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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同一时期革命流亡者的经历与此相似且饶有趣味。尽管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使我们相信“血腥尼古拉斯”的杀伐，然而对比后来的苏联标准，沙皇治下实在是某种温和得多的警察国度。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社会主义者被宣判有罪，比如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他们登上流放去西伯利亚的火车时，人群欢呼拥簇，还投掷鲜花，火车同样装备精良——托洛茨基还随身携带他的私人藏书（列宁作为1905年革命的后来者，尽管在1907年才再次离开俄国，却并没有被给予内部放逐的“荣誉”）。托洛茨基发觉西伯利亚不太适合徒步逃难，所以他之后在欧洲首都露面，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继续其反抗“血腥尼古拉斯”的战斗。同样，大多数“1896年”土耳其党人遭到土耳其内部放逐，也决心逃往巴黎或日内瓦的沙龙，而非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沙漠地区。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这些专制统治自身的温和之处却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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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和他的反对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灵活的动态变化。他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些不想被流放的且有野心的人可以加以利用。比如切尔克斯人穆拉德·贝（Murad Bey），从开罗到日内瓦，在历经多年反抗苏丹的阴谋组织运动之后，于1897年被引诱投身君士坦丁堡，并列席政务院。他的杂志《地位》也摇身一变，告别以往。还有CUP的两名创始人——阿卜杜拉·杰夫代特（Abdullah Cevdet）和伊沙克·苏古蒂（İshak Sükûti），曾亲自参加1896年秘密计划，在穆拉德叛变之后，试图在日内瓦出版一个新的杂志《土耳其人》以弥补出现的空缺——却也在1899年接受了政府闲职。艾哈迈德·里扎比谁都高兴。在奥斯曼的被驱逐者群体中，他的反对派杂志《咨询》从现在起将没有任何真正的对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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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具备真实性的话，那么艾哈迈德·里扎在土耳其党人运动中的地位的持久性则相当有趣。这个狂热的法国崇拜者的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父亲使用英语交谈，自从他在1895年永久性移居到日内瓦后，便几乎不怎么回家了。《咨询》的早期刊号通过欧洲驻土耳其大使的邮局被偷渡进国内，并将实证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信条印在刊头，使用西历（即阳历）标注日期。作为一个世俗主义者、男女平等主义者和可能的无神论者，里扎似乎不太愿意隐瞒对自己出身宗教的根本敌意。（里扎年轻的时候在访问巴黎时曾写信给他的妹妹：“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会支持无神论并且永远不会成为穆斯林。难以想象一个宗教总是将好处带给男性，却将危险的事情强加在女性身上……让这种宗教离我远点儿。”）里扎对待实证主义是如此纯粹，以至于他坚持CUP的口号应该是“秩序和进步”，而非“统一和进步”。正如与里扎一同被驱逐的一位同伴阿里夫·贝·奥格雷（Arif Bey Oǧlu）在一封私信中抱怨的：“如果伊斯坦布尔在先前没受过教育的公众之中发表这种言论，那么人们仅存的那点儿对我们有利的同情也会被毁灭。”然而更糟糕的是里扎固执的个性和刚愎自用的态度。正如奥格雷在他的抱怨中总结的：“既然我们拒绝接受（奥斯曼王朝的）统治，为什么又要遵从艾哈迈德·里扎的意志行事呢？”或许是觉察到里扎浑身带刺的性格将有助于苏丹分化和征服其反对者，所以苏丹并没有想要诱使里扎回国，他甚至还不动声色地收买里扎的竞争者。阿卜杜勒·哈米德通常比他的反对者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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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扎难以团结CUP各派系的情况下，“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自己似乎一度接管着运动。但是马哈茂德的健康状况在缓慢恶化，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疲惫不堪的旅行安排。作为一个逃难中的王室成员，且一心想要废黜在任君主，他很难找到一个国家愿意允许他永久性居住（结果证明，即使以瑞士的耐心，也是有限制的）。马哈茂德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试图推动事情发展，他在开罗发表了一份呼吁，邀请奥斯曼所有被驱逐者——也包括亚美尼亚群体，比如达什纳克党人和罕查克党人，连同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还有苏丹的阿尔巴尼亚反对者——参加1902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奥斯曼自由主义者大会。然而马哈茂德的身体太虚弱，无法亲自主持会议（在会议召开后不到一年的1903年1月，他就去世了），因此会议的主导权由他儿子萨巴赫丁（Sabahaddin）亲王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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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赫丁抓住机遇，声明掌握了领导权。若按传统来讲，他是一个真正的能言善辩的人。萨巴赫丁充分吸收了欧洲关于社会平等和宗教宽容的思想，同时对奥斯曼的过去秉持积极的观点，他相信这些价值观过去都被践行过——直到耶尔德兹宫的暴君上台后将其残忍地抛掉。“从它的首次露面到它的宪法，”萨巴赫丁对齐聚巴黎的47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代表说，“奥斯曼帝国从未不尊重它治下所有不同种族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从未”，这是说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继位，才给他的人民带来了“压迫统治和罪恶的唯一来源，并激起了所有人的暴戾和愤慨”。为了将“帝国的哈特法令和国际条约认可尊崇的人民的权利”归还给奥斯曼的属民以便其“充分享用”，萨巴赫丁提议代表们联合起来推翻苏丹（想来尽管他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他的父亲或者他自己便能够继承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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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观点，奥斯曼的被驱逐者们几乎没有反对的。而且亲王萨巴赫丁提出的希望大家推翻耶尔德兹暴君的方式也无可非议。同时，萨巴赫丁似乎要下决心放弃自己在运动中的主导权，他在多数决议上补充了一条重要的附加条款，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委员会”以游说《巴黎条约》（1856年）和《柏林条约》（1878年）的相关欧洲签约方，“获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立场上的友善举措”，并最终“将国际协议要求的内部制度付诸实施”，所涉《柏林条约》明确指代第61条，欧洲已经建立起监管“（高门政府须同意执行）亚美尼亚人提出的关于其居住地的改良和改革要求，且不能有任何耽搁。此外，还要保证他们对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安全”。为迎合在巴黎的民众——在这些民众中，亚美尼亚人居于主要地位——似乎是希望重演克里米亚战争，萨巴赫丁公开表示支持欧洲代表基督徒少数派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在土耳其人和其他穆斯林之中，没有什么能比他的立场更关系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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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到，艾哈迈德·里扎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虽然里扎因西式世俗主义而享有名声，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十分敏锐，所以并没有支持欧洲人干预奥斯曼内部事务。少数人对于萨巴赫丁的决议提出了异议，里扎指出，“列强受利己主义驱动，而这种利己主义并不总与我们国家的利益一致”。在表达希望一个革新过的奥斯曼政府能够依照“自由和公正”的原则，满足“亚美尼亚人的合法诉求”的同时，还能同样对待“帝国的所有种族”，里扎与其支持者“完全反对侵害奥斯曼帝国独立性的任何举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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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当奥斯曼的被驱逐者们似乎正要开始合并成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时，其运动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并显露出来。随着“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在1903年逝世，萨巴赫丁便成了奥斯曼“自由主义者”无可争议的代言人，并受到大多数基督徒少数派群体的支持，而此时艾哈迈德·里扎则为由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支配的“联合主义者”派系代言。萨巴赫丁并没有忘记自己在巴黎会议上的承诺，请求列强帮助推翻哈米迪耶政权。通过普世教会主义的方式，他甚至在1906年3月寻求梵蒂冈教皇接见，和教皇庇护十世（Pius X）讨论奥斯曼帝国天主教徒的困境。尽管萨巴赫丁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但他主要还是希望能召唤回在坦齐马特时期亲近土耳其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土耳其的胜利，”他在1906年8月给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种伟大的精神层面的影响长期以来由君士坦丁堡充分主宰，现在注定要呈现出理智的特点了。这样的影响随后将成为调和东西方的重要媒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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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是自由主义者的对手乞求英国干预并和教皇一起策划阴谋时，对艾哈迈德·里扎而言发出真正的奥斯曼反对者的声音绝非难事。里扎或许是个实证主义者，但他同样也是个爱国者——这种爱国情愫足以使他同那些故态复萌提倡分割帝国的放逐者对立。尽管接受了来自达什纳克党人的邀请函，函中提议在1907年12月召开一场新的巴黎会议，以让里扎和萨巴赫丁亲王达成和解，但前者仍然重申所有代表要肯定帝国的不可侵犯性，这包括苏丹职位，以及哈里发职位的权利，这意味着穆斯林将依然享有象征性的优越地位（哪怕在法律地位上难以成行）。当达什纳克党人制定了多数决议，同时自由主义者强调通过“消极抵抗”（比如拒绝纳税）、“非武力抵抗”（比如公开的雇员罢工），以及“武力抵抗压迫法令”（语义含糊但显然暗示了少数煽动暴乱）来对抗苏丹时，里扎再一次表示了异议，他坚持“我们不要做出罪恶的举动甚至犯罪，或者制造出让列强进行干涉的口实，我们要意识到目标的崇高性……我们要找到适宜我们同胞脾性的革命手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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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米德此时会很高兴。甚至在他的反对派宣称使用武力推翻其统治并已经开始分解战略要点时，他也并无任何担忧。现在是他在位的第三十年，他超过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成为17世纪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而穆拉德—苏丹半疯的兄长，已经于1904年去世；在前一年，苏丹的皇弟马哈茂德也因过度劳累死去：因此再没有够得上资格的王位觊觎者来打扰他的清静了。诚然，还是会有一些暗杀事件时常发生并给他带来惊吓：1904年夏天，有一次未遂的行刺；1905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哈米迪耶清真寺祷告的时候，马车被炸毁。还有一次发生了地震，多尔玛巴赫切宫里巨大的4吨重枝形吊灯掉到了地上，而当时苏丹正坐在王座上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习惯了惊吓，因此泰然自若，甚至连屁股都没抬一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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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苏丹并非万无一失。如果说使用计谋使被驱逐的政客和王位觊觎者造成内部争吵和分化不是一件难事的话，他的军队内部分歧的蔓延形势则更为严峻。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预算的削减，阿卜杜勒·哈米德与其武装部队的关系一向很紧张。为了拖延欧洲债主们，从19世纪80年代起，苏丹就开始削减军队预算。拿1897年和希腊的战争来说，受到德国影响的奥斯曼军队的合理化改良被证实相当成功，但是一个庞大且在增长的心怀不满的阶层也从中产生——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毕业后未能得到他们认为本应享受的优厚闲职。奥斯曼的海军如同被排在支出预算的末端一样，状况甚至更加恶化。阿卜杜勒·哈米德对暗杀的忧虑也为其带来了负面评价——正如新兵被禁止在训练时荷枪实弹，土耳其海军的舰船同样被禁止持械停泊在港口（苏丹还不允许他们闯进博斯普鲁斯海峡，生怕他们将枪口对准耶尔德兹宫）。在20世纪之交后，军人工资几乎被习惯性拖欠，这对军官团的士气产生了灾难性影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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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中的最大麻烦来自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马其顿东西向地域从色雷斯延伸至阿尔巴尼亚，南部濒临爱琴海，北靠歇亚山脉，东部的奥赫里德湖（Lake Ohrid）将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隔开。在回归奥斯曼之前，俄国人曾设法在短命的1878年《圣斯特凡诺条约》中将这片地区的大部分划归至“大保加利亚”，通过之后《柏林条约》中第23条款项规定，马其顿重归帝国，并处于某种程度的特殊自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抵挡马其顿联合独立运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进入20世纪后将马其顿地区分成了三个省份——萨洛尼卡（Salonica）、莫纳斯提尔（Monastir）和科索沃（Kosovo）。马其顿地区是巴尔干半岛种族大熔炉的一个缩影，希腊人（其中保加利亚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或马其顿—斯拉夫人（瓦拉几人），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以及大量的犹太人口集中在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在欧洲列强寻找恐惧与受贪婪驱动的混合体的情况下，希腊、塞尔维亚以及半独立的保加利亚都声称要对马其顿进行历史—民族主义统一，其中保加利亚实力最为强大。1893年，戈采·代尔切夫（Gotse Delchev）在萨洛尼卡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或称IMRO（原先为BMARC），这经常被看作现代恐怖主义组织的原型。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它主要是保加利亚人的事务，却提倡“马其顿人的马其顿”。20世纪早期以前，马其顿曾是阴谋和政治恐怖的代名词，深受各种恐怖活动侵扰：对清真寺和教堂的经常性袭击，由政治私利驱动的火车和邮政运输持械抢劫，以及随机的绑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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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这种紧张的气氛已经逐渐上升到最危险的程度。4月份，一群年轻的保加利亚无政府主义“暗杀者”（看起来并不隶属于IMRO）在萨洛尼卡发动一场暴动，意图争取欧洲干预。他们树立更具有针对性的目标，采用1876年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起义的方式，实施20世纪的恐怖主义活动：他们炸毁水电厂，在一家奥斯曼银行的办公楼下面挖掘隧道并进行爆破，还意图向邮局办公楼和天然气设施纵火，并在与奥斯曼警方发生的枪战之中投掷了60枚炸弹之后自绝身亡。这些行刺者正好得到了想要的来自苏丹的回应，苏丹再一次派遣切尔克斯非正规军（Bashi-Bazouks）肃清城中的抵抗分子，这于夏天在穆斯林中引起了一场更加广泛的针对基督徒的报复浪潮，并扩大至科索沃，甚至连身处斯屈普［Üsküp，斯科普里（Skopje）］的俄国领事也遭到诱捕，后者于8月中旬在一场对暴徒处以私刑的案件中成为牺牲品。在保加利亚早期危机的可怕气氛中，俄国调遣黑海舰队赶赴博斯普鲁斯海峡，迫使其通过一项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成立一支国际宪兵队以维持马其顿地区的秩序。IMRO充当着俄国与列强的攻城锤一样的工具，它组织（官方声称）约2.6万名装备重型武器的游击队员，向处于克鲁塞沃（Kruševo）和士洛夫（Smilovo）的奥斯曼敌军展开了进攻（这两座城市之后都被攻陷）。铁路线在色雷斯境内环绕斯屈普，集中于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这次叛乱形势严峻，奥斯曼正规军被要求彻底击溃反叛分子：政府军切实执行命令，先是重新夺回了克鲁塞沃和士洛夫，保证铁路沿线和埃迪尔内的安全，并且在9月的第二周之前镇压了IMRO最后一支重要的抵抗队伍。大约5 300名土耳其人和6 000名马其顿人死于此次叛乱。对比巴尔干半岛历史上的标准，这个数字并不算高。然而几百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使7万多名马其顿人无家可归，另外3万人逃至保加利亚。IMRO的创始者戈采·代尔切夫也因此遇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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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0月9日，列强利用暴力在米尔茨施泰格（Mürzteg）强行通过了一项彻底的新改革计划，由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Ⅱ）和奥匈帝国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Ⅰ）共同签署。这项改革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建立一支国际宪兵队（与1897年向克里特岛派遣的宪兵队相似），对马其顿地区进行监管。列强在奥斯曼胜利之后再一次决定进行干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抑制其影响力。不难想象土耳其第三集团军的军官们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愤怒——他们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刚刚镇压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族统一党叛乱，而现在他们却得知自己必须服从派遣来的欧洲军官的命令，并受其管束。表面上来看，欧洲人的出现是因为奥斯曼不足以强大到在马斯顿地区提供法制和秩序——可是土耳其军队刚刚证明过，如果不强大，它是如何完全有能力处理此次叛乱的呢（即使是以巨大的人力成本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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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土耳其人来说，尤为耻辱的是他们现在要在萨洛尼卡与法国、英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军官们并肩共处（只有德国单方拒绝加入——这得归功于德皇对与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的培植，以及他对奥斯曼军队的长期培养），而这些欧洲人最后被证明比他们严厉得多，尤其是因为他们有资格这样做。自从马哈茂德二世在1826年镇压了禁卫军叛乱之后，奥斯曼军队从服饰到军事训练都彻底西化——除了十分“昂贵”的西式服装和设备，以及社交仪式。奥斯曼始于1906年的财政预算危机导致巴格达铁路完全停工，同样使从未得到优厚待遇的土耳其军官和应征入伍的士兵受到重创，其工资也遭遇累月拖欠。到年底，帝国各地爆发士兵哗变，原因仅仅是工资没得到支付——甚至累及军官，他们联合士兵一同抗议。到了下一年，抗议近乎蔓延全国，从1907年7月到1908年7月的12个月里发生了大约17起兵乱事件，其中大多数在苏丹偿还欠付工资以后逐渐平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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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其顿地区，反叛态势更加严峻。在第三集团军内，对薪酬支付不满情绪的蔓延与对装备精良的欧洲军官的愤恨相互交杂。同时，在巴尔干半岛密谋反叛的气氛也弥漫其中。戈采·代尔切夫和IMRO有可能是或者不是“第一个”恐怖主义团体——他们肯定清楚达什纳克党人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土耳其进行的活动，以及19世纪70年代在保加利亚爆发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阴谋——但是此先例无疑影响了其他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塞尔维亚的结社组织，他们最后发展成为黑手党。尽管IMRO的密谋者意图摧毁奥斯曼帝国，但对于被其盯上的土耳其士兵来说，这个组织的唯一合理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力量能够同样被借以拯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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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8年之前，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中还弥漫着革命的气氛，而这种气氛还带有一种传奇性色彩。“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阴谋被广泛归因为受命于现已不复存在的禁卫军的贝克塔什派托钵修会（Bektashi dervish）、共济会（Freemasonry）、意大利烧炭党（Carbonari）的支派，并受东马派或者“秘密犹太人”穆斯林的秘密影响——后两个犹太人组织追随其精神领袖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在1666年公开改宗伊斯兰教（在萨洛尼卡的东马派教徒数量众多），但仍坚持犹太信仰。不管真实的最后启示是什么，难以质疑的是这种隐秘潜匿的团体“组织”的确存在，每一名新成员在被蒙上双眼进入一个秘密会合地点之后，会进行效忠宣誓，郑重起誓会服从发自革命委员会的命令，甚至包括杀人或者自我牺牲。每一位新成员将仅记住少数成员的名字，而会议人数也会被严格限制在5人以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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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能这样严格去做。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一位军官朋友——厄梅尔·纳吉（Ömer Naci），是奥斯曼自由社会组织（Ottoman Freedom Society）的一名正式持证成员，然而在1907年之前发动运动时，他在一家萨洛尼卡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革命随想，并因此被下令逮捕。16得到及时警告后，纳吉在1907年3月逃至巴黎，在那里遇见了艾哈迈德·里扎（他的“联合主义者”计划在军队军官们听起来比萨巴赫丁鼓动欧洲对帝国进行干预更加有吸引力）。9月，奥斯曼自由社会组织更名为统一进步协会（以下称CUP），某种程度上与里扎的驱逐者运动联盟。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在苏丹的密探网络下，在巴黎开会的土耳其军官和著名的被逐政客们仍旧无法藏匿，更不用说萨洛尼卡咖啡馆里对政治事务日益公开讨论的人群了。正如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所说：“革命者们围坐一桌……他们的讨论充满爱国情怀。他们提到要发动革命。他们说，革命需要一位伟大的领袖。每个人都想成为一名伟人。”17难怪一位负责奥斯曼军队训练的德国联络官戈尔茨帕夏早在1907年12月11日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便指出第三集团军中这种危险的政治倾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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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8年春，反叛的谣言疯传并引起了苏丹的警觉，他开始调派委任代表调查此事。在马其顿地区，尤其因为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将在6月8—10日进行高层会晤，事态正进入紧急关头。如果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所做的最坏打算成真，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在亚洲划分势力范围，两国将以同意分割奥斯曼在欧洲的残留部分而在大博弈中达成和解。雪上加霜的是，俄国的黑海舰队在土耳其的黑海沿岸进行了震慑式军演。至此，一种大战将即的氛围弥漫空中。1908年6月11日，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任命为萨洛尼卡中央司令的前警察局局长纳齐姆·贝（Nazım Bey），在返回君士坦丁堡汇报时，遭到未知刺客枪击，据说这名刺客是奉一位年轻的CUP军官伊斯梅尔·恩维尔·贝之命。苏丹随即派出一个官方委员会进行调查，恩维尔因此也在6月25—26日逃至山中躲避。一并追随恩维尔的，还有一名阿尔巴尼亚的CUP高层共谋者——少校副官艾哈迈德·尼亚齐·贝（Ahmed Niyazi Bey），以及他带领的大约2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7月7日，苏丹派将军沙姆斯帕夏镇压第三集团军出现的兵变，后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名CUP军官——上尉阿里夫枪杀于莫纳斯提尔大街。军队随即从安纳托利亚派出，以防止动乱朝革命的方向发展。在接下来的日子，马其顿地区的CUP委员会开始宣布恢复宪法，还正式通电耶尔德兹宫。至此，第三集团军对苏丹的叛变公开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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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米德此时使出绝招。随着“宪法”一词成了一种革命的法宝，并被广泛援引，苏丹仅仅将此术语顺手牵羊。1908年7月23—24日晚上，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议会，并在实际上恢复了宪法。8月1日和3日，帝国法令随后而至——他废除了秘密警察和其搜查和没收的权力，还撤销了预先审查制度，同时规定对出版物进行年度预算。这个在马其顿地区成立，目的在于遏制CUP活动的特殊审理委员会遭到解散；同时，对政治犯的大赦令也得到发布，并且扩大到服刑2/3刑期以上的非政治犯。看上去，CUP革命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成功——这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愿意看到的结果。由此，这位血腥苏丹通过窃取革命者的方法，保住了自己的王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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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被国外极大误解的事件，很值得人们认真反思。欧洲的记者们注意到了欣快的多民族民众在吟诵法国革命者的口号：“平等!自由！公正！博爱！”可是这些民众并没有促使议会恢复，直到苏丹宣布以后，这一结果才得以实现；他们也并没有能够推动运动向前发展。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采取先发制人的举动，在首都内没有人，在马其顿以外的任何地方也没有人想到会有任何革命正在进行，而且大多数人也不清楚宪法的恢复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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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CUP议员里扎·陶菲克博士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同库尔德脚夫上演了一场对话，将豪言壮语与事实割裂开来。“告诉我们宪法意味着什么！”脚夫们吼叫着。里扎·陶菲克博士回答道：“宪法如此重要，那些不知道它的人简直就是蠢驴。”“那么我们都是蠢驴！”脚夫们咆哮着回应。“你们的父亲同样不知道宪法。就是说你们都是蠢驴的儿子。”“我们是蠢驴的儿子！”脚夫们继续狂吼，他们是真的充满激情抑或被人操纵，无人知晓。另一位充满野心的蓄着长长的红色胡须的政治家，在说服民众的技巧上乏善可陈，他对着将要成为其选民的人群承诺“我有挚爱的妻子和5个孩子。我发誓，为了陛下和神圣的事业，我随时准备把我的家人切成碎块”。[2]听众唯一能推测其所谓的“神圣的事业”是指“拥护”苏丹、宪法，或者CUP及其纲领。21根据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判断，1908年7月的最后时日，人们在大街小巷听到的最流行的口号是：“苏丹万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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