份，这种新的民族身份不仅吸收了宗教传统和犹太历史成分，而且深深扎根于现代世界，它使用逻辑和理性，并坚信信仰、个体和民族能够改变命运和现实。犹太民族的现代化与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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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吸收犹太民族中的理想主义元素——犹太民族的青年，是由于在犹太民族的需要与时代精神之间所建立的历史联结。各民族为它们的自由而奋斗，帝国衰微，新国家出现，乐于为民族的利益而进行自我牺牲都是这种时代精神的重要方面。这也是一个信念可能改变世界的时代，在这场变革中，剥削和不公正将会结束，天国将会在地球上出现。在巴勒斯坦产生真正有形的犹太实体之前，源自对一个公正社会的希望以及为民族独立进行斗争的理想主义为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尽管这些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词典中被称为拓荒者（先锋者）的理想主义者在犹太人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正是他们创造了犹太人认同的标识和象征，并提供了犹太人能够作为一个民族在以色列地生存的活生生的例子。尽管伊休夫的大多数成员都不属于这个少数群体，但是他们都接受了这些先锋者的引导性规范，这些规范提供了建立国家的合法性、路径以及开创者的神话。正是这些犹太拓荒者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树立了行为榜样，创造了支配性的文化，并创造了主要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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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大革命和灾难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蓝图铺就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小撮理想主义者群体的运动转变为一场寻求庇护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大众运动。导致犹太国家建立的不是大屠杀，虽然有这场灾难的发生，但这个国家仍然建立起来。尽管犹太国家的主要分支（这支创造了大量的犹太文化，是犹太人的主要人力资源库）由于种族灭绝而被割断，但是犹太民族以一种大无畏的生存意志，浴火重生，放弃复仇，聚集余下的力量来创建以色列地的犹太国家和社会。以色列国已经成为一种犹太人即使遭受大灾难，也要继续生存的象征，是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对生存欲望和活力的简明扼要的表达。这种将巨大的绝望转化为创造和重建行动的能力，使得以色列成为犹太民族在经历大屠杀后恢复和重建的伟大工程，无论对那些选择继续在外生活的犹太人，还是那些认为需要一个属于犹太民族的国家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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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计划从来就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认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运动刚开始时，和其他民族独立运动一样，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犹太民族中的少数；以色列建立后，各种居住在以色列家园的犹太群体都对未来勾画了不同的愿景。建立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先锋者精英设想的是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作为指导者和领路人而存在。国家指导经济发展、民族的建设并决定文化的本质，塑造处在形成中的民族精神。相比之下，以色列的中间派和右翼形成了一种自由进取的世界观，鼓励国家最小限度干预经济生活，提倡西方文化。20世纪70年代，在正在形成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方面，这两种思想流派之间的差异似乎相对较小。和这两个愿景并存的还有那些伊斯兰国家的犹太移民所带来的宗教信仰、宗法传统和民族认同。对他们而言，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驱动力与《托拉》的世界、传说和弥赛亚信仰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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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色列国有了雏形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革命运动进入常态化，之前支撑国家的先锋组织结构的重要性不如从前。在起始阶段，物资严重短缺，社会环境恶劣，如果没有这种先锋组织，它就无法吸收阿里亚运动而来的移民和进行经济与社会的建设。现在是像所有西方国家一样的时候了，这一进程与西方时代精神的变化相吻合，“二战”危机时期及之后延伸的冷战已经结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文化的到来，现在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扶手椅上休息的时候了。1977年的转折带来了从开拓性心态向中右翼世界观的转变，后者也吸引了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犹太移民。在促进经济增长、企业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同时，也导致原始平均主义和社会创造力的丧失，以及个人对国家忠诚的消解。在第二个千禧年结束时，以色列国家拥有的优势和劣势都越来越像西方工业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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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建立和存在伴随着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犹太人回到的并不是一个空无一人的荒地，尽管这里的人口相对稀少，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难发现民族主义倾向。但是自巴勒斯坦人与犹太民族主义相遇后，巴勒斯坦人对于自己与犹太人之间的差异性意识以及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所有权的竞争意识都得以提升。事实上，这次遭遇是构成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巴勒斯坦人认为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并且不愿与他们认为是外部侵入者的人分享。犹太人也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虽然他们准备允许阿拉伯人居住，但他们不会支持共享所有权。最终显而易见的是，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实现和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形成以及暴力冲突事件爆发的博弈中，犹太复国主义正在走向失败。最后，犹太人只得妥协，同意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两个国家。然而，阿拉伯人不同意放弃对巴勒斯坦的专有权利，并拒绝分享。在阿拉伯国家卷入冲突的鼓舞下，阿拉伯人相信最终问题将通过武力解决。但是阿拉伯社会的崩溃，阿拉伯军队在独立战争中的失败以及“灾难日”是阿拉伯人从未想象过的革命性发展。而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证明其有能力创造一个能够承受生存战争的国家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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