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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俄军的举动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甚至正当维也纳、柏林和伦敦的外交官们开始准备召开一个领土分裂会议时，俄军的将军们却决意继续前进。正如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说，“我们必须向中心地带进发，向沙皇格勒进发，在那里完成你已经开始的神圣伟业”。111877年12月27日，在希普卡粉碎了敌军的抵抗，并俘获3万名土耳其士兵之后，古尔科循西侧原路折回，下行巴尔干山脉，突袭索非亚，并在1878年1月4日占领了这座城市。俄军随后又向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普罗夫迪夫（Plovdiv）］急行军，并在1月17日攻陷此城。三天之后，随着奥斯曼军队分崩离析，一支俄军骑兵分队在仅仅遭遇到一小股抵抗力量后，便顺利进入了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到1878年1月24日，先行部队已经抵达马尔马拉海的海滨城市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耶希尔柯伊（Yeşilköy），今阿塔土尔克（Atatürk）国际机场所在地］，此处距离帝都城门只有6英里（约9.7千米）。[4]经过数世纪的努力，俄国人终于到达君士坦丁堡。他们会就此拿下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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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上，即使是英国人也没有发言权。不论格莱斯顿制作的宣传册引来的祸害，或是索尔兹伯里的密谋策划，迪斯累里仍旧是英国首相，他不会放过这个勇敢面对俄国人的机会——但绝非和英国的爱国群众一起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挥舞奥斯曼的旗子，唱着流行新曲：“我们无意打仗，我们爱好和平，但是上帝啊，如果你想打，我们奉陪……俄国人必须滚出君士坦丁堡！”受到民众间复苏的恐俄症的支持，迪斯累里暂时辞退了他的内阁反对者，并在1878年1月23日下令军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5]面对英国的干预威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1878年1月30日接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停战请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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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奇迹将这位行将就木的欧洲病夫从病榻上拯救了过来。只可惜，这并非真正的奇迹。如同一个发条机被重新拧上发条——奥斯曼帝国在处于绝境的时候，其战略优势重新得以显现。在这次战争中，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优势没有能够完全阻止俄军兵临帝都城下，但它确保了当俄军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最终会陷入精疲力竭和疾病缠身的战斗状态。到了1878年春天，俄军在圣斯特凡诺的军队有一半人被热病击倒。与此同时，土军悄悄地整编军队，并增加了将近10万名士兵来保卫帝都以防停火协议破裂。同时，也正是君士坦丁堡这次面临的威胁，重新唤醒了英国原已归于沉寂的恐俄记忆，公众舆论迅速出现180度大转弯，从格莱斯顿鼓动下的反土耳其癔症变成了对抗俄军的沙文主义式的战争狂热症。[6]仿佛是为了庆祝自己的解脱，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878年2月14日行使宪法权利将议会无限期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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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奥斯曼帝国能够得到解救要归功于外部军舰的干预，但这并非苏丹原先想要的。英军自行其是，驻扎在位于君士坦丁堡南部的普林基波（Prinkipo）海岛［布于克阿达（Büyükada）］上。对于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言，它与屯兵城外的俄军一样，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7]尽管如此，当初却是俄国人在圣斯特凡诺起草条例，同奥斯曼达成和平的。1878年3月3日，苏丹在强迫之下签署通过此和约。和约规定建立一个由俄国占领的“大保加利亚”和一个版图扩大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并要求奥斯曼支付一笔14亿卢布的赔偿金（不过其中只有4 000万土耳其镑，或大约4亿卢布是用现金支付的）。此外，俄国人还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以及军舰的海峡通行权。13但是，顾及停泊在普林基波的英军舰队以及对俄军获益感到不安的众列强，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份和约不可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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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随后就在柏林召开了会议（1878年6—7月）。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对奥斯曼来说是一件屈辱的事情。尽管俄国的“大保加利亚”计划随之宣告破产，一个新的完全由土耳其控制的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省和一个仍然置于奥斯曼宗主国保护名义之下的小“保加利亚”得以成立，沙俄不再拥有海峡的通行权，但土耳其最终还是向俄国割让了卡尔斯省、阿达尔汉省和巴统（Batum），而它剩余的几个名义上所有的黑山（Montenegro,现在领土扩大了一倍），或者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现在都完全独立了。根据先前的协议,奥匈帝国获得了占领及管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国获得了对塞浦路斯的保护权。尽管支付给俄国人的战争赔偿金减少到了可控的范围以内（不超过2 675万法郎），而且新独立的国家也被要求一同分担奥斯曼的债务，但是随着一个新债务管理处的设立，土耳其的税收、关税和通行费被得以全面监管——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对土耳其的金融影响几乎很全面了。所有款项中最过分的当属第61条，它确定了欧洲人对奥斯曼内部事务的监督权，规定“高门政府须同意执行亚美尼亚人提出的关于其居住地的改良和改革要求，且不能有任何耽搁。此外，政府还要保证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安全。土耳其应定期向列强知会所有事项的进展阶段，列强也会同时监督其实施情况”。俾斯麦把握到了整件事的实质，有一次他在听到自己的宠物犬向一个倒霉的外交官咆哮时，便评论道：“这条狗未完成训练，所以它并不知道咬谁，如果它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就会冲上去咬土耳其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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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阿卜杜勒·哈米德和奥斯曼帝国收到的并非全是坏消息。毕竟，帝国最终幸免于难，并且躲过了最恶劣的处置。另一方面，《柏林条约》却在某种程度上激怒了俄国人，他们认为自己通过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得到的只比土耳其稍多一点儿。要知道，后者本不可能奢求更多。实际上，为了“解放”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宣告破产：俄国耗费10亿卢布，伤亡20万人，甚至国内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恐怖主义也在此时得到发展壮大，并于1881年3月的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中达到高潮。尽管在1878年丧失了领土，可怕的欧洲人还通过苏丹于1881年颁布的《穆哈兰姆敕令》（Muharrem Agreement）控制了土耳其的钱袋，并于同年设立了奥斯曼国债管理处（Ottoman Public Debt Commission），阿卜杜勒·哈米德却感到自己在王位上坐得比以前更加安稳——尤其在欧洲银行家们强行实施了财政改革后，国库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40%，并且在可控水平上超过了年度偿付债务。这极大地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奥斯曼帝国保护权的虚伪同样体现在它对保护国埃及的处理方式上：尽管开罗每年固定给君士坦丁堡支付贡金（每年66.5万英镑），为阿卜杜勒·哈米德承保新的贷款，但是在乞迪夫（1867—1914年土耳其派驻埃及总督的称号）政府未能及时偿还债务之后，1882年，奥斯曼竟将埃及交由英国占领。和埃及一样，其他新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省份——保加利亚、塞浦路斯、黑山——也被迫通过国债管理处即时偿还其分担奥斯曼的旧有债务。英法两国债权人在1875年饱受债券欠账之苦，想要确保苏丹能够即时支付债券——甚至连俄国人也希望把他们的赔偿金多少打捞出来些。出于经济利益考量，欧洲列强便通过这种方式，开始照料这位欧洲病夫，使之恢复健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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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事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德意志帝国。尽管俾斯麦对分割土耳其毫无兴趣——在1876年12月德意志帝国国会之前，俾斯麦已经声明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不值得波美拉尼亚掷弹兵为其献出生命”——由于英国对土耳其也不再热心（尤其在格莱斯顿于1880年重掌政权后），德国便有了很好的理由以否决非官方的“充当土耳其保护者—对抗俄国入侵”政策。此外，俾斯麦瞅准时机，派遣少将奥托·克勒（Otto Kaehler）奔赴奥斯曼对其军队加以训练，以响应英国在1882年进驻埃及的行为；同时，他还任命了一位更高级别的大使约瑟夫·马里亚·冯·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前任国务秘书，曾在克里米亚危机时期出任俄国大使）前往奥斯曼帝国。俾斯麦一方面通过一个“高度保密”的 《再保险条约》（签订于1887年）悄无声息地打消了圣彼得堡方面的疑虑——条约中规定如果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发动进攻，德国将保持中立，一方面又批准德国军官利用最先进的德国进口大炮（克虏伯、毛瑟和劳，以及希肖）巩固奥斯曼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上的防御要塞。此外，他们还在陆上的查塔加（Çatalca）建立了一条新的防御工事线，以保护通往色雷斯的通道。由于德国教师一直管理着哈比耶军事学院，另一位急求成功、精力充沛的军官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帕夏（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 Pasha）在1885年克勒去世后便接管了军事任务（指训练奥斯曼军队），奥斯曼方面也渐渐充分认可了普鲁士/德国模式：土军被分成7个军事单元，每个军事单元分配一个编号，其预备役部门随时准备在战时被吸纳进现役军队。16与此同时，德国铁路工程师正将东方快车铁路线拓展至小亚细亚地区，并计划在1892年连通安卡拉后，一直通到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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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这位“铁血宰相”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逼迫下退位之后，他默默培育的德奥关系进而变得更加公开、成熟。1889年，当德皇还处于耳软心活的30岁的时候，不顾俾斯麦的极力反对（他担心德皇此举会触动俄国人），在耶尔德兹宫（Yıldız Palace）接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他精心准备的欢迎典礼。当苏丹以一种共谋者的姿态告诉他的年轻君主同伴，德皇“此行将会挑动列强的紧张神经”时，威廉充耳所闻的只有曼妙的音乐。许多年以后，德皇仍能回忆起此行的每个细节（尤其是苏丹的切尔克斯奴隶舞女轻佻放荡的舞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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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迅速发展的关系使得奥斯曼帝国在下一次重大危机中受益匪浅。受1878年《柏林条约》（条约半心半意地担保帮助亚美尼亚人摆脱困境）的鼓舞——尽管最终落得一场空，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开始组织反对团体高喊“自由”［即达什纳克党人（Dashnaksutiun）］或者“独立”［Hunchakian革命党或罕查克党人（Hunchaks）］口号。1890年，首先在埃尔祖鲁姆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当地的奥斯曼政府官员遭到刺杀。这些事件震动了土耳其东部地区，并导致官方对亚美尼亚人展开报复。面临着将要显现的反抗运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第二年组织非正规的库尔德部落居民成立了“哈米迪耶”兵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于攻击亚美尼亚人无须任何动机）。1894年，在凡城（Van）附近的沙逊（Sassun）地区发生了一起亚美尼亚人暴动事件，并导致了（官方）对数百（或数千）名平民的屠杀。这场危机随即成为国际新闻热点。[8]战火慢慢波及比特利斯（Bitlis）、榟橔（Zeytun）、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Trabzon），并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在亚美尼亚革命者占领奥斯曼帝国银行之后，普通穆斯林暴民冲上街头，对亚美尼亚人展开屠杀。没有人说得清在1894——1896年有多少亚美尼亚人丧生，但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肯定比穆斯林死亡人数（大约1 000人）要多得多。真实的数字或许介于奥斯曼官方估计的13 432名与当代欧委会报道的数字之间（共3.8万名基督徒在其他省份遇害，其中绝大多数是亚美尼亚人；剩下的5 000—6 000人于1896年8月在帝都丧生）。或者说，是一个被普遍引用的数字：10万人。最近，一位首席人口统计学家分析说，鉴于数据上无法避免的矛盾，确切结论仍难获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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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涉及基督教少数群体的民族—宗教骚乱又一次引起了来自欧洲的关注。同时，至少凭借其他列强在1877年的中立立场，俄国还可能趁机借亚美尼亚人事件对帝国进行干涉，但是这一次，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有了一位福祸相依的朋友和保护人。随着抗议对亚美尼亚人施行暴行的运动在1896年秋天进入高潮——出于道义考量，现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仅仅对格莱斯顿的论调稍做重复——有一位欧洲政治家（指德皇）却在抗议声潮中超然物外。私下里，德皇威廉二世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治前途心存怀疑，然而在公开场合，他却尽可能表现出极具戏剧性的姿态——1896年9月22日，德皇给他的这位好朋友送去一张签署了自己姓名的家庭合影以庆祝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寿辰，尽管此时欧洲人公开指责这位苏丹是“该下地狱的阿卜杜勒”和“耶尔德兹恶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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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这个象征性的姿态，德国在增强奥斯曼军队实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诚然，更多仿效俄国哥萨克部队而非普鲁士军队的库尔德哈米迪耶兵团在土耳其东部与亚美尼亚游击队员的作战表现难以和保加利亚的切尔克斯人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此时替代了“巴施巴祖克”——后者曾是欧洲人给向平民残忍施暴的非正规军起的诨号。这支德国改造过的正规军很快拥有了一次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1897年1月至2月，克里特岛上发生一起希腊基督徒暴动事件。尽管同亚美尼亚祸乱一样，这起暴动事件源于充满争议性的民族宗教冲突，但是克里特岛的造反者还通过民族主义者帮会民族之花（Ethnike Hetairia）与希腊内陆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随后，约1万名希腊志愿者从萨拉米斯（Salamis）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乘船前往克里特岛为自己的同胞战斗。1897年2月2日，一名希腊上校蒂莫莱翁·瓦索斯（Timoleon Vassos）代表岛民讲话，宣称“Eunosis”，或者说克里特岛与希腊合并。（希腊内陆民族主义者）不甘落后。3月，大约2 600名希腊本土的游击队员穿过边境进入奥斯曼马其顿地区，意图发动一起常规性的骚乱以反抗苏丹。4月10日，希腊皇储康斯坦丁（Constantine）率领一支正规军穿过土耳其边境，向约阿尼纳（Janina）进发。1897年4月17日，战斗正在克里特岛和马其顿地区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奥斯曼帝国向希腊正式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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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已经准备就绪。在马歇尔·易卜拉欣·埃特海姆帕夏（Marshal Ibrahim Ethem Pasha）指挥下，马其顿军队进行了德国式的有条不紊的军事动员，每个训练有素的步兵小组还配备了无烟连发毛瑟步枪——远胜希腊的法式单发格拉斯型号步枪。在约阿尼纳和麦卢纳（Melluna）关口击退希腊人后，猜测到希腊人会退至特尔诺沃（Tirnovo）和拉里萨［Larissa，Yenişehir（耶尼谢希尔）］，埃特海姆帕夏便指挥主力军在其到达之前进入塞萨利（Thessaly），进行阻拦。希腊军队在上校康斯坦丁诺斯·斯摩棱斯克斯（Konstantinos Smolenskis）带领下，重新召集了大约4万名希腊人来抵抗4.5万之众的奥斯曼军队，以保卫塞萨利的枢纽多莫科斯（Domokos）。激战之后，斯摩棱斯克斯再次撤退，并在传奇性的塞莫皮莱（Thermopylae）海岸关口同奥斯曼军队展开背水一战［虽然人数上比设法抵御薛西斯（Xerxes）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还多得多］。在最后一刻胜负到来之前，俄国人——又一次按照“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逻辑——介入双方战争，并最终强迫奥斯曼在1897年5月19日签订停战协议。这次“三十日战争”（即第一次希土战争）短暂、猛烈——最终土方获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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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火石间，阿卜杜勒·哈米德便已驱散开笼罩着奥斯曼帝国的厄运之乌云。仅仅数月前，列强已经在准备召开另一个会议，意图借亚美尼亚大屠杀分割奥斯曼帝国；而现在，他们却请求苏丹在胜利时能网开一面。扭转1877—1878年的军事耻辱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一次最好在俄国人出手干预之前休战——他明白没有必要再做多余的冒险了。虽然向希腊索要了一笔战争赔偿金，但除了并入大约20个村庄以使双方边境线更加合理之外，阿卜杜勒·哈米德并没有再要求占领希腊的塞萨利。此外，克里特岛取得了和保加利亚相似的自治权，处于奥斯曼的宗主国管辖之下，并由俄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共同派遣军队占领，以维持穆斯林和大多数希腊基督徒之间的和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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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领土得失而言，这场战争或许不够成功，但奥斯曼人——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自身——却赢得了更为珍贵和有益的声誉。似乎是为了帮这位处于困境的苏丹提升声望，德皇威廉二世甚至在1898年10月对奥斯曼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场面浮夸而盛大，并于他在大马士革（Damascus）的萨拉丁（Saladin）陵墓前臭名远扬的致悼词中达到高潮。“愿苏丹［的威严］ ，”威廉演说道，“和尊崇他为哈里发的3亿穆斯林遍布全球，请放心，德皇将永远是他们的朋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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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皇的虚假浮夸尽人皆知，但是他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盛赞却绝非辞藻华丽这么简单。德国的新任大使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男爵上任之后，借助在苏丹的影响力挟势弄权——很快便以“博斯普鲁斯巨人”的称号闻名于世。尽管德国—奥斯曼从未签订过正式的同盟关系，但是双方在1898—1899年达成了一系列等同于战略合作关系的交易。苏丹要求柏林方面分享威胁其政权的革命政敌的情报；作为回报，他批准了柏林—巴格达铁路的修建特许权。德国人就此获得了在陆地上开凿铁路山洞的权利，其中包括挖掘到的历史文物和开采到的铜和煤等矿产资源的所有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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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铁路的特许权签署于1899年12月23日，它意味着德国将要向德皇的好朋友投资一笔巨款。然而这个交易被大部分欧洲政府曲解为奥斯曼帝国对柏林方面的一种抵押凭证，他们认为这些条款是苏丹为使自己的权威能够深入其广袤松散的疆域（远达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和亚美尼亚地区，以及贝多因人和土匪控制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沙漠地区）而量身定做的。同时，德国通过德意志银行机构进行融资——向奥斯曼国库存放了一笔20万土耳其里拉的保证金作为担保——并保证在8年之内完成建设。同时，阿卜杜勒·哈米德亲自参与协商了一条款项，规定奥斯曼政府保留“收购从科尼亚（Konya）到巴格达和巴士拉（Basra）间铁路线的权利，且不限制时间”。在补充谈判中，德国巴格达铁路公司进一步承诺将在整条铁路沿线每隔65米处建造一根电线杆，以帮助奥斯曼省去在附近地区修建军事设施的400万法郎的花费，而且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将同意苏丹自由使用这条铁路的“所有车厢，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来运输军官和士兵、海军、警察、宪兵队以及所有设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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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人最终发现这项工程异常困难和昂贵，其程度超出了任何人想象，但事实上，他们却不得不修建这条铁路。德国银行的资本化程度远不及英法银行，而且后者依然掌控着奥斯曼的商业贸易——对土耳其宫廷来说，在法国人掌控的国债管理处的监管之下为德国铁路债券支付现金是极为有害的，该管理处控制着帝国绝大多数公共收入。位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托鲁斯山脉（Taurus range）是物流运输作业上的一个难题，它要求大面积和昂贵的爆破；在工程最后，还需要再凿通三打隧道。项目进程在一开始就遭到中断；1905年，奥斯曼政府再次耗尽财政，甚至还没到达托鲁斯山脉的时候便出现了完全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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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德国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及其政权的投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难以轻易放弃。正当巴格达铁路工程深陷财务困境时，另一个由德国主导的铁路项目却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欧洲债券市场中是独立融资的。1901年，在首席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Heinrich August Meissner Pasha）率领下，建设项目始于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地那的一条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这条线路是设计来给麦加朝圣的行程提速的，它由普通穆斯林募捐并几乎支付了全部费用，共计7 500万法郎。到1908年，铁路线抵达麦地那，并计划继续延伸至麦加。这样，它就可以使穆斯林朝圣经由奥斯曼港口，而完全无须途经从埃及穿越红海的另一条由英国掌控着的路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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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汉志铁路的修建象征着德奥合作关系比柏林—巴格达项目时期前进了一步，毕竟，德皇曾宣称自己是苏丹—哈里发及其穆斯林“永远的朋友”。同时，汉志铁路也得以将德皇的政治意图贯彻实施。在奥斯曼这边，阿卜杜勒·哈米德开始推动泛伊斯兰教主义，以巩固帝国统治。他免费印发了上千本《古兰经》给奥斯曼的穆斯林，并要求官员称呼他为“哈里发的庇护者”（Hilâfetpenâh）；他还从“个人钱袋”里掏钱修复清真寺，郑重庆祝伊斯兰宗教节日，并且提拔了更多的阿拉伯穆斯林担任帝国高级职位——他的所作所为超越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位苏丹。此外，除了礼拜五在附近的哈米迪耶清真寺做祷告之外，阿卜杜勒·哈米德几乎寸步不离耶尔德兹宫，后者逐渐成为所谓的“穆斯林梵蒂冈”，日益受到全世界逊尼派乌玛（umma）的膜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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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斯林的人数在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比重稳步增长时，当奥斯曼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帝国边境逐渐式微时，一场浩大的人口回流运动正在进行中。尽管泛伊斯兰教主义浪潮开始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上扬，但在高加索地区和俄国南部边地，越来越多的基督教民族却对此予以坚决抵制。19世纪的每一场战争都加快了此进程。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大约30万名克里米亚的鞑靼穆斯林逃至安纳托利亚；不久之后，在60年代便有超过100万名切尔克斯人和阿布哈兹人从高加索北部尾随而至［这股迟一点儿的浪潮也反映在1859年，阿瓦尔人的“达吉斯坦之狮”，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的门徒战士帮奥斯曼人抗击俄国时遭到的失败——尽管一直到1862年仍有很多车臣人和阿布哈兹人在坚持抵抗］。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以及随后在柏林会议上的领土分割，导致了一场被迫迁移，造成约9万名土耳其人和4万名拉兹人穆斯林从割给俄国的高加索地区迁移回了土耳其，而2万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则从土耳其逃到了俄国。在更远的西部地区，人口流动数量还要更大：15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离开俄国前往土耳其，12万名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逃离家乡，大约60万名土耳其穆斯林离开了“罗马尼亚”公国，还有近20万名保加利亚基督徒离开土耳其，来到了刚刚获准独立的保加利亚的小国。很自然地，在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开展的人口普查（开始于1881年，到1893年结束）中，这个著名的多教派帝国开始呈现出向伊斯兰教倾斜的严重态势。在总人口为1 740万的情况下，穆斯林就有1 250万之众，或者说占了72%。1900年后，这种趋势得以持续。到1906年，穆斯林在整个帝国的人口占比中几乎达到了75%，而此时总人口为2 100万人。至于君士坦丁堡，在世纪中期坦齐马特全盛时闪现而过的基督徒占多数的现象也一去不复返，到1897年又重新变成一座穆斯林人数占优的城市，并延续至今——在当代，穆斯林人数占优的情况更为极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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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欧洲的正派观点对哈米迪耶方面支持的泛伊斯兰教主义相当不满——这种不满同样波及对其不加甄别认可的德皇威廉二世。很多西方自由主义者以及阿卜杜勒的反对者——现在大部分处于流亡之中——严厉指责他为“该死的阿卜杜勒”。然而，这种反对声越强烈，越多密谋废黜他的计划被他和德国的间谍揭露出来——苏丹也愈发开始将个人存亡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连为一体。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被暗杀近乎偏执的忧虑是出了名的。据说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枪，并且不允许军队训练的时候使用真枪实弹——这个时期毕竟处于无政府主义的高潮阶段（七位国家元首，包括俄国沙皇和美国总统，在1881—1908年都曾遭到刺杀）。到20世纪早期，耶尔德兹已经成为一个活命主义者的场所，原先杂乱蔓延的土地被利用为农田、畜舍和车间。而“穆斯林梵蒂冈”则被固定的围墙环绕，由普列文的英雄——加齐·奥斯曼帕夏率领7 000名近卫军守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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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的感情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政权毫无吸引力，但是在他治下，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地位可以说比过去几十年更为有利。铁路、电报以及平铺的全天候道路改善了各省之间的联系，强力刺激了国内商业，正开始将帝国联系在一起。到20世纪之交，每年有超过800千米的新路得以建设，另外还有450千米的旧路得到修复。尽管帝国在制造品方面仍与欧洲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是奥斯曼的出口品，诸如食物、棉织品、丝绸、毯子、瓷砖、玻璃、煤炭，以及战略金属如铬、硼砂和锰，却得到了急剧增长。尽管有着推行愚民主义的名声，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个会说法语的人，而且自身还是意大利歌剧的爱好者）私下里却支持将欧式教育推广至整个帝国。他在任期内新建立了18所职业院校，教授课程包括法语、作文、地理、统计、经济以及贸易、民事和国际法。阿卜杜勒·哈米德还特意免去了一项从1883年起由时任苏丹新征收的援助附加税，由财政收入提供资金，在全国新建立了几百所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供日益增长的下层识字民众进行阅读，这使得在中学进行长期性课程学习的学生人数比19世纪最后30年多了一倍。这暗示着哈米迪耶时期更多代表的是“坦齐马特的极盛时期”，而非割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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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尽管列强不停窥探奥斯曼的民族事务，阿卜杜勒·哈米德却借助他的德国保护者以及自己的外交手段，摧毁了列强一次又一次的分割计划。苏丹极其善于玩弄权术；在他的挑拨下，巴尔干半岛各国出现了相互纷争的局面。自治后的保加利亚在1885年与东部的鲁米利亚合并后，恃强凌弱；马其顿地区更是首当其冲——保加利亚的马其顿—阿德里安堡革命委员会（BMARC）于1893年成立于此区，要求民族统一（这个委员会之后发展成为更加有名的国际马其顿革命组织，或者叫IMRO，虽然本质上仍是保加利亚事务，但是通过更名将此意图隐藏得更好）。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动声色地默许希腊人在此省进行造反活动，以图削弱保加利亚势力。此外，高门政府还和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协议组成了一个全面的反保加利亚联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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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方媒体还不断怂恿成为他们众矢之的的苏丹同德皇及他的德国顾问组成同盟。1892年俾斯麦体系倒塌之后，德国便开始面临法俄军事同盟的威胁。英法在1904年就非洲殖民问题达成了一项“友好协议”。在法国支持下，伦敦和圣彼得堡在1907年签署《英俄条约》，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地区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使双方在“大博弈”中的紧张状态一去不再。这个三方协议对奥斯曼形成了带有威慑性质的包围圈。在此刺激之下，马歇尔大使和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908年春重新协定了一份距离更远的铁路项目合同，并承诺为德国爆破托鲁斯山脉提供新的经费来源。奥斯曼与德国的合作关系由此得到飞速发展，而海达帕夏车站（Haydarpasha Station）则无疑代表着这一时期的物质体现——作为巴格达铁路上德国造的旗舰车站，海达帕夏车站屹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即将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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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后，这位欧洲病夫在阿卜杜勒·哈米德30年统治之肇始便告别了死亡，开始全面康复。然而，在耶尔德兹宫森严的城墙之外，其他对痊愈并不抱信心的人正在打磨他们的手术刀。和其他置于手术刀之下的病人一样，奥斯曼帝国只能期盼痊愈好转，绝非再度感染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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