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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的基本战略定位也赋予了它外交优势。每当有列强入侵并挟持帝国的关键性阻塞点时——1798年法国占领埃及，1833年埃及占领通往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的屈塔希亚（Kütahya），俄国在1853年越过多瑙河——奥斯曼总是能够合纵它国，与那些不愿意看到奥斯曼帝国王冠宝石被某个野心勃勃的对手独自摘取的大国组成同盟关系。克里米亚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奥斯曼的外交胜利。奥斯曼帝国在坦齐马特（Tanzimat）时期（得名于1839年所谓的“花厅御诏”，它首次试探性地承认非穆斯林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对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赢得了英法的同情，它们在1854年代表奥斯曼向俄国宣战［作为后来在关键时刻统一意大利的主要力量，萨丁尼亚（Sardinia）当时也加入了战争］。然而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编年史家的眼中，这场战争却似乎无关紧要，尽管它使奥斯曼在《巴黎和约》（1856年）中赢得了正式的承认：“（奥斯曼）拥有公法和欧洲制度的优势。”同时，英法奥（奥地利）三方保证“共同确保奥斯曼的独立与完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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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次外交胜利伴随着沉重的代价而来：首先便是将近12万名土耳其士兵的伤亡。而“公法优势”主要是指允许奥斯曼进入西方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用现金支付此次战争的花费）。这是一把双刃剑，而修建穷奢极侈的新皇宫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的花费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并直接导致奥斯曼在1875年出现债务拖欠状况。1856年，甚至当外国军队还集结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奥斯曼政府颁布了著名的《哈特—艾·于马云法令》（Hatt-i-Hümayun）。很明显，这部法令体现了欧洲对奥斯曼日益增长的影响，但同样，它更多地激起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愤恨而非支持。很多帝国的穆斯林难以理解他们浴血奋战到最后却丧失了相对于基督徒的法定优越权，并且——在最值得注意的改革政策中有一条——它允许教堂钟声在君士坦丁堡响起，这在几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遭。战后，尤其是英国对奥斯曼的看法开始逐渐恶化后，奥斯曼在1856年的“胜利”便日益失去了价值。可以理解的是，这种苦楚渗透进了最近由土耳其总参谋部编纂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官方正史中。作者悲叹道：“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的朋友的诸强国实际上并非我们的朋友……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倾尽所有，并且第一次向欧洲负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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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的巴尔干危机痛苦而清楚地表明了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和对欧外交上不断加深的危险纠葛。帝国在1875年10月（无力偿付而）暂停支付债券息票的举动耗尽了英法所剩无几的同情，而财政上的紧缩也迫使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不得不依靠切尔克斯非正规军，而非正规军来恢复秩序。之后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进一步将土耳其孤立——仅有的一些戏剧化的措施，比如在密谋改革者手中完成的两次苏丹废黜事件，似乎提供了一条摆脱僵局之路。米德哈特帕夏在1876年主张的宪法，从理论上说，到达了坦齐马特时期自由主义改革的顶点。在对外政策条款中，为避免欧洲即将分裂奥斯曼帝国，此宪法也等同于奥斯曼帝国在最后一刻掷出的绝望之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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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佩上奥斯曼之剑后，外交戏码很快开演。1876年10月下旬，奥斯曼军队歼灭了塞尔维亚军在都尼斯（Djunis）的残留部队，成功打穿从摩拉瓦流域到贝尔格莱德的通道。秉持着“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战略方针，俄国随后提议保释其垂死挣扎的塞尔维亚同盟军，并在10月31日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土耳其必须与俄国达成停火协议，否则俄国将与其断绝外交关系。两周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对俄国的六个帝国军团连同预备役军队，总共约55万人的兵力进行军事总动员。4随着战争狂热情绪在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蔓延，格莱斯顿在宣传册上的慷慨陈词唤醒了英俄（俄国是因受到资助而发生态度转变）公众的反土耳其意识，俄军将君士坦丁堡置于刺刀尖端之下强迫巴尔干进行改革，以及列强要求在奥斯曼帝都召开会议，有关奥斯曼帝国这部前所未有的宪法的谈判由此到达了关键性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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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答应颁布宪法作为他摄取王座的条件，但是这位年轻的苏丹却不愿成为一名权力受限的立宪君主，更不用说成为一个依赖欧式议会制度的傀儡。巴尔干危机的激化使他的立场更加强硬。12月中旬，正当欧洲外交官们突然来到君士坦丁堡为分裂奥斯曼的欧洲部分草拟条款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却签署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条款，它赋予了苏丹驱逐“危险”政敌的权力。此外，苏丹还保留了任意委任和罢免内阁大臣，以及召集议会和休会的权力。同时，他还设立了一个将由民众投票选举组成的新的两院制议会。宪法的其他方面有：有关公民权利，刑法和税法中的奥斯曼公民或者奥斯曼属国的平等权（包括非穆斯林），连同请愿诉求权和财产安全，以及家产免遭扣押的权利等已经足够开明自由；苏丹—哈里发阿卜杜勒·哈米德依旧享有最高统治权，很显然他并不愿自己的君权被削弱——当然，他不会在欧洲列强的外部压力之下表露这一点。无论是苏丹或是他的顾问，都不会情愿接受奥斯曼的欧洲部分遭到分割。宪法中的第一个条款即明确规定：“不论何时，何因由，帝国都不应被分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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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1876年12月23日下午，正当欧洲外交官在位于金角湾的（英国）海军部大楼召开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时候——这次会议注定要决定奥斯曼帝国的命运——高门政府正式颁布了这部宪法。101响礼炮宣告着奥斯曼第一次制宪时期（或称“梅斯胡提耶”）的到来，喧吵的炮声甚至足以中断会议。在会议上，奥［斯曼］方代表、外交大臣萨夫韦特（Safvet）帕夏，友好地（用蹩脚的、磕磕绊绊的法语）解释道，立宪礼炮意味着诸国代表可以打道回府了。会议解散的提议遭到了无视。列强对此外交姿态理解得太少、太晚，所以依然无动于衷，坚持继续按程序重新划分巴尔干半岛地区版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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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还抱着一些幻想，希望迪斯累里（时任英国首相）派出的谈判代表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能使一些老派的托利党（英国保守主义党）克服恐俄症，重新振作起来，以降低沙皇的要求，但此希望很快落空。在会议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早就总结道，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而这一次，“即使土耳其能挺过去，我们也一定要杀杀它的傲气”。6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2月初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令人敬畏的俄国驻土大使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Count Nikolai Ignatiev）及其美丽的妻子接待了他。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巧妙地掌控了谈话内容，并且同勋爵达成有效的成果——他使索尔兹伯里和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爵士之间的裂痕公开显露且不断加剧——艾略特本人更加靠拢迪斯累里的恐俄阵营（索尔兹伯里认为艾略特“变得很天真”）。索尔兹伯里同样对现任大维齐尔米德哈特帕夏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印象不佳，尤其对后者嗤之以鼻，认为他是“一个可怜的被吓坏的人，还长着异常巨大的鼻子和一副矮小瘦弱的身板”。7在会议上，尽管索尔兹伯里差点儿站在格莱斯顿的亲俄阵营一边，却没有人强势到令高门政府收回已颁布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在外部保护之下享有自治权，以及将自治的保加利亚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国际宪兵队占领，另一部分为独立的黑山公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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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阿卜杜勒·哈米德于1877年1月20日拒绝了这些屈辱性的条款，列强外交计划的落空为俄国使用武力干预铺平了道路。为确保不再犯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孤立的错误，沙俄的外交官在来自柏林的俾斯麦的斡旋下，同各方达成协议，保证维也纳的中立地位（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承认奥地利人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保护权），以及沙俄军队自由通行各公国的权利［作为交换，俄国承诺向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输送一批黄金，并对罗马尼亚的独立表示支持］。8在某种意义上，奥斯曼帝国又恢复到了19世纪20年代前坦齐马特时期的被孤立状态——当时欧洲列强共同支持希腊进行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40多年的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在西方政府中赢得任何持久同情，甚至连英国传统的恐俄亲土派也渐渐不再支持它。不过，苏丹和其顾问还是保留了一丝幻想，他们仍希望英国首相迪斯累里能采取与其充满敌意的外交谈判代表截然相反的做法，在俄国人威胁帝都时能派遣舰队进行增援，而不是像1853—1856年那样，直到战争发生了，土耳其人才不得不和敌方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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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交环境黯淡无望，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抵制决定却并非没有意义。由于苏丹接受了这部宪法，他正与他的臣民享受某种程度上的蜜月期。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盛气凌人的表现使其遭到几乎每一个帝都人民的憎恶，甚至包括基督教少数派——他们对将拥有的新权利更感兴趣，尤其是新宪法中规定他们能够为帝国前所未有的议会选举代表。在帝都，代表选举权将被平等地分配至穆斯林（五名代表）和非穆斯林（两名希腊人、两名亚美尼亚人和一名犹太人）享有。作为在巴尔干半岛多数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奥斯曼的希腊人对于出现一个更大的庇佑于俄国之下的保加利亚并无太多想法。但对很多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来说，他们却为保加利亚基督徒的愤怒抗议感到沮丧——在欧洲，他们为自身的困局发出的强烈抗议声潮盖过了欧洲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米德哈特帕夏成为第一个拜访希腊和亚美尼亚的主教，并给予其尊敬的大维齐尔：他也因而被称呼为“奥斯曼帝国的复苏者”。1877年2—3月，当沙俄军队准备入侵帝国的时候，奥斯曼举行了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议会选举。这次选举促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力挺陷入战争狂热的苏丹对抗俄国的欺凌。1877年3月19日，君士坦丁堡的所有显要齐聚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的王宫大殿，开始召开第一次奥斯曼议会，共115名代表（67名穆斯林、44名基督徒和4名犹太人）参与，由大约14个不同的民族组成。著名的欧洲大使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却未能到场。1877年4月24日，俄国正式宣战——借此次入侵计划的制订者奥布鲁切夫（Obruchev）将军的话说，这次宣战的目标在于“完全摧毁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以彻底、完全解决东方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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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个月的准备，土耳其已经做好了防守准备。奥斯曼内河舰队几乎完全控制着多瑙河，自1856年的《巴黎和约》之后，俄国被禁止在黑海沿岸建造船只或拥有港口（不过俄国早已使用“欺骗手段”改写了相关规定——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俄军在亚速海“漂浮”着的一支突击分队借助掩护迅速进入了黑海），因而黑海几乎无人争夺。奥斯曼在黑海的海军并不是很强大，但它的顺风优势迫使俄军保留7.3万人的军队留以备用，捍卫着俄国的南方海岸线。将近18万土耳其军队在挤满了保加利亚以后，对多瑙河沿岸要塞进行了加固，他们大多数配备着新式皮博迪—马蒂尼（Peabody-Martini）步枪。这种枪的瞄准距离有1800步，远远胜过俄国人的步枪大杂铺：克恩克（Krnkas）、伯丹步枪和卡勒斯（Karlés），其中只有伯丹步枪的瞄准精度能达到1500步（此外俄国的武器是不能互相替换的，即一种步枪一种弹药）。奥斯曼在炮兵方面也处于优势地位，它给其巴尔干半岛的士兵们配备的大炮是从克虏伯购买来的最新式钢制后膛炮。10从战斗序列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认为俄军将不会比1854年时更加接近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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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奥布鲁切夫的作战计划相当天马行空。更重要的是，他的计划竟然得到了如实执行。在春季的洪水退却之后，俄军派遣工兵在河两边挖掘坑道，意图在济姆尼察（Zimnitsa）和锡斯托瓦（Sistova）之间的多瑙河上打通一个交点，以此压制奥斯曼的内河舰队。坑道终于在1877年6月27—28日晚上打通，大约有800名俄国人为此牺牲。奥布鲁切夫随后要求第一支拥有12万兵力的强大军团笔直朝希普卡通道进发，而且，如果按照计划穿过通道的话，他将在君士坦丁堡后方留下第二支军团，以在侧翼和后方对付奥斯曼驻扎在要塞的军力。但是皇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and Duke Nikolai Nikolaevich）却下令将其军队分成三个纵队，两只稍强的从侧翼进攻鲁斯丘克和普列文，却只派Y. V.古尔科（Y. V. Gurko）带领稍弱的1.2万人先头部队向希普卡全速行进。尽管古尔科抵达并攻占了希普卡通道，但是苏莱曼帕夏率领奥斯曼增援大军随后赶到并将其包围。在更北部，奥斯曼帕夏带领着一支3.6万人的救援军急行并先于俄军到达普列文，在这个要塞城市加固了防御工事，使得土军在俄军的凶残攻势下从整个夏天坚守到秋天。最终，俄军通过围困普列文，切断奥斯曼帕夏的补给线，最终以断粮的方式迫使其就范，并夺下了这座要塞。拥有“加齐”称号的奥斯曼帕夏在奋战过程中被敌军瞄准，并被击中身下战马。他在1877年12月10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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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参战双方势均力敌。俄国人在高加索地区的表现更好一些，他们分别在5月和11月拿下了阿尔达汉（Ardahan）和卡尔斯（Kars）。但是人人都知道巴尔干半岛地区才是战争的主战场，保加利亚亦如是——或许还包括君士坦丁堡本身，贪婪的俄国人妄图把它变成“沙皇格勒”——它的目标。对土耳其人来说，甚至在“加齐”奥斯曼帕夏（有条件）投降之后，形势也没那么可怕。俄国人在拿下普列文后，将腾出的兵力调遣至古尔科防守的希普卡通道进行支援，军队或许能够越过山脉——但是在冬天，通过厚雪和冻冰？这并非不可以，但是一旦如此，军队胜算便会大大减弱；同时，为了防止俄军抵达色雷斯平原，迪斯累里已下令地中海舰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河口处的贝斯卡湾——只要俄国军队在6月下旬一穿过多瑙河，英军就会派出军舰进行干预——沙皇似乎更愿意利用他在普列文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奥斯曼谈判达到某个有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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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俄军的举动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甚至正当维也纳、柏林和伦敦的外交官们开始准备召开一个领土分裂会议时，俄军的将军们却决意继续前进。正如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说，“我们必须向中心地带进发，向沙皇格勒进发，在那里完成你已经开始的神圣伟业”。111877年12月27日，在希普卡粉碎了敌军的抵抗，并俘获3万名土耳其士兵之后，古尔科循西侧原路折回，下行巴尔干山脉，突袭索非亚，并在1878年1月4日占领了这座城市。俄军随后又向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普罗夫迪夫（Plovdiv）］急行军，并在1月17日攻陷此城。三天之后，随着奥斯曼军队分崩离析，一支俄军骑兵分队在仅仅遭遇到一小股抵抗力量后，便顺利进入了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到1878年1月24日，先行部队已经抵达马尔马拉海的海滨城市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耶希尔柯伊（Yeşilköy），今阿塔土尔克（Atatürk）国际机场所在地］，此处距离帝都城门只有6英里（约9.7千米）。[4]经过数世纪的努力，俄国人终于到达君士坦丁堡。他们会就此拿下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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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上，即使是英国人也没有发言权。不论格莱斯顿制作的宣传册引来的祸害，或是索尔兹伯里的密谋策划，迪斯累里仍旧是英国首相，他不会放过这个勇敢面对俄国人的机会——但绝非和英国的爱国群众一起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挥舞奥斯曼的旗子，唱着流行新曲：“我们无意打仗，我们爱好和平，但是上帝啊，如果你想打，我们奉陪……俄国人必须滚出君士坦丁堡！”受到民众间复苏的恐俄症的支持，迪斯累里暂时辞退了他的内阁反对者，并在1878年1月23日下令军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5]面对英国的干预威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1878年1月30日接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停战请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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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奇迹将这位行将就木的欧洲病夫从病榻上拯救了过来。只可惜，这并非真正的奇迹。如同一个发条机被重新拧上发条——奥斯曼帝国在处于绝境的时候，其战略优势重新得以显现。在这次战争中，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优势没有能够完全阻止俄军兵临帝都城下，但它确保了当俄军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最终会陷入精疲力竭和疾病缠身的战斗状态。到了1878年春天，俄军在圣斯特凡诺的军队有一半人被热病击倒。与此同时，土军悄悄地整编军队，并增加了将近10万名士兵来保卫帝都以防停火协议破裂。同时，也正是君士坦丁堡这次面临的威胁，重新唤醒了英国原已归于沉寂的恐俄记忆，公众舆论迅速出现180度大转弯，从格莱斯顿鼓动下的反土耳其癔症变成了对抗俄军的沙文主义式的战争狂热症。[6]仿佛是为了庆祝自己的解脱，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878年2月14日行使宪法权利将议会无限期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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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奥斯曼帝国能够得到解救要归功于外部军舰的干预，但这并非苏丹原先想要的。英军自行其是，驻扎在位于君士坦丁堡南部的普林基波（Prinkipo）海岛［布于克阿达（Büyükada）］上。对于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言，它与屯兵城外的俄军一样，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7]尽管如此，当初却是俄国人在圣斯特凡诺起草条例，同奥斯曼达成和平的。1878年3月3日，苏丹在强迫之下签署通过此和约。和约规定建立一个由俄国占领的“大保加利亚”和一个版图扩大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并要求奥斯曼支付一笔14亿卢布的赔偿金（不过其中只有4 000万土耳其镑，或大约4亿卢布是用现金支付的）。此外，俄国人还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以及军舰的海峡通行权。13但是，顾及停泊在普林基波的英军舰队以及对俄军获益感到不安的众列强，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份和约不可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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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随后就在柏林召开了会议（1878年6—7月）。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对奥斯曼来说是一件屈辱的事情。尽管俄国的“大保加利亚”计划随之宣告破产，一个新的完全由土耳其控制的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省和一个仍然置于奥斯曼宗主国保护名义之下的小“保加利亚”得以成立，沙俄不再拥有海峡的通行权，但土耳其最终还是向俄国割让了卡尔斯省、阿达尔汉省和巴统（Batum），而它剩余的几个名义上所有的黑山（Montenegro,现在领土扩大了一倍），或者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现在都完全独立了。根据先前的协议,奥匈帝国获得了占领及管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国获得了对塞浦路斯的保护权。尽管支付给俄国人的战争赔偿金减少到了可控的范围以内（不超过2 675万法郎），而且新独立的国家也被要求一同分担奥斯曼的债务，但是随着一个新债务管理处的设立，土耳其的税收、关税和通行费被得以全面监管——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对土耳其的金融影响几乎很全面了。所有款项中最过分的当属第61条，它确定了欧洲人对奥斯曼内部事务的监督权，规定“高门政府须同意执行亚美尼亚人提出的关于其居住地的改良和改革要求，且不能有任何耽搁。此外，政府还要保证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安全。土耳其应定期向列强知会所有事项的进展阶段，列强也会同时监督其实施情况”。俾斯麦把握到了整件事的实质，有一次他在听到自己的宠物犬向一个倒霉的外交官咆哮时，便评论道：“这条狗未完成训练，所以它并不知道咬谁，如果它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就会冲上去咬土耳其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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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阿卜杜勒·哈米德和奥斯曼帝国收到的并非全是坏消息。毕竟，帝国最终幸免于难，并且躲过了最恶劣的处置。另一方面，《柏林条约》却在某种程度上激怒了俄国人，他们认为自己通过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得到的只比土耳其稍多一点儿。要知道，后者本不可能奢求更多。实际上，为了“解放”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宣告破产：俄国耗费10亿卢布，伤亡20万人，甚至国内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恐怖主义也在此时得到发展壮大，并于1881年3月的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中达到高潮。尽管在1878年丧失了领土，可怕的欧洲人还通过苏丹于1881年颁布的《穆哈兰姆敕令》（Muharrem Agreement）控制了土耳其的钱袋，并于同年设立了奥斯曼国债管理处（Ottoman Public Debt Commission），阿卜杜勒·哈米德却感到自己在王位上坐得比以前更加安稳——尤其在欧洲银行家们强行实施了财政改革后，国库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40%，并且在可控水平上超过了年度偿付债务。这极大地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奥斯曼帝国保护权的虚伪同样体现在它对保护国埃及的处理方式上：尽管开罗每年固定给君士坦丁堡支付贡金（每年66.5万英镑），为阿卜杜勒·哈米德承保新的贷款，但是在乞迪夫（1867—1914年土耳其派驻埃及总督的称号）政府未能及时偿还债务之后，1882年，奥斯曼竟将埃及交由英国占领。和埃及一样，其他新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省份——保加利亚、塞浦路斯、黑山——也被迫通过国债管理处即时偿还其分担奥斯曼的旧有债务。英法两国债权人在1875年饱受债券欠账之苦，想要确保苏丹能够即时支付债券——甚至连俄国人也希望把他们的赔偿金多少打捞出来些。出于经济利益考量，欧洲列强便通过这种方式，开始照料这位欧洲病夫，使之恢复健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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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事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德意志帝国。尽管俾斯麦对分割土耳其毫无兴趣——在1876年12月德意志帝国国会之前，俾斯麦已经声明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不值得波美拉尼亚掷弹兵为其献出生命”——由于英国对土耳其也不再热心（尤其在格莱斯顿于1880年重掌政权后），德国便有了很好的理由以否决非官方的“充当土耳其保护者—对抗俄国入侵”政策。此外，俾斯麦瞅准时机，派遣少将奥托·克勒（Otto Kaehler）奔赴奥斯曼对其军队加以训练，以响应英国在1882年进驻埃及的行为；同时，他还任命了一位更高级别的大使约瑟夫·马里亚·冯·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前任国务秘书，曾在克里米亚危机时期出任俄国大使）前往奥斯曼帝国。俾斯麦一方面通过一个“高度保密”的 《再保险条约》（签订于1887年）悄无声息地打消了圣彼得堡方面的疑虑——条约中规定如果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发动进攻，德国将保持中立，一方面又批准德国军官利用最先进的德国进口大炮（克虏伯、毛瑟和劳，以及希肖）巩固奥斯曼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上的防御要塞。此外，他们还在陆上的查塔加（Çatalca）建立了一条新的防御工事线，以保护通往色雷斯的通道。由于德国教师一直管理着哈比耶军事学院，另一位急求成功、精力充沛的军官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帕夏（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 Pasha）在1885年克勒去世后便接管了军事任务（指训练奥斯曼军队），奥斯曼方面也渐渐充分认可了普鲁士/德国模式：土军被分成7个军事单元，每个军事单元分配一个编号，其预备役部门随时准备在战时被吸纳进现役军队。16与此同时，德国铁路工程师正将东方快车铁路线拓展至小亚细亚地区，并计划在1892年连通安卡拉后，一直通到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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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这位“铁血宰相”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逼迫下退位之后，他默默培育的德奥关系进而变得更加公开、成熟。1889年，当德皇还处于耳软心活的30岁的时候，不顾俾斯麦的极力反对（他担心德皇此举会触动俄国人），在耶尔德兹宫（Yıldız Palace）接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他精心准备的欢迎典礼。当苏丹以一种共谋者的姿态告诉他的年轻君主同伴，德皇“此行将会挑动列强的紧张神经”时，威廉充耳所闻的只有曼妙的音乐。许多年以后，德皇仍能回忆起此行的每个细节（尤其是苏丹的切尔克斯奴隶舞女轻佻放荡的舞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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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迅速发展的关系使得奥斯曼帝国在下一次重大危机中受益匪浅。受1878年《柏林条约》（条约半心半意地担保帮助亚美尼亚人摆脱困境）的鼓舞——尽管最终落得一场空，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开始组织反对团体高喊“自由”［即达什纳克党人（Dashnaksutiun）］或者“独立”［Hunchakian革命党或罕查克党人（Hunchaks）］口号。1890年，首先在埃尔祖鲁姆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当地的奥斯曼政府官员遭到刺杀。这些事件震动了土耳其东部地区，并导致官方对亚美尼亚人展开报复。面临着将要显现的反抗运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第二年组织非正规的库尔德部落居民成立了“哈米迪耶”兵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于攻击亚美尼亚人无须任何动机）。1894年，在凡城（Van）附近的沙逊（Sassun）地区发生了一起亚美尼亚人暴动事件，并导致了（官方）对数百（或数千）名平民的屠杀。这场危机随即成为国际新闻热点。[8]战火慢慢波及比特利斯（Bitlis）、榟橔（Zeytun）、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Trabzon），并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在亚美尼亚革命者占领奥斯曼帝国银行之后，普通穆斯林暴民冲上街头，对亚美尼亚人展开屠杀。没有人说得清在1894——1896年有多少亚美尼亚人丧生，但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肯定比穆斯林死亡人数（大约1 000人）要多得多。真实的数字或许介于奥斯曼官方估计的13 432名与当代欧委会报道的数字之间（共3.8万名基督徒在其他省份遇害，其中绝大多数是亚美尼亚人；剩下的5 000—6 000人于1896年8月在帝都丧生）。或者说，是一个被普遍引用的数字：10万人。最近，一位首席人口统计学家分析说，鉴于数据上无法避免的矛盾，确切结论仍难获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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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涉及基督教少数群体的民族—宗教骚乱又一次引起了来自欧洲的关注。同时，至少凭借其他列强在1877年的中立立场，俄国还可能趁机借亚美尼亚人事件对帝国进行干涉，但是这一次，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有了一位福祸相依的朋友和保护人。随着抗议对亚美尼亚人施行暴行的运动在1896年秋天进入高潮——出于道义考量，现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仅仅对格莱斯顿的论调稍做重复——有一位欧洲政治家（指德皇）却在抗议声潮中超然物外。私下里，德皇威廉二世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治前途心存怀疑，然而在公开场合，他却尽可能表现出极具戏剧性的姿态——1896年9月22日，德皇给他的这位好朋友送去一张签署了自己姓名的家庭合影以庆祝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寿辰，尽管此时欧洲人公开指责这位苏丹是“该下地狱的阿卜杜勒”和“耶尔德兹恶魔”。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