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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迪斯累里之后称自己“出于过失”忽略了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残暴故事。奥斯曼政府承认“巴施巴祖克”部队对6 000名平民的死亡负责，欧洲方面却认为死亡人数为1.2万。尽管如此，他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在严肃调查保加利亚事件之前，迪斯累里的著名宣传册上的内容是根据一名并未实际到过保加利亚的君士坦丁堡律师埃德温·皮尔斯（Edwin Pears）的“报告”所做：他仅仅将一位在罗伯特学院任教的美国传教士告诉他的故事加以传扬，而这位传教士所知也是来源于他的保加利亚学生。它们虽然不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却是小道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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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菲（kafes），即皇家监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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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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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谣言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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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缔造土耳其共和国92周年之后，奥斯曼帝国重新成为新闻热点。媒体几乎每天都会提及“一战”遗留下来的中东领土争端问题，即使边境线早已在先前确定，但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伊斯兰国”（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崛起，中东的边境线正在不断地被重新绘制。“难道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带来的结果吗？”帕特里克·科伯恩（Patrick Cockburn）在《伦敦书评》中如是发问——科伯恩设想其读者听说正是由于这两个人（据说如此）签订了此协定，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被英法分割。12014年，“一战”爆发100周年，《赛克斯—皮科协定》跨越历史琐事的纷争，重归陈词滥调，成了解释近年来中东动乱根源的一个妇孺皆知的简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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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处不在的媒体报道来看，人们或许会以为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和乔治·皮科（Georges Picot）是“一战”中出演分裂奥斯曼这出戏码的唯一演员，而英法只是在1916年签订此分裂协定进而处置奥斯曼领土的相关参演。克劳德·雷恩斯（Claude Rains）在大卫·里恩（David Lean）的经典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中便不假思索地概括出了这个传统故事的大意：“马克·赛克斯（曾）是英国政府的一名官员，皮科先生（曾）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官员。赛克斯和皮科先生见了面，并同意战后由英法分割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奥斯曼）帝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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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谣言引起共鸣其实不难理解。在后殖民时代，人们很容易把当前问题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其早已消亡的帝国主义者而无须承担任何风险。赛克斯和皮科其实是英法罪恶之替身，英法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拓展殖民计划，并在奴役阿拉伯中东地区的过程中最终达到顶点，进而恶化崩溃（一些人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英国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却戏剧性地尝到了复仇女神的恶果，它甚至唤醒了阿拉伯这头沉眠数世纪的睡狮以对抗近代的十字军——已经侵占了其土地的欧洲人和以色列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泛伊斯兰运动涌起，例如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真主党、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这些组织力图擦除由欧洲强行划定的、人为的国家界线。这一切似乎正在将《赛克斯—皮科协定》钉死在棺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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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个诱人的故事，简单、紧凑、洗练而易懂。但克劳德·雷恩斯关于《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总结过于肤浅，且与真实历史大相径庭。分裂奥斯曼帝国并非单纯由英法两名外交官在1916年双边决定，事实上，在1911年意大利入侵奥斯曼的黎波里（利比亚）以及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长达近12年的斗争后，分裂的决定才首次出现在1923年瑞士洛桑举行的多国和平会议上。在洛桑会议上，不论是赛克斯还是皮科都没有发挥任何值得提及的作用，真正主导会议进程的人物实际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刚刚在另一场从1919年持续至1922年的战争中击败希腊和英国（相关方）。甚至在1916年这个由于诞生了分裂协定而被肤浅定义的年份，由赛克斯和皮科分别充当二、三把手，妄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Sergei Sazonov）实际在背后真正推动，经过精密计划，早在1915年就获得了英法（3—4月就开始向英法提出要求）对奥斯曼进行分裂的认可。后奥斯曼帝国时代那些最为臭名昭著的边境线争端——将巴勒斯坦从（外）约旦和叙利亚分离，或者将叙利亚从伊拉克分离，或者将伊拉克从科威特分离——无一由赛克斯和皮科在1916年划定。甚至连他们当年草定的边界线方案，诸如如何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地区划定英法俄势力范围，也在战后遭到抛弃［最为有名的是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Mosul），它一开始被划分给法国，直到英国决定占领此地区的油田］。俄国与德国于1918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单独媾和之后，原于1916年分割给俄国的整块地区又被划走，并从此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烟消云散。为了取代先前的俄国人，美国（处于被长期遗忘的美国历史长河中）曾被责成占领广阔的，包括现今土耳其大部分的奥斯曼领土——只是国会之后延缓了战后条约的批准。在美国和苏维埃俄国退出角逐后，意大利和希腊被要求认领奥斯曼残体中各自的地盘，只不过两国随后签字放弃从穆斯塔法·凯末尔处获得的领土——整个过程同样对《赛克斯—皮科协定》只字未提。1916年的分割协定中甚至都没提及沙特王朝——它在征服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教圣城后，从1924年便开始统治原先归属于奥斯曼的阿拉伯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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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在分崩瓦解之前存在6个多世纪，最终倒在了“一战”的砧斧之下。从1517年到1924年［除了1802—1813年由瓦哈比教派（Wahhabi）的叛乱分子短暂统治外］，苏丹一直统治着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圣地，并承认其合法性，而苏丹自身也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哈里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赋予其成百上千万的国民以共同身份和归属于此伟大帝国的荣誉感——这种帝国骄傲和荣誉感为所有穆斯林拥有，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也由栖居于苏丹庇护之下的帝国的多数犹太人和少数基督徒所享有。因此，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1911—1923年战争的危急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仅仅对不动产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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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20世纪的早年历史来探寻今日中东问题的根源并没有错。然而真实的历史记录更加丰富，且比谣言更具戏剧性。如果我们想理解“一战”对于从加里波利（Gallipoli）到埃尔祖鲁姆（Erzurum），再到加沙（Gaza）、巴格达（Baghdad）这一片广袤的地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就必须跳过《赛克斯—皮科协定》。奥斯曼帝国纵横三大洲三大洋，使得不仅英法，还包括其他所有欧洲列强（以及一些小国）——当然，还有奥斯曼自己卷入此间的纷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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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战场非但不是“一战”的一个插曲，而且还是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并真正达成和平协议的中心地点。奥斯曼帝国的连续战争——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1911—1923年的边境冲突，是一部史诗般的斗争史。它成就了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青年土耳其党三执政——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艾哈迈德·杰马勒（Ahmed Djemal）、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ât），德国一方的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海军上将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和奥托·利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英国一方的基奇纳（Kitchener）、丘吉尔（Churchill）、T. E.劳伦斯（T. E. Lawrence）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俄国一方的谢尔盖·萨宗诺夫、大公尼古拉斯（Grand Duke Nicholas）、尼古拉·尤登尼奇（Nikolai Yudenich）和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lexander Kolchak），阿拉伯一方的麦加圣嗣长谢里夫·侯赛因（Sherif Hussein）和他的儿子费萨尔（Feisal）、阿卜杜拉（Abdullah）、伊本·沙特（Ibn Saud），希腊一方的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和康斯坦丁（Constantine）国王，此外还有举足轻重的卡泽姆·卡拉贝克尔（Kâzım Karabekir）、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以及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现代中东由这些伟大得多的人物在战争的熔炉中锻铸而出，远非《赛克斯—皮科协定》单纯决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这一时期最后档案的启封，这段历史将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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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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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一部分 欧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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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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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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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我们这种奴隶之子，并且由宦官养大的人能抱什么期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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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76年登基成为苏丹前对一位英国朋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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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因为你们想方设法从外部击溃它，我们从内部瓦解它，它却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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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的首相职位）和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对一位西方外交官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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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绝症病人来说，这个欧洲病夫在死亡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奥斯曼在开始衰落的时期上演着现代史上最让人费解的室内游戏之一。导致奥斯曼开始走下坡路的原因何在？正如一个流行的土耳其说法，也许是当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在1553年下达那个毁灭性的命令，将其才能卓著的儿子和继承人穆斯塔法判处死刑之后，便将帝国置于一代又一代无能之辈的统治之下；抑或是更早些时候，在1536年与法国签署的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s），在此条约中，奥斯曼政府容许法国人享有贸易特权，到20世纪早期，这种特权已发展成欧洲人在帝国内享有治外法权法律地位的一整套体系。或许是奥斯曼在1529年第一次维也纳突围战的失败，又或者是1683年第二次围攻战的失利？是标志着奥斯曼征服欧洲的首次失利，而后签订的倾轧性的《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1699年），还是更加毁灭性的预示着俄国将向南部挺进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1774年）？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展示了欧洲军事装备的压倒性优势？与埃及的挑战者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 Ali）的令人蒙羞的失败，使得土耳其在1833年转投其宿敌俄国的保护之下？或者是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奇特胜利，使土耳其在经济上成为强大的英法同盟的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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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波澜壮阔的事件曾经暗示着帝国衰退的不同阶段。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正如吉本（Gibbon）谈及罗马时的那句著名言论，与其问为什么奥斯曼会灭亡，“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它竟然能坚持这么久（才灭亡）”。1在欧洲殖民的冲击之下，其他帝国遭受的远比这严重得多，从美洲的阿兹特克（Aztecs）帝国和印加（Incas）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y）、中国的清朝、波斯的卡扎尔王朝，以及整个非洲大陆。诚然，作为奥斯曼帝国最高君主的苏丹，或者说因1517年征服了圣城汉志（Hejaz）而从此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评估自己时远非诸如阿兹特克或印加帝国这种区域性帝国可比。虽然如此，土耳其横跨欧亚非三洲，从欧洲的鲁米利亚森林穿过小亚细亚到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沙漠地带，并经过古城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土耳其更像是欧洲肉食者的一块肥肉而非一片广袤的田地。西方国家利用帝国内第三大人口的基督教少数派的生存困境，长期对帝国事务进行干涉；准确来说，克里米亚战争事实上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为争夺对耶路撒冷和伯利恒（Bethlehem）教堂的“保护权”而发动的。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联合促发了19世纪后期（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奥斯曼不得不从更深的层面去评估其大量属国高涨的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其中包括：欧洲的塞尔维亚人（Serbs）、罗马尼亚人（Romanians）、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和希腊人（Greeks）；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库尔德人（Kurds）、阿拉伯人（Arabs）以及人数依然占多数的希腊人。同时受东正教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驱动，俄国人在19世纪，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6年登基之前，曾凭一国之力向土耳其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而且他们还会在次年再度进行入侵。真正令人惊奇的是，考虑到帝国的宿敌沙皇俄国会将其四倍于奥斯曼且仍快速增长的人口投放到战场，土耳其到1877年居然还在奋力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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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在于两者的地理因素。与其巨大的北部宿敌相似，奥斯曼的国境线呈不规则状延伸，很难进行守护——但是同样也更难被征服。俄国拥有的是“冬将军”（指严冬），而土耳其拥有的是征服者的意念，以及山川、沙漠和加固的河道。自苏莱曼大帝时期帝国疆域被拓展至顶峰，其易于通行的边境区域——匈牙利平原（Hungarian plain）、多瑙河公国（现代的罗马尼亚）、克里米亚（Crimea）、高加索（Caucasian）黑海沿岸——到现在已经缩减了不少面积，只留下一个更多意义在于防御的边境线。[1]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甚至在英法还未出面干预之前就陷入了多瑙河的泥沼（奥地利发出通牒，声称将介入战争，迫使俄国撤出了公国区）。这条伟大的河流由斯里垂亚（Silistria）堡垒、鲁斯丘克（Rustchuk）要塞和维丁城（Vidin）共同筑成防卫，奥斯曼同时还在瓦尔纳（Varna）、舒姆拉（Shumla）和普列文（Plevna）腹地布防重兵以待俄军。多瑙河之后是巴尔干山脉，要经过这里，除了固若金汤的希普卡（Shipka）关口，再无其他通道。如果入侵军队妄图强行闯过关口，它依然得穿越广袤的色雷斯平原，在接近君士坦丁堡之前攻陷伟大的要塞阿德里安堡。毫无意外，即使是俄国，到目前为止也未能攻克它（除了1833年被邀请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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