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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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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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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我们这种奴隶之子，并且由宦官养大的人能抱什么期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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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76年登基成为苏丹前对一位英国朋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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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因为你们想方设法从外部击溃它，我们从内部瓦解它，它却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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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的首相职位）和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对一位西方外交官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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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绝症病人来说，这个欧洲病夫在死亡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奥斯曼在开始衰落的时期上演着现代史上最让人费解的室内游戏之一。导致奥斯曼开始走下坡路的原因何在？正如一个流行的土耳其说法，也许是当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在1553年下达那个毁灭性的命令，将其才能卓著的儿子和继承人穆斯塔法判处死刑之后，便将帝国置于一代又一代无能之辈的统治之下；抑或是更早些时候，在1536年与法国签署的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s），在此条约中，奥斯曼政府容许法国人享有贸易特权，到20世纪早期，这种特权已发展成欧洲人在帝国内享有治外法权法律地位的一整套体系。或许是奥斯曼在1529年第一次维也纳突围战的失败，又或者是1683年第二次围攻战的失利？是标志着奥斯曼征服欧洲的首次失利，而后签订的倾轧性的《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1699年），还是更加毁灭性的预示着俄国将向南部挺进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1774年）？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展示了欧洲军事装备的压倒性优势？与埃及的挑战者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 Ali）的令人蒙羞的失败，使得土耳其在1833年转投其宿敌俄国的保护之下？或者是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奇特胜利，使土耳其在经济上成为强大的英法同盟的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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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波澜壮阔的事件曾经暗示着帝国衰退的不同阶段。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正如吉本（Gibbon）谈及罗马时的那句著名言论，与其问为什么奥斯曼会灭亡，“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它竟然能坚持这么久（才灭亡）”。1在欧洲殖民的冲击之下，其他帝国遭受的远比这严重得多，从美洲的阿兹特克（Aztecs）帝国和印加（Incas）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y）、中国的清朝、波斯的卡扎尔王朝，以及整个非洲大陆。诚然，作为奥斯曼帝国最高君主的苏丹，或者说因1517年征服了圣城汉志（Hejaz）而从此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评估自己时远非诸如阿兹特克或印加帝国这种区域性帝国可比。虽然如此，土耳其横跨欧亚非三洲，从欧洲的鲁米利亚森林穿过小亚细亚到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沙漠地带，并经过古城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土耳其更像是欧洲肉食者的一块肥肉而非一片广袤的田地。西方国家利用帝国内第三大人口的基督教少数派的生存困境，长期对帝国事务进行干涉；准确来说，克里米亚战争事实上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为争夺对耶路撒冷和伯利恒（Bethlehem）教堂的“保护权”而发动的。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联合促发了19世纪后期（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奥斯曼不得不从更深的层面去评估其大量属国高涨的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其中包括：欧洲的塞尔维亚人（Serbs）、罗马尼亚人（Romanians）、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和希腊人（Greeks）；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库尔德人（Kurds）、阿拉伯人（Arabs）以及人数依然占多数的希腊人。同时受东正教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驱动，俄国人在19世纪，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6年登基之前，曾凭一国之力向土耳其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而且他们还会在次年再度进行入侵。真正令人惊奇的是，考虑到帝国的宿敌沙皇俄国会将其四倍于奥斯曼且仍快速增长的人口投放到战场，土耳其到1877年居然还在奋力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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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在于两者的地理因素。与其巨大的北部宿敌相似，奥斯曼的国境线呈不规则状延伸，很难进行守护——但是同样也更难被征服。俄国拥有的是“冬将军”（指严冬），而土耳其拥有的是征服者的意念，以及山川、沙漠和加固的河道。自苏莱曼大帝时期帝国疆域被拓展至顶峰，其易于通行的边境区域——匈牙利平原（Hungarian plain）、多瑙河公国（现代的罗马尼亚）、克里米亚（Crimea）、高加索（Caucasian）黑海沿岸——到现在已经缩减了不少面积，只留下一个更多意义在于防御的边境线。[1]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甚至在英法还未出面干预之前就陷入了多瑙河的泥沼（奥地利发出通牒，声称将介入战争，迫使俄国撤出了公国区）。这条伟大的河流由斯里垂亚（Silistria）堡垒、鲁斯丘克（Rustchuk）要塞和维丁城（Vidin）共同筑成防卫，奥斯曼同时还在瓦尔纳（Varna）、舒姆拉（Shumla）和普列文（Plevna）腹地布防重兵以待俄军。多瑙河之后是巴尔干山脉，要经过这里，除了固若金汤的希普卡（Shipka）关口，再无其他通道。如果入侵军队妄图强行闯过关口，它依然得穿越广袤的色雷斯平原，在接近君士坦丁堡之前攻陷伟大的要塞阿德里安堡。毫无意外，即使是俄国，到目前为止也未能攻克它（除了1833年被邀请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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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的基本战略定位也赋予了它外交优势。每当有列强入侵并挟持帝国的关键性阻塞点时——1798年法国占领埃及，1833年埃及占领通往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的屈塔希亚（Kütahya），俄国在1853年越过多瑙河——奥斯曼总是能够合纵它国，与那些不愿意看到奥斯曼帝国王冠宝石被某个野心勃勃的对手独自摘取的大国组成同盟关系。克里米亚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奥斯曼的外交胜利。奥斯曼帝国在坦齐马特（Tanzimat）时期（得名于1839年所谓的“花厅御诏”，它首次试探性地承认非穆斯林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对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赢得了英法的同情，它们在1854年代表奥斯曼向俄国宣战［作为后来在关键时刻统一意大利的主要力量，萨丁尼亚（Sardinia）当时也加入了战争］。然而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编年史家的眼中，这场战争却似乎无关紧要，尽管它使奥斯曼在《巴黎和约》（1856年）中赢得了正式的承认：“（奥斯曼）拥有公法和欧洲制度的优势。”同时，英法奥（奥地利）三方保证“共同确保奥斯曼的独立与完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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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次外交胜利伴随着沉重的代价而来：首先便是将近12万名土耳其士兵的伤亡。而“公法优势”主要是指允许奥斯曼进入西方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用现金支付此次战争的花费）。这是一把双刃剑，而修建穷奢极侈的新皇宫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的花费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并直接导致奥斯曼在1875年出现债务拖欠状况。1856年，甚至当外国军队还集结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奥斯曼政府颁布了著名的《哈特—艾·于马云法令》（Hatt-i-Hümayun）。很明显，这部法令体现了欧洲对奥斯曼日益增长的影响，但同样，它更多地激起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愤恨而非支持。很多帝国的穆斯林难以理解他们浴血奋战到最后却丧失了相对于基督徒的法定优越权，并且——在最值得注意的改革政策中有一条——它允许教堂钟声在君士坦丁堡响起，这在几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遭。战后，尤其是英国对奥斯曼的看法开始逐渐恶化后，奥斯曼在1856年的“胜利”便日益失去了价值。可以理解的是，这种苦楚渗透进了最近由土耳其总参谋部编纂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官方正史中。作者悲叹道：“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的朋友的诸强国实际上并非我们的朋友……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倾尽所有，并且第一次向欧洲负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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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的巴尔干危机痛苦而清楚地表明了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和对欧外交上不断加深的危险纠葛。帝国在1875年10月（无力偿付而）暂停支付债券息票的举动耗尽了英法所剩无几的同情，而财政上的紧缩也迫使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不得不依靠切尔克斯非正规军，而非正规军来恢复秩序。之后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进一步将土耳其孤立——仅有的一些戏剧化的措施，比如在密谋改革者手中完成的两次苏丹废黜事件，似乎提供了一条摆脱僵局之路。米德哈特帕夏在1876年主张的宪法，从理论上说，到达了坦齐马特时期自由主义改革的顶点。在对外政策条款中，为避免欧洲即将分裂奥斯曼帝国，此宪法也等同于奥斯曼帝国在最后一刻掷出的绝望之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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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佩上奥斯曼之剑后，外交戏码很快开演。1876年10月下旬，奥斯曼军队歼灭了塞尔维亚军在都尼斯（Djunis）的残留部队，成功打穿从摩拉瓦流域到贝尔格莱德的通道。秉持着“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战略方针，俄国随后提议保释其垂死挣扎的塞尔维亚同盟军，并在10月31日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土耳其必须与俄国达成停火协议，否则俄国将与其断绝外交关系。两周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对俄国的六个帝国军团连同预备役军队，总共约55万人的兵力进行军事总动员。4随着战争狂热情绪在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蔓延，格莱斯顿在宣传册上的慷慨陈词唤醒了英俄（俄国是因受到资助而发生态度转变）公众的反土耳其意识，俄军将君士坦丁堡置于刺刀尖端之下强迫巴尔干进行改革，以及列强要求在奥斯曼帝都召开会议，有关奥斯曼帝国这部前所未有的宪法的谈判由此到达了关键性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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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答应颁布宪法作为他摄取王座的条件，但是这位年轻的苏丹却不愿成为一名权力受限的立宪君主，更不用说成为一个依赖欧式议会制度的傀儡。巴尔干危机的激化使他的立场更加强硬。12月中旬，正当欧洲外交官们突然来到君士坦丁堡为分裂奥斯曼的欧洲部分草拟条款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却签署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条款，它赋予了苏丹驱逐“危险”政敌的权力。此外，苏丹还保留了任意委任和罢免内阁大臣，以及召集议会和休会的权力。同时，他还设立了一个将由民众投票选举组成的新的两院制议会。宪法的其他方面有：有关公民权利，刑法和税法中的奥斯曼公民或者奥斯曼属国的平等权（包括非穆斯林），连同请愿诉求权和财产安全，以及家产免遭扣押的权利等已经足够开明自由；苏丹—哈里发阿卜杜勒·哈米德依旧享有最高统治权，很显然他并不愿自己的君权被削弱——当然，他不会在欧洲列强的外部压力之下表露这一点。无论是苏丹或是他的顾问，都不会情愿接受奥斯曼的欧洲部分遭到分割。宪法中的第一个条款即明确规定：“不论何时，何因由，帝国都不应被分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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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1876年12月23日下午，正当欧洲外交官在位于金角湾的（英国）海军部大楼召开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时候——这次会议注定要决定奥斯曼帝国的命运——高门政府正式颁布了这部宪法。101响礼炮宣告着奥斯曼第一次制宪时期（或称“梅斯胡提耶”）的到来，喧吵的炮声甚至足以中断会议。在会议上，奥［斯曼］方代表、外交大臣萨夫韦特（Safvet）帕夏，友好地（用蹩脚的、磕磕绊绊的法语）解释道，立宪礼炮意味着诸国代表可以打道回府了。会议解散的提议遭到了无视。列强对此外交姿态理解得太少、太晚，所以依然无动于衷，坚持继续按程序重新划分巴尔干半岛地区版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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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还抱着一些幻想，希望迪斯累里（时任英国首相）派出的谈判代表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能使一些老派的托利党（英国保守主义党）克服恐俄症，重新振作起来，以降低沙皇的要求，但此希望很快落空。在会议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早就总结道，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而这一次，“即使土耳其能挺过去，我们也一定要杀杀它的傲气”。6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2月初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令人敬畏的俄国驻土大使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Count Nikolai Ignatiev）及其美丽的妻子接待了他。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巧妙地掌控了谈话内容，并且同勋爵达成有效的成果——他使索尔兹伯里和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爵士之间的裂痕公开显露且不断加剧——艾略特本人更加靠拢迪斯累里的恐俄阵营（索尔兹伯里认为艾略特“变得很天真”）。索尔兹伯里同样对现任大维齐尔米德哈特帕夏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印象不佳，尤其对后者嗤之以鼻，认为他是“一个可怜的被吓坏的人，还长着异常巨大的鼻子和一副矮小瘦弱的身板”。7在会议上，尽管索尔兹伯里差点儿站在格莱斯顿的亲俄阵营一边，却没有人强势到令高门政府收回已颁布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在外部保护之下享有自治权，以及将自治的保加利亚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国际宪兵队占领，另一部分为独立的黑山公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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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阿卜杜勒·哈米德于1877年1月20日拒绝了这些屈辱性的条款，列强外交计划的落空为俄国使用武力干预铺平了道路。为确保不再犯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孤立的错误，沙俄的外交官在来自柏林的俾斯麦的斡旋下，同各方达成协议，保证维也纳的中立地位（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承认奥地利人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保护权），以及沙俄军队自由通行各公国的权利［作为交换，俄国承诺向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输送一批黄金，并对罗马尼亚的独立表示支持］。8在某种意义上，奥斯曼帝国又恢复到了19世纪20年代前坦齐马特时期的被孤立状态——当时欧洲列强共同支持希腊进行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40多年的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在西方政府中赢得任何持久同情，甚至连英国传统的恐俄亲土派也渐渐不再支持它。不过，苏丹和其顾问还是保留了一丝幻想，他们仍希望英国首相迪斯累里能采取与其充满敌意的外交谈判代表截然相反的做法，在俄国人威胁帝都时能派遣舰队进行增援，而不是像1853—1856年那样，直到战争发生了，土耳其人才不得不和敌方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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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交环境黯淡无望，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抵制决定却并非没有意义。由于苏丹接受了这部宪法，他正与他的臣民享受某种程度上的蜜月期。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盛气凌人的表现使其遭到几乎每一个帝都人民的憎恶，甚至包括基督教少数派——他们对将拥有的新权利更感兴趣，尤其是新宪法中规定他们能够为帝国前所未有的议会选举代表。在帝都，代表选举权将被平等地分配至穆斯林（五名代表）和非穆斯林（两名希腊人、两名亚美尼亚人和一名犹太人）享有。作为在巴尔干半岛多数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奥斯曼的希腊人对于出现一个更大的庇佑于俄国之下的保加利亚并无太多想法。但对很多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来说，他们却为保加利亚基督徒的愤怒抗议感到沮丧——在欧洲，他们为自身的困局发出的强烈抗议声潮盖过了欧洲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米德哈特帕夏成为第一个拜访希腊和亚美尼亚的主教，并给予其尊敬的大维齐尔：他也因而被称呼为“奥斯曼帝国的复苏者”。1877年2—3月，当沙俄军队准备入侵帝国的时候，奥斯曼举行了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议会选举。这次选举促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力挺陷入战争狂热的苏丹对抗俄国的欺凌。1877年3月19日，君士坦丁堡的所有显要齐聚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的王宫大殿，开始召开第一次奥斯曼议会，共115名代表（67名穆斯林、44名基督徒和4名犹太人）参与，由大约14个不同的民族组成。著名的欧洲大使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却未能到场。1877年4月24日，俄国正式宣战——借此次入侵计划的制订者奥布鲁切夫（Obruchev）将军的话说，这次宣战的目标在于“完全摧毁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以彻底、完全解决东方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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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个月的准备，土耳其已经做好了防守准备。奥斯曼内河舰队几乎完全控制着多瑙河，自1856年的《巴黎和约》之后，俄国被禁止在黑海沿岸建造船只或拥有港口（不过俄国早已使用“欺骗手段”改写了相关规定——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俄军在亚速海“漂浮”着的一支突击分队借助掩护迅速进入了黑海），因而黑海几乎无人争夺。奥斯曼在黑海的海军并不是很强大，但它的顺风优势迫使俄军保留7.3万人的军队留以备用，捍卫着俄国的南方海岸线。将近18万土耳其军队在挤满了保加利亚以后，对多瑙河沿岸要塞进行了加固，他们大多数配备着新式皮博迪—马蒂尼（Peabody-Martini）步枪。这种枪的瞄准距离有1800步，远远胜过俄国人的步枪大杂铺：克恩克（Krnkas）、伯丹步枪和卡勒斯（Karlés），其中只有伯丹步枪的瞄准精度能达到1500步（此外俄国的武器是不能互相替换的，即一种步枪一种弹药）。奥斯曼在炮兵方面也处于优势地位，它给其巴尔干半岛的士兵们配备的大炮是从克虏伯购买来的最新式钢制后膛炮。10从战斗序列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认为俄军将不会比1854年时更加接近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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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奥布鲁切夫的作战计划相当天马行空。更重要的是，他的计划竟然得到了如实执行。在春季的洪水退却之后，俄军派遣工兵在河两边挖掘坑道，意图在济姆尼察（Zimnitsa）和锡斯托瓦（Sistova）之间的多瑙河上打通一个交点，以此压制奥斯曼的内河舰队。坑道终于在1877年6月27—28日晚上打通，大约有800名俄国人为此牺牲。奥布鲁切夫随后要求第一支拥有12万兵力的强大军团笔直朝希普卡通道进发，而且，如果按照计划穿过通道的话，他将在君士坦丁堡后方留下第二支军团，以在侧翼和后方对付奥斯曼驻扎在要塞的军力。但是皇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and Duke Nikolai Nikolaevich）却下令将其军队分成三个纵队，两只稍强的从侧翼进攻鲁斯丘克和普列文，却只派Y. V.古尔科（Y. V. Gurko）带领稍弱的1.2万人先头部队向希普卡全速行进。尽管古尔科抵达并攻占了希普卡通道，但是苏莱曼帕夏率领奥斯曼增援大军随后赶到并将其包围。在更北部，奥斯曼帕夏带领着一支3.6万人的救援军急行并先于俄军到达普列文，在这个要塞城市加固了防御工事，使得土军在俄军的凶残攻势下从整个夏天坚守到秋天。最终，俄军通过围困普列文，切断奥斯曼帕夏的补给线，最终以断粮的方式迫使其就范，并夺下了这座要塞。拥有“加齐”称号的奥斯曼帕夏在奋战过程中被敌军瞄准，并被击中身下战马。他在1877年12月10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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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参战双方势均力敌。俄国人在高加索地区的表现更好一些，他们分别在5月和11月拿下了阿尔达汉（Ardahan）和卡尔斯（Kars）。但是人人都知道巴尔干半岛地区才是战争的主战场，保加利亚亦如是——或许还包括君士坦丁堡本身，贪婪的俄国人妄图把它变成“沙皇格勒”——它的目标。对土耳其人来说，甚至在“加齐”奥斯曼帕夏（有条件）投降之后，形势也没那么可怕。俄国人在拿下普列文后，将腾出的兵力调遣至古尔科防守的希普卡通道进行支援，军队或许能够越过山脉——但是在冬天，通过厚雪和冻冰？这并非不可以，但是一旦如此，军队胜算便会大大减弱；同时，为了防止俄军抵达色雷斯平原，迪斯累里已下令地中海舰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河口处的贝斯卡湾——只要俄国军队在6月下旬一穿过多瑙河，英军就会派出军舰进行干预——沙皇似乎更愿意利用他在普列文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奥斯曼谈判达到某个有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