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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这种紧张的气氛已经逐渐上升到最危险的程度。4月份，一群年轻的保加利亚无政府主义“暗杀者”（看起来并不隶属于IMRO）在萨洛尼卡发动一场暴动，意图争取欧洲干预。他们树立更具有针对性的目标，采用1876年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起义的方式，实施20世纪的恐怖主义活动：他们炸毁水电厂，在一家奥斯曼银行的办公楼下面挖掘隧道并进行爆破，还意图向邮局办公楼和天然气设施纵火，并在与奥斯曼警方发生的枪战之中投掷了60枚炸弹之后自绝身亡。这些行刺者正好得到了想要的来自苏丹的回应，苏丹再一次派遣切尔克斯非正规军（Bashi-Bazouks）肃清城中的抵抗分子，这于夏天在穆斯林中引起了一场更加广泛的针对基督徒的报复浪潮，并扩大至科索沃，甚至连身处斯屈普［Üsküp，斯科普里（Skopje）］的俄国领事也遭到诱捕，后者于8月中旬在一场对暴徒处以私刑的案件中成为牺牲品。在保加利亚早期危机的可怕气氛中，俄国调遣黑海舰队赶赴博斯普鲁斯海峡，迫使其通过一项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成立一支国际宪兵队以维持马其顿地区的秩序。IMRO充当着俄国与列强的攻城锤一样的工具，它组织（官方声称）约2.6万名装备重型武器的游击队员，向处于克鲁塞沃（Kruševo）和士洛夫（Smilovo）的奥斯曼敌军展开了进攻（这两座城市之后都被攻陷）。铁路线在色雷斯境内环绕斯屈普，集中于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这次叛乱形势严峻，奥斯曼正规军被要求彻底击溃反叛分子：政府军切实执行命令，先是重新夺回了克鲁塞沃和士洛夫，保证铁路沿线和埃迪尔内的安全，并且在9月的第二周之前镇压了IMRO最后一支重要的抵抗队伍。大约5 300名土耳其人和6 000名马其顿人死于此次叛乱。对比巴尔干半岛历史上的标准，这个数字并不算高。然而几百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使7万多名马其顿人无家可归，另外3万人逃至保加利亚。IMRO的创始者戈采·代尔切夫也因此遇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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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0月9日，列强利用暴力在米尔茨施泰格（Mürzteg）强行通过了一项彻底的新改革计划，由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Ⅱ）和奥匈帝国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Ⅰ）共同签署。这项改革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建立一支国际宪兵队（与1897年向克里特岛派遣的宪兵队相似），对马其顿地区进行监管。列强在奥斯曼胜利之后再一次决定进行干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抑制其影响力。不难想象土耳其第三集团军的军官们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愤怒——他们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刚刚镇压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族统一党叛乱，而现在他们却得知自己必须服从派遣来的欧洲军官的命令，并受其管束。表面上来看，欧洲人的出现是因为奥斯曼不足以强大到在马斯顿地区提供法制和秩序——可是土耳其军队刚刚证明过，如果不强大，它是如何完全有能力处理此次叛乱的呢（即使是以巨大的人力成本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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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土耳其人来说，尤为耻辱的是他们现在要在萨洛尼卡与法国、英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军官们并肩共处（只有德国单方拒绝加入——这得归功于德皇对与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的培植，以及他对奥斯曼军队的长期培养），而这些欧洲人最后被证明比他们严厉得多，尤其是因为他们有资格这样做。自从马哈茂德二世在1826年镇压了禁卫军叛乱之后，奥斯曼军队从服饰到军事训练都彻底西化——除了十分“昂贵”的西式服装和设备，以及社交仪式。奥斯曼始于1906年的财政预算危机导致巴格达铁路完全停工，同样使从未得到优厚待遇的土耳其军官和应征入伍的士兵受到重创，其工资也遭遇累月拖欠。到年底，帝国各地爆发士兵哗变，原因仅仅是工资没得到支付——甚至累及军官，他们联合士兵一同抗议。到了下一年，抗议近乎蔓延全国，从1907年7月到1908年7月的12个月里发生了大约17起兵乱事件，其中大多数在苏丹偿还欠付工资以后逐渐平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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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其顿地区，反叛态势更加严峻。在第三集团军内，对薪酬支付不满情绪的蔓延与对装备精良的欧洲军官的愤恨相互交杂。同时，在巴尔干半岛密谋反叛的气氛也弥漫其中。戈采·代尔切夫和IMRO有可能是或者不是“第一个”恐怖主义团体——他们肯定清楚达什纳克党人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土耳其进行的活动，以及19世纪70年代在保加利亚爆发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阴谋——但是此先例无疑影响了其他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塞尔维亚的结社组织，他们最后发展成为黑手党。尽管IMRO的密谋者意图摧毁奥斯曼帝国，但对于被其盯上的土耳其士兵来说，这个组织的唯一合理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力量能够同样被借以拯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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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8年之前，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中还弥漫着革命的气氛，而这种气氛还带有一种传奇性色彩。“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阴谋被广泛归因为受命于现已不复存在的禁卫军的贝克塔什派托钵修会（Bektashi dervish）、共济会（Freemasonry）、意大利烧炭党（Carbonari）的支派，并受东马派或者“秘密犹太人”穆斯林的秘密影响——后两个犹太人组织追随其精神领袖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在1666年公开改宗伊斯兰教（在萨洛尼卡的东马派教徒数量众多），但仍坚持犹太信仰。不管真实的最后启示是什么，难以质疑的是这种隐秘潜匿的团体“组织”的确存在，每一名新成员在被蒙上双眼进入一个秘密会合地点之后，会进行效忠宣誓，郑重起誓会服从发自革命委员会的命令，甚至包括杀人或者自我牺牲。每一位新成员将仅记住少数成员的名字，而会议人数也会被严格限制在5人以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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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能这样严格去做。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一位军官朋友——厄梅尔·纳吉（Ömer Naci），是奥斯曼自由社会组织（Ottoman Freedom Society）的一名正式持证成员，然而在1907年之前发动运动时，他在一家萨洛尼卡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革命随想，并因此被下令逮捕。16得到及时警告后，纳吉在1907年3月逃至巴黎，在那里遇见了艾哈迈德·里扎（他的“联合主义者”计划在军队军官们听起来比萨巴赫丁鼓动欧洲对帝国进行干预更加有吸引力）。9月，奥斯曼自由社会组织更名为统一进步协会（以下称CUP），某种程度上与里扎的驱逐者运动联盟。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在苏丹的密探网络下，在巴黎开会的土耳其军官和著名的被逐政客们仍旧无法藏匿，更不用说萨洛尼卡咖啡馆里对政治事务日益公开讨论的人群了。正如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所说：“革命者们围坐一桌……他们的讨论充满爱国情怀。他们提到要发动革命。他们说，革命需要一位伟大的领袖。每个人都想成为一名伟人。”17难怪一位负责奥斯曼军队训练的德国联络官戈尔茨帕夏早在1907年12月11日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便指出第三集团军中这种危险的政治倾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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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8年春，反叛的谣言疯传并引起了苏丹的警觉，他开始调派委任代表调查此事。在马其顿地区，尤其因为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将在6月8—10日进行高层会晤，事态正进入紧急关头。如果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所做的最坏打算成真，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在亚洲划分势力范围，两国将以同意分割奥斯曼在欧洲的残留部分而在大博弈中达成和解。雪上加霜的是，俄国的黑海舰队在土耳其的黑海沿岸进行了震慑式军演。至此，一种大战将即的氛围弥漫空中。1908年6月11日，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任命为萨洛尼卡中央司令的前警察局局长纳齐姆·贝（Nazım Bey），在返回君士坦丁堡汇报时，遭到未知刺客枪击，据说这名刺客是奉一位年轻的CUP军官伊斯梅尔·恩维尔·贝之命。苏丹随即派出一个官方委员会进行调查，恩维尔因此也在6月25—26日逃至山中躲避。一并追随恩维尔的，还有一名阿尔巴尼亚的CUP高层共谋者——少校副官艾哈迈德·尼亚齐·贝（Ahmed Niyazi Bey），以及他带领的大约2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7月7日，苏丹派将军沙姆斯帕夏镇压第三集团军出现的兵变，后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名CUP军官——上尉阿里夫枪杀于莫纳斯提尔大街。军队随即从安纳托利亚派出，以防止动乱朝革命的方向发展。在接下来的日子，马其顿地区的CUP委员会开始宣布恢复宪法，还正式通电耶尔德兹宫。至此，第三集团军对苏丹的叛变公开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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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米德此时使出绝招。随着“宪法”一词成了一种革命的法宝，并被广泛援引，苏丹仅仅将此术语顺手牵羊。1908年7月23—24日晚上，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议会，并在实际上恢复了宪法。8月1日和3日，帝国法令随后而至——他废除了秘密警察和其搜查和没收的权力，还撤销了预先审查制度，同时规定对出版物进行年度预算。这个在马其顿地区成立，目的在于遏制CUP活动的特殊审理委员会遭到解散；同时，对政治犯的大赦令也得到发布，并且扩大到服刑2/3刑期以上的非政治犯。看上去，CUP革命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成功——这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愿意看到的结果。由此，这位血腥苏丹通过窃取革命者的方法，保住了自己的王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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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被国外极大误解的事件，很值得人们认真反思。欧洲的记者们注意到了欣快的多民族民众在吟诵法国革命者的口号：“平等!自由！公正！博爱！”可是这些民众并没有促使议会恢复，直到苏丹宣布以后，这一结果才得以实现；他们也并没有能够推动运动向前发展。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采取先发制人的举动，在首都内没有人，在马其顿以外的任何地方也没有人想到会有任何革命正在进行，而且大多数人也不清楚宪法的恢复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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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CUP议员里扎·陶菲克博士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同库尔德脚夫上演了一场对话，将豪言壮语与事实割裂开来。“告诉我们宪法意味着什么！”脚夫们吼叫着。里扎·陶菲克博士回答道：“宪法如此重要，那些不知道它的人简直就是蠢驴。”“那么我们都是蠢驴！”脚夫们咆哮着回应。“你们的父亲同样不知道宪法。就是说你们都是蠢驴的儿子。”“我们是蠢驴的儿子！”脚夫们继续狂吼，他们是真的充满激情抑或被人操纵，无人知晓。另一位充满野心的蓄着长长的红色胡须的政治家，在说服民众的技巧上乏善可陈，他对着将要成为其选民的人群承诺“我有挚爱的妻子和5个孩子。我发誓，为了陛下和神圣的事业，我随时准备把我的家人切成碎块”。[2]听众唯一能推测其所谓的“神圣的事业”是指“拥护”苏丹、宪法，或者CUP及其纲领。21根据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判断，1908年7月的最后时日，人们在大街小巷听到的最流行的口号是：“苏丹万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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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并不仅限于公众。在苏丹先一步洞觉他们密谋推翻他之前，CUP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制定一个除了要求恢复宪法和实行选举之外，目标更高的政治纲领。CUP的军队军官们会想要自己去竞选吗？选举听从CUP的傀儡候选人？设法渗透进政府，净化皇宫和哈米迪耶效忠者的高门官僚机构，并通过秘密命令统治？又或是仅仅在将要胜利的情况下躲进幕后，并且允许民主选举顺其自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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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奇怪的是，CUP接近一种七上八下的混乱状态。由于忠于运动的秘密监狱起源，在苏丹让步之后，CUP很快又派遣一个七人委员会前往君士坦丁堡与皇宫方面协商。此七人组包括在未来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三位人物：杰马勒·贝（Djemal Bey）少校，野心勃勃的邮政官员塔拉特·贝（Talât Bey），以及穆罕默德·贾维德·贝（Mehmed Djavid Bey），后者曾任银行职员，一家萨洛尼卡报纸的编辑，并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恩维尔和艾哈迈德·尼亚齐·贝仍处于隐匿状态）。不事声张之中，七人委员会向阿卜杜勒·哈米德施加压力，迫使其改革政府，确保议会选举自由开展。表面上来看，这个特殊的委员会很好地发挥了其作用——苏丹简化官僚机构，降低官员工资——除了军队，现在反而处于优越地位。在议会选举中，规定所有25岁及以上的纳税男性在懂土耳其语的前提下才能投票选举代表。由于CUP的“联合主义者”政策，将不会出现种族指标，但同样也不会有歧视（实际上，在帝国的种族—宗教群体中，代表权迟早会以成比例地分裂而告终）。选举计划开始于10月下旬，CUP将不会打压其他党派竞选——尽管七人委员会的存在暗示其众多对手，尤其是萨巴赫丁亲王［他的事业现在由一名切尔克斯叛徒米赞哲·穆拉德（Mizancı Murad）占有，实际由君士坦丁堡方面控制］的“自由主义者联盟”追随者们，他们其实在幕后进行操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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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的革命和秋季选举之间的这段时间，对奥斯曼改革者、自由主义者和少数民族而言，充满巨大的期望。在民众的记忆中，这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乐观与希望的火焰。哈莉黛·埃迪布，一位宫廷秘书的女儿，曾在伊兹米特（Izmit）附近的美式女子学院读书，在亲历19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受到激发，决意投身写作生涯。没有什么能比议会选举的氛围更令她感到欢愉的了。她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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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背相望的人群簇拥装饰着鲜花和旗帜的选举箱往前行进。在马车里，穆斯林和基督教牧师手挽手而坐。身着白衣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少女们一路被孩子般单纯的拥抱包围，同时在人潮中歌声涌动，热烈、充满了激情：“啊！祖国，啊！母亲，愿你今日喜悦欢愉。”这段记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今天想起还无不动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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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帝国边境传来的消息却让欢庆的人群清醒过来，同时为正在诞生的民主政治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也冷却下来。正当选举热潮在9月、10月开始传遍帝都之际，土耳其的宿敌开始向边境逼近。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后，除了唯一一次1875—1878年危机出现的重大破裂，并随后被俾斯麦成功调解之外，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一直谨慎相处。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支持哈米迪耶政权，帮助其将俄国投进法国的怀抱，有效地瓦解了旧三皇同盟，但是正如沙皇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03年对于马其顿地区的所作所为（在那个时候，它帮助俄国集中精力在远东地区与日本竞争），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两国就不会结盟对抗奥斯曼。在七月革命后，随着苏丹对权力的掌控度下降，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进行协商，重新开始以牺牲土耳其为代价的外交举措：俄国支持奥地利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换取奥地利支持其修订《柏林条约》以便俄国军舰能够进入奥斯曼海峡。这个主意由哈布斯堡王室的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埃伦塔尔男爵（Baron 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和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在其位于布赫劳（Buchlau）的乡村庄园长时间秘密会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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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另一起外交上的爆炸案在君士坦丁堡发生时，埃伦塔尔宣告的最后时机仍然悬而未决。在9月下旬，长期担任阿卜杜勒·哈米德外交大臣的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邀请欧洲外交官们共进晚餐，而保加利亚外交代表却被排除在外。这种冷落意味着苏丹难以容忍保加利亚已经独立并脱离奥斯曼统治这一概念。10月5日，皇储斐迪南大公（Prince Ferdinand），迄今只是奥斯曼一个行政区或省级长官，决定考验权势式微的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勇气，宣布自己成为独立的保加利亚沙皇。似乎因被抢先一步而感到受到冒犯，奥地利在第二天就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埃伦塔尔还补充说此举早先就获得了俄国的认可。克里特岛也不遑多让，随后宣布和希腊进行政治合并，或者说结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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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的外交官们有能力通过谈判给予其失地的穆斯林以经济补偿和权利保障，及时遏制这些灾祸。可是，耻辱却无法被隐藏。雪上加霜的是，土耳其的基督教邻居们在伊斯兰神圣斋月期间，似乎在故意激怒穆斯林。在这些状况下，令人惊讶的是，少数宗教族群重蹈了他们在11月选举中的所作所为，选出了23个希腊代表、12个亚美尼亚人、5个犹太人、4个保加利亚人、3个塞尔维亚人和1个瓦拉几人，比对142个土耳其人、60个阿拉伯人和25个阿尔巴尼亚人。如果说有人“赢取”了选举的话，那就是CUP，60名代表向委员会效忠，而唯一的其他有组织党派——自由主义者联盟，仅仅获得少量代表数。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议会大楼里，当议会召开时，艾哈迈德·里扎被选举为议会议长，以此表彰他在运动中发挥的作用。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似乎是在祝福注定要推翻他的革命阴谋集团一样。苏丹似乎充满歉意地解释道，他曾经停开议会，是为了完成帝国的现代化事业，一旦这项事业完成，代表们就能帮他站立于列强之林，重塑奥斯曼帝国的威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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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CUP的支配优势远比它表面上显示的虚弱。在帝都，CUP的反对力量已经滋长壮大，它被谣传通过幕后运动操控政府，虽然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操作的（CUP迄今没有在内阁获得一个位置）。作为议会议长，艾哈迈德·里扎并没有掌控实权，却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难存隐私的位置。作为一个据说是世俗主义者党派的代言人，同时议会又削弱了苏丹的权威，艾哈迈德·里扎受到了许多穆斯林的憎恨。在1909年2月，CUP才直接插手政务管理，在大维齐尔选举中策划了一场不信任投票，导致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Mehmed Kâmil Pasha，一位支持哈米迪耶的坚定分子，在1885年便被第一次任命为大维齐尔）下台，并重新任命一位忠心的委员会成员——侯赛因·希勒米（Hüseyin Hilmi）接替大维齐尔职位。不管怎样，CUP——以及它最有名的政治家，艾哈迈德·里扎——现在不论出了什么问题，都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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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活动似乎不仅使人们对斋月期间经受的外交耻辱开始觉醒，同样使越来越多意志坚定地摘下面纱的女性，例如哈莉黛·埃迪布，开始走向街头。但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来说，这都于事无补。长期以来被谣传是一位无神论者和隐秘的女权主义者的艾哈迈德·里扎，很难使穆斯林相信他能够在新政权之下继续保证其传统特权。联合主义者里扎因为与萨巴赫丁亲王不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一根避雷针。简而言之，他最不可能是CUP方面能够团结公众的人选。近乎痛苦却又不可避免地，里扎在冬天将穆斯林憎恶的世俗主义和欧式政治具体化到每件平常的事之中。当自由主义者认为CUP在滥用权力，并感到义愤填膺时，其实却是和加（hoca）和伊玛目（imam）[3]暗中带头联合，由一名贝克塔什派教徒哈菲兹·德尔维什·瓦赫德蒂（Hafız Dervis Vahdeti），成立了一个反对派伊斯兰联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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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天，伊斯兰联合协会通过其主要机构，一份名为《火山》（Volkan）的刊物，公开号召恢复伊斯兰教法——这一举动不仅将政治时钟倒拨至1907年，甚至一路退回至1838年坦齐马特改革之前。在4月3日先知诞辰这一天，穆斯林在圣索非亚清真寺进行公众集会。数日后，以辛辣抨击CUP而闻名的《自由报》（Freedom）编辑哈桑·费赫米（Hasan Fehmi），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谋杀于加拉塔大桥之上，而行凶者则在身份暴露前消匿于人群之中。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的奥斯曼自由主义者，现在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同行的还有不断增长的穆斯林神学生。除了他们对CUP的憎恨更为全方位之外，两者鲜有相同之处。抗议浪潮的关键性武装助力来自第一军团的青年准军官们对CUP在军中的傲慢表现非常厌恶；另外，他们将从学院毕业。革命促成了陌生的团体联合，它使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者、伊斯兰教法的宣讲者神学生等团结起来组成反CUP同盟，其中最为奇怪的要数怏怏不乐的副官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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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浪潮终于在1909年4月12—13日夜晚爆发。[4]尽管由大约3000名军团士兵组成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来自塔克西姆兵营（Taksim barracks）的哈米迪耶效忠派］，行进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包围了议会大楼，然而政治上的驱动力似乎来自神学生。尽管在这场游行背后似乎没有任何商议过的政治纲领，但神学生和叛变者们却共同高声嘶吼出其诉求：恢复“伟大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法”，结束CUP对军队的控制，恢复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苏丹君权，并移交艾哈迈德·里扎——由此一位“真正的穆斯林”就能够代替他（而他可能也会被处以私刑）。当议会还未传出任何答案时，这伙持械暴徒袭进议会大厅。惊恐万分的代表们四散逃生，其中两名据说由于被认错而惨遭杀戮［一名被认为是艾哈迈德·里扎，另一名是CUP刊物《共鸣》（Tanin）的编辑］。CUP的大维齐尔侯赛因·希勒米匆匆赶到耶尔德兹宫递交了辞呈。里扎本人设法逃脱，在德国人保护下，躲进了巴格达铁路公司的一栋大楼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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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耳其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言，此时正值千钧一发之际。虽然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苏丹策划或支持这一针对议会的暴乱行为，但他显然成为这一事件的直接受益者。出于对似乎受到好运眷顾的感激之情，阿卜杜勒·哈米德接受了侯赛因·希勒米和整个内阁的辞呈。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忠实的外交大臣，长期供职的陶菲克帕夏又成为大维齐尔。哈米迪耶的效忠者以恢复军团军官势力为目标，接管了军队和海军部。一位非CUP代表伊斯梅尔·凯末尔被选为议会议长，而米赞哲·穆拉德通过自由主义者联盟全力支持新政府。似乎是受到民众真诚诉求的鼓舞——他们要求恢复苏丹的传统权威，在4月15日，要求恢复伊斯兰教法的电报被送至每一个区域的统治者手中，仿佛要把坦齐马特时期从人们的记忆中擦除一样。穆斯林暴徒们开始涌现在各省城镇街头。在阿达纳（Adana），CUP关于恢复议会权力的号召造成了支持革命的亚美尼亚族群和当地支持哈米迪耶军队守备之间的冲突，并导致自1896年以来最惨重的屠杀事件：大约2 000人死亡，绝大多数（虽然并非所有）是亚美尼亚人。[5]而在帝都，随着CUP的高官被暗杀，报社被洗劫，一种恐怖的氛围弥漫开来。外国观察家们此时一定正在遭受鞭笞一样的痛苦：土耳其已经摆脱哈米迪耶专制统治，走向立宪，却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内又重走老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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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世现报。在权力的角斗中存活了近33年，阿卜杜勒·哈米德或许高估了自己解读1909年4月时局的政治敏锐力。他可能也是由于接收了欠准确的情报，尤其是他的老部下、间谍头子伊泽特帕夏在德国大使馆中躲避当时的反哈米迪耶暴徒之后，在1908年8月上旬就已逃遁（德国另一个相似的反哈米迪耶的替罪羊艾哈迈德·里扎，在受庇护8个月之后，成了德国人在君士坦丁堡持久影响力的一个奇妙倒影，且不论是何派系更迭掌权）。29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苏丹都自恃过高。由于对CUP公开镇压，他不得不联合在马其顿地区反抗他的第三集团军中的强大组织，除此之外还有接受过训练的整个初等军官阶层。在将军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的领导下，以及诸如恩维尔·贝和穆斯塔法·凯末尔等青年军官的支持下，一支新的行动部队得以组成，并向帝都行进。4月22日，指挥官们在位于耶希尔柯伊（1878年，俄国人曾在此地短暂驻留）的城门外与被罢免的议会代表和其他政治名人会合。他们一致同意废黜苏丹，尽管到这座城市安全解放以后，他们才会宣布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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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这支行动部队冲进帝都。当阿卜杜勒·哈米德意识到他将要面对的麻烦时已经太迟，他命令自己的军队放弃抵抗，但是仍有一些人拿起了武器。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双方主要交战于塔克西姆、[6]法提赫（Fatih）和位于斯坦布尔的旧高门，并在耶尔德兹宫（正是为了应付紧急状况，苏丹将其加筑成一个武装防御工事）进行了决战。但是，决战并没有耗费太长时间。到了傍晚，守备军战败投降。行动部队切断了供电，使耶尔德兹宫陷入漆黑之中。宫中侍从们“携带着成捆亚麻布和宝石首饰”，逃出皇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儿子们也逃至他们出嫁的姐姐的宫殿中寻求庇护。宫里的宦官和宫女据说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最后，据苏丹的一个女儿回忆，“在这个伟大的皇宫中只剩下了女流之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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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将军塞夫凯特帕夏对君士坦丁堡实行戒严，随着将支持哈米迪耶政权的士兵、官员进行公开处决，整个城市被恐怖的景象包围。两天之后，议会重新召开，并下令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其弟穆罕默德·赖希德（即穆罕默德五世）为苏丹。似乎是为了嘲弄这位受尽羞辱的退位苏丹，CUP决定将他放逐至萨洛尼卡——此地正是密谋推翻其统治的中心。与1908年7月不同，这一次，将不再会有倒退和复辟。塞夫凯特帕夏接管了帝都内的一切军事力量，并被任命为第一、二、三集团军的检阅官，以防支持哈米迪耶的情感再次抬头。CUP这一次真正掌控了权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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