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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欧洲的正派观点对哈米迪耶方面支持的泛伊斯兰教主义相当不满——这种不满同样波及对其不加甄别认可的德皇威廉二世。很多西方自由主义者以及阿卜杜勒的反对者——现在大部分处于流亡之中——严厉指责他为“该死的阿卜杜勒”。然而，这种反对声越强烈，越多密谋废黜他的计划被他和德国的间谍揭露出来——苏丹也愈发开始将个人存亡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连为一体。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被暗杀近乎偏执的忧虑是出了名的。据说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枪，并且不允许军队训练的时候使用真枪实弹——这个时期毕竟处于无政府主义的高潮阶段（七位国家元首，包括俄国沙皇和美国总统，在1881—1908年都曾遭到刺杀）。到20世纪早期，耶尔德兹已经成为一个活命主义者的场所，原先杂乱蔓延的土地被利用为农田、畜舍和车间。而“穆斯林梵蒂冈”则被固定的围墙环绕，由普列文的英雄——加齐·奥斯曼帕夏率领7 000名近卫军守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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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的感情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政权毫无吸引力，但是在他治下，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地位可以说比过去几十年更为有利。铁路、电报以及平铺的全天候道路改善了各省之间的联系，强力刺激了国内商业，正开始将帝国联系在一起。到20世纪之交，每年有超过800千米的新路得以建设，另外还有450千米的旧路得到修复。尽管帝国在制造品方面仍与欧洲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是奥斯曼的出口品，诸如食物、棉织品、丝绸、毯子、瓷砖、玻璃、煤炭，以及战略金属如铬、硼砂和锰，却得到了急剧增长。尽管有着推行愚民主义的名声，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个会说法语的人，而且自身还是意大利歌剧的爱好者）私下里却支持将欧式教育推广至整个帝国。他在任期内新建立了18所职业院校，教授课程包括法语、作文、地理、统计、经济以及贸易、民事和国际法。阿卜杜勒·哈米德还特意免去了一项从1883年起由时任苏丹新征收的援助附加税，由财政收入提供资金，在全国新建立了几百所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供日益增长的下层识字民众进行阅读，这使得在中学进行长期性课程学习的学生人数比19世纪最后30年多了一倍。这暗示着哈米迪耶时期更多代表的是“坦齐马特的极盛时期”，而非割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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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尽管列强不停窥探奥斯曼的民族事务，阿卜杜勒·哈米德却借助他的德国保护者以及自己的外交手段，摧毁了列强一次又一次的分割计划。苏丹极其善于玩弄权术；在他的挑拨下，巴尔干半岛各国出现了相互纷争的局面。自治后的保加利亚在1885年与东部的鲁米利亚合并后，恃强凌弱；马其顿地区更是首当其冲——保加利亚的马其顿—阿德里安堡革命委员会（BMARC）于1893年成立于此区，要求民族统一（这个委员会之后发展成为更加有名的国际马其顿革命组织，或者叫IMRO，虽然本质上仍是保加利亚事务，但是通过更名将此意图隐藏得更好）。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动声色地默许希腊人在此省进行造反活动，以图削弱保加利亚势力。此外，高门政府还和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协议组成了一个全面的反保加利亚联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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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方媒体还不断怂恿成为他们众矢之的的苏丹同德皇及他的德国顾问组成同盟。1892年俾斯麦体系倒塌之后，德国便开始面临法俄军事同盟的威胁。英法在1904年就非洲殖民问题达成了一项“友好协议”。在法国支持下，伦敦和圣彼得堡在1907年签署《英俄条约》，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地区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使双方在“大博弈”中的紧张状态一去不再。这个三方协议对奥斯曼形成了带有威慑性质的包围圈。在此刺激之下，马歇尔大使和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908年春重新协定了一份距离更远的铁路项目合同，并承诺为德国爆破托鲁斯山脉提供新的经费来源。奥斯曼与德国的合作关系由此得到飞速发展，而海达帕夏车站（Haydarpasha Station）则无疑代表着这一时期的物质体现——作为巴格达铁路上德国造的旗舰车站，海达帕夏车站屹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即将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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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后，这位欧洲病夫在阿卜杜勒·哈米德30年统治之肇始便告别了死亡，开始全面康复。然而，在耶尔德兹宫森严的城墙之外，其他对痊愈并不抱信心的人正在打磨他们的手术刀。和其他置于手术刀之下的病人一样，奥斯曼帝国只能期盼痊愈好转，绝非再度感染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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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诚然，一直到1878年，“罗马尼亚”的公国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依然是奥斯曼的附属国，但它们其实早在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条约》中就被吸纳为俄国的保护国。奥斯曼帝国同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边境线正是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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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预见到，其中最冷淡的是格莱斯顿。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在日记中讽刺地写道：“土耳其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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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诚然，同两年之后的柏林会议一样，俄国人渴求的“大保加利亚”在会议上遭到了一分为二的处理结果。但是这更多应该归功于一般欧洲国家，尤其是奥地利的反对，而非索尔兹伯里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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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国人之后在圣斯特凡诺建造了一座纪念性的教堂（Aya Stefanos）以纪念此次挺进马尔马拉海的英勇壮举，同时埋葬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将士。1898年12月18日，大公尼古拉斯和希腊东正教教皇在此举行了宗教仪式，但是在“一战”中俄国对奥斯曼宣战之后，这个教堂被土军在1914年11月摧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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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临内阁的强烈反对，迪斯累里在收到俄国关于奥斯曼海峡和平协议的有利消息之后（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被迫暂时撤回了向舰队下发的命令。然而，当舰队调头回撤之时，俄国人却已获悉舰队进发的消息，这显然将迪斯累里的撤销令变成了废纸一张。2月8日，英国舰队又一次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这一次，他们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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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际上，“沙文主义”正是出自这一场危机［by jingo if we do（但是上帝啊，如果你想打，我们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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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月30日，沙皇提出要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保护”，以防英国人占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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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初，亚美尼亚人的诉求是由英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传递出去的，他称有多达1万名沙逊地区平民惨遭屠戮。但他随后又将此数字降至900。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赶赴沙逊地区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包括5名奥斯曼官员，以及法国、英国和俄国领事，最终认定死亡人数为263，另外还有12名孩童失去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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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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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今天想起还无不动容。我以为它是土耳其各民族间纯朴的爱的拥抱，可他们竟然为了列强或他们自己领袖的政治利益而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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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莉黛·埃迪布（Halidé Edib），《回忆录》（Memoir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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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斯林认识到（刚继位的）哈里发的软弱无能，以及他只是那些迟早会疏离伊斯兰教的人的傀儡之后，一个重大的危机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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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龙·马沙尔（Baron Marschall），德国驻奥斯曼大使，1909年10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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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世纪的历史长卷截取一帧画面，我们将看到在1908年7月的君士坦丁堡，欣喜的帝都民众一度欢欣鼓舞，一度却又极度压抑。在这个国家的民族—宗教大熔炉里，各个正升温沸腾的种族——穆斯林和基督徒、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切尔克斯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会真的相信几个法语单词（自由、博爱、平等）就能湮灭他们的差异，并将奥斯曼帝国从持续数百年的停滞和衰退中扭转过来，把这个国家带往现代民主宪政的日耀高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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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革命者一样，1908年的男男女女仅仅为他们所反对的事务而联合在了一起：“耶尔德兹的恶魔”的专制统治。亚美尼亚活动家指责阿卜杜勒·哈米德创建了哈米迪耶军团，制造了1894—1896年的大屠杀以及其他许多别的罪状。保加利亚人同样憎恶苏丹固执地宣称对其宗主国的地位，即使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885年就已默许将土耳其的“西鲁米利亚”合并至保加利亚。很多奥斯曼的希腊人仍然为希腊在1897年战争中的耻辱战败而痛苦不堪。记者们在苏丹强制推行的严格审查制度之下感到很恼火，甚至异见人士和被驱逐者也鄙视监视他们的秘密警察（在德国情报机构的指导下）。受过教育的女士，比如很多基督徒和犹太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复兴伊斯兰教感到厌恶，因为这种复兴思潮会扑灭人们在坦齐马特时期（苏丹曾经在多个场合下令规定女性在家以外的地点不能揭开面纱，或者要由男性陪伴在旁——尽管这些规定被普遍忽视）取得的关于公民平等的任何进步。3最重要的是，野心勃勃的土耳其军官和政治家们责备苏丹停止实行1876年宪法，解散议会，实行高门官僚主义，以及靠耶尔德兹的专制裁决来推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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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的教友和血亲似乎才是最鄙视他的。没有基督徒能超过艾哈迈德·里扎（Ahmed Rıza）的夸张修辞，后者曾是布尔萨（Bursa）的教育局局长，也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Ittihad ve Terakki Cemiyeti或CUP）的创立者，以及法土双语杂志《咨询》（Meşveret）的编辑。在里扎的杂志里面，苏丹被从各个角度描绘（如阿卜杜勒·哈米德之后通过律师提起的法律诉讼中所称）成“骗子、刽子手、上帝之鞭、嗜血的君主、血腥的暴君、堕落的专制者、穆斯林的耻辱、看守羊圈的狼”，当然，还有“沾满鲜血的苏丹”。一个名叫穆拉德·贝（Murad Bey）的切尔克斯穆斯林发行了一份反对派刊物——《地位》（Mizan），措辞强烈，与前者不相上下，他控诉苏丹“后宫的声色犬马败坏了……统治家族”。4苏丹的皇弟，“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Damad” Mahmud Pasha）不甘示弱，于1899年“潜逃”至巴黎，向一位具有同情心的《晨报》记者讲述道：“整个奥斯曼帝国如同一座监狱。从苏丹穆拉德五世到伊斯坦布尔的乌理玛（ulema）中最卑贱的成员，阿卜杜勒·哈米德无一不把他们关进监狱。”在对一位伦敦报业的雇用文人进行描述时，马哈茂德的措辞更加色彩分明，他告诉伦敦《标准报》的读者，这个“耶尔德兹的恶魔”曾“消灭了几千名人类——穆斯林和基督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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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应该对马哈茂德之类的王位觊觎者提供的证词保持怀疑。德国一份支持哈米迪耶的报纸《联邦报》（Der Bund）就不无辛辣地评述道，如果这位刚愎自用的帝王真的憎恶他皇弟的话，他可能不会每年还给他皇弟支付300万瑞士法郎的聘金。6和里扎、穆拉德·贝及其他“土耳其党人”被驱逐者一样，马哈茂德相信，如果自己有机会上台执政，一定能比现在的帝王做得更好。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反对派领袖在国外过得相当惬意时，这些在压迫面前的痛苦咆哮声听起来多少有些空洞。如果苏丹的独裁统治真的状况良好的话，《咨询》和《地位》也就不会有数量如此众多的读者了，要知道这并非是因为其编辑有名或是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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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看，哈米迪耶被驱逐者们积极的政治活动反而说明了苏丹的“专制暴虐”比他们宣称的要温和得多。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确杀死过至少一位危险的异见人士——米德哈特帕夏，正是他帮助阿卜杜勒·哈米德掌握了政权。1881年，米德哈特接受审判并被宣判有罪，理由是在1876年谋杀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由苏丹的母亲佩尔泰尼亚提供证词）。最终这位前大维齐尔被流放到麦加西部的塔伊夫（Taif），据说在1883年5月被扼死。但是，在1896年9月亚美尼亚危机到达高峰时，尽管一场意图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阴谋事件被他揭穿——这是一次真正的CUP阴谋，大约牵扯350名奥斯曼军队和公务员中的密谋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并没有将这些反对派人士处以叛国罪，而是仅仅把他们流放至偏远的省份（将最危险分子流放到利比亚，其余的流放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1]如果不是苏丹在1896年实行不可思议的宽大政策——一支卓越的国际反对派中坚力量也由此形成，奥斯曼整个驱逐政治运动则相当让人难以置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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